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杂志女孩数量不足

中国人重男轻女，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事实。从逢年过节女孩不能上桌吃饭，到父母只愿意把家业留给儿子，再到过去残忍地溺死刚出生的女婴，相信不少人都能痛陈自己家乡的劣迹。有意思的是，尽管五、六十年前中国也盛行重男轻女之风，但那时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没有格外畸形。反而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性别比开始骤然升高。毫无疑问，计划生育在背后一定起着某种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许多重男轻女家庭的惯常做法是，生出女儿就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由于整个社会生育率非常高，从统计学上看，中国人既如愿以偿地要到了儿子，也没有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但计划生育的到来，打断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育进程。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朱维兴(音译)与另外几位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文，指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带来不同的性别比失衡。朱维兴团队将中国所有省份分为三类：第一类省份执行计划生育最坚决，大约只有40%的夫妻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能生第二胎;第二类省份执行政策要宽松一些，所有人只要第一胎是女儿或者第一孩让生活陷入某种“困难”，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三类省份允许所有人生二胎，甚至是三胎、四胎。朱维兴团队发现，第二类省份——海南、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整体性别比失衡最严重，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第二类省份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重男轻女大省不谋而合。事实上，第二类省份是在暗示“儿子比女儿重要”：生了一个女儿，可以补生一个儿子;第一类省份政策虽然严厉，不过它们本来就是重男轻女相对较轻的地区;第三类省份，即使重男轻女也能通过多生来达到目的，不必做出残忍的性别选择。计划生育政策让重男轻女的地区不得不人为选择有限的男孩，放弃女孩。那人们通过什么来人为选择呢?答案就在于上世纪80年代普及开来的B超技术。2014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玉宇与几位学者测算，整个80年代，中国各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里头有40%-50%都是B超的贡献。此外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男婴出生比重越大的地区，女婴死亡比例也会越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数据不应该产生联系)。2013年，复旦大学曹萌等人研究了女婴死亡性别比的地域差异，结果显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历史上最喜欢溺女婴、弃女婴的地区，1980-2000年女婴死亡率出现了陡然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