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前沿讲座论文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2008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将达到左右，增长速度与上年相比出现回落，但将继续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前几年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保持农业继续较快增长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保持农业生产有较快增长、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上年增速有所减慢，同时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的局面不会改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增速与上年相比也有所减慢。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慢于第二产业，这种状况不利于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8年将达到170260亿元左右，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和24%左右。根据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要求，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继续比上年有所降低，同时又仍然保持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以防止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明显高于GDP增速和消费增速，使得投资占GDP的份额上升。按现价计算，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达到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多年持续明显上升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的来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同时存在需高度重视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国内外各种因素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争取主动，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二、需要高度重视的通胀问题2007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CPI年度涨幅达到，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最高。中国政府针对物价快速上涨的问题，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CPI目前仍在高位运行。虽然目前CPI上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直接引起食品价格上涨，但是在其背后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积累的价格上涨因素和近期新出现的价格上涨因素，已经形成了可能造成总体价格水平明显上涨的压力。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动因素，又有需求拉动因素；既有总量性原因，又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内问题的影响，又有国际问题的影响。而中国经济市场也面临着相同的现象，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显然也被成倍地“放大”。 级差地租还未被发现陈淮说，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住房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建筑成本，而取决于级差地租。很正常地，同样的住宅，一通轻轨，价格立刻就大幅上涨。而我国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土地和住房未经过充分的反复交易，级差地租实际上是未被发现的。目前很多城市核心市区房价的波动，不应简单归结为“投机”或“炒作”因素，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级差地租的自发“寻价(即寻求合理价格定位)”过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上下波动的风险就尤其大。 如何保卫“货”与“币”二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仅从有多少人没房住或打算改善住房条件来分析需求是不充分的。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第一个十年，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标志是收入增长；第二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存款增长；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拥有住房等不动产的产权。再具体说，在通胀预期面前，第一个十年我们靠物价补贴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第二个十年我们靠“保值储蓄”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老百姓的存量资产普遍多了，并且人们都已懂得通胀时货币资产“缩水”而实物资产“涨水”的道理，老百姓一定要靠市场化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转换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具有非常的不确定性，而且人们的私人财富累积的程度越高，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波动越大，其不确定性就越大。 我国房产负债程度不高目前看，控制我国房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应仅依靠“收紧”信贷。更充分和更有效的手段是尽快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的直接融资，让投资者直接承担产业风险的市场化融资。 对国民经济整体来说，房市风险主要体现在房价下跌时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按照当前平均房价、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三个因素推算，我国目前城镇住房资产总值的负债程度不到10%。而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保持40%左右。因为我国的存量住房一般不欠银行的钱。我们需要扭转的，是以新房为信用资源的房贷结构。 他指出，中国房地产现在面临五大矛盾： 一是大部分城市居民进入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期，与少部分人无力改善之间的矛盾。 二是代际之间的矛盾。 三是资源闲置和低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四是住房面积和配套条件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矛盾。

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亿的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三、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处于第(2)种情况。现期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但与潜在增长率仍有距离，通货紧缩趋势是低度的，且有减缓迹象。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继续实施适度从松的政策为宜。我以为，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其扩张性实质而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松动的一面或防止通货紧缩的一面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 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6-03 23:59 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2008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2008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0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增幅下降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同比下降。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８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要想对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08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0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09年来说却不一定。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0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0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08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0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0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0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08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08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08年CPI上涨对200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0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0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0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08年低于2007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