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促进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提高他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了解，从而来实现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和价值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实践论文，供大家参考。

1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功能

1社会实践激发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

通过社会实践可以使大学生突破学校教育的时空限制，到社会的大舞台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对自我的人格进行重新塑造。通过社会实践可以有效地将学校的各个部门、各种师资力量、学生所学习的系统知识与社会有机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社会中得到社会身份的强化，培养学生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有效地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不断地接受来自社会的一手知识，认识到自身某方面的不足，教育者根据社会需求的视角不断对教育方式做出调整，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所以，高校应该努力鼓励学生多去进行实践，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2社会实践整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

优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有效整合学工部、教务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校办、团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师资力量，实现学校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可以有效整合校内相关学科资源与社会资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环境[2]。通过各方面的力量相互联络、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形成合力，不仅能将学生所学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更能影响和改变学生的认知结构，使社会实践教育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与目的。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高校会不断加强硬体与软体环境建设，在学生的自我发展中，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3社会实践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社会实践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目标，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让社会共同参与，这不但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利于实现教育的多元化，这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平台。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等方式，不仅能把学生送到校外实习，还可以把社会上相应成功人士邀请到学校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沟通，这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效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

2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实困境

尽管社会实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实施过程仍不够理想，存在着以下问题：

1全体参与性的制度建设不完善

任何教育行为的落实都需要以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否则难以可持续发展，社会实践也是如此。目前很多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制度设计不够，对师生参加社会实践相对缺乏应有的制度建设、过程管理、实践经费与激励评价机制等，因此，整体的实践效果缺乏制度性保障。作为人才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不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单独完成的事情，更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与全面参与，目前高校缺乏各部门的有效沟通协调机制。根据调查，部分学生把参加社会实践作为一个额外任务，对社会实践缺乏整体性认识，实际表现为缺乏主动性。他们认为调查报告交上去也没人看，只要能拿到学分就万事大吉，甚至有的学生弄虚作假，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还有，部分教师参与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不高，高校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2社会实践的参与面窄，参与程度较低

当前高校执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精英实践”模式。主要以高校的学生干部、学生党员、优秀学生等为主体开展社会实践，这种模式有专门的实践场所与组织者，有专项实践经费，是学校或者院系统一安排的假期社会实践。这种模式由于学校重视、经费有保障等原因能取得较好的成效，但能参加这种模式社会实践的学生非常有限。在当前学生参与意识逐步增强、重视个体发展的今天，这种组织模式正不断地暴露出局限性。因为社会实践本来应是普遍性的，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的，而这种模式仅仅把实践的机会集中在小部分学生身上，在大众化教育模式下，这种“精英实践”的模式忽略了普通学生的发展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对大学生人才培养的要求[3]。另一种是“大众实践”模式，这是全校学生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即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由高校团委和院系学工部门在学生寒暑假前所确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在假期中按照就近方便的原则自行联络实践单位参加的社会实践，学校仅进行巨集观管理与调控。这种实践模式可以使全体学生参与进来，但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理想，学生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3社会实践内容、形式单一，缺乏创新

目前，部分高校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种任务来执行，对社会实践的内涵缺乏真正的理解，对待社会实践活动消极被动。具体表现为实践活动设计的规划笼统，实践活动的形式缺乏创新，实践的内容相对单调，实践的实施仅仅流于形式。目前高校采取社会实践的内容仅仅是假期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勤工助学等形式，而与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相联络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对较少。很多高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案多年不变，没有特色，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这样使社会实践缺乏应有的凝聚力、吸引力，无法实现社会实践应有的效果，更别说将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了。社会实践活动要想取得真正的成效，就要结合社会现实，充分发挥所学专业的特长，积极为多数学生提供较多的社会实践活动机会。

4缺乏有效稳定的社会实践平台。社会实践当前的困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高校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平台。有的高校考虑的只是实践的计划能不能顺利完成，学生能否得到实际锻炼，而对社会上企事业单位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结果使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失去了外部支援的动力。由于没有了稳定的校内外社会实践平台，很多学生只能依靠自己的关系联络实践单位，实践地点比较分散，难以管理，这不利于教师及时指导和解决学生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学生往往不愿意参加实践活动或仅仅是敷衍应对，实践的效果可想而知。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也使社会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3健全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体系的对策

面对现实的困境，教育者必须考虑如何健全当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模式，以确保高校实践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援，需要 *** 与高校在实践制度建设、师资力量建设、实践平台建设与考核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也需要学校内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大学生自觉、积极主动的参与。

加强全员参与的社会实践制度建设

在组织领导上，要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职能部门领导及院系分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为成员的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总体负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建设与组织开展等问题，高校要建立定期会议制度，研究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在实践中形成齐抓共管、分工协作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执行机制。学校要建立学工部、教务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校办、团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定期沟通协调机制，通力合作，共同处理在社会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另外 *** 与高校要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经费，根据实际的财政状况尽可能地满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并逐步加大投入，高校要把学生社会实践经费列入学校年度教育经费预算，确保专款专用。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大环境下，教育者与大学生也可以想办法通过企业赞助，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金。

强化社会实践的师资力量建设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指导教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应强化实践的师资力量建设。实践指导教师应在学校的统筹下，各部门通力合作，主要以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政治辅导员、团委教师为主体，也可聘任工作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专业教师担任社会实践指导教师，同时也可聘请社会实践基地的校外专家担任社会实践的校外指导师。高校要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不断加强培训与指导，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与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能力，按照“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原则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同时把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的具体表现和成绩与教师自身的职务晋升、职称评聘有机结合，这样可以充分调动教师指导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鼓励指导教师积极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课题立项、外出考察、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援。

构建有效的社会实践平台

专业实践平台的构建应以学生所学习的专业为依托，强调对学生的专业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构建社会实践平台要加强制度化建设，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断加强，同时应注意加强各部门的协作。主要有以下措施：

①高校要明确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共课、专业课结合的平台建设。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以思想教育与服务社会为主的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借助产学研相结合，以具体科研专案为内容，建立“校企共建”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大学生所学专业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度。

②建立与顶岗实习相结合的平台建设。通过设定勤工助学岗位、党支部共建、社团共建等形式开展活动，选聘优秀学生担任助理辅导员、心理咨询员等，选择心智相对成熟、综合素质相对全面的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帮助学生解决实际的困难等。

③以专业为依托加强校园文化与公益社团的平台建设。建立与专业紧密结合发挥专业优势的公益社团，并加强与其他院系与高校社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公益社团能长期优化发展。

④建立与暑期社会实践结合的平台建设，并形成专业特色的实践品牌。根据调查，“志愿服务”是学生希望参加的实践活动形式之一，高校可形成志愿服务优化的联动机制，加强交流与合作，打造社会实践的品牌。

积极拓展校外社会实践

基地建立稳定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是高校社会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这需要地方 *** 、高校与企事业单位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 *** 应该建立相关制度，鼓励更多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并给予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其次，高校要积极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借助社会资源促进高校的人才培养，帮助企事业单位解决实际困难，与企事业单位实现共赢。通过社会实践，可以在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勤工助学岗位，并积极地把社会实践与大学生自身的专业学习与技术管理创新相结合，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化。最后，企事业单位增强社会责任感，转变用人观念和用人机制，主动为大学生提供成长期的就业实习等机会，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平台。

建立科学的实践评估体系

建立科学的实践评估体系直接关系到高校实践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整合学校各个部门的有效资源。建立科学的实践评估体系，首先要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方案的制定、开展情况，学生撰写的社会实践的报告和社会实践论文的质量等环节都要建立可以量化的评估考核制度;其次要把对学生的考核成绩纳入到学生总评成绩中来，并记入学生档案;最后高校应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奖惩制度，对在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与宣传，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在学生毕业前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该生，同时对于表现优秀的指导教师也要给予表彰与奖励;对于没有完成社会实践或者完成不好的学生，要给予相应的处理等。建立一套科学的、操作性强的社会实践活动评估体系，对高校有效地开展实践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问题

高职院校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管理体制不到位

在高职院校，社会实践是培养学生的重要方式之一，虽然思想上有所重视，但组织保障体系不全。因学生安全、合作单位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学生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在实践活动上，组织形式单一，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这一问题主要受到传统实践模式的影响，实践多是为了完成而完成，没有针对不同学生和专业量身定做合适的实践方式。这样，一方面难以调动学生的实践积极性，一方面学生的收获也会大打折扣。在指导方面，高职院校缺少专业教师的参与。特别是在全员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容易被“放养”。不少院校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精英的实践上，而对大多数分散返乡或自主活动的学生缺乏及时有力的培训指导和检查落实，实践活动常常流于形式。

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相对滞后

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是开展学生实践活动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提高社会实践的效果，但是与我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相比，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大学生高质量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要求。另外，部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存在覆盖面较窄的问题，只能临时性的接收部分学生进行精英实践。

大学生对社会实践重视不够，参与目的不明确

大学生对社会实践重视程度不够，不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即使参加也多是简单应付任务。此外，部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目的不明确。虽然是想通过社会实践接触社会，增长见识，但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实践可以培养自己的计划、组织和协调能力，可以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增长自己的社会阅历。

*** 作用发挥不充分，巨集观指导不足

当前， *** 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政策侧重制定，但并未创造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条件，并未在社会领域形成全面支援社会实践的系统，实践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 要充分发挥巨集观调控作用，通过制定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政策和具体办法，鼓励企事业单位接纳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创造有利条件。 *** 在加强资金投入的同时，更要注重政策引导，让社会各界全员参与，有动力参与。

二、高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创新模式———以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宋庆龄故居社会实践为例宋庆龄故居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社会实践基地，从2008年开始，已有500余名学生参加了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学院充分利用学校、实践基地、学生志愿者和 *** 之间的联动机制，实现了社会实践常态化，增强了实践活动的时效性。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对于宋庆龄故居社会实践的重视

为鼓励广大学生参与宋庆龄故居社会实践，按照学院制订的社会实践实施细则，将实践活动纳入到学分考评体系。学生毕业时，要完成32学时的社会实践，共计2学分。为保证实践活动真实有效落实，系部向每一位同学下发《社会实践活动手册》，要求按照指导内容填写手册，实践单位指导老师给与评分认定。学生实践结束，撰写实践报告并附实践视音讯资料。同时，系部为宋庆龄故居实践同学配备专门指导老师，对于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与及时解答。同时，系部通过与故居指导老师的沟通，对于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同学给与表彰，并作为学生入党推优的重要参考标准。

宋庆龄故居对实践活动给与支援和配合

为了实现宋庆龄故居实践全员参与，文秘系在宋庆龄故居成立了实践基地，学生利用每周末的时间到故居进行常态化志愿服务，岗位包括检票、咨询台服务和展厅讲解，每周都会有6名同学参与其中，每名同学参加4次。故居设立专门的指导老师，每次交接班，老师都会对新的志愿者给与培训，帮助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微笑服务意识和热情讲解意识。此外，故居鼓励学生参加主题实践活动，包括海棠文化节，“小先生”培训，菊石文化节，故居志愿者联合会联谊，《安多利恒花》电子期刊制作等，一方面加强了学生与他人的交流，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奉献精神。同时，文秘系学生党支部与宋庆龄故居党支部开展共建，通过暑期“红色1+1”活动，组织学生党员到故居聆听老志愿者讲宋庆龄精神，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党员增强志愿服务意识。

学生积极参与，将实践活动作为提升自身的机会

宋庆龄故居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青年接受爱国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学生来到故居，一方面可以重温宋庆龄先生的生活点滴，一方面接受宋庆龄先生伟大精神的薰陶，让他们乐于故居实践，志愿于故居服务。每次实践前期，负责同学都会将值班表发给同学，明确每天的工作职责。特别是学生党员实践，要求做到严要求、高标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每组实践结束，需要撰写心得体会，并不定期召开宋庆龄精神研讨会，让学生汇报交流实践心得。实践活动使同学们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信念、人生观教育;进一步强化了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增强了同学们的岗位责任意识，提高了学生们正确认识、处理、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接触社会、奉献社会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也使同学们的自信心、自制力大大提升，学到了课本上不曾有的知识，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大学生社会实践政策落实到位

相关政策规定各级党委和 *** 要为高校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北京市 *** 把支援大学生社会实践列入 *** 财政，给予具体支援。每年暑假，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教工委、文明办、市教委和团市委在市党委 *** 统一领导下，明确各自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学院按照上级部门的巨集观指导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抓好落实。为确保实践活动顺利进行，学院加强安全教育，制定安全预案，给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确保师生参加社会实践安全，并为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实践活动总结期间，学院鼓励社会实践成果申报北京市优秀成果。同时，首都文明办通过在学院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岗来鼓励宋庆龄故居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实践的长效性提供保障。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