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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科原大厦4层《法律与生活》杂志社 电话：...随时准备“抢”到写一篇稿件的差事，以获取稿费和名声。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昔日身为记者的刘伟亚，今日是一名囚徒。 一个当年在揭露“神医”胡万林之时，被打断多根肋骨的铁血记者为何也陷入了“门”？ 按照刘伟亚在信中的说法：“2000年入京谋生，初在××日报聘职，目睹各种名目的‘走穴’和‘创收’怪象，多年积累的‘美好理想’及对人‘圣洁’之信念几乎被击灭，不甘于长期目睹的痛苦，转做教育媒体……” 后来，做教育媒体让他陷入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他受人之托并收人钱财却无法让一个考生升入某著名学府，就此卷入一起案，领了有期徒刑11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伟亚这封信缘起他的一位名叫李凌的狱友。李凌当年从郑州来京城做打工记者，最终因敲诈身陷囹圄。他因欲向本刊“情动高墙”栏目投稿而来信，记者的回信被李凌拿给在狱外就熟悉的刘伟亚传阅。于是，在李凌一事渐渐淡出视线之时，刘伟亚那封来自同一座监狱的信，再度使记者陷入震撼之中。 在两封信中，李凌和刘伟亚不约而同地用了“无颜之至”一词，称受到刑事处罚一事在“自己的人生和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难以抹杀的污点”，从记者到囚徒的身份变迁“成为一道难跨的‘沟坎’”。 当年的郑州记者群落中，有几人于两年多以前远走传媒业并不发达的浙江。 “特别孤独，时常感觉自己就像孤魂野鬼。”漂泊多年，孤独成了他们最害怕的感觉。 在有许多千万富翁他们也有更多打工者的浙江，在多数同事都是当地人的报社，他们孤独地工作着，孤独地生活着。 虽然工作比较稳定，“赚钱也多”，但是在那个同业竞争并不激烈的城市，他们总是觉得缺少些什么。 记者手记：许多好男儿为了新闻理想远走他乡。他们充满漂泊感的人生，让记者有了另一个名字——漂泊者。 漂泊之中，一些人实现了人生腾越，多数人成为“打工记者”。由于有的媒体并未给他们提供各种保障，甚至不发工资……保障问题遭遇自身欲望时，一些记者甚至如刘伟亚那样的名记者堕落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3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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