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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陈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延续至今，国际间医学交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也阻断了疑难脑肿瘤病症患者跨国求医的步伐。可是，病情不容耽搁，患者们在苦苦等待。 中外医生同台手术。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记者7日获悉，上海市疫情防控办、江苏省卫建委、江苏省疫情防控办等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为德国来华进行医学交流的知名专家化解重重困难，促成中外神经外科之间的正常互动。两国医学专家同台手术，在救治疑难病症患者的同时，切磋着手术技巧。 手术前，专家们仔细研讨手术细节。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记者7日获悉，作为江苏省卫生支撑计划的中德国际合作交流项目，INC世界神经外科顾问团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教育委员会主席、德国INI国际神经学研究所的Helmut Bertalanffy(赫尔穆特·巴特朗菲)教授来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救治患者，并示范疑难手术。 患者术后快速康复。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原本巴特朗菲教授计划2月来华，但因疫情缘故，数次拖延改期。巴特朗菲教授心系预约手术的中国病人，在知晓中国入境防疫政策后，愿意配合相应隔离措施，最终决定在4月下旬来华。 年届七旬的巴特朗菲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出发，从上海浦东机场口岸入境，再到苏州、无锡，全程经历了7次核酸检测，14天隔离观察。在中国的医疗机构，巴特朗菲教授与中国专家共同为数十位脑肿瘤患者成功实施高难度外科手术。他为50名患者当面问诊。在华期间，这位德国专家还开展了远程教学与中国医生分享手术技巧。 据介绍，巴特朗菲教授为患者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有的达到肿瘤全切。绝大多数患者术后第二天就出了ICU，转回普通病房，且无新的神经功能损伤。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患者多已出院，部分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患者因手术全切而康复。这位世界级知名专家的临床示范教学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更大的生存机会。 3岁多的康康(化名)因视力下降、头痛、呕吐就医。医生发现其罹患脑肿瘤，再不手术，可能因肿瘤压迫而双目失明。但康康的肿瘤病变位置复杂，切除极其困难，很多专家都建议保守放化疗。巴特朗菲教授评估康康的病情后指出，保住孩子视力，手术切除鞍后肿瘤压迫和移位脑干部分是最佳的治疗方式。之后可化疗、放疗控制肿瘤复发。经过了一个月的等待，巴特朗菲教授终于在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为康康成功手术。目前，孩子术后恢复良好，原有视力得到保留。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下，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开展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手术示范合作并未间断。通过线上交流，国内神经外科医生有机会观摩欧洲神外专家手术操作，中国患者不出国门就能接受比肩欧洲水准的手术诊疗。 谈及中国疫情防控，亲身经历防疫措施的巴特朗菲教授十分赞赏。在中国的日子里，这位德国专家也有了行程码、防疫 健康 码等，并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让中国成为安全的所在。采访中，巴特朗菲教授 希望波及世界的疫情早日结束， 医学界的交流尽快全面恢复。(完)
柏林熊77
希尔根菲尔德的头衔是吕贝克大学生化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病毒学，是冠状病毒和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还因为非典和中国结下过不解之缘：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曾奔赴北京与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主任蒋华良合作，通过中国国内研发的电脑模型结合德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抗击非典做出了许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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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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