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内科学发展简史论文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上古黄帝天真聪敏、不懂就学、不耻下问。他常常询问、求教歧伯等人以去伪存真，但求甚解；对医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黄帝承前启后，集前人临床实践和医疗理论之精髓而著成《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医学从一门实践医学，萌发出专业理论。它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解剖、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方面，为中医学开创了理论基础。它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历代医家在中医学临床实践和医疗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至汉代以前药物学的总结，共收录有365种药用物，进行了分类。以药性分为寒热温凉，以药味分为酸苦甘咸。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公元145年～219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理论，著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首次提出了运用“理法方案，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发展了方剂学共363余方，配方严谨，药味精练，在病因和发病学上提出经络受邪入脏腑的论点和血瘀、房室、外伤三个学说。同时代名医华佗（公元141年～208年），他精通于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创用麻沸散，经麻醉后而施行手术，据记载有三种：①剖腹扩创，②刮骨疗毒，③脑外科手术。至晋代名医王叔和（公元210年～285年）著《脉学》十卷，使脉学的方法与理论更加系统化。公元610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主持编撰著成《诸病源侯论》50卷，深入探讨了疾病的发病原因。其中论述绦虫病，认为是吃不熟的肉类所致；患染症与人体的反应体质有关；患传染病是外界有害物“乘戾之气”所致；麻疯病有初、中、晚三期之分等丰富内容，反映了医学临床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与提高。唐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年～682年），著成《千金要方》30卷，包括临床各科、诊断、治疗、针灸、食疗、预防、卫生等方面，如避瘟方中多用雄黄；朱砂用作消毒药品；治痢用白头翁、苦参、黄连等；甲状腺肿大系久居山区因水源所致；夜盲病人可用动物肝脏治疗。首次列出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关于妇、儿病的特殊性论述很详细，使妇、儿科从内科分离出，成为单独的学科。《千金翼方》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疼痛等论述更为突出。记载有800多种药物，对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作了记述，补充了治疗方法。也记载了从印度等传播来的医学知识，表现出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文化知识的敏锐和胆识。金元时期，中医学百家争鸣，后人称之为“金元四大家”的代表人物和论述有：刘完素（1110-1200年）的“降火益水说”的“寒凉派”，其代表作《素部玄机原病式》；张子和（1156-1228年）的“邪去正安说”的“攻下派”，著有《儒门事亲》；李东恒（1180-1251年）的“胃气为本说”的“补脾派”，著有《脾胃论》；朱丹溪（1281-1358年）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的“滋阴派”，著有《局方发挥》。明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著成图文并茂《本草纲目》25卷，载药1892种，附方11，096条，可谓国之药典。清代由于瘟病的流行，医学家对瘟病的学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著有《瘟病条辨》、《温热条辨》、《温热经纬》、《温证论治》，对瘟病的病因、病理、和辨证论治有了新的、系统的论述，弥补了不足。1408-1643年间，据史书记载的、大规模的瘟疫病流行共有39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瘟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的暴发，给医学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明末清初名医吴又可（1592－1672年）在临床实践中仔细观察个体发病症状，研究病变规律，在人群中的表现形式，深入分析瘟疫流行特点，进而探讨疾病发生或流行的规律，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新观点“戾气说”，著成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病论》。吴又可精辟地论述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在既无显微镜、也无微生物学说的时代，精辟地指出“戾气” 存在于自然界但人看不见、闻不到、嗅不出。吴又可观察到和描述了多种类型的“戾气”，认识到不同“戾气”可引起不同种类的瘟疫：“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吴又可总结出瘟疫流行的两个特点：流行性和散发性。在治疗上主张急症急攻，逐邪为首；重视攻下，补泻兼施；他也曾设想如果有一种治疗“戾气”的特效专一药，就不必配制方剂。他对瘟疫病的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流行、爆发和少数病例的特点，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展了中医学对流行性传染病的认识；根据瘟疫病特点把它与伤寒和瘟病截然分开。中医对医学的另一伟大贡献是（免疫）预防接种。据记载早在16世纪，中医师就开始使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具体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菌法、水苗法。17世纪已推广至华夏各地。1688年，俄国医生学习了这种接种方法，后又经俄国传至土耳其，并于1717年英国医生在土耳其学会了种痘。此法在英国应用了八十年。在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将其发展为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现代中医学有新的发展与进步，针刺麻醉的进一步研究；靛玉红的分离提纯，它对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显著疗效。青蒿素的分离、纯化、鉴定，它对对间日疟或恶性疟疾的特效专一药治愈率达98%，中医对人类健康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医学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与自然界具有统一性，可谓“天人合一”。中医学持续地进步发展，从直观的望闻问切，定性和半定量方式，从“手抓配药”到“称量制药”，从几种上百种药材，发展到成千上万种药用资源，“辨证施治”，对疾病认识的深化精确，对有效与有毒副作用的取舍，发展使用各种医术医技治病，发展创造出了各种医疗器械、理论学说。从药物的外敷内服，刮痧、针灸、按摩，到切痈去肿，整骨夹板，麻醉，刮骨去毒除病。中医学发展应当继续开放胸襟，勇于推陈出新；从基础理论上深入，在技术、实践上发展、提高、实现中医现代化。为病患和人类的健康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医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保障人类持续的健康，而健康的概念应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的完好状态”。换句话说：中医学应理直气壮地深入应用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应用抗生素，使用核磁共振，实施器官移植手术，即应用现代一切先进的理论与科学技术，迎接和探索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由于太古时期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便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 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李绩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为了适《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所以可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以后每隔一定时期，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国内药品的现实消费市场是城市居民，农村是巨大的潜在市场，医药市场容量还将进一步扩大。中药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其中成药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2013-2017年中国中药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统计，我国有80%以上的城市居民自行购买过中成药。巨大的需求为国内中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各省市医药、中药、生物医药“十二五”规划显示，大部分省市预计其中药产业增长率在20%-25%之间，部分省市预计在30%以上，少部分省市低于15%。在几大中药重点省市的规划预测中，中药行业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山东省年均增长率或达30%以上，四川、江西分别在25%、23%左右。预测，“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将保持年均12%以上速度的增长，到2015年总产值超过5590亿，但综合各省市的具体规划，预计我国中药行业整体增速高于中医药事业展“十二五”规划的预测，年增长率或可达20%以上，到2015年中药行业工业总产值或将达到7000亿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