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胜古迹的论文题目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山西现有辽、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到全国同类建筑的，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35001)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城118处。近年来，山西省在盘活这些宝贵的资源，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旅游景观与文化脱节、景观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景观设施建设的问题，重景观轻文化、有景观缺文化、好景观差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一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观，也还处在靠有形资源作为卖点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关系山西历史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相关内容作一探讨。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提升山西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众所周知，当前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改革开放，百业振兴。作为对传统中国人十分陌生的旅游产业也顺势而生。在这个阶段中，谁能够率先开辟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谁就能够吸引游客的眼球。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无我有”。只要哪个地方能拿得出像样的旅游项目，它就有竞争力。第二阶段是广告竞争。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或人文资源的地方纷纷将资源开发为旅游景观，没有资源的地方也想方设法开辟人造景观作为旅游之用。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每个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旅游项目。为了争夺客源，各地不惜工本造势宣传，旅游市场的竞争发展为广告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有我响”。大家都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旅游产品，但是哪家的广告刺激，宣传到位，它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参与旅游而且见多识广的游客愈来愈多。以往单凭广告宣传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旅游市场的竞争又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文化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响我特”。景观的独特文化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旅游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为在景观硬件条件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弹性空间较大的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出奇创新，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把握主动权。(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防止山西旅游景观趋同化的迫切需要。旅游景观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没有个性特征或失去个性特征的景观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然而就山西情况看，一些旅游景观正自觉不自觉地走人趋同化甚至雷同化的误区。以民宅大院为例，仅晋中地区就有已经开放或正在开发的大院十余处。几座先行一步的大院，从宣传推介、布局陈设到经营运作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大院都有一句共同的解说词:“皇城看故宫，民宅看x家。”这种趋同思维不仅未能扩大景观的知名度，反而让游客生出许多疑问。笔者就不止一次被外地朋友问到，你们山西这么多大院，各家都有哪些主要特色?事实上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倘若能把这些特质提炼并展示出来，将形成丰富多彩、优势互补的大院文化。目前这种只重相互模仿，不重突出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旅游景观的生路越走越窄。打造个性化旅游景观的关键不在硬要素而在软要素。所谓硬要素，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物质要件，这方面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多投入多产出，你有我有全都有。所谓软要素，就是附着在景观之外，渗透于景观之中的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概言之就是景观文化。景观的硬件容易被“克隆”，但好的景观文化却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证明，景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硬构件。尤其是处在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旅游景观，很难单纯依靠外部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既是旅游市场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景观群体走出趋同误区的根本出路。旅游景观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营造景观文化上下工夫。(三)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2004年10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突然发生大面积倒塌事故，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历史遗产生存状态和经营方式的反思争鸣。从景观文化角度讲，平遥古城墙的遭遇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一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我们将其变现为文化资本时，一定要格守适可而止的原则。如果过度开发，甚至将历史遗留当做“摇钱树”，将会过早地失去我们对子孙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宝贵场所。二是历史遗产也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需要给以人性化的尊重和保护。否则，再有生命力的景观也会在滚滚红尘中毁灭或夭折。因此，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本质上是营造有利于景观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二、景观文化的基本内涵文化是一个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本质而言，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把人性加于自然之上，从而使自然人性化的结果。所谓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在景观建设、维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一个具体的旅游景观中，景观文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景观的历史渊源。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景观因为附着的历史人文价值而有意义，而富有生机和活力，失去历史人文价值的景观将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景观文化的内涵首先在于发现、保存和丰富这种意义和价值。(二)景观的代表符号。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符号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物质存在，如景观的楼台庭院、楹联铭赋、字画碑刻乃至布局陈设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景观的固态文化内涵。(三)景观的独特仪式和活动。作为旅游景观，仅有固态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游客希望在特定景观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比如，在晋城皇城相府举行的皇帝人城仪式，在平遥古县衙演义的县官断案场景，还有一些旅游景观开发的民俗表演项目，都是为游客所喜闻乐见的景观活态文化内容。(四)景观团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规范。旅游景观是由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来体现的。俗话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人们对一个景观的认识同样如此，不仅要看该景观向社会怎样宣传、怎样承诺，更重要的是看经营景观的团队怎样去做。这就需要景观全体员工在为游客服务中体现出一定的素养和文化内涵，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到该景观的优秀文化。三、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有形环境。有形环境是构成景观文化的基础因素。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景观实体为依托，景观文化就无从谈起。景观的有形环境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内部环境。主要是景观的建筑、文物、设施等。二是外部环境，主要是景区的外部氛围。以山西情况看，眼下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的内部环境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比如在有的景区，游客一下车就遭到各种促销者的围追堵截、死缠硬磨，使景观形象在游客心目中大打折扣。(二)符号系统。西方学者怀特指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因此，符号的应用便是文化的产生和存在。“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景观文化归结为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系统。具体讲又分为两个子要素:一是固定符号，即游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分享其价值或意义的物化标识。二是流动符号，如景观纪念品、名信片、地图册等可供游客携带的文化标识。坦率讲，山西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拥有完整符号系统的旅游景观，符号要素是每一处景观都需要认真补课的项目。(三)阅听文本。作为景观文化的要素内容，阅听文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视觉文本，二是听觉文本，三是网络文本。视觉文本包括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和实物，引导游客进行游览和欣赏的方式，以及组织游客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听觉文本包括解说词、现场答疑、背景声乐等。网络文本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景观信息数字化、动态化。好的阅听文本，能够反映景观全貌，帮助公众识读理解景观文化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带给游客以全方位美的享受和记忆。山西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目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阅听文本，尚处在建筑加导游的初级阅听层面，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阅听需求，这也是我们急需弥补和完善的。(四)导游团队。“旅游旅游全靠导游。”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导游在景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导游是景观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导游就会把什么样的景观文化带给公众。前不久，笔者去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桂冠的五夷山参观考察，景区的九曲溪竹排导游给大家留下了难忘印象。在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游览过程中，导游逢景必讲，每问必答，而且将每处景点的意义和价值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据了解，五夷山风景区为了将竹排游这一黄金项目做大做强，专门举办旅游专业班，从毕业生中挑选年轻力壮而又善于表达的男女青年担任排工兼导游，通过他们的沿途解说扩大景区的知名度。“五夷奇秀甲东南”固然是大自然的造化，但也是与景区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分不开的。事实说明，导游团队是景观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五)人文关怀。旅游景观是特殊的人文活动场所，人文关怀在景观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旅游景观的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安全、便利、诚信、兼顾。所谓安全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处置预案。所谓便利就是要在景观游戏规则和服务设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游客。所谓诚信就是要千方百计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方方面面的正当需求。所谓兼顾就是对待贵宾和群众、团体和散客要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四、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认识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基本内涵，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问题。就山西而言，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树立景观文化意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目前，许多地方尝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甜头，舍得在旅游景观建设上花工夫、下本钱，但还没有对旅游景观文化建设问题引起应有重视。殊不知，旅游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审美价值。不重视景观文化的开发利用，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旅游资本，在这方面山西一些地方是有深刻教训的。如果真正重视旅游经济，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景观文化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要像重视景观建设那样重视景观文化建设，做到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开展景观文化研究。景观文化建设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一定的学术理论依据和支撑。目前，山西从事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的单位很多，但还没有专门从事景观文化研究的机构。有关部门应将旅游景观文化项目列人课题规划，整合力量，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可以考虑先从全省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观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从个案人手，诊断景观文化缺陷，丰富景观文化内涵，进而提升整个旅游景观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第三，制定景观文化政策。景观文化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省旅游景观文化发展纲要，统一景观文化建设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罚措施。通过总结经验，选树样板，营造景观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用优秀景观文化全面塑造山西旅游景观的崭新形象。总之，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是一篇事关山西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文章，也是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山西在利用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和文化产业方面做的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人的讨论。5A级景区: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明的艺术宝库。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部分完成于公元495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跨忻州地区的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周五百余里。中心地区台怀镇，距五台县城90公里，忻州市160公里，山西省会太原市240公里。4A级景区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晋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祠原为纪念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武王次子、晋国开国侯而建。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关于晋祠的记载，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出名了。黄河壶口瀑布 位于吉县城西45公里、距临汾市165公里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黄河浪涛激起一团团雾烟云随着水雾的升高，烟云由黄变灰、由灰变蓝，景色奇丽，有“水底生烟”之说。壶口瀑布不仅有“水底冒烟”，“彩桥通天”奇景，更有“旱地行船”之说。上游船只到此，必须离水登陆，经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即所谓“旱地行船”）方可入水续航，千百年来，概莫能变。普救寺 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境内的峨眉塬头。南向紧邻古蒲州城址，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塬头之下一条宽阔的坡底长街，是当年通向长安的古驿道。这里是我国历史名剧《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掸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灵石王家大院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距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35 公里、介休绵山 4 公里、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故里资寿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来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为优势，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同蒲铁路、 108 国道纵贯县境，新开通的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距王家大院 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介休市绵山风景名胜区 绵山，又称介山，在介休城东南20公里处，属太岳山脉，居介休、灵石、沁源三县交界处，绵延50余公里，海拔2O72米。绵山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苍松翠柏，自然景色非常优美，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浑源恒山旅游区 恒山别名常山，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62公里。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扬名国内外。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 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是一家佛教艺术馆。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北侧双林寺。双林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在此建立彩塑艺术馆。解州关帝庙旅游区 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县衙博物馆 位于平遥古城西南部，面南背北，占地约两万六千平方米。县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等，并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横街上。现在县衙的大堂等建筑正在复修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为二堂、内宅及二堂右侧的耳房等，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门的特征，气势庄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 洪洞县城北面贾村西侧，明时有广济寺，寺的左旁有一株汉代种植的大槐树，枝繁叶茂，树身数围高大数丈，荫遮数亩苍劲挺拔。大运路纵衷穿其东，交通十分方便。明朝政府屡迁山西之民于外地，而迁民追多的洪洞与附近地区的移民就在这里集中出走。被迁的移民起程时恋恋不舍，频频回首，古大槐树便成了当时移民门离别时记忆最深的标志。时至今日，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汉代古槐，早已不存在了，第二代古槐也干枯了，第三代古槐正在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同当年的汉代古槐一样挺拔。为了纪念古槐，1911年在汉代古槐处建立了一座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别有风格的碑亭。中国票号博物馆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芮城县永乐宫旅游区 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是一座道教宫观，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宫址原在芮城西向20公里的永乐镇上，这里据（道藏）中有关典籍和宫内碑文记载，是道教“八仙” 之一吕洞宾的诞生地。吕氏死后，乡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吕公祠”。金末，吕洞宾的故事越传越远，奉祀的人逐渐增多，祠堂便扩充成道观，后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被火烧毁。现在的永乐宫是元代修成的。当时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很受朝廷宠信，这一教派又奉吕洞宾为祖师，于是皇帝下令把观升级为宫。并派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营建此宫，用十五年时间，于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到至正十八年（1358）才完成壁画，施工期前后110多年，几乎与元朝共始终。明清虽小有修葺，但基本上保存了元代的原貌。解放后，因永乐宫旧址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淹没区内，于是从1959年开始，化了七年功夫，将全部建筑和壁画迁到新址复原保存。平遥文庙学宫博物馆 平遥文庙乃中国六最。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国科举史展；中国惟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

草，还真有人回答啊，早知道我也百度了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