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杂志余云岫

为维护理性而论争由于长期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弱民贫，社会黑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群众中积压着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迫切愿望，有识之士急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种气候下，极易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形成一种浮躁的、激进的思潮，主张极端的激烈的变革，而且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于是，杜亚泉的冷静观察、深思熟虑，就显得似乎过于稳健、持重，从而被认为过于保守了。然而，杜亚泉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思维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观点。他又是一个好辩善辩的人，平时常与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评论时局。据当时一起在座的周建人先生等回忆：杜很爱讲话，讲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谈，常涉及各种问题，科学的、社会的；他的意见常和别人不同，争辩起来，总是他的声音盖过别人，他那苍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还说，杜在与人争论时，“总是一面点着头，将说毕时还带着笑，这笑透进对方的心里，会使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正确起来。”杜的这种性格，在他主政《东方杂志》以后，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人的笔墨论战。这种论战，有文字可考者，最早为1918年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以后是1919年底与蒋梦麟的关于何谓新思想的论争，1920年与余云岫关于中西医学的论争，1927年初与李石岑的关于新旧伦理观的论争，以及1927年10月与朱光潜的关于情与理的论争等。这些论争具体内容虽不同，但从实质上看，都是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一个是东西文化问题，一个是理性问题。而这两者又是有关连的，杜亚泉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兹分别介绍如下：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杜亚泉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传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杜亚泉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否定该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融合调和。陈独秀则主张彻底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杜亚泉虽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并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足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者。1917年，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其经济目的不在充足社会生活所需要之资料，而在满足少数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大炽，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战争万能主义。“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他对中国人民传统的爱和平、讲中庸、尚仁义、重民本及均贫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这也是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当然，他也很明白，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的贫弱，所以他一再强调对该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有“确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长，补我之短”。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迷乱的现代人心》，批评了西洋文明在中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认为要救济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钱智修和平佚著译的文章，他们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同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接着，陈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二文，对杜等进行了严厉抨击。杜亚泉虽于同年12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予以回驳，但由于商务印书馆当局顾虑与当时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及营业，竭力劝杜亚泉改变观点，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入选，杜被迫只好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此后，杜虽未再直接对陈作出回应，但仍通过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辞去主编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确表示：“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对世界未来文明之创造，亦应有所贡献。“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很坚定的。现在看来，杜亚泉和陈独秀当时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杜代表的是稳健的中年知识分子，而陈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进派。有人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与反对新文化之争，这是不当的。杜亚泉和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虽未继续下去，但影响很大，很多学者都卷了进去，延续时间很长。王元化先生曾评论说，当时论战“思想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80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如何以科学法则刷新之？如何吸取西方文化？两者能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有益于人类的新文化?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观点，后来又反映在中西医药的问题上。1920年，余云岫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一文，彻底否定中医理论，不久，杜即撰文《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反驳。余云岫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要斩钉截铁把这点以伪乱真空言欺人的勾当，一起看破”，“一切打空”。杜亚泉则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它全无道理，只是它们没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结合，恐怕还有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些呢。”他还用西医关于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出发点血、气二字，进行科学的阐述，用中西医对照参考各种疾病不同的看法与称谓，逐一分析对比，找出内在联系。并建议：“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之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而在这之前，杜还曾在《中西验方新编叙言》一文中提到：“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符节”，“融合而贯通之，实为现今学者之责任”。看来，杜亚泉或许是提倡中西医结合的第一人呢。关于理性问题的论争杜亚泉在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受到挫折以后，虽然他的政论生涯基本上停止了，但他对理性的信念，仍然有着执着的追求，所以后来当他看到有违反理性的言论时，仍然忍不住要讲上几句，与人辩论一番。1919年10月，蒋梦麟在《时事新报》发表《新旧与调和》一文，提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的观点。次月，杜亚泉即在《东方杂志》发表《何谓新思想》一文，提出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到了1927年，杜亚泉又在《一般》杂志上先后与李石岑、朱光潜就新旧伦理观、感情与理智等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中心内容都是关于理性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何谓新思想？蒋梦麟认为：“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向那进化方向走的。”他说：“抱新思想的人，既视现在的生活为不满足，现在的知识活动为不能得到充分愉快，所以把固有的生活状况与固有的知识就批评起来。”“态度变了，用官觉的方向就变，感情也就变，意志也就变，理性的应用也就变。”杜亚泉则认为：“态度非思想，思想非态度；态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动于内；态度为心的表示，且常属于情的表示，思想为心的作用，且专属于智的作用。”他说：“思想者，最高尚之智识作用，即理性作用，包含断定推理诸作用而言；外而种种事物，内而种种观念，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此关系成立以后，则对于从前所附之关系，即旧思想而言，谓之新思想。”他举例说：人权由于天赋，主权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对于皇权神授的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反对阶级剥削的民主的经济思想，对于民主的政治思想而言，是新思想；生物因生存竞争而进化，对于生物为上帝创造之说而言，是新思想；人类互助进化的思想，对于竞争进化之思想而言，是新思想；公产之社会主义，对于因袭未变之个人的经济思想而言，亦谓之新思想。杜亚泉嘲笑当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思想、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是“假冒新思想的人”。二、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原动力是什么？蒋梦麟认为，感情和意志是造成新思想的原动力，而徒有抽象的理性，是造不出新思想来的。朱光潜也认为，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他说，理智之来，常不在行为未发生之前，而在行为已发生之后，人们为了为行为解释辩护，才找出种种理由来，这就是理性化。杜亚泉反驳说：“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先改变感情与意志，然后能发生新思想，是将人类之理性，为情欲的奴隶。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及要的缘故，此是西洋现代文明之根柢，亦即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根。我喜欢他人的土地，要用武力来侵略他，就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竞争主义来说明；我喜欢他人的产业，要用资本来侵略他，就用亲善和平协助种种道理来说明。其结果一切哲学科学，都变成武人及资本家的工具。此种活思想，乃听人随其情欲而活用的思想，其价值何在?”?三、人的生活是受感情欲望，还是理智的支配？李石岑认为：“理智产生于欲望，人类为求欲望之圆满发展，才有理智。”“理智不过是欲望的一种工具，是生命保存和生命扩张的一种工具。”“欲望是因，理智是果，欲望是主体，理智是客体。”他说，理智抑制欲望是旧伦理，而欲望支配理智是新伦理；从前的道德说是从理智出发，是禁欲主义，现在的道德说是从欲望出发，是导欲主义。杜亚泉则认为，人类的欲望与动物的本能不同，它是从理智产出；理智是因，欲望是果，单有欲望不能产生理智。他还指出，禁欲与导欲，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两面看法罢了。一个成人的行为，通常总是从几个欲望中，经心意的选择后，才决定实行；选择的结果，一个被选的欲望因理智的作用而得到满足，其余落选的欲望，就不能不受理智的抑制。可见理智对欲望的禁、导是同时存在的。理智若没有禁欲的能力，同时也就没有导欲的能力。理智的责任就是“辅导那较为自然较为正当的欲望，来压制那不自然不正当的欲望”。四、理智在生活中的价值。朱光潜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纯任理智，则美术、宗教、爱情对于生活就毫无意义。杜亚泉反驳说，理智和情感，都是人生所不能没有的；我们主张以理智指导情意，正是有了情意，所以要指导；人类惟有理智，才知道美术、宗教和爱对于人生的意义。所以艺术、宗教的发达，爱的普遍，仍然是理智的功劳。朱光潜又认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刻薄寡恩的；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他说：“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而不是问心的道德。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杜亚泉指出朱把“心”与“理”对立起来的错误。他说，理性原是人类精神中的一个要素，决不能把“理”提出在“心”之外；“情是盲目的，没有择别道德的本领；道德不道德，总要靠理智来择别。”因此，“人类应该开发理智来指导感情，随处修养，到了工夫纯熟，才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做到情理一致。”朱光潜还认为：“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极微末，极薄弱的。”他说：“宇宙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都只有目的而无先见。”所谓有目的，是说生命是有归宿的，是向着某固定方向前进的；所谓无先见，是说在未归宿之先，生命不能自己预知归宿何所。杜亚泉则认为，无先见是生命的原始状态，而在生命进行的过程中，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承认，人一生行为的结果，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原不过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不能先见不能预期，所以有许多人还迷信命运气数以及神佛等。他说：“我希望我们人类，理智日益发达，把不能先见不能预期的部分逐渐缩小，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部分逐渐扩大，这就是我们生命潮流中努力的倾向。若是因为现在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薄弱，而要窒聪塞明，任情纵欲，其结果不是发生听天由命不求进步的保守主义，就是发生专事破坏不顾一切的工团主义了。”朱光潜嘲笑尊理智抑感情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是想由现世纪回到十八世纪（指十八世纪的理智主义——笔者注）。杜亚泉反驳说，从前的哲学，全求诸理智，从前的心理学，以理智为一切行动的根源，这确是错的。但是近来附和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却变本加厉，蔑弃理智以徇情欲，这却是大错特错了；宇宙意志、生命意志都是盲目；理智原是后起，由生命的意志产生，但理智产生以后，它就负起了支配生活和指导行为的责任；“我以为尊理智抑感情的倒车，至多开到十八世纪，尊感情抑理智的倒车，却要开到原生动物的时代了。”上述的这些论争，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可以归纳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究竟应该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予以理性的思考，还是从主观的意志出发，任凭感情的驱使。杜亚泉的根本态度是始终一贯的。胡愈之先生后来以《东方杂志》编辑部名义撰写的《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中，有过一段很确切的评述：“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杜亚泉的思想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他错误地把中国的某些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他认为孔孟的“亲亲爱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及使“黎民不饥不寒”等主张，说明“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流弊和糟粕，也认为对传统文化要“科学的刷新”，但他并没有讲清哪些需要刷新，哪些应该保存并发扬。特别是他有时在提到传统的伦理道德时，仍然用“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这一笼统的概念，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和反感；尽管他实际上已经在许多论述中剔除了其中包含的封建糟粕，并在自己的言行中加以抵制和反对。他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本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虽然看到了西方社会“经济势力全操纵于少数阶级之手”，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竞争、扩张、强权、侵略，构成了对人类生活的威胁，并导致了世界大战，但并未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相反冀望用道德力量消除它们。他特别主张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克服西方社会的弊病，认为它“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