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蠕虫论文

将蠕虫装在一个毫米厚的凝胶状的鞘中，在鞘 中装载抗癌药物，之后蠕虫会蠕动到癌细胞附近，达到精准治疗的效果。

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县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粪便中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差不多同时，一位英国医师在解剖一例福建籍华侨的尸体时，在其肠系膜血管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从而用现代医学手段科学地证实中国有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早在20年代对日本血吸虫在中国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部分流行区开展了小规模调查，至1949年，血吸虫在中国地区分布的轮廓已被初步确定。1949年以前，对中国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已证实并确定其种名者有6种，分别属于3个螺属。此外，陈方之、甘怀杰、姚永政、李赋京等对钉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感染强度以及生态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开展了灭螺试验。 1880年，曼松在厦门于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见并殖吸虫卵，但直到1930年应元岳在浙江绍兴兰亭发现两例并殖吸虫病人，才最终确定肺吸虫病也存在于中国。此后草药中国学者对该病的流行病学、病源学及地理分布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发现了新种。1934年，吴光、屈荫杰等在浙江绍兴的蟹体内发现并殖吸虫囊蚴；1942年Asada证实在东北地区的三种喇蛄有并殖吸虫囊蚴感染，从而确定了石蟹与喇蛄为中国肺吸虫病的传播媒介，浙江和东北为中国肺吸虫病的流行区。与此同时，陈心陶在广州怡乐村发现一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发现两种并殖吸虫，一种定名为林氏并殖吸虫，另一为感染啮齿动物之并殖吸虫，并分别在螺及蟹的体内发现了相应的幼虫。 近代医学文献中有关中国丝虫病的记载始于1871年，在海关和教会医院工作的外国医生，先后记述了中国丝虫病的发现与感染情况。1878年Manson在厦门首次证实蚊子为班氏丝虫的中间宿主及传播媒介。1926年以后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冯兰洲于1931年在厦门除发现班氏丝虫外，又查到了马来丝虫，从而证明中国存在着两种丝虫，并于1933年对这两种丝虫的鉴别要点作了描述，确定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并对马来丝虫的幼虫在中华按蚊体内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在当时条件下，调查工作多局限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到解放前夕，中国对丝虫病的了解很少。至于防治工作则无人过问。 许多学者，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通过对不同人群、患者的粪便检查或尸体解剖，进行了肠道蠕虫病的调查，证实还存在其它肠道蛹虫，如：华枝睾吸虫当时已自南到北、由东到西做了较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广州一带华技睾吸虫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调查分析，并就其引起的合并症，如胆囊炎、阻塞性黄疸、肝硬化及与肝癌的关系均作了观察报道。关于布氏姜片吸虫的分布，当时已知达10省之多，唯各地分布明显不均，呈散发状。当时中国学者指出人体囊尾蚴病在中国并非罕见，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囊尾蚴可在脑内寄生，因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对猪肉绦虫在中国的严重性不应忽视。关于蛔虫引起的各种合并症，如胆道蛔虫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许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