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论文3000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现今：我们要承担起光大,把优秀中华文化应奉献给人类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去享用别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未来：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发展.站在今天,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11-10-05 14:49 统的技术与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与技术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同时,应保持本国技术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化.两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关系在技术转移中的体现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其中却遇到了以下两难选择难题：首先,如果全面、深入地实施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的持续输入而导致的文化传播,将会给本民族或国家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其结果,可能导致本民族传统技术与文化丧失独立性甚至崩溃.其次,如果为了强化本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虽然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并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或国家的再一次落后.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外国现代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呢?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技术、文化大多具有特殊性,现代的技术、文化又大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技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围绕这个问题举办了题为“现代性与个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同态度———面向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中国中国古代创造出了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和鄙外崇内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需要向各国学习,世界各国只有臣服于中国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当时的技术转移只能是单向性输出,而不是同时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上述态度,依然鄙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阻碍对外来技术的转移.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态度,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将西方技术器物纳入到中国技术与文化系统中加以应用,而不改变自己传统的社会文化.受其影响,近代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没有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例如,中国企业在管理上实行“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管理制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技术转移收效甚微.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者们通过实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文化变革,对“中体西用”进行了修改,即承认并引进西方的技术制度及文化政治制度,促进了技术转移.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皆未获得彻底胜利,致使文化变革没有最终完成,“中体西用”论也未被彻底改变,技术转移在封建腐败政治制度的制约下,未能促进中国近代技术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势下,全面认同并引进前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外国技术与文化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致使技术转移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同时也积极地对外输出本国的技术与文化.日本古代日本因落后于中国而形成了“绳魂弥才”、“和魂汉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其中,“绳魂弥才”中的“绳魂”是指古代日本人自发产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它是“和”思想的雏形；“弥才”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技术.“绳魂弥才”是指处于“绳纹—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秦汉时期）中的日本人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并存统一,形成本国的技术与文化.“和魂汉才”是在“绳魂弥才”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和魂”除了包括“绳魂”以外,还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汉才”是指汉代以后的中国技术,它不仅包括“弥才”中的技术器物,还包括技术制度及其观念.在上述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古代日本人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技术（如各种铁制器具）与文化,并创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术与文化.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威逼,虽然在最初也像中国一样采取拒斥的态度,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却转变了态度,即把“和魂汉才”转变为“和魂洋才”,即坚持本国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应用西洋现代的技术器物和社会文化制度,促进了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当然,日本的“和魂洋才”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即日本在引进西方政治、法制思想时,选择吸收与“和魂”相符合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而拒斥英、美、法等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法制思想,并弹压与之相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就为以后日本滋生民族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以致把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深渊.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战时封建主义制度,认同并引进欧美的技术与文化,在制度层上由引进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和法制,转变为引进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制.然而,日本人的天皇意识仍然存在,军国主义势力屡屡抬头.可以说,现代日本从总体上仍然沿袭着“和魂洋才”的对外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提出,以及技术发明模式由模仿综合向自主独创的转变,日本在技术转移上也由原来的技术引进转向技术输出.然而,在技术输出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摩擦.这就要求日本彻底改变“和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以适应新时期技术转移的需要,然而,日本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美国当欧洲白人尚未进入美洲大陆时,印第安人经过世代努力,已经创造出了本民族独特的技术与文化.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块大陆之后,欧洲白人便来到这里.面对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印第安人在总体上所持有的态度是,认同白人技术器物的效用性,并选择性地引进有助于他们狩猎和作战的技术器物（如枪刀等）,拒绝接受白人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与白人发生过文化摩擦.然而,在整个印第安民族中,每个部落对待白人的态度又各不相同.例如,易洛魁人和五大文明部落人吸收白人的技术器物和文化制度,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但他们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反,大平原诸部落的印第安人则顽固保守本民族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全面拒斥白人的技术与文化,并以武力相对抗.最后难以抵制白人的冲击,生活领地和资源日趋减少,以致走向贫困和衰落.白人来到美洲大陆以后,面对印第安人传统、落后的技术与文化,他们自然产生白人技术与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他们强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统治,使之成为白人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为此,他们用武力屠杀反抗的印第安人,捣毁印第安宗教神像,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改信白人基督教文化,以便最后完全同化印第安文化.白人的态度及行为遭到印第安民族的反抗,致使白人在对印第安人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屡屡产生文化摩擦.类似这样的文化摩擦直至今天,仍在现在美国中存在,这充分说明白人持有的种族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是完全错误的.印度古代印度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佛教文化及其建筑、雕塑（刻）技术,从此使印度文化圈成为世界三大文化圈之一.古代印度除了引进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养蚕和丝织技术等以外,主要是将其佛教文化及其建筑艺术输出到了中国,并由此远传至朝鲜和日本.可见,古代印度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是“印度文化中心主义”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指导的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对外输出.近代印度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被迫开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首先用武力征服印度,摧毁印度的传统工业,接着,便强行向印度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从而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摧毁了以封建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庄园制度.另外,英国还企图用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迫使印度人放弃佛教,皈依基督教,以达到全面同化印度文化的目的.对此,印度人虽然被迫接受英国的技术器物和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但却拒斥英国的基督教文化,坚持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并以此同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时至今日,印度人仍然在为维护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而努力着.因此可以说,印度在近现代形成了类似于“和魂洋才”即“佛魂洋才”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受其影响的技术转移仅限于器物层和制度层的范围内,而在观念层上仍然保持着印度的文化传统和技术特色.上述国家在技术转移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在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大都认同并吸收外来的技术器物,或认同或拒斥外来的社会文化制度,全面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正因如此,才使得这些国家或民族能够超前认同和引进外国的技术器物,滞后引进其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并因此产生文化摩擦,从而给技术转移带来影响.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策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消除文化摩擦,促进技术转移与社会发展呢?如果本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技术制度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果断地对其实施文化变革；如果本国的社会文化制度在客观上优越于外国的社会文化制度,那么,就应该坚持这种制度,对其所属的各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另外,如果本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客观上落后于外国技术与文化的价值观念,那么,就应该通过吸收外国的文化思想来对其进行更新.近代中国所实施的许多文化变革相继以失败而告终,也未能彻底改变其落后状态.这说明,在中国实施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既具有迫切性又具有艰巨性.对于目前乃至以后的中国来说,实施技术与文化变革依然是一个未尽的历史重任.传统的未必全部是落后的,其中仍有优秀的成分需要继承和发扬,现代的也未必全部是健康的,其中仍有糟粕的成分需要摒弃和剔除,以“扬弃”的态度来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十分重要.在对待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和现代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不能全部弃之不顾而一昧追求“高、精、尖”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这样,会滋生自由化思想和自私自利的所谓“摩登文化”,相反,应该加强用现代的高技术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技术或传统产业,应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此,弘扬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创新,对外来技术与文化实施本土化和民族化,使它们成为本国技术与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既能够促进本国传统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又能够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目前,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文化变革.中国依靠文化变革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的大潮之中；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具有世界性,同时,中国更应当通过实施技术与文化的民族化,振兴和发展民族技术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又具有民族性.中国将在21世纪的发展中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