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词的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推荐参考： 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比较一、概述李杜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二、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形成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 三、李白和杜甫诗歌的创作方法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卓越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的“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强盛而又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特点，结合经历和思想性格，他的诗篇呈现出与杜甫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由盛转衰的的剧变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造成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把诗人也卷入了社会的底层，也使用笔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卷，逐步攀上现实主义高峰。其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体现在诗人的叙事诗上。 首先，李白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他的诗篇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就是写历史人物，如严子陵、诸葛亮、谢安等等，也往往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化身，这种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诗增添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让读者感到热情亲切。而杜甫常寓主观于客观。杜甫的诗歌，善于把主观的思想内容融于客观的事实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这是杜诗的最大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如《丽人行》，作者从头到尾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的感情和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其次，李白的诗句具有大胆的夸张。“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燕山雪花大如席”等诗句，早已成为文学描写中夸张的典型。而他的喝酒，也是“会须一饮三百杯”，“愁来饮酒二千石”。他的登高，也竟然达到“连峰去天不盈尺”“举手可近月”的地步。这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夸张诗句，在李白那些气势雄壮，豪放不羁的诗篇里，比比皆是，琳琅满目，使人惊叹不已。杜甫则注重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身特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生恨？”这一细节，不仅揭示了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也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和愤慨。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描写。细节描写的生动传神，源于作者对客观现实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第三，李白的大胆夸张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因此，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想象总是那样出人意表，又是那样的天真纯洁，深深拨动读者的心弦。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一些写“月”诗。他喜欢明月，就想象明月可以问讯，追攀和摘揽。如《把酒问月》中写到：“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又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俱怀逸兴思飞，欲上青云揽明月。”他又常把明月引为知己，想象明月可以伴他饮酒，送他远行，解他孤独，寓他乡情，甚至当月色不足时，也能赊些来。现实的世界对李白来说，往往显得狭小，憋闷，阴暗，因此他时常展开幻想的翅膀飞向天空仙境去寻求光明和自由。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运用幻想手法，奇妙的神仙世界，有力地反衬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反映出李白对自由，解放的渴望与追求。而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加工，塑造出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幕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等，组成了一组人物形象画廊。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最后，李白的诗富有奇特的比喻。“轻面把朋友，对面九疑峰”，用山峰来比喻朋友间的猜疑，形象新奇而壮伟。“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用黄河可塞的惊心比喻，来反衬阵亡士卒的的妻子那种绝望的悲哀，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他所写的瀑布、黄河、秋月、山峰皆雄奇壮伟、壮丽、灵活。杜甫的诗句却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就以人物的语言来刻画心理，以塑造形象。《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强和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他的《无家别》，《垂老别》也都用独白写成，《新安吏》、《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年龄，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当然，在李白的浪漫主义色彩中，也包含现实主义的成分。最能体现李白这一特点的是他的游仙诗、写景诗。如《古风》（其十九），前部分写华山仙境，后部分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写的是血流中原的惨痛现实。诗人把美丽的华山仙境与流血的中原大地结合起来，反映了诗人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表现了诗人厌恶黑暗，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关心国家民族的真挚感情。《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等诗体现了这种艺术特色。杜甫的诗以真实反映现实见长，但他的不少作品也透露出理想主义光芒。如《望岳》中的“会将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年青时的自信与豪情。《饮中八仙歌》中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浪漫主义笔调写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呼之欲出，光彩照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突出地显示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 四、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比较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一方面接受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的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的一切的思想。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他在诗歌中用尽夸张渲染烘托拟人等手法，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都体现了诗仙的独特气质和风格。 杜甫开放性的总结发扬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并且寄寓自己的爱憎，使这些形象真实可感，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他的诗歌多用来反映民间疾苦和国家大事。表现手法上，杜甫学习民歌运动中的对话和口语，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更接近人民群众。他的乐府叙事诗，深刻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面貌，成为那个时期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真实写照，深刻表现了他终生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 李白少年好学，喜欢文学。“一生好人名山游”，青年时即离家漫游祖国的大江南北。后被唐玄宗召为文学侍从，但当时政治日渐腐败，不满两年，便因得罪权贵，愤然离去，继续漫游各地。这一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名篇迭出。安史之乱后，李白遭遇不幸，最后在贫困和漂泊中病逝。他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奇色彩，如李白的豪饮、剑术和球技，可谓德才兼备、文武两长。李白，身为一唐代的诗界巨人，被后世推崇为诗仙，已经可见他的才华横溢。所写的诗篇也充分的表达了他的豪迈性格。 杜甫的诗风格迥异，杜甫的创作没有李白那么奔放，相反杜甫的诗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前人的经验，严格遵照各种格式来表达自己。很少有象李白那样一挥而就的神来之笔。杜甫对于作诗是一种严谨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他终生潦倒，颠沛流离。经常为生计而奔波于权贵府邸，靠着自己做的诗词歌赋来换取一些钱财，我理解为只有结构严谨才能博取赏识的缘故。杜甫的处境是非常可悲的，空有一身抱负却报国无门。 五、李白和杜甫诗歌的文学艺术特色比较 李白与杜甫所代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李白的诗歌运用奇特的夸张和想象，往往所表达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盛世情怀，而杜甫运用写实的手法，在意的是对于客体的一种真实的再现。他们一个是浪漫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另外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巅峰诗人。他们的风格导致了文章的基调的不同，读李白的诗，会被其豪迈的积极的心态而拍案叫绝，读杜甫的诗，忧国忧民的沉郁顿挫的感情所感动。所以对于分析他们之间的艺术特色，必须从诗歌的本身还有情感出发。 从李杜的感情基调上比较： 李白所体现的是一种奔放豪迈的美，所以他所折射出来的感情往往是一种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宛如黄河之水奔腾而下的气势磅礴，想象瞬息万变，驰骋于天地之间，穿梭古往今来，来去无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诗人豪迈的情怀使得他的诗歌的表达瑰丽无比，奇特俊逸。杜甫的诗歌往往所表达的是一种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思想，读杜甫的诗感觉他的每一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抑郁之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基调蕴含着忧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博大深远，情感波涛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作者思接千载，首先从洞庭湖的博大气象发笔，骤然百感交集，世事飘荡，亲朋分离，不禁感然伤喟，最后的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足见作者沉郁之情感，每览此文，喟然伤心干。 在创作题材上比较： 李杜的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所用的创作方法也有很的不同。李白的诗歌多有精神世界的描写，在游山涉水中，往往寄托了诗仙的旷世情怀，或积极入世，或蔑视权贵，或纵情山水，但是李白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客观世界总是留下诗仙的浪漫主义情调，具有强烈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写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者的愁不是停留在伤秋悲春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的积极的态度上的基础上的一种豪迈之愁，愁中更有豪气十足。 而与李白截然相反的杜甫创作题材上，杜甫更在意的是一种虚的表达，杜甫会把深刻的情感隐藏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通过对于事物的真实的刻画，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去写作，展现的是无尽之情，蕴含于有限之景中，杜甫在《丽人行》中写杨氏兄妹的奢华并没有直接斥责其荒淫无度，而是对于他们的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的描述进行鞭挞，作者的憎恶之情显露无疑。 从诗歌的体裁和创作的理念上比较：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乐府诗，不爱严整的律诗。从他的代表作上看，大多是以这样的三种诗歌的样式出现，《古风》59首，是他的五古代表作，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李白还擅长写绝句，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有《静夜思》《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历代评七言绝句的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为擅长。乐府诗方面，李白运用旧乐府诗题，语言不事雕琢，浑然天成，正如他所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使之更为精炼，优美，含义深长。而杜甫的诗歌各体兼工，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另外的一方面杜甫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创造了不少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例如“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的代表作有《月夜》《春望》《望岳》《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诗文无不以沉郁稳健建昌，凝重精美著称，杜甫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绝的文字，同时，与李白的浑然天成，不讲究炼字相比，杜甫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其诗歌讲究的是遣词造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精炼严整非常人之能所能及也。

大概总结了一下：一，李白比杜甫豪放，写了很多行乐得诗。杜甫比较忧国忧民，写诗来“砭时”。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二，李白用了很多比喻和夸张手法，而杜甫用刚健的手法来表现他对人类的同情。三，李白擅长七言古诗与绝句，而杜甫擅长五律、七律。

李白的诗，虽朗朗上口但千篇一律。杜甫的诗，虽郁郁寡欢但情感只身。

李杜比较论札记 导言（略） 近一百年来李杜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詹福瑞《20世纪李白研究述略》、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王辉斌《建国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段海蓉《建国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以及张忠纲等人著《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 自古对李杜研究就不太平衡，对杜甫的研究一直重于对李白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对李白的研究才堪与杜甫研究比肩。二十世纪李杜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一阶段，解放后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二阶段，新时期是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把解放后李杜研究分为三个时期，文革时期单独成为了一个阶段。我个人感觉解放后新时期以前的李杜研究虽然有起伏和反复，但是总的思想趋向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十年的中断不是新成果新发现的诞生时期，独立成一个阶段意义并不大。 总的说来，上世纪李杜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作品的研究，包括编辑整理、赏析评论和推广普及。二是对作家的研究，包括对两人生平的考证，对两人思想的辨析。三是对李杜的创作和影响的研究，从审美角度、文学史角度、接受论心理学等众多角度进行了发微和总括。在三个阶段中，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新发展新收获。 上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冲击，“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思潮鼓荡着人心。很多学者学贯中西，开始用新思路新方法来解读传统文化。这一时期对李杜作品的辑刊整理有相当的成果问世，而且很多学者在作品集序或前言中传达了自己的现代的文学思想和见解。比如，很多学者剥去了杜甫身上的圣衣，把诗圣还原为“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像梁启超的“情圣”说（梁启超1922年在诗学研究会的演讲《情圣杜甫》，首开以西方“真善美”为标准评杜诗的风气，针对传统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的提法，称杜为“情圣”，认为是杜诗感情的丰富、真实、深刻，手法的熟练、鞭辟入里，使杜甫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又称杜为“写实派”、“半写实派”，认为杜诗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讴吟时代心理。他还指出杜诗写情的艺术手法是：愈拶愈紧，愈转愈深，或一句一意，或大开大合，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的情绪。）、胡适的“表现人生”说（《白话文学史》中有专章论杜甫，系适之用“真善美”、“写实主义”来分析、评价杜诗。艺术上，胡著还认为“问题诗”是杜甫的创体，其乱离中诗歌的艺术风格是：观察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以及闻一多的“文学与良心”说等等。这个时期对李白的身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而深重的国难家难又使很多学者在对杜诗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共鸣。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成熟稳重，太主观，但是很有启发性，理论也比较全面比较系统，为后者搭建了一个成型但还有广阔发展空间的理论系统，能够引领后世学术研究的潮流。 第二个阶段李杜研究明显受到了政治的左右，学者们的研究虽然仍然沿袭了解放前的李杜研究的范畴和思路，但是在理论上有了明显的新变，一些新思路比如“阶级性”、“人民性”、“现实/浪漫主义”被用来指导和诠释李杜研究。因此，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两结合的观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还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儒法斗争论”，以及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对杜甫的一些错误的阶级分析论等等。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踏实而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傅康生、萧涤非的杜甫诗论和詹锳、林庚、王运熙、王瑶等人的李白诗论；张元济、叶嘉莹等人的杜集整理和詹锳、苏仲翔的李集整理等等。但这个时期也充斥着幼稚化、机械化或者繁琐化、政治化的理论和认识。 第三个阶段，也便是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是从对文革时期几部作品的集中但也非常实事求是的批判开始的，并很快步入了正轨。这个时期的研究是解放后最繁荣、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比较解放，学术队伍也不断壮大，专门的学会和期刊纷纷成立。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对李杜研究的繁荣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长期的压制促成的逆反，还有经济大潮冲击下形成的学术胡萝卜：以专著和论文为量化指标的学术成果直接关系到学者们的一些生活要素，此外还有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资料的丰富和完善。 新时期二十几年，李白研究的著作出版了近百部，论文1700多篇，而杜甫研究的著作则超过一百部，论文接近3000篇。因为后面的论述还要分别概述新时期的李杜研究概况，所以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李杜研究的学术进程。 刘跃进在他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一书的序中曾举一例，给我印象颇深。近代的学术大师黄季刚先生曾因“辽东白豕病”的典故来训诫那些闭门造车的学生，说的是辽东某人家中出现一头白毛猪，便视为奇物而决定献到京城邀赏，结果在路上他发现白毛的猪非常得多，只好默然折反。作者进一步指出，现在做学问应该避免把别人说过了的东西当作新创见提出来，应该多了解学术动态学术现状而避免“辽东白豕病”的现象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此次李杜研究工作给我一个启示，那便是要探研问题则必须先摸清该问题的学术历史和进展。

对比李白和杜甫，杜甫是个风格的异同，就是在于它们都非常夸张豪迈，这是他们的诗词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