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大学李浩毕业论文

5月18日上午，李浩站在一张中国地图前，右手熟悉地指向自己曾经飞行过的地方，既有齐鲁大地、江南水乡，也有雪域高原、大漠戈壁……

2011年2月，从军30年、飞过6种有人机机型、安全飞行3000多小时的空军“王牌师”飞行员李浩，在即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最高飞行年龄的前夕，成为空军首批无人机飞行员。

这种转变绝不仅仅是从空中转到地面这么简单，李浩这位“老飞”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从飞机座舱变成地面方舱，从操纵飞机舵杆变成操作键盘，都需要从头学起。

这一年，李浩48岁。他从内地转战边疆，在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的小平房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人机的学习当中。

从歼击机飞行员到无人机飞行员、再到无人机飞行教员，记不清自己身份证号码的李浩，却能对无人机装备、各类作战参数如数家珍；他引以为傲的视力的“鹰眼”，也架上了200度的老花镜。

18岁那年，他选择做一名空军飞行员；48岁那年，他依然选择做一名空军飞行员：“我遇上了一个大时代，把一辈子献给飞行事业，值了！”

48岁的无人机飞行员

2010年5月，李浩过了47岁生日。他突然很想让时间走得慢点，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48岁，停飞。

摆在他面前有许多条路，退休养老、转业安置，还有嗅觉灵敏的地方民航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月薪六万元。

他的妻子张素娟已经开始规划退休生活，丈夫飞了这么多年，自己也提心吊胆了这么多年，也该停飞休息，一家人踏踏实实安享晚年了。

可李浩有点不甘心，休假时他和妻子在公园里散步，看着一帮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遛狗、逗鸟，他想，自己才48岁，现在就过上这种生活太没意思了。

李浩舍不得离开部队。他从18岁入伍，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部队的生活。李浩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关系要好的战友受聘去了民航管理层，可每次两人相聚，战友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他部队里的生活，两人回忆一起开战斗机时的点滴情形，聊一整夜也没有困意。他看得出，战友现在虽然收入很高，可心里还是留恋部队。

李浩打心眼儿里还没飞够。飞了近30年，飞行早已深深地渗入到他的骨子里，他说：“假如不飞了，真不知道干啥了。”

正当他为飞行生命即将终结而发愁时，一个电话来了。空军组建某无人机部队，要在即将达龄的飞行员中选调无人机飞行员，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浩主动申请加入。

此时李浩的心情，恰如30年前他接到航空学校录取通知书那一刻。

1963年5月，李浩在河南南阳农村红旗公社出生。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通知要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飞行员。“一下子炸了锅”，李浩回忆，当时全校所有的男同学都报名了，“讲台上铺一张大红纸，放一根毛笔，大家抢着去写上自己的名字。”

历经市、省、部队多轮体检后，大部分同学都被淘汰了，全校只有李浩接到了航空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攥着那张薄薄的白色表格，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李浩激动得双手发抖。

大学期间课业繁忙，李浩说，那时每天要跑一万米，跑完全身都湿透了，但还要紧接着上文化课，飞行理论、空气动力学……一本本的大部头要啃，成绩不合格会淘汰。李浩过五关斩六将，以多门功课优秀毕业，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

一飞就是30年。李浩从初教机飞到高教机，再到战斗机，一共飞过6种有人机机型；从普通单位飞到王牌部队，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是空军一级飞行员。

李浩的微信名叫“飞行小子”，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朱秋平曾问他名字的缘由，李浩告诉他，自己这么多年都爱飞行，现在的心态和刚开始飞行的时候一模一样，感觉自己还是当年招飞时那个年轻人。

“第一茬人”

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子，静默地伫立在天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有句打油诗形容当地气候，“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每逢春秋两季，戈壁滩上刮起白毛风，能把遍地的碎石头卷上天，车子经过必须停下来，不然，车身准被砸得坑坑洼洼。

沿着笔直的高速支线前行，路边是瘦高挺拔的小白杨和稀疏的沙枣、红柳、芨芨草，道路尽头是影影绰绰的天山山脉，李浩所在的部队就坐落于此。

2011年起，李浩和战友们住进上世纪六十年代留存的小平房，睡硬板床，一觉醒来，墙皮掉得满床都是。该基地某部政委胡斌记得，刚开始床上有很多小白虫子，胆小的人晚上吓得不敢睡觉。浴室里没有热水器，搬一大桶水，白天晒一天，晚上抬进屋，老同志、年轻人一起洗，大家笑称是“大漠风情浴”。

胡斌说，李浩作为王牌师飞行员，之前居住的硬件条件非常好，“宿舍像宾馆一样”，到了这里变成了硬板床、公共卫生间，但李浩没有丝毫怨言。

即使是现在，在李浩居住的低矮小平房里，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柜、一张老书桌、一把旧凳子，整个宿舍再也找不出另一件家具。

妻子张素娟第一次来基地探亲时哭了，这是她见过条件最差的飞行员宿舍。

别人看到的是荒凉、寂寞的戈壁滩，李浩看到的却是内地无法相比的净空条件和人烟稀少、适合实战训练的自然环境。同李浩一路走来的飞行员陈永超深有感触：“他的心中有情怀，眼里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该基地某部试飞站站长陈士勇告诉记者，李浩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是‘第一茬人’，吃点苦是应该的，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不干，总得有人干。”

2015年，空军组织开展某型无人机高原试飞任务，驻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自然环境恶劣。上级领导考虑到李浩年纪较大，本没有计划安排李浩上高原。

但李浩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再次主动请缨。同行的人记得，在3个月的高原试验中，李浩时常出现头晕、缺氧、失眠等高原反应，但他克服这些不适，每天坚持进场跟飞。

某次试验任务中，李浩发现了一个技术问题，马上找到工厂技术人员咨询，熬夜研究资料，第二天再和工厂技术人员进一步交流。

等下了高原回到单位，李浩顾不得休息就召集学员，向他们详细讲解该型无人机的性能和高原试验的全过程，为日后接装该型无人机打下基础。

“倔老头儿”

从有人机到无人机，一字之差，却意味着整个知识结构的重塑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空中转到地面，从座舱转到方舱，从舵杆转到键盘，李浩这位年近五旬的“老飞”，面临着不少挑战。

近30年飞有人机的经验反倒成了障碍，李浩需要打破固有的“一人一机”的思维模式，构建“多人一机”的系统思维。

和常见的用于航拍的民用小型无人机不同，李浩飞的军用无人机是个大块头。无人机上天是系统作战，需要多席位人员协同配合。要想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必须全面掌握多个领域十几门专业知识。

为了克服年龄偏大、记忆力逐渐退化的劣势，李浩把各专业要点编成顺口溜反复记忆。厚厚的专业书籍被他翻得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胶带补丁和密密麻麻的笔记。

因为经常熬夜看书，李浩引以为傲的视力的“鹰眼”，架上了200度的眼镜。面对记者，李浩有些不好意思：“岁数大了，觉少了，晚上总得干点啥吧。”

在很多人眼中，李浩是个“倔老头儿”。陈士勇从2011年起和李浩一起到现单位报到，共事至今。陈士勇说，李浩一丝不苟，特别爱较真。

在院校学习无人机理论期间，有一次，他跟一位教员就某个导弹发射参数产生了分歧，俩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战友劝他别太较真，李浩却不理会，花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查实资料核对参数，最终弄清楚原委，说服了教员。

有人私下问他，你这样辛苦，又得罪人，图啥？李浩认真地说，“我不是跟教员分高下，是要把真理争出来。飞行不能一知半解，不能将就啊。”

陈士勇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确保飞机方向舵角度精确控制，李浩亲自跑到机库厂房进行核准。他一边举着对讲机指挥方舱内的飞行员变换角度，一边拿着量角器测量飞机机翼。5度，10度，30度……直到调试精准才放心。

当时机务大队队长李龙彪感慨，如果有误差，是由机务人员负全责，跟飞行员没有任何关系：“我干机务这么多年，头一回看到飞行员来厂房拿着量角器亲自核准参数的。”

在采访中，该基地某部副司令员李欣透露，就在记者团采访李浩的前夜，部队正组织无人机夜航训练。李浩参加完记者见面会，又回到了训练场。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大家都很诧异，问他不去准备第二天的采访，还回来干吗。李浩说：“你们还在飞，我回去睡不着。”

当晚，李浩直到最后才和大伙儿一起离开，当时已经快到凌晨两点。李欣说，第二天有那么多记者采访，李浩早点回去“太理所当然了”，可他却坚守岗位。

另一位飞行员吕军明笑着插话，要是问题不解决，你就是真让他回去了，他也睡不着。

正是凭着这股倔劲儿，李浩先后主导突破了无人机操控和作战使用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提出一百多条建议反馈生产厂家，大大提升了我国军用无人机的运用效能。

“李老师”

在部队，上至司令员、政委，下至普通飞行员、小战士，都管李浩叫“李老师”。

近年来，李浩开始带教新飞行员。新飞行员肖育明记得，在航理学习阶段，李浩坚持每天批改他们的学习笔记。哪怕笔记在午夜12点才完成，李浩也会等到12点以后修改，从不拖到第二天。

徒弟们有些受不了李老师的“软杀伤”，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孜孜不倦地反复研讨。徒弟应侠说，感觉李老师迫切地想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李浩曾对他们说，自己飞不了几年了，就是想让他们早点把翅膀练硬了，去单飞。

无人机飞行的最大难度在于，全程都是通过飞行员在地面方舱内发布各种指令来控制，飞机的状态是通过方舱内屏幕上的各项数据来显示。一次飞行，需要观察处理的数据成百上千条。在瞬息万变中，异常数据难免会一闪而过，导致飞行姿态已发生变化，但坐在方舱中的飞行员却浑然不觉。

李浩常教导徒弟，这个科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不断的练习中找准时间差、找到感觉。李浩解释，“相当于，把每个数字都翻译成空中场景，把地面方舱变成空中座舱，这也是无人机飞行员必备的情景意识。”

为了帮助徒弟们获得这种情景意识，李浩带领大家坐在方舱里反复体会，看数据对比飞行姿态、联想飞有人机时的空中动作。由于链路传输影响会造成无人机飞行姿态延迟响应，李浩甚至对哪个按钮用哪根手指按、什么时候用多大力度按都进行了反复研究。这些看似苛刻的精准要求，却成为徒弟们的学习宝典。

“李老师”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带徒弟上。博士杜继永对他与李浩的第一次会面记忆犹新。那是2014年11月，杜继永晚上加班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他犹豫再三，还是给李浩打了电话。

打之前他有些担心，毕竟以前没打过交道，担心时间太晚、问题层次太低，给李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结果李浩态度热情，在电话中进行了详细解答。

更让杜继永没想到，挂了电话没一会儿，李浩亲自过来了。杜继永告诉记者，那天基地刚下过雪，天气寒冷，办公楼和宿舍楼正好处于营区的对角线，相距大概一公里：“那么冷的天儿，李老师还亲自跑过来，真是雪中送炭的感觉。”

副司令员李欣说，夏天戈壁滩上酷暑难耐，李浩从来都是和十几岁的年轻战士一起列队在烈日下走：“李老师这种言传身教远胜于空洞说教。和自己父亲一样年龄的人一起顶着太阳走，你还讲什么条件恶劣呢？”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

用女儿李斯特的话说，父亲这辈子最幸福的两件事，一件是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一件是找到了一个支持他的女人。

李浩的妻子张素娟是辽宁省鞍山市燃气公司职工，个子不高，一头爽利的短发。张素娟迄今还记得两人刚恋爱时，李浩所在连队的教导员找她谈话，说飞行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如果两个人要一直走下去，就不能让飞行员带着情绪上飞机，在生活中要尽量谦让。

张素娟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她告诉记者，两个人的矛盾不过夜，一旦发生矛盾，她会首先检讨自己。好在李浩也知道心疼人，两人虽然聚少离多，但每次李浩休假回家一定抢着干活儿，做上一桌可口的大餐，还陪娘儿俩看她们最喜欢的《爸爸去哪儿》和《中国好声音》。

多年军属生涯让张素娟养成了独立坚强的性格，为了让丈夫安心飞行，张素娟以一人之力扛起家中大小事务。

2014年底，张素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植入一块钢板和3枚钢钉。当时李浩刚调入新单位，飞行任务重、压力大，张素娟怕影响李浩的工作，一直没把伤情告诉他，是女儿陪着做的手术。

这期间每次和丈夫通电话，她都和往常一样报平安。直到半个月后，李浩无意间发现银行卡上有大额账目转出，打电话问情况才瞒不下去。

提及此事，张素娟用很随意的口气说：“就是个小手术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李斯特却有些委屈，这个20出头的女孩儿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手术都是父母给签字，这回母亲做手术却要她来签字，她“感到自己要担起家庭重担了”。

虽然辛苦，但张素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的哥哥和舅舅都是军人，她从小有很深的“军人情结”，希望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生伴侣，“没想到真的被我找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浩单位要到南方驻训，任务下达后，李浩的脚不慎扭伤，脚面肿得老高，走路一拐一瘸。张素娟心疼地说，要不然请个假别去了。没想到一向温和的丈夫眼睛瞪得老大，厉声说：“不行，这种时候，就是腿折了都得去！”

张素娟说，自己当时很震撼，她想，也许这就是一个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说过这种“拖后腿”的话。

前些年，李浩转战无人机部队后，先是驻扎南方小镇，他在网上搜集南方优美的风景图片发给张素娟，说南方好，适合养老。后来部队转战山东，他又编了个段子，“有山有泉赛江南，齐鲁大地也挺好”。直到最后奔赴西北，李浩不发图片了，还极力阻拦张素娟来探亲，让她哭笑不得。

虽然“江南梦”变成了“戈壁滩”，但每每想起电话中丈夫快乐的声音“我又能继续飞了”，张素娟便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她喜欢舒婷的诗作《致橡树》，“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

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获文学学士学位。1983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进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从“辞”与“理”及其关系看李贺的诗歌创作》，获文学学士学位。 在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安旗教授，学位论文题目《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研究》(附《孟浩然集校注》)，获硕士学位。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任教。 任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霍松林教授，学位论文题目《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获博士学位。 任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联系导师王水照教授， 博士后研究报告题目《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 应邀在韩国庆尚大学中文系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