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zylongfeng
和谐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高考命题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因此，“和谐”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优美语段
一幅画的美就在于它色调、构图、背景等各方面的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音色、音调、旋律、节奏等各方面的和谐……和谐是最佳的组合，是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强调顺和、协调，力避抵触、冲突。
和谐是一种调配，和谐是一种力量，和谐是一种境界，和谐是一种胸怀。 自我和谐的人，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心理平衡，不抱怨，不攀高，积极对待人生，对名利地位旷达以待、泰然处之。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等诸方面的和谐，才能构成和谐的乐章。
和谐是春风里百鸟的鸣唱；和谐是晚秋里静待的风荷；和谐是夕阳照耀下的康河柔波；和谐是苏州园林的小桥流水、回廊九曲；和谐是贝多芬手指间流淌出来的美妙的旋律；和谐是李白独坐敬亭云山静看两相不厌的意境。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艺术的和谐；和风细雨，桃红柳绿，这是自然的和谐。“和谐”不仅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类生存的法则。和谐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名人名言
该作文题的开放性较强，审题的角度较多。“材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乐观的“扫把姐”钟情于自己手中的扫把，希望能扫出自己的新生活。二是“扫把姐” 舞出“扫把舞”而网络走红。审题时只须从这两个方面的关键词入手，再结合事件本身就可准确立意了，如“乐观”“钟情”“希望”“魔法”“灵性”“网络” “蹿红”等。从事件、心态、行动、网络魔力等几个角度出发，可得出以下切合题意的立意。
1。从“扫把姐”爆红的事件出发，可立意为：草根人物只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彩，只要努力，平凡人也能成功；成功确实存在着偶然性，但其中不乏有内在的必然性。
2。从“扫把姐”的心态出发，可立意为：心怀梦想的人可以开创新生活；平凡的人敬职敬业，将工作做好，专注钟情于工作便是一种不平凡；乐观面对平凡人生，活出精彩！
3。从“扫把姐”的行动出发，可立意为：平凡的事情坚持做，最终也会臻于非凡之境；把工作当成艺术，即可化平凡为神奇。
【典型事例】
◆卓君1992年出生在广西南宁武鸣县府城镇大墩屯，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18岁时开始喜欢并学习跳舞，通过电视和网络学习舞蹈。2011年7月10日，东方卫视第二季中国达人秀《梦想之夜》年度盛典，获得“2011年度中国达人”大奖。并被网民赞誉为“草根舞王”“街舞达人”。
◆来自安徽农村的菜花甜妈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在劳苦中她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从一个进城打工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传奇艺人，让亿万观众陶醉不已，感慨万千。她演唱的《送你葱》表达了艺术源于生活的真谛，更是一代人不灭的梦想。她告诉我们：只要永不放弃，就能实现梦想。
◆农村长大、进城打工、生活在社会底层，汪峰的《春天里》等尽显沧桑的歌曲，在旭日阳刚的演绎下多了份朴实与 *** ，他们的 *** 演唱，尤其是强壮的体格，沙哑沧桑的迷人歌喉，得到了众网友的一致赞赏。人们在鼓励、支持“旭日阳刚”的同时，也在激励着自己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任月丽少年时便承受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的时候，她却因为家境的窘迫，加之亲人的疾病，16岁便独身闯荡北京，追寻自己的梦，同时用自己的力量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在北京西单的地下通道一唱便是四年，风雨无阻。而对音乐的坚持，使得她最终凭借《天使的翅膀》深深打动人心，被称为“西单天使”。
在现在这个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网络神通广大的时代，一个新兴职业蓬勃升起——网红。
这群有着搞笑的本领，姣好的面容，出从的上位水平的人。他们每天只需要在网络上随便发一条消息，便会引来世人驻足观瞧。有了群众基础，便有了阅读量；有了阅读量，便会有一大群拿着钱请他们做代言等一系列的金钱交易。网红这一职业，有钱有名有光环。于是许多人便挤破脑袋的想钻进这一行业，为此不惜伤害自己来引起世人关注，无下限的博出位，甚至是触犯道德与法律。
“网红”这个新兴职业代表了信息网络的发展，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但无下限的博关注来获取利益，让原本光鲜亮丽的职业染上了黑色。这种被沾染了的网红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这种网红注定是会快速消亡于网络世界。只有带着正能量的网红，能真正给网民带来欢笑的网红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
网红内容可以是积极参加慈善，或是运动，甚至可以仅仅是一杯下午茶。而不是整天的整容，炫富。这些没有丝毫营养价值的东西不知道任何人的关注，这些仅仅是大众茶余饭后的笑料不值得任何推广。
我支持正能量网红，我愿意为他们点赞。对于无下限的的博出位的网红，我只想说：人重在有羞耻之心。
我是一个喜欢网红的人，我喜欢像papi酱那样能带给我们能量的网红，我喜欢像艾克里里那样能带给我们欢笑的网红……我喜欢网红，我喜欢能让我觉得值得的网红。
即使你有在彪悍的出位水平，并不能让别人真正的欣赏你喜欢你，那么，你成为网红的意义何在？人并不能只追求利和益，而要追求做一个快乐的自己，自己喜欢的自己。
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我的人生意义。我不是网红，但我喜欢真实的自己。
清明之时，正是花儿盛开的季节，陵园陵园里的花儿格外的红，好像是被烈士们的鲜血所染。布满青苔的石壁上长满了杂草，四周插满了崭新而又鲜艳的五星红旗。烈士的雕像是那么庄严和肃穆。他的眼神显得十分深情，这种神情向我诉说着英雄们不朽的故事……
虽然我置身于烈士陵园，却真切地听到了战场上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和先烈们冲锋陷阵的呐喊声，仿佛看到了战场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和遮天蔽日的硝烟，深切地感受到了血染疆场的惨烈和凯旋高奏的欣喜。广大将士们为创建新中国殉难的壮举，实在可歌可泣。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如山而至；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陡然升起。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全国上下升起了千万万面五星红旗，中国人心中都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想到这里，望望如今林立的高楼大厦，这是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打造出来的呀！如今的我们，更应该发奋学习，少年强则国强！
活在老街的记忆作文
有一种古老，总让我缅怀，缅怀那一份悠远与朴实；有一种温馨，总让我想念，想念那一份悠然与宁静。
写在前面
永新是一个面积并不大，历史不算长的现代小镇，却突兀的有一条长长的老街，老街蹲踞一隅，像自然朴实的诗行，蕴蓄着悠远浓郁的味道，又像经历沧桑的老人，无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一街的木板照壁墙依次排列，没有刻意装饰，没有桃红柳绿，粗陋的模样到有着别样的温馨，门槛上的一痕深沟足以证明其厚实沧桑；高高的房檐挡不住老街人的热情，每逢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整条街的人会把它当自家事来办，谁家的媳妇厨艺好，谁就是大厨，席办在街上，一条街排了去；远方的亲朋来了，一条街都可借宿，主人客人没半点忸怩。
我出生在老街的木房子里，成长在老街的青石板上，小时老街就是我眼里的世界。有人说，那条石板的路太沉寂，须多少笑的身影方能唤得它的笑语？然而永新老街给我的印象多是温馨热闹的。赶场天天刚亮，这里就吆喝声四起，小商贩推着小货物架穿梭在巷子里，天逐渐放亮了，街上的商铺先后不一地开了门，热热闹闹做起生意来；巷尾那捏泥人的老人，双手可灵巧了，拿上泥但见十指翻飞，几分钟一个栩栩如生的泥人就在他手上诞生了，构思之精巧、技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卖日杂货的地摊，跳跳小青蛙，汪汪小狗子不时会招来行人驻足……曾经帅气诙谐的泥人大叔，卖跳跳小青蛙的大姐姐，给了我童年几多甜蜜与温馨啊！现在想想老街的人是喜爱这种热闹的吧，不然就不会允许谁谁谁在自家门口扰人了。
老街也有宁静的时候。不赶场的日子，我背着书包穿过老街走向学校，或从学校走回家中，见到老街的青壮年们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改日赶场腾出更多的时间；忙碌的人们见面总会打个招呼，开几句阿猫阿狗的玩笑，这里的人们不懂得夜生活，所以一到晚上，老街的夜是黑的，人们的心却是暖的。
现在的老街，难得见到青壮年，留下的多是三八六一和老人家，妇女们有男人在外赚钱养家，老人多有自己一份超龄保险，老街自然没有了往日的忙碌与热闹。黄炎培先生说，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永新老街少有数石板的人儿，茶铺却常有从早坐到晚的悠闲老人，茶铺，也就成了永新老街保持古风的标志。每日，几十个早起的老汉沿着几十年不变的路线，摸进附近最熟识的茶铺子喝早茶，撮着嘴把第一口热气扑腾的花茶咽下肚，似乎宣告着内容重复的一天正式开场了：三三两两凑一桌，进行着一种没有中心思想的交流活动，想到啥子说啥子；内敛的老人家，一份报纸，一杯盖碗茶，仰于老藤椅上，在圈内自知天上人间；实在无聊的，吆喝着砌起长城，活动筋骨动动脑，也没大的输赢，加点小钱加点盐，是消遣，是“在”的证明方式。
老街的人，以自己的一种方式活着，老街的日子，就像老街外环绕的小河，缠绵不断又波澜不惊……
在外求学忙碌的我，脑中不时会冒出老街的影像，老街那群朴实的人，不经意间心里自有了家的温馨。
如果把母爱比做是一枝盛开的百合，在每个角落中散发着它迷人的芳香，那么父爱就是一株茉莉，它在某个角落中默默地吐着它那清新的芬芳！下面是出国留学网为您带来的《父爱的作文1000字》，希望您能喜欢。
篇一：父爱如歌 我是一只小鸟，而爸爸的爱是天空，我飞翔在父爱的关怀中。我是一条小鱼，而爸爸的爱是海洋，我游弋在父爱的温馨中。
我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但在我眼里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爸。 记得有一年严冬，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冻得我直哆嗦，我搓着手心里后悔没听妈妈的话。
这时听吴微微说：“马凤岐，你爸爸来了！”我走出教室，只见爸爸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件棉袄，说“来，穿上吧”。我穿上棉袄，身上暖和了，心里更是暖洋洋的，爸爸说“以后要注意啊”。
我笑着使劲地点了点头。回到家里，妈妈听说我上学少穿了一件棉袄，狠狠的训斥了我一顿，正要打我，爸爸笑着走过来，说“小孩子不懂事，算了吧。”
我感激的看着爸爸，爸爸用宽容教育了我。 还有一次，我在外面闯了祸还对妈妈撒慌，妈妈的批评让我脸红，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爸爸见了急忙给我擦干眼泪，给我讲道理，并对妈妈说：“打骂孩子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要给他们讲道理。毕竟还是小孩子嘛。”
爸爸有给我讲了好多道理，让我心悦诚服的认了错。 我一天天长大，知道了要感恩父母。
我会父母劳累的时候递上一杯热茶；吃完了饭，爸爸妈妈休息，我来洗碗。 我有一个好爸爸，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我在爱中成长，心中亮着一盏感恩的灯，照亮我的人生路！ 篇二：父爱 如果把母爱比做是一枝盛开的百合，在每个角落中散发着它迷人的芳香，那么父爱就是一株茉莉，它在某个角落中默默地吐着它那清新的芬芳！向来只有赞颂母爱的伟大，可又有谁知道父爱的含蓄！父爱这字眼是多么的平凡，但这种爱是多么的不平凡。 一株茉莉也许没有让人沁脾的芳香，但它永远会让你感到清新，感到幽雅，父爱就是这样，犹如茉莉一样静静地开放。
无论你在何方，父亲那慈爱的眼睛定会伴随你一我就快升到初中了，liuxue86课业较繁重，单完成作业就要拖到准点才做，九、十点才完成功课，对此父亲常常抱怨我不抓紧时间。我很习惯与这样完成作业，一次写着写着，太晚了，竟伏在桌上。
父亲叫醒我并狠狠的批评：“你这样怎么能行呢！我就不信你明天还有精神听讲。平时不抓紧时间到晚上才用功有什么用！讲你多少次，就是不听！”说完，一点也不同情我，并给了我一个耳光走出我的房间把门一摔，好响的声音。
我立即关了灯，躺到床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委屈，心想：“别人可以不完成作业，我这样做有什么错的？只是拖拉点，有错吗？能怪我吗？”这个耳光打得我眼泪哗哗像沸水一样，总觉得父亲太不近人情了。
父亲不再与我说话，我也不理他，还时常用敌视的眼光。我为此心痛极了，难受极了。
我每天都在记忆里重新翻寻那一番话，总觉得我没错。 一天，我在写字台上发现这样一张纸，其文如下：孩子，我不是存心要打你，只是狠铁不成钢。
别人家孩子早早把作业完成，还在楼下玩，你每天这样学，身体怎么撑得住，爸爸多希望你能抓紧每分每秒地学，不让时光匆匆流逝，可你不能只看到每天晚上那点时间呀。爱你的父亲我看到那张纸条上分明有拭去的泪水的痕迹，我有些动摇我的意志了。
我写了封回信；爸，我不是存心要气你，以前的事是我不对，那样对待你是我不好。可你要理解我。
别人的孩子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后，就出去玩，我不能。父亲的用心良苦我都知道。
儿子我泪如雨下，心里莫大的懊悔层层泛上。我把这封信塞到父亲的衣服口袋里。
在这一刻开始，我终于体会到了父爱的伟大。我真想对父亲说：“爸爸，我错了！”两封信后，我和父亲碰面却不知该说什么话了。
他对我说：“吃饭！”我分明听见我答应了，“嗯！”他又给我留了张纸条：孩子，爸爸相信你，你朝着你的目标去追求，爸不苛求你非要怎么样，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吧！我已经深深地感到父亲对我的爱、对我的用意。在爱的鼓舞下，我一定要发奋读书，漂漂亮亮的“打”好升中的这场战，来报答父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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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作家.
培根说：“毫无理想而又优柔寡断是一种可悲的心理”，每个人都要有理想，这才有奋斗的目标、前进的方向，一旦梦想成真，回首以前的奋斗历程，该是何等的欣慰呀！
具体是何时开始喜欢上写作的，我已经忘却了，依稀记得的，只有那在学习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二、三年级的时候，每次老师布置作文，我总爱把它放在作业做完的时候写，总想着尽可能将作文写得最好.但手中之笔却是“囊中羞涩”，笔下的方块字毫无生机，平淡如白开水，每次的开始是满怀希望，却以失望告终.每每看着班上其他同学的作文写得多么优美，对比自己，唉！不由得生出沮丧的心情来.
不得已，只好向妈妈请教改掉这种眼高手低的现象.妈妈听了，微微一笑说：“找书帮忙啊！”对呀，我怎么忘了呢？
于是，看书替代了本来得宠的玩具.渐渐的，我发觉一提笔，总有一股思维的清泉随时奔涌而出，灵感所至，我的笔下不再“羞涩”，而是妙笔生辉、神采飞扬；家人们读了我的作文，不再无奈地摇头，而更多是赞许.这便使我来了动力，我越写越起劲.后来妈妈又帮我报了好文章作文班，我更是有了充足的时间练习作文.偶尔我的作文被老师在班上作范文评讲，这足以让我快乐好几天！
随着从书中积累的知识增多，我的作文在班上也成了佼佼者，但这与我成为作家的理想还相距甚远，需要不懈地努力、不断地训练和提高.
十年磨一剑，只有刻苦地磨练自己，以理想为前进的目标，付出与收获才能划上等号.于是乎，我不禁陷入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在那时，我将以我手中的笔，去描绘和谐社会的景象；去发现生活中点点滴滴闪光的东西；去揭露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恶习；去反映人间的辛酸苦辣……
突然，窗外的风声把我唤回到桌前，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梦？“不，这已是现实！”我要在十几年后，响亮而又肯定地回答！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航的路；理想是路，引我们走向黎明.而我，就在这理想的路慢慢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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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红作文
在现在这个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网络神通广大的时代，一个新兴职业蓬勃升起——网红。
这群有着搞笑的本领，姣好的面容，出从的上位水平的人。他们每天只需要在网络上随便发一条消息，便会引来世人驻足观瞧。有了群众基础，便有了阅读量；有了阅读量，便会有一大群拿着钱请他们做代言等一系列的金钱交易。网红这一职业，有钱有名有光环。于是许多人便挤破脑袋的想钻进这一行业，为此不惜伤害自己来引起世人关注，无下限的博出位，甚至是触犯道德与法律。
“网红”这个新兴职业代表了信息网络的发展，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但无下限的博关注来获取利益，让原本光鲜亮丽的职业染上了黑色。这种被沾染了的网红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这种网红注定是会快速消亡于网络世界。只有带着正能量的网红，能真正给网民带来欢笑的网红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
网红内容可以是积极参加慈善，或是运动，甚至可以仅仅是一杯下午茶。而不是整天的整容，炫富。这些没有丝毫营养价值的东西不知道任何人的关注，这些仅仅是大众茶余饭后的笑料不值得任何推广。
我支持正能量网红，我愿意为他们点赞。对于无下限的的博出位的网红，我只想说：人重在有羞耻之心。
我是一个喜欢网红的人，我喜欢像papi酱那样能带给我们能量的网红，我喜欢像艾克里里那样能带给我们欢笑的网红……我喜欢网红，我喜欢能让我觉得值得的网红。
即使你有在彪悍的出位水平，并不能让别人真正的欣赏你喜欢你，那么，你成为网红的意义何在？人并不能只追求利和益，而要追求做一个快乐的自己，自己喜欢的自己。
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我的人生意义。我不是网红，但我喜欢真实的自己。
生活中大家都需要关注法律，对于青少年来说，最重要的两部法律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需要被好好地关注、研读，需要被青少年重视。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这样，就使我们青少年受到了一定的保护。
学校，是对未成年人实施教育的机构，未成年人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方面。我曾经看过一则案例：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单独把某个女学生叫出去，侵犯她。刚开始，她们都不敢说出来，后来她们告诉了家长，家长到校方要求讨回公道，校方竟以该老师是有名教师的理由来否认，也没有做出调查。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相终究水落石出，该老师也被判处死刑。但是，对于受害者身心的创伤是校方无法补偿的！这就看出，校方的不负责任，他们作为教育机构，对整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居然对家长的话置之不理，使更多的同学受害，实在可恨！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地方，对他们的影响不言而喻。不少青少年的犯罪，都是家庭造成的，最为常见的就是家庭暴力。有的孩子因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甚至遭到父母的虐待，使他们逐渐走向犯罪。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教育，监护未成年人的义务，他们这么做，是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置身与社会中，社会环境对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有的人却没认识到这点：某女生，因为虚荣心作怪，到一家影楼照了一辑明星照，在老板娘的诱惑下，还与一位不相识的男孩照了婚纱照，最后竟糊里糊涂地签下了一份协议。不久，相片被挂了出来，人们都以为她订了婚，后来在大家的压力下，16岁的她被逼退学到南方打工。虽然最后她的母亲为她讨回了公道，但是她觉得，她在家乡已经抬不起头了，所以还是没回家。从这个案例就看出，青少年对法律的认识还不多，不会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但是社会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所以也是难辞其咎的！
都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他们是否健康成长，影响着祖国的未来发展，而社会上的任何人都需要强调对青少年的保护。当然，学校、家庭、社会各界也都强调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今天真好
回忆昨天，关注今天，展望明天。关于昨天已经过去，就没有必要再去回忆，去思念。而对于明天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皆有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再要去幻想，去憧憬。最为关键的是今天，我们活在当下，就要认清形势，关注今天，就会发现今天真好
对于“今天真好”这个话题，我觉得以"祖国”为论述对象就再好不过了。今天的中国，繁荣昌盛，飞黄腾达。当然，如果没有岁月的磨练，就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成就。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就不可能有现在发展的动力了。可是，现在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就得好好讲讲了。
2008年的中国，悲喜交加，2008年的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冲刷了中国人心中的房墙，全国人民陷入一阵沉痛之中，但是在危难时刻虽然心中房墙被冲刷，但是本性的善良之墙坚固不倒，大难面前，大爱出来与它拼搏奋战，庞大的队伍怎么能与大难这支风吹倒的队伍较量，因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于是大爱携手，共同度难，今天的中国真好！今天的中国真好！！！
2008年的8月，普天同庆，全国上下共欢呼，同歌唱。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中国人百余年的梦想得以实现。这展现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信任和认可。开幕那天，一个偌大的鸟巢里充满世界奇观，一颗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在熊熊燃烧着，以至于鸟巢上空的天空变得更加鲜红，国人的骄傲，洋人的信任，终于不负重望，在那一刻，全部得以回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再次肯定了中国在轨迹上的地位。今天的中国真好！今天的中国真好！！！
2010年的5月，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再次让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的实力，这次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走向了世界，世界各国纷纷前来中国的上海见证更见神圣的一刻。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盛会，更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友好交往的见证仪式。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的有一次伟大创举！今天的中国真好！今天的中国真好！！
月光下的芙蓉
《秦腔》暴露出什么问题？在贾平凹的近作中，《秦腔》是被评论界几乎一致叫好的长篇小说。在内容上，我基本赞同有的学者所说的，这是一部写“土地的破碎”、“诗性土地历史终结”、“回到生活的原点”、“细节的洪流和语言精湛”的小说，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与说一部小说是“好小说”、“伟大的小说”、“史诗性作品”是两回事。《秦腔》确实一改贾平凹以往秦川小说中所体现的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眷念、矛盾和叹息的诗性态度，而以一种接近中性的、不置可否的、精神已溺死的心态，来描述这片土地在所谓现代化冲击下衰败的走向。作品结尾，清风街代言人夏天义的死以及他坟前的“白牌子”，可以充分说明作者对这片破碎土地无力评判的悲凉心态。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转折，是时代的转折、社会的转换使然。在这样的转换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是整体上丧失了对现实进行把握的能力，所以回避评价只不过是“文学是现实反映”的结果，再正常不过了。说实话，仔细读作品，你确实能从小说中读出贾平凹所说的“辛酸和迷惘”，但“辛酸和迷惘”，是每个挚爱土地的人面对今天的土地破碎都可能有的感受，除此之外，作家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实的变化给每个人带来的变化，与作家的艺术创造之“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后者不受现实变化制约，而只受自己的发现、体验与理解制约，有相对独立性。如果我们以“作家放弃廉价的评判大气平静的拥抱现实”来说贾平凹艺术上有重大创造，我们就把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给作家带来的变化，与作家突破时代制约的努力相混淆了。在我的文学观中，由于艺术与现实是不同而并立的两个性质的世界，所以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特理解，把正在繁荣和诗化的农村勾勒成有问题的图景，也可以把现实中正在丧失诗性的农村，写出另一种诗意之树正在盎然生长。因为艺术之思的原创功能，完全应该突破我们时代大多数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一般的文化性理解，通过构建另一个世界而给人以启示。所以，今天的清风街，秦腔可以成为号叫与哭泣，文人可以放弃责任去逃避，主人公可以变态地阉割自己的生殖器，乡村干部可以沉湎于酒色和钱权交易，农村青年可以大批进城打工，承包和租赁市场可以混乱而无序……这些虽然也经过了作家的过滤，但它们只能说明过去那个我们纯粹农业化的农村正在衰败，却不能说明写清风街的艺术世界的衰败，也不应该影响作家艺术创造的能力与激情——这些当今农村生活的内容，完全可以而且只是作为“材料”，参与到贾平凹艺术世界的建筑中去，发挥出不同于现实的意味。所以，写农村的繁荣兴盛，还是写农村的萧条衰败，对文学创造来说并无什么区别，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建立文学性的关于“兴盛”与“衰败”的理解。在根本上，农村繁荣和兴盛产生的喜悦性情感，并不优于农村衰败萧条产生的沉重性情感——喜悦性情感和沉重性情感，都必须等待作家的理解来赋予其“别样的意味”。即便是“满纸辛酸泪”，也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之思过滤。否则，无论是怎样的情感表达，在文学性上均价值有限。这就说到小说结构。如果说早期的贾平凹没有能突破“道”和“禅”意念对土地的整体观照的话，那么这个缺陷，不太可能一下子通过《秦腔》就得到弥补。可以说，《秦腔》是对中国当代农村诗意式微的一次还原性呈现，但这种还原，只对过去中国作家的农村题材的观念化写作有“去蔽”的意味，而不等于就建构起新的艺术的世界。否则，任何生活原生状态的写作，岂不是都可以因为“去人为化”而成为“史诗”？以生活本身的混杂流程来结构小说，不是不可以，但只有当这种“泼烦的日子的流逝”，呈现出类似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某种哲学意味时，“琐碎的日子”才能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那时，这样的“生活性结构”才能够告诉我们不限于贾平凹所说的“辛酸和迷惘”的艺术启示。因为“辛酸和迷惘”只是一种情感，而“辛酸与迷惘”背后是什么，才牵涉到艺术意味。所以，艺术之所以不是到“日常生活中有奇迹”（见《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15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为止，单一的现实生活和丰富的现实生活之所以都可以写出好作品，也都可以写出缺乏精神指向和思想启示的作品，关键只在于作家“如何理解单一和丰富”，而不能满足于现实性的单一和丰富之呈现。所以当贾平凹说写《秦腔》是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的时候，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这块碑子即便树起来了，那也只是为“故乡”树的，而不能穿越故乡给我们人类性启示。生活中的“奇迹”之所以也需要作家的创造性改造而不能满足于“真切记载”，就因为再奇迹的生活也是现实而不是艺术。否则，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作品就都可以颠覆，而“文革”那样的“生活奇迹”的真切记载，便也能成了“艺术经典”了？其次，《秦腔》在艺术上最有特点的，无疑是作家对细节和语言的精湛运用，给琐碎的农村生活安排出可圈可点的密集亮点。我想，这直接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流程”难以吸引读者、只能将重心放在这上面。不知为什么，在细节和语言上用力的贾平凹，让我想起了在语言和技巧上用力的王蒙。一般说来，能在细节和语言上用力的作家，才华肯定是夺人的。对此，我愿意从中国文化对中国文人的思想性限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文体和技巧上去实现自我这一文化惯性去理解。但理解这一点，不等于承认这样的状态就是“应该”的，也不等于中国作家没有突破这种文化限制的成功个案努力。比如苏轼，比如鲁迅，恐怕就不是语言和技巧的夺目就可解释的。我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在优秀的作品中，语言、技巧、人物、节奏、创作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由作家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派生出来的“枝”和“叶”。所以好作品是有机的生命体，绝不会让读者仅仅注意到作品中的细节和语言的精湛。就像你谈《百年孤独》，绝不能仅仅谈“坐毯升天”这样的细节，谈《挪威的森林》，绝不能仅仅注意村上春树的语言魅力和音乐节奏而忽略其作品的整体哲学意蕴，谈鲁迅，也绝不能仅仅谈鲁迅的文体一样。我一直认为，无论是西蒙的“绝对主观就是绝对客观”，还是“意识流”之于乔伊斯，抑或鲁迅的“白描”，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创作方法”，而是与作家的世界观密切相关。我们如果只是在语言和细节上用力，一方面容易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和意蕴中存在的问题脱节，另一方面还会延续文学评论界将文学性只与语言与技巧相关联的弊端。诚如贾平凹有这样的担心：“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清水呢？”但是如果浓茶不是浓在作品的整体意蕴，而只是浓在用心积累和表达的细节上，我想，被人看做清水的可能性，就还是存在的。在诸多精湛的细节中，叙述人“引生”偷白雪内裤和自割生殖器，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说实话，虽然贾平凹将“引生”这个人物写得更复杂更难以言说，但其生存性质，还是让我想到了《天狗》中暗恋“师娘”但又只能自我压抑的“天狗”。从“天狗”到“引生”，作家为什么喜欢注意这些似乎有缺陷的、被情欲缠绕的单相思的人，这本来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可被放大的细节。作家可以通过这种放大，与白雪的知识分子丈夫夏风关联起来，也可以进一步与作家自己对土地的挚爱关联起来。但读完小说我很遗憾：作家还是浪费了这样的细节，就如同夏天义“吃凉粉吃醉了”这个细节，也可以被放大但还是被浪费了一样。我不是说“放大”要与社会意义关联起来，而是要与“流逝的日子”作为小说的基本立意关联起来，要与“流逝的日子”中有没有永远不会流逝的东西这样的思考关联起来。为什么清风街缺了“引生”就觉得冷清？为什么这个能使土地热闹起来的人，要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割去”？为什么白雪只能给他一个南瓜，而永远不可能把自己给“引生”这样的人？……这些在现实中可以是零碎的，无关联的，但是在小说家的思考中却必须关联起来，才能使“细节的惊心动魄”化为“小说的动魄惊心”。而从“天狗”到“引生”，作为人物形象，为什么只能呈现出一种类型化的、既生机勃勃又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在作家的别一种理解中，被赋予真情、健康的理解呢？只是他们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才会见了清风街的灾难反而高兴。所以“幸灾乐祸”有的时候有没有褒义？“引生”们为什么不能通过作家这样的理解，让看不起他们的知识分子，进一步产生震撼人心又启人之思的力量呢？在《秦腔》中，作者在语句上的突出特点是短促而窒闷，叙述密集而舒缓，画人状物几近写意，方言与白话掺杂略显朴拙的古意，比如：“夏天义说：‘鬼话，蜂咋乐死的？’，我说：‘蜂一看见我光着膀子，心想这下可以叮了，一乐就乐死了！’”等等。但一方面，贾平凹这样的语言风格是他总体的语言风格，在《小月前本》、《黑氏》、《浮躁》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所以这样的特点与《秦腔》的总体意蕴没有必然关联。另一方面，如果要称道《秦腔》的语言，我们就要从“短促、密集、窒闷”这样的语言特征，找到作者“辛酸而茫然”的理由，进而找到“泼烦的日子”背后意蕴的理由。我感觉遗憾的是，在“辛酸与茫然”的后面，在“泼烦的日子”后面，我不知道作家究竟还能告诉我“什么”，让我依据这“什么”去理解“短促、密集、窒闷”的语言是表达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觉得，《秦腔》的语言和细节一样，和作品的整体意蕴没有必然关联。再次，启蒙身份的消解，是《秦腔》的另一特征，并被不少评论者所称道。我想说的是，从“启蒙”到“启蒙消解”，是困扰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的一种典型的文化性思维或“非文学性思维”。道理很简单：“启蒙”二字既无法解释西方最优秀的作家（包括优秀的被我们称之为“启蒙文学运动”中的优秀作家，也无法解释鲁迅、张爱玲、黄永玉这样的优秀作家。在根本上，优秀的文学本身就是应该富有启示性的，无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卡夫卡、昆德拉，所以我们在文化思潮的意义上将挣脱教会制约的近代西方作家称为启蒙作家，但却不能在文学意义上将卢梭、蒙田等称为启蒙作家。因为这些作家作品的思想意味是不可能被类型化的“科学、民主、自由”所概括的，而只能说他们各自对“信仰与科学”、“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依附”有自己的理解。宽泛地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对人类精神生活这些问题产生自己的理解，其作品的文学启示意义和创造的独特性才有可能。就中国作家而言，鲁迅虽然带有五四文化启蒙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但鲁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批判中，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现成的观念和关于“新人”的理解。鲁迅的批判是直接与他认同的“价值只在虚妄处”密切关联的。所以鲁迅不同于胡适、陈独秀等“守着现成的西方式观念”进行文化言说的作家，也就不能用“启蒙作家”去称谓，正如我们不能用“封建”和“反封建”、“批判儒家”还是“认同儒家”去把握曹雪芹和苏轼一样。反之，莫言与王朔的小说应该都带有“反启蒙”的特征。但莫言在他的所谓“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中，通过《红高粱》等作品提供“幼稚和深邃”一体化的对世界的新颖理解（我把这种理解称为“稚拙”），而王朔在对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消解中，虽然常有一些独到看法（如中国作家都伟大了，伟大作品自然就少了），但整体上并没有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结构自己的作品。所以读王朔作品，市民性的快感是压倒思想者的启迪的。尽管我从来不拒绝“快感写作”，但一个优秀作家肯定是“不限于快感”的。所以，今天的文学问题，不在于贾平凹所说的“理念写作”已造成灾难，而是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自己的理念”，从而既使得中国作家的观念，也使得中国作家的情感表达多雷同和重复。这种重复不仅表现在“引生”与“天狗”、“光子”是同一种类型的人物，而且表现在我们只能在群体化的文化观念与同样对现实的群体化的“无言”之间徘徊。如果说，当年“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已经在对现实的还原性描述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看法的“无奈”，那么，贾平凹的《秦腔》我认为只是以“辛酸与茫然”来表达同样的“无奈”而已。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无奈”是对过去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性写作的“告别”，但我之所以不认为这种“告别”是“本体性否定”或“文学创造”，就因为这种告别是以悲伤性情感遮蔽了中国作家自己的对“土地流失”的独特理解的努力。所以“积极意义”在这里等同于“消极意义”。我想，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针对贾平凹的，不如说更是针对轻易用“杰作”、“史诗”说话、用“启蒙／反启蒙”进行文学评价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从《檀香刑》看“稚拙”的变异表面上看，从《红高粱》系列到莫言晚近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作者开始从对“我爷爷”这辈人的血性和野性的肯定，逐渐走向对人性残忍、残疾等丑恶一面的展示。无论是上官金童的恋乳症，还是刽子手赵甲通过杀人艺术来展示自己的成就感，似乎都在昭示着作家审美取向的这样的美学转变。然而，只要从《红高粱》系列中“父亲”这一辈已不如“爷爷”这辈的暗示中就可以看出，从罗汉大爷被割了耳朵、剥了皮的血腥细节中就可以嗅出，从日寇不在场的人与人、人与狗的“厮杀”中可以体验出：莫言笔下的人性变异和人的残忍问题，实在不过是中国农民血性和血气的“另一面”而已。如果倒可人都是复杂的组合，用莫言的话说就是既是英雄好汉又是王八蛋，那么我可以说，通过《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中国农民或者中国人，就从单纯的血性审美存在，走向残忍异化的立体存在。“稚拙”，就从成人和孩童的有机组合，成为变异的美与变异的丑的有机组合。在《檀香刑》中，莫言显然是把在《红高粱》系列中隐含着的“杀戮文化”放大了。在我看来，这种放大隐含着莫言这样一种艺术上的努力：“杀戮”是中国专制文化的基本体现，无论是精神上的制造“恐惧”还是身体上的施与“消灭”，在中国专制文化的历史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一般说来，欣赏和琢磨这种“恐惧”和“消灭”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技艺化生存”的全部可能——所谓“整人”的艺术、“攻心”的艺术、“诬陷”的艺术，都是这样的。但由于中国人羞于展示身体，所以中国传统艺术中没有欣赏“裸体”的人体艺术，中国现代文学中也鲜有欣赏“凌迟”的“杀戮艺术”。所以在公众场合无论怎样展示肉体的消灭过程，都既是一种“文化羞辱”，也是一种吸引百姓的“万人空巷”的事件。莫言将这样的事件“放大”，属于“艺术突破文化规范”努力的第一步。但我想，《檀香刑》的艺术价值决不仅仅是在于展现“凌迟”、“檀香刑”等“酷刑艺术”，而在于把人所皆知的“行行出状元”做了如此理解——“酷刑”所以成为“精湛美丽的艺术”，不仅因为如此才能使皇臣们开心、百姓们激奋，而且刽子手可以通过这样的开心和激奋，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人生价值感。有什么样的土壤，便会生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杀人的艺术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因为感受到这“天下第一”而越发敬业，幸福地体验着“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的赞语，沉湎“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的人生感悟，这些，可就是莫言艺术化的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理解”了。虽然这样的理解在其他中国作家身上也蕴含着某种可能，但毕竟是产生过对世界“稚拙”理解的莫言第一次正面提出了这样的理解。 基于这样的理解，莫言消解了我们既定的“杀人如麻”的观念和关于“杀戮”的恐惧感、罪恶感，以惊叹着、欣赏着、描摹着的“艺术人生”的“杀戮”为前提，将读者的艺术感受引向这样复杂的境地：“酷刑”的残忍和残暴给读者带来的是对封建“杀戮文化”的憎恨意味，与刽子手的“兢兢业业”和“杀戮”作为艺术化自我欣赏的成就感难舍难分，使你无法用单一的概念去或“褒”或“贬”，而是尽管不舒服也愿意参与到作家所勾勒的“杀戮狂欢”的世界中去，以遗忘理性的心态去体验那“邪恶的趣味”，从而在一刀一刀的“肉体雕琢”与被凌迟者像音乐一样变化的呻吟声中，进入一种我称之为“稚拙的变异”的世界之中，毛骨悚然又乐此不疲。有读者一定会认为，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已经不是美感，而我想说的是，艺术最重要的是提供“独特的感觉”而给人启示与震撼，所以艺术不等于美。也许，土壤、观念、作品真的是一体化的，才造就了“稚拙”是一个“世界”：“稚”与“拙”是彼此渗透而成为一个整体，并且还能衍化为其他彼此渗透的事物，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化的世界的。在《檀香刑》中，我们会不会在喜欢观看我们所憎恨的事物的过程中，将那憎恨司空见惯而麻木、而承认呢？这样，喜欢本身，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邪恶生成的土壤？帮邪恶助纣为虐？所以，理解刽子手赵甲对“活儿做得漂亮”这种充满“崇高责任感”的“邪恶”，如果不与成千上万观看者充满“邪恶的趣味”的“兴奋”联系起来，那是不可能理解“邪恶”为什么会成为“趣味世界”被人们所迷恋的。这就像“专制”绝不仅限于“四人帮”、而是“认为正确就要求别人接受”这种文化土壤制造出来的一样，所以专制与我们每个人自身就存在的“文化弊端”密切相关。抨击“杀戮文化”，首先就是抨击我们每个人身上喜欢欣赏“杀戮过程”这一变态而邪恶的“趣味”。我想，莫言之所以以“观众一员”（莫言自己的话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心态来刻画“各种行刑过程”，可能就是要将“刽子手”与“老百姓”是一体化这层意思写出来。所以在《檀香刑》，莫言绝不是仅仅写了一个刽子手赵甲，而是写了成千上万能够接纳、并且文化性的参与“杀戮”的中国人整体的“邪恶趣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的眼光与理性思维打通，再把理性思维和经验理解为对“酷刑文化”和“杀戮艺术”的憎恨和批判，将儿童化的眼光与感觉灵性打通，再把感觉灵性与对“杀人”的观看、好奇、惊异联系起来，这种“通”的过程，也就成为成年的理性、经验与孩童的天真、幼稚“彼此渗透”又进一步“双重异化”的过程。原来可以作为审美现象的“稚拙”，就可以作为审丑现象出现。一般说来，“严酷”是我们可以欣赏的，而“残忍”则会让我们厌恶、远离；严酷的环境容易显出英雄本色、铁血豪情，从而激发人的生命意志，这便是《红高粱》时代的莫言的基本审美选择：无论是日寇的侵略，还是野狗的肆虐，抑或土匪的出没，它们只能构成“我爷爷”、“我奶奶”们显示其英雄性的生存环境，以此可以突出民族“不死”的精神与生命力。然而，由于这种精神和生命力更多的是建立在“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情感基础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作为支撑，所以，一旦这种需要“民族抗争”的外部环境不再成为主导性环境，或这种“抗争”可能会松动封建专制的基石、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抗争”就要加上“剿灭”、而且“剿灭”就是对“抗争者”的剿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循环着“外患”与所谓“内乱”相反相成的道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以及对共产党人士的“残酷剿灭”、“残忍杀害”的道理，也是《檀香刑》中的抗德者孙丙被施与“檀香刑”的必然结局。所以英雄既可以是抗争的“赵一曼”，也可以是剿灭的“曾国藩”。“严酷”总是伴随着“残酷”与“残忍”这一事实，使得中国作家仅仅表现“我爷爷”、“我奶奶”的抗争，是不真实也不全面的，因为这不是对中国文化世界的完整揭示。所以“严酷”与“残酷”和“残忍”的打通是必要的，审美与审丑打通是必要的。这就是莫言要从《红高粱》走向《檀香刑》的道理。另一方面，“严酷”貌似对立于“残酷”和“残忍”，但是当使“严酷”得以产生的生存环境转换以后，比如“外患”转化为中国人内部的“阶级斗争”以后，那么，参与“我爷爷”、“我奶奶”喝酒的、打仗的、撒尿的“义士们”，其中会不会有人摇身一变成为刽子手赵甲呢？而当年的血气和血性，会不会转化为赵甲在“凌迟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以获得另一种“英雄感”呢？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大的方面，农民起义成功后，其头领和成员们就成了新朝廷的大小官员，所以追随刽子手赵甲的历史和背景，他未必没有农民血性与血气作为文化之根，而无论是眉娘还是儿子赵小甲，都是他的亲人；从微观方面去看，有血性和血气的“我爷爷”、“我奶奶”们，因为血性和血气内涵的宗法和家族性而缺乏理性品格——所以他们在设置好自己的敌人之后，也完全可以采取刽子手赵甲的立场，将快乐建立在一点一点让“敌人”死去——所谓“我让你活着比死还难受”，更不用说这个敌人还是不确定的。“文革”中很多整人的人是这样，而在他们也被整的时候，就轮到别人看着他们快乐了。这一点，张爱玲笔下的“七巧”也同样如此——自己经受的“苦难”，非要让子女也体验到同样的苦难才能补偿。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成功后对地主的折磨，与地主当初折磨农民，竟也可以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个把快乐建立在领受敌人一点一点死去的民族，其痛苦也是一点一点被折磨的痛苦呢？那是因为农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会将“被人整、被人杀”的悲壮，转化为得势时候的“整人快乐”。所以在这种“整人、杀人”与“被整、被杀”的文化循环中，“生存智慧”就成为全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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