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题目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其中也阐述一些伦理学的思想,例如经济伦理中的分工原则,在这里就得到了较细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做了于分工及其作用的分析。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是私有制、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前提。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分工是异化存在的前提。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再举办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一是“没有财产”（无产阶级）同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关于“分工”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由此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经济开始腾飞。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其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无疑是最令国人担忧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的“分工”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联结生产力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 分工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 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 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正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必然要产生差异，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差异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过去相对平均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私有制引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中，虽然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但它是与当今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换句话说，当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能够消灭那种“异化”所要求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水平。因此，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彻底地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相反，由于“分工”所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 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的是“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们要采取消除那些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把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相信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异化”的分工和私有制的消失，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随之消失，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

CNKI搜一下好多篇呢。。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 〔摘要〕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实质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 标志着我们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还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 其中包括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 都是我们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期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题, 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问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则是不断与时俱进的。现在看来,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 实质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 首先, 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发展观, 却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哲学上考察,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及其态度, 而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 如何看待发展以及采取何种态度则是世界观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因此, 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可以说, 发展观历来就是世界观。譬如, 黑格尔的发展观就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一种世界观, 他的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就是一种胚胎发育的渐成论或预成论模式。在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发展观的视野中,发展就意味着风险及其积累, 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人为技术、制度制造和积累风险的社会。核风险、金融风险和生态风险相继发作, 使人们意识到风险紧跟着“进步”, 就像影子跟着光一样, 其实早已存在几百年的“风险社会”才进入人们的世界观中间。在持有“反思性现代化”或“第二现代化”发展观论者的心目中, 整齐划一与多样性同时存在, 但分化和多样性越来越主宰现代化, 多样性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第二现代化”的核心概念, 成为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范畴。由此可见, 作为世界观的发展观也是历史地与时俱进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 同时也造就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重困境。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效应, 全球财富的增量主要流向发达国家, 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 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也是向少数群体集中, 社会大多数群体并未分享到应有的成果。全球化的政治效应, 表现为霸权政治与协商政治、单极政治与多极政治的矛盾加剧。全球化的社会效应, 表现为社会生活“同质化”趋势与贫富分化、阶层分野的同时并存。而全球化的文化效应, 则造成了物质生活的丰裕化与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物质至上、个人至上、生命意义空虚化之间的鲜明反差。作为参与全球化并获得自身较大发展的几个罕见的国家之一,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与矛盾, 由于自身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 某些方面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 治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 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应对全球化并反思发展问题, 这是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关涉全球普世价值的全球意识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人们对“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发展理念发生怀疑, 新的发展理念提出发展的三重价值标准, 这就是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发展除了必须提供食物、住房、卫生保健和安全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 还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教育条件, 对文化和人的自尊给予更多的关注, 特别是要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对其他民族的屈从和依附, 摆脱对愚昧和使人类痛苦的力量屈从和依附, 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问题相继被提出, 这标志着对以往发展内涵的补充和革命性创新。社会学家提出了发展要从人出发, 以人为中心, 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在于人。甚至有人提出了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对现代西方发展理念的创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观, 在逐步探索、发现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的过程中, 先后经历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认识阶段, 吸收了发达国家“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理念合理内核, 特别是发展的本质就是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 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趋向的理念。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 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原则, 就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 而且丰富了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新高度和精神境界。实践创新决定了理论创新和世界观创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主要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思维方式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困境, 也无法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 我们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从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能力, 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从发展的具体规划部署入手, 而且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为重要的是, 还必须端正“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真正实现发展动机和发展效果相统一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其次,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其核心与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但他们从未忽视社会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重要作用, 唯物史观从来不是唯经济论。恰恰相反, 马克思一贯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 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 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 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 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 “人是全部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马克思还认为, 个人发展的程度与个人的现实素质相联系, 同时它又离不开社会的发展, 他看到“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 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即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 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即经济前提,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共同生活方式”。十分明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想说明的是, 每个人自由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又有待于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这就是说, 在马克思看来, 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发展, 而不能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 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他甚至认为, 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 他指出: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 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与此同时, 马克思还认为,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他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 作为对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高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旗帜, 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实质。实际上,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所谓科学性, 主要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态度。哈贝马斯曾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 他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目的理性活动”, 而所谓“目的理性活动”则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不是为感情和传统所决定, 而是为基于科学技术的理性所决定。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理性地而不是为感情所左右地、理性地而不依赖于传统地回答发展的实质、内涵和基本要求, 揭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文明发展、安全发展、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等目标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坚持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 始终坚持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 人类社会发展既是客观历史演进的过程, 又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考察人类社会进步既要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衡量, 也要以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去评价,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历史的尺度, 人的价值实现程度是价值尺度。从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和总的发展方向来看,两种尺度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尺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实现尺度, 而人的价值实现尺度又是历史尺度的内在根据。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对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而言,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的, 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是一致的, 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同志强调: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 就是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 就是进一步升华共产党人的执政宗旨。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 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坚持辩证的互动观点, 认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人越全面发展, 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 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 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 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理论诠释。 最后, 科学发展观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人学依据是人性的全面性和丰富多样性的话, 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学依据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丰富性来看, 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建设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并能持续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新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 建设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 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和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譬如, 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方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 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 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经济社会目标体系。 这些目标实际上构筑了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经济实力和建设综合国力的新体系。在资源、环境压力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形下, 要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全面建设任务, 从思想上必须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并获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正确方法, 这就需要确立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的指导地位。这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的根本所在。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引导正确政绩观, 也只有正确政绩观才能实践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是切实转变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 就必须坚持把人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属。要在干部评价、考核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绩观, 把对政绩的衡量转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处理利益关系能力和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能力上来, 从制度上为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供坚实的保障。共产党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而树政绩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有些人之所以口头上讲科学发展观, 实际上干的却还是“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确立科学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相统一的世界观, 没有从“官本位”意识切实转变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立场观点上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始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 本质上是一场人才竞争。科技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竞争。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在人才。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关键在人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关键也在人才。我们要确立人人都是人才, 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现代成才观。特别要重视青年人才, 为他们营造生动、活泼、民主的创新氛围, 使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旺盛的创造活力, 要用事业凝聚人才, 用实践造就人才, 用机制激励人才, 用法制保障人才, 努力把优秀人才积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形成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我们的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确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 即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既是唯物史观的群众观,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根本立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主体, 而且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不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以人为本只是一句空话。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这既是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 也是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 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其实,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在这里, 第一, 胡锦涛同志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他明确提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 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 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 真心实意造福人民群众, 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第二, 他重视文化人的重要作用, 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三, 他特别重视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 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 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他特别看重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 因为在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 干部具有以身作则的重要示范作用, 广大青少年则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和开拓创新作用。 总之, 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统一起来, 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体系, 并且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指南, 才能真正转变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破解发展难题, 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