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代医学论文

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困境与出路健康与疾病是生命活动的两种基本状态,也是医学认识的永恒主题。医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探讨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并寻求对两者的划界。这种倾向与努力,在近代生物医学模式中趋于实证化与精确化。但生命现象的系统性、复杂性,决定了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难以逾越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已成为当代医学面临的难题。1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疾病与生命俱来,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永恒的苦难。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远比对健康的认识要早得多。目前医学史界普遍认为,原始时期的医学与巫术混沌不分。公元前5世纪前后,受自然哲学的启迪与影响,古希腊与中国的医学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开始了对健康与疾病的理性思考,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它把健康与疾病视为一种自然过程,把生命机体的动态平衡状态称之为健康,反之则视为疾病。因此,稳态与适应是生命有机体健康生存的目标。古希腊与中国医学在理性医学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它所倡导的整体、动态的生命观念在现代医学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在医疗实践层面上虽然极具战略指导意义,但可操作性并不强。16世纪,近代医学在动物与人体解剖的基础上勃然兴起。此后三百多年,它借助于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认识健康与疾病,从而形成了所谓生物医学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与精确定位。其二,对生命现象与病理现象的物理、化学诠释。以此为基础,生物医学模式建立了生理功能的健康观与疾病观,也即把生命机体功能的正常状态视为健康的必要条件。当然,所谓“正常”乃是以物种的共性为标准,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常意味着健康,它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完成它作为种的代表所固有的机能。反之,疾病是功能的紊乱或失调,它是个体丧失充分完成它所固有的物种特有功能时的一种生命活动状态。具体反映到临床实践中,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或异常的标签,也是划分健康与疾病的可操作判据。生物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尤其是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与精确定位,导致了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体制的建立。它①广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广东广州510182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医学对疾病的技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健康水平。但受限于机械自然观,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理解了生命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之对还原分析法的过分推崇。因此,它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与划界有其固有的缺陷与无法超越的困境。2困境生物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划界标准隐含着两个前提:其一,健康与疾病是完全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定义;其二,有关健康与疾病的判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无关。然而,无论从医学认识或是临床实践的角度看,这两个前提都失之片面与武断。生物医学模式在对疾病的还原分析中,强调疾病是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害作用的一种反应,并把症状与体征作为标签。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与科赫建立的特异病因说,为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一个最为“经典”的疾病概念:疾病是由特异病因造成的具有特异病理改变和特异诊候群的临床诊断单元。显而易见,它立足于临床诊断与治疗,注重的是疾病的结局而不是过程。事实上,疾病的发生是一个动态的病理过程,有时需要进展很久才会出现症状与体征。在症状与体征出现以前疾病业已存在,称为亚临床疾病(或无症状疾病)。例如:无症状性缺血心脏病就无临床症状,但医生根据心电图可以诊断。因此,单纯依赖症状与体征定义疾病本身就显得过于狭窄。更为严重的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忽视,使它把健康与疾病视为一块硬币的两面,并借助对疾病的定义,简单地把健康定义为“无病、无残、无伤。”对健康的这种消极定义,具体反映在医疗实践中便是对养生与保健的忽视。对此,威尔逊有精辟的认识:“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机能失调体征上,把健康解释为无病,并倾向于排除对机能良好者的分析。我们对不正常的认识很多,但对正常的认识却极少。因此,我们对预防疾病和促进机能提高的努力反而放松了。”[1]122回溯历史,古希腊的医学传统强调的是生命整体的动态平衡,稳态与适应是维持健康之道。所谓疾病的治疗,着眼点也在于如何促进生命机能或其“自然力”的恢复。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实证、精确定义与技术干预,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承认疾

希波克拉底坚信人的各种疾病均是生理失调和外界影响所致，并首倡体液学说。他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外在条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强调医生应注意各种因素对人体的影响，这与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十分接近。在病因和治疗方面，他也有很多创见，如强调自然法，不轻易用药而相信自然的康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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