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犯罪研究论文

明星偷税漏税层出不穷。2018年某着名女星因巨额逃税案被处以亿人民币的罚款。亿罚款额创下了明星因偷税漏税所受处罚的最高纪录。这一事件使中国演艺界明星逃税情况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明星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其通过各种形式逃避国家税收，在娱乐圈数见不鲜。明星偷税漏税会造成哪些危害?我国税制存在哪些问题，会导致明星偷税漏税行为屡禁屡犯?如何通过个税税制规避这一问题，使偷税漏税者无计可施?因此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明星;偷税漏税;税制      1、明星偷税漏税的危害      、侵蚀国家税收      偷税漏税最显着、最直接的后果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和应上缴国库金额的流失，这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民众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危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国家征税的本意是调节经济、造福百姓，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任何偷税漏税行为不仅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减少，而且间接影响公民对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的福利享受。      相比于工薪阶层，影视明星歌星等属于高收入群体，高收入导致高税款，那些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公司或个人应当交纳的所得税的行为直接侵蚀国家财政税收收入。      、导致税收不公      明星作为高收入人群和公众人物，偷税漏税行为屡有发生，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却遵纪守法按月纳税。网易研究局曾出具一份调查结果，结果显示自2005年以来，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工薪族，他们是个税的主力军，贡献了中国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此外，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特聘院长甘犁乐观估计，至多有亿居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换言之，中国仅有不到两成的人口才是实至名归的纳税人。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税制缺陷，非工薪高收入群体很难被税务监控征税，因此可以大胆地偷税、漏税、逃税。辛勤劳动的工薪阶层老老实实缴税，而拿着天价报酬的明星却以各种途径渠道逃税，这显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税负不公。然而上述种种问题对于素有“万税国”之称的美国而言，显然没有任何生存土壤。因为美国人对于税收的态度，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死亡和税收。”      个税的目的在于调节收入分配，意义在于高收入者多缴税、中低收入者少缴税甚至不交税。在普通人拿着五六千元工资仍然依法纳税的情况下，明星拿着天价片酬却偷税漏税，这不仅使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无法发挥，更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税负不公平，特别是在我国实行累进制税率的情况下，更是严重影响到税收作为社会再次分配调节工具的实现。      、破坏税收秩序      逃税必然造成政府收入的流失，为了弥补损失，确保财政收入的充裕性和完成既定的财政目标，政府会通过提高税率和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等方式出台新的征税措施。这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纳税负担，逃税者偷税漏税金额越大诚实纳税者的纳税负担越重，恶性循环不断造成了税负不公，更加打击了靠勤劳致富的诚实纳税者的积极性。税收的职能之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偷税漏税行为破坏税收秩序，使税收职能无法正常发挥。      2、我国税制存在的问题      、纳税意识薄弱      纳税意识是指公民在了解税收作用时产生的纳税意愿。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征以来，公民的纳税意识一直没有提高。我国个税目前纳税方式主要有两种:代扣代缴和主动申报。代扣代缴占多数，只有强制要求时才会向税务局主动申报，有些甚至想尽办法避税逃税。纳税意识低下往往会导致纳税人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的逃避纳税义务。导致纳税意识薄弱主要原因有历史原因和权利义务不对等两个方面。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苛捐杂税猛于虎”这种传统文化滋生“税收是可恶的”错误观念。现如今，我国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需要知道他们所缴的税用哪去了、花在什么地方，即老百姓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国家政府工作者能够及时公布税款的用途并接受群众监督，百姓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税收用之于民的真正含义，才会积极主动纳税。相反，如果纳税人对自己所纳税款的用途和去向毫不知情，就会削弱其主动纳税的意愿，降低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消极纳税，甚至逃税和抗税。      、税收制度不健全      据了解，我国明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四种渠道: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取得固定工资薪金收入或公司为了激励员工给予的股权激励、接拍杂志广告等取得劳务费、近几年热门的房地产投资等方式取得的投资理财收入、成立独立的工作室收入。虽然明星收入渠道多样，但并不影响其缴税，我国税收针对不同的收入类型都有不同的征收条款。在中国劳动者收入中，明星的收入一直遥遥领先，特别是当红歌星、影星。2019年《福布斯》全球明星收入排行榜中，成龙以近4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明星。明星因为高收入在税收七级累进税率中，适用的是第七级，也是顶级。据业内人士介绍，明星为了逃避税收，会费尽心思想出各种方法，如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精选注册地等。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星取得的劳务报酬以个人身份缴纳的劳务报酬类别所得税额是最高的。如果明星成立独立工作室或公司等形式，缴税可以按照个体户或公司的个人所得税身份缴纳，取得的报酬与工资薪金合并征收，实行累进税率缴税，大大降低所缴税额，这种形式在近年来成为一种风潮。      除了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给纳税者提供了偷税漏税机会，税收征收手段落后、管理监督不到位、信息传递不及时、奖惩不合理，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偷税漏税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存在合理避税的方式下，依然有很多明星选择偷税漏税了。      、社会监督不足      税收监督是税务部门在日常征管工作中，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纳税情况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社会监督是指由国家机关以外的广大媒体、网络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有以媒体为导向的舆论监督、电台报纸等网络监督和个人自发的群众监督。这种监督的特点是非国家权力性和非法律强制性，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人员的法律意识、民主观念、道德水平以及社会舆论对监督作用能否很好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社会监督意识尚未成熟，广大媒体、普通群众甚至趋向于盲目追星，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对税收犯罪的遏制作用。全民的协税意识薄弱，没有真正意识到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是维护税收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没有意识到偷税漏税是件非常不光彩的行为。      3、对策      、提高纳税意识、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提高纳税意识不仅仅是针对公民，社会全体都应该提高纳税意识，形成自觉依法纳税良好的税收环境。国家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加大宣传。首先，宣传要目标明确。税法宣传要从提高纳税意识为目的出发，针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的不同心理，结合依法纳税光鲜的正面形象和违法逃税处以法律制裁的实例，进行宣传教育。宣传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宣传自觉纳税最光荣、偷税漏税最可耻的社会荣辱观，使自觉依法纳税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上升成为文化、道德观念。税法宣传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道，比如网络、电台等。其次，政府部门要做好奖惩分明，奖励模范纳税户、惩罚违法纳税人。最后，提高纳税意识要从小抓起，在学校开设纳税知识的宣传教育课程，从小形成“依法纳税人人有责、主动纳税最光荣”的纳税意识。      、建立健全现代化税收征管制度、加强税务监查与处罚力度      完整的税收征管法制是保证税收征管有法可依的前提。因此，应把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作为治理偷税漏税的基础工作。税收征管的健全包括申报纳税、立案稽查、违规处理、保护纳税人权利等。税务部门的权威性是税收工作强制性的保障，税法执行的权威性是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保证。税务部门要明确征税强制性原则，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执法的障碍和阻力，银行、海关、工商等部门有义务配合税收执法行为。对依法纳税人要维护其合法权益，对违法逃税者必须强制处理。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处以重罚，导致违法犯罪成本低，越来越多的逃税者报以侥幸心理钻法律漏洞，这是逃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明确对纳税人偷税、漏税、逃税的处罚措施，严正执法，绝不心慈手软。加大偷税漏税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偷漏税行为的发生。      、加强社会监督、建立信用机制      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依靠法律手段监督和治理偷税漏税行为是不够的，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优势。由于我国有“明哲保身”的传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会给偷税漏税者提供各种空挡。因此，当崔永元曝出逃税行为时，一度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方面群众举报违法行为打击了违法逃税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群众“如何做好监督者”提供了模范示例。建立举报奖惩机制，对举报有功者重奖，对偷漏逃税者重罚，让偷税漏税者无处可逃、无计可施。加强社会监督的同时建立纳税信用机制，与银行、支付宝等平台合作，加强银税互动。类似于银行贷款，把依法纳税与个人征信结合，将偷漏逃税行为写入个人征信违法记录，促使每个人都能依法纳税，杜绝偷税漏税行为，建立良好的信用机制，让偷逃税者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跨国公司避税之转移定价行为分析【摘要】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一直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不可罚行为。但事实上该种行为极其复杂，本文试图通过从不不同角度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跨国公司 避税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经济实体。就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言，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避税行为的产生于法律的漏洞，且这种因为立法上的漏洞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不可归责于法律相对人。何谓税法上的漏洞?台湾学者黄茂荣对法律漏洞做出分析：法律A对之无完全规范之情形，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有漏洞存在。故跨国公司必须是利用了我国税法现有的不完全规范或矛盾规范或不规范或不妥当规范之时始为避税行为而具有不可归责性。但是，笔者认为，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 一、跨国公司税收行为分类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咨询师宋宁认为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三种：第一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但该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的转移定价等行为。北京大学税法专家刘剑文教授将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分为两类：合法的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以及非法的避税行为。前者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或至少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因此无可罚的前提基础。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既包括税法所鼓励的税务安排行为也包括税法虽然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其中税法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相当于上文所称的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避税(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就是指这种不应当接受税法苛责的中性行为。但是，正是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这些行为即属于本文所称的非法避税行为从实质上触犯了我国的税法，但却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合法的避税或税务筹划行为。 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资本弱化或滥用税收协定等行为认定为中性的避税的观点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涉税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合法的税收行为。所谓跨国公司合法税收行为是指跨国公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即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所做出的行为。应当指出，依照我国的现行税法体制这里的法律包括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所通过的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具有效力的法律性文件。跨国公司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为的涉税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立法未改变前国家应当予以肯定。 第二种划分即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一种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这种中性行为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外，既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但亦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它既不属于合法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故在法律性质上称其为“中性”。详言之该中性行为无论其产生于何种出发点，因其属于企业未能落入现有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不应当做出否定性判断。 跨国公司第三种行为：非法逃避税收法律义务的行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有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传统观点否定避税行为的不法性就是将该避税行为的产生一概归究于法律漏洞。事实上问题集中在第二种避税行为与第三种避税行为的界限上，即何种行为是中性避税行为，何种行为又应当被认定为是逃税。诚然，由于法律立法技术的限制及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的确不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承担。但，何谓避税?是否跨国公司的所有涉税行为都可以为此避税行为所包含，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鉴于此，以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转移定价为例，我们有必要借助税法基本原理及其它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我国税法框架下的跨国公司避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确定其法律性质。 二、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性质——以转移定价为视角 如本文所述，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特殊手段及安排该达到减少在东道国应该交纳的税收，造成该东道国的税收流失的行为。对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税法基本原则出发进行必要分析。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公理”性效应。它是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之外的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约性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不同的是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实质”，即去伪存真的效果。“如果是通过假装行为隐藏真实行为时，尽管它是假装行为，也要以真实的行为作为课税基础”。如果从法律所规定的表面形式出发，假装行为可能由于其欺性而不落入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之中，但是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假装行为并不因为表面的欺性而丧失其“应税性”。 公平税负原则又称应能税负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穆勒和庇古将相对牺牲的概念引入税法，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也被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最终形成公平税负原则。如果说在流转税和所得税这样不同类型的税收横向比较上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的话，那么在课税对象相同的同一种税目下税负的公平性问题就体现得极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商品课税体制与国外不同，实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增值税的征收贯穿了商品生产及流通整个环节且存在先征后，即征即退免征等诸多税收优惠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混合经营及兼营行为使得脱逃税大有可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较大，企业的实际税负不均。如果认为诸如资本弱化等行为是一种投资战略上的避税行为，那么跨国公司为逃避纳税义务而人为地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其背离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故意的逃税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使得其税收义务非法地减小从而相对其他正常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目前众多企业正是借税务筹划的名义进行逃之实。 因此，实践中简单地否决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违法性是不适当。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此种行为。 参考文献：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三民书局，1987. [2]北野弘久.陈刚，罗永箴译.税法学原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以升.论法律调整之外的中性行为.法律出版社，1993. [4]西方税法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