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宁的研究论文

1982年他正式被评为博士，成为了我国建国以来的首位博士生。马中骐已经在2005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他也没有停下学习，仍然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时刻贯彻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创办于1898年，1902年开办预备科和速成科。速成科下设仕学馆和师范馆，学制三至四年。师范馆设数学物理部，标志着中国数理方面高等专业教育的开端。 1913年夏，理本科理论物理学门（不久改为物理学门）开始招收本科生，这是我国最早的物理学本科，也就是北大物理系的开端。第一届学生丁绪宝、孙国封等5人于1916年毕业，成为我国最早的物理学本科毕业生。1917年在当时的理科学长，曾留学耶鲁大学、柏林大学的夏元瑮教授主持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建成预科两年、本科四年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课程设置。1917年蔡元培校长到校后组织各学科教授会，物理学教授会于1918年1月成立，选何育杰为主任，相当于后来的系主任。1919年，北京大学进一步废文、理、法科之名目，开始设置系级行政单位，物理学门改为物理系，至此才有北大物理系的名称。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物理学门与数学学门的学生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数理学会。蔡元培在致辞中说：数理之学，发达最早，应用亦最宏，有以数学讲音乐者，有以物理讲社会学者，故谓数学物理为诸科学之基本。学会首批会员达40余人，经常邀请国内外学者作学术讲演，并与国内外大学的数学物理学会进行学术交流。1919年1月，《北京大学数理杂志》由数理学会发行出版。这是中国较早的大学自然科学刊物，在传播新知识方面颇具特色。爱因斯坦狭义及广义相对论分别于1905、1915年问世，该杂志很快就予以介绍。当时军阀混战，学生在生活十分清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刊两年，实属难能可贵。1925年经丁西林、李书华等人的努力，能开出62个预科实验、69个本科实验和两学年的专门物理实验，教学实验室初具规模。1930北京大学决定筹办研究科，北大物理系的首批研究生是于1935年录取的马仕俊、郭永怀、卓励、赵松鹤，到1937年，已系统地开出了研究生课程。 1937年，日寇入侵，华北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至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合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有对中国物理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元老饶毓泰、叶企荪、吴有训；有学术造诣精深的教授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朱物华；还有抗战开始前后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孟昭英、于瑞璜、范绪筠、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他们当中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饶毓泰、叶企荪、吴有训、吴大猷、赵忠尧，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委员的有11位，真可谓群星荟萃、济济一堂。由于仓促内迁，仪器设备丧失殆尽。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方筹措，从国内外购得必要的仪器，经越南海防和滇越铁路运至昆明，保证了实验课的开出。由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物理界的精英，因而在课程的设置与教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原三校物理系的教授互相促进，积极向上，带动青年教师和学生进入学术研究前沿领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 年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北京大学迁回北平，物理系也随之复系，进入恢复时期。 教师们收罗仪器，自编自印讲义，课程设置基本上沿用自西南联大。当时大多数知名学者都在国外，1946年在校的教授只有饶毓泰（兼北大理学院院长）、郑华炽（兼北大教务长）、赵广增、马大猷（兼北大工学院院长）等。至1951 年，随着江安才、张宗燧、胡宁、朱光亚、虞福春等一批知名学者回国任教，北大物理系的教授阵容才逐渐恢复壮大起来。1949年建国初期强调为国家建设服务，赵广增教授带头开展光谱分析，翁文波教授为毕业班开设地球物理勘探课程。1952年，北大物理系为我国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毕业学生中，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于敏、刘光鼎、邓锡铭等。 1952年秋，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物理系的大部分和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的气象部分合并成北京大学物理系，设物理专业与气象专业。这是继西南联大后的又一次师资大联合。有来自原来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赵广增、胡宁、黄昆、虞福春，来自原清华物理系的周培源、叶企荪、王竹溪、杨立铭、洪朝生，来自原燕大物理系褚圣麟。 院系调整后物理系学生数量大增，从培养少数学生发展到整批地培养物理人才。每年的学生人数从原先最多二三十个一下子增加到近两百个，1957、58年维持在三、四百人，1959年初，物理系因学科建设和规模的急剧发展，将地球物理和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由物理系分出，建立了地球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分成三个系后，物理系每年招生的人数仍有一百五六十人。 学习苏联的教学体制是这个时期北大物理系的特点之一。物理系的教学体制从美国的4年制转变为苏联-欧洲的5年或5年半体制，前4年为基础课，后 1年或1年半为专门化训练或毕业论文。52年全面学习苏联后，53、54、55三个年级改为5年制、56级以后又改为6年制。1956年，根据中国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集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五校师生到北大物理系，在黄昆、谢希德教授的主持下，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 1955年，为了尽快建立中国的核工业体系，中国在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的前身）。先后从中国全国抽调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卢鹤绂、徐光宪等著名科学家和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孙佶、张至善、陈佳洱、孙亦梁、吴季兰、刘元方等来北大开展筹建工作，学生亦调自各大学。1956年中国自行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毕业。1959年初物理研究室改为原子能系，1960年又改为技术物理系。 文革过后，物理学科各方面工作百废待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学校秩序开始步入正轨。 教学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后，本科学制改为4年，从1978年和1982年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北大物理的教学和系列教材享誉国内外。王竹溪、黄昆、虞富春、赵凯华、郭敦仁、曾谨言等名师名课在中国国内外影响深远。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北大物理，乃至全国物理教学的传统；至1985年，北大物理大部分的课程都有了自己教师编写并公开出版的教材，为中国内许多院校所采用。1989年普通物理实验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1991年，物理系物理学专业被确立为中国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992年，地球物理系大气科学专业也被批准为中国国家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得到特殊支持。1993年，近代物理实验获中国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4年，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被补充入物理学理科基地，使基地的规模加强到一个半。2000年物理学基地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2001年5月18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正式成立。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北大物理学科在管理体制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对核力介子理论的研究汤川秀树于1935年提出了介子假说。他认为，象电磁作用由光子进行传递一样，以核力为代表的强相互作用也是由一种叫做介子的粒子传递的。汤川还从核力的力程估算了介子的质量约等于电子质量的200倍。虽然当时还没有在实验上发现强作用介子，但物理学家们普遍希望，通过介子传递的机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核力问题。在用量子场论方法，通过引入介子去处理核力问题的理论尝试中，泡利学派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工作。胡宁在普林斯顿期间，先同.约赫（Jauch）合作，检验了赝标量介子和矢量介子混合作用的非相对论性核力理论，接着又独自计算了上述模型中的非相对论修正。后来，泡利和胡宁还在强耦合近似下直接研究了标量介子和矢量介子的粒子对理论中的自旋相关相互作用。这些工作是在1944年和1945年发表的。虽然，后来看清楚了，强作用介子情况比较复杂，理论上也不可以按照与处理电磁作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强相互作用，原先的设想太简单了；可是，包括胡宁上述工作在内的泡利学派的这些研究成果，仍然是早期的核力介子理论的经典文献。对散射矩阵的解析性质的研究散射矩阵即S矩阵，最早是在1937年由J.惠勒（Wheeler）定义引入的。40年代初期，W.海森伯（Heisenberg）等人指出，S矩阵元存在着一些与具体相互作用形式无关的性质，例如洛伦兹不变性、幺正性和解析性，以及同因果性的联系等。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对S矩阵性质的研究，创立出一种独立的理论新方法。具体说来，如果在复数的能量—动量平面上对S矩阵进行解析延拓，指望能推出有关的一些散射过程的所有观察量之间所满足的普遍关系。胡宁从40年代末期在欧洲工作时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先同W.海特勒（Heitler）合作，讨论了对S矩阵元的一些零点和极点的物理解释，从而在能量—动量复平面上确定原子核系统或者基本粒子系统的各个束缚态或者似稳态的分布。然后，他证明了对于短程力来说，S矩阵元在能量—动量复平面上，只有一些简单的极点和零点，据此足以确定核物理学里的色散公式。事实上，胡宁这些工作独立地重新得到了.维格纳（Wigner）等人在这方面的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结果。此外，胡宁还对如何可能消除S矩阵元发散性的问题进行过研究。当时所有的这一类工作，都为在50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基本粒子强相互作用理论的色散关系方法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