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杂志病理

中国在病理学研究方面的相关成就如下：

早期的病理学研究大多是一些传教士医生对当时中国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例报告。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其中报道最多的是霍乱、天花、伤寒、菌痢、血吸虫病、结核病、传染性肝炎等，真正涉及病理学的文章则甚少。

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中华医学杂志也仅偶然刊登关于病理学的有关文章。1922年朱恒壁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剖尸体之商榷”的文章，不仅强调了尸体乃“为医学谋进步，为人命谋保障”之举，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瓦心。

(Warthin)解剖尸体记录法，这一记录法与目前在各医学院校所填写的尸检记录相差无几。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报告了11例日本血吸虫病的尸检材料。1926年李赋京写了一篇题为“病理学的进化史”的译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西方器官病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

1927年陈方之根据自己留日期间的工作经验，发表了题为“血经病全部之略说”、“血经病之脾肿”等文章，用肉眼及镜检详细观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虫之后的病理变化。1929年，我国病理学者胡正祥和谷镜汗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分别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中国人动脉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论文报告。

胡正祥在30年代从事黑热病病理形态学和实验研究，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并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他还观察了朗罕氏巨细胞和异物巨细胞的表现，提出并证明确实存在一种主要是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并利用超活体染色法鉴别大单核细胞和吞噬细胞。

中国病理在前辈病理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经过新一代病理学者的努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队伍和条件的建设上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疾病谱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开展好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医学发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面对这一任务，中国病理学的发展具有充分的现实条件和广阔的前景。

当前，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大力提倡和开展病理尸检工作，充分利用中国充丰富的疾病材料“资源”，积极发展中国的人体病理学，也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术。

同时这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术，加强中国的实验病理学研究，使中国病理学的发展跟上世界病理学发展的步伐，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当是中国当代病理学者的责任和任务。

会给通讯作者发邮件告知通讯作者投稿是否成功以及审核情况。《中华病理学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基础性和高科技学术期刊。截至2014年12月，杂志编委会有顾问1人、编辑委员95人、特邀编委31人、海外编委23人、特邀审稿专家82人。据2018年11月2日中国知网显示，杂志共出版文献3638篇、总被下载285983次、总被引30485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据2018年11月2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杂志共载文5295篇、被引量为29831、下载量为429583，2015年影响因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