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机关违法案件论文

郁闷啊，搜都搜不到，被领导催的都快疯掉了。

所谓涉案财物，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刑事案件和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依法扣押、调取、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方式提取的与案件有关联的财物。主要包括：取保候审保证金，扣押或查缴的现金和其他财物，提取、查扣的作案工具或违禁品，行政案件预交款，行政复议保证金，抽样取证的财物，以及执法实践中依法保存的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财物。非涉案财物，又称代为保管财物，是指公安机关日常工作中除涉案财物外，出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安全等因素考虑，由公安机关代为保管的与案件事实无关联的财物。包括在接处警、案件调查过程中现场弃置的财物，群众拾遗的财物，无主财物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合法财物。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是保障刑事、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推进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为此，公安机关审计部门联合纪检、督察、法制等部门应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专项审查监督力度。从历年审计调查情况看，多数一线执法单位能遵守国家财政法规和省厅涉案财物管理规定，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但也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现就公安机关在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探讨，以寻求共同解决途径。 一、 存在的问题 1、收取涉案财物的程序不规范。多数发生在治安行政案件中，对于暂扣标的较大，违法者又是外地人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随后的行政处罚能顺利执行，往往采用未裁先收手段；有的属于超范围收取预交（暂扣）款，根据有关规定，《浙江省行政执法预收（暂扣）款票据》的使用范围：一是治安调解解决医疗费和损害赔偿需侵害人预交部分款项的；二是违反治安行政管理的行为人因客观原因需要在案件处理期间离开案发地，愿意预交部分款项听候公安机关处理的；三是办理刑事、行政案件中的各类保证金。但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对于赌博、卖淫嫖娼等案件一般都对违法嫌疑人要求预交款项；有些暂扣款项由于证据单一，明知无法按法定程序处理，但为了种种原因，还是责令当事人先交预交款；有的扣押款项只有一份笔录，无完整案卷，有的单位甚至连笔录都没有，缺乏扣押合法性，属于违规扣押。 2、涉案款项处理不及时，造成长期挂账。主要是：1 ）、对暂扣预交款项、暂扣物品处理不及时，如有的办案单位对十多年前扣押的款项未得到处理，二至三年扣押款未及时处理的情况较普遍。该退还的未及时退还当事人，根据《证据登记保存和行政没收的程序规定》，对预交款应在收到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结果，不作出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被扣押财物退还当事人，否则就是违规扣押。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单位未对扣押款项及时处理，造成现在无法处理。2）、对刑事案件取保候审保证金处理不及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取保候审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有的在取保候审期满后，嫌疑人已被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但取保候审保证金未及时退还。3）、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处理不及时。从审查情况来看，已超过二个月复议期限或超过三个月行政诉讼期限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的笔数较多，数额较大，有的嫌疑人认为只要交了保证金就万事大吉，逃避执行行政拘留。根据有关规定，被决定行政拘留的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公安机关应没收或部分没收保证金，行政拘留继续执行。 3、调动移交环节存在漏洞。在民警调动时，未严格执行交接制度，移交手续不规范，填写项目不全，未将有关涉案财物案卷及时整理后交出，致使部分案卷无法寻找，到检查时原经办人与现经办人就相互推诿，互不认帐，无法查证扣押财物的合法性。在基层单位内勤人员调动时，未经县局财务人员到场监交，有的内勤对单位资产、财务等账目未与县局后勤财务部门核对平衡，就草草移交给接任者，而接任者又没仔细逐项核对校验，致使账目不清、责任不明。 4、执法财物未按规定及时移交和处置。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办案单位未将扣押的财物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后勤部门集中保管。基层单位在提取涉案财物后，就放在单位内部自行保管，有的单位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存放数量较多，因没有专用场所，露天存放，经日晒风吹雨打而遭损失。有的贵重物品，如金银手饰、笔记本电脑、书画、手机等，因体积较小，就随意存放在办公室内由民警自行保管，特别是在调解各类民事纠纷过程中收取的待处理预交款，因要随时发放给受害人或返还给当事人，就留在民警身上，不上交单位内勤集中保管，这些现象容易出现垫支、挪动等问题。根据涉案财物管理相关规定，对应交由公安机关后勤部门保管的涉案款项、变价款和涉案物品，凭有关法律文书、决定书填写《财物移交登记凭据》，在24小时内交存指定银行账号和主管公安机关的后勤部门验收保管。基层单位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可适当延长移交时间但不得超过三个工作日。二是主管部门对移交的财物未及时处置。公安机关主管部门设立或指定的物品集中保管场所，场地面积往往有限，若不及时对各单位上交的财物进行上缴财政处理，日积月累，会形成大量的待处理物品，只能堆放在棚屋外，风吹雨淋，会使财物腐锈造成损失。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通知原主或公告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理，登记后上缴国库或依法变卖、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5、未落实专人负责、统计、保管等管理制度。有的办案单位对财物未确定专人保管，而是实行谁办案谁负责的做法，办案民警私自保管涉案财物和非涉案财物。有的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随身携带物品，如汽车、摩托车、笔记本电脑、手机、现金等财物往往滞留在办案单位或经办民警身上，由于代管财物未随案、随人移交，日子久了，也容易出现被挪用、丢失等问题。有的单位未设立涉案财物和非涉案财物明细登记台账，一些涉案财物未及时录入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信息系统，办案民警交来的财物就随手放在内勤办公室，导致时间一长，连财物的来源、数量、当事人、扣押理由等都无法查清，有的未设立财物保管室和保管专柜分类保管，此类现象易滋生违法违纪问题。 6、在接收、保管、处置财物等环节存在缺陷。基层单位上交财物到后勤部门进行集中保管时，对财物应用照片或录像进行固定，对贵重细小物品以自封包的形式封存，在自封包上注明封存财物的名称、数量、案由、时间、编号等祥细内容，移交时后勤保管人员与移交人应当面清点并在封口上签字。但在审查时，发现仓库内存放的贵重物品未按规定装封和履行监交手续进行共同签字，给财物的管理工作留下安全隐患；在保管方面，对金银及其制品、珠宝、珍贵文物等物品未逐案逐件编号和设立专柜专箱进行分类保管，也未定期对仓库内的财物进行盘点、核对，时间一长，物品底数就不清；有的物品已上交财政部门，但未及时在保管登记台账上核销，造成账账、账实不符。在处置环节，有的基层单位对扣押的时令性强、鲜活、易腐变物品，未及时与财物主管部门衔接妥善对其作出变卖、拍卖处理造成财物损失；有的财物扣押后交到后勤部门保管，最终案件没有成立，在法定时间内对当事人处理依据又不足，退还又觉不妥，这样就留在公安机关，后勤主管部门到了一定时间后，上交财政又不行，导致保管物品越积越多，给公安机关对财物处置工作带来困难。 7、行政收费和罚没款收入未及时上缴银行财政专户。有的基层单位位于边远地区，辖区内无设有特定上缴的银行专户机构，平时解缴款项不方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数额又不多，就将平时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款自行保管在单位保险箱内或以私人名义开设存单，等达到一定数额后集中上缴到城区银行专户。这有涉嫌截留、挪用、坐收坐支罚没收入的行为，同《收支两条线》和《浙江省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精神相违背。 二、原因分析 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造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领导重视不够，存在重业务、轻财物管理的思想。由于公安业务繁重,人员紧张，疲于应付各种业务考核检查，对执法质量抓得很紧，而放松了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有的基层单位苦于抓经费的落实，对于一些赌博、卖淫嫖娼案件涉案款项能扣押的则先行扣押，而忽视了扣押款项的合法性、合规性，致使扣押的财物一时无法及时处理，造成了长期挂账。 2、领导存在“新官不理旧账”思想。对自己任期内的财物比较重视，做到能清理的及时清理，但对前任领导留下的财物不够重视，就象“传家宝”一样任任下传。各级公安机关对基层单位执法检查监督较多，而对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情况监督较少，使基层领导对财物的管理产生思想上的偏差，造成财物处理不及时、不彻底，留下死角。 3、办案人员执法观念淡薄，责任心不强。一线执法民警对有关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掌握不是十分清楚，在日常办案过程中，随意扣押现象较普遍，一切从方便办案的角度出发，忽视了相应程序规定和要求，致使一些案件无法及时处理甚至根本无法处理，等人一调走，就把烂摊子抛给原单位，而接任者又“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时间一长，连案卷和一些扣押物品都无法找到，给财物的处理带来困难。 4、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现有关于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等规定都比较粗泛，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的细化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南，给执法环节财物管理工作带来不便。特别是在执法办案中产生的大量非涉案财物，如何进行管理，没有具体规章制度可供参考。 三、管理建议和对策 1、强化学习，提高素质。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和全体民警要以2007年公安部“三考”为契机，掀起学法高潮，认真学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浙江省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树立依法执行职责和公平公正执法观念，强化办案过程中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依法扣押和处理涉案财物，切实提高执法环节财物管理水平。目前基层公安机关虽然经费紧张，财政保障有限，但也不能在财物扣押和支配上动手脚，应摒弃“唯钱办案”的观念，自觉加强对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为全面提高基层执法单位领导和民警对财物管理水平，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就财物管理方面的知识，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重点解决基层办案单位财物管理无序、管理责任不清以及如何保管、移交等具体问题。 2、建章立制，规范管理。要按照上级公安机关对执法环节财物管理的有关规定，通过边查边改、边改边建的办法，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管理规定》、《执法财物仓库保管规定》等规章制度。在执法工作中，对扣押的涉案财物要严格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办理手续，实行祥细的项目登记，并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财物持有人当面点清，注明情况，列出清单，按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分设台账，实行专人登记和管理，该移交的要及时移交，该上缴的要及时上缴，合法规范的处理财物。贯彻执行县局制定的《公安民警交接工作制度》，要求中层领导干部的离任调动，由政治处委托审计部门进行离任审计调查；单位内勤人员的调动，公安机关后勤财务人员要到场监交；对民警的调动除交接清资产、财务外，对于涉案财物的案卷要整理完整后向原单位交出，严格执行移交手续。 3、各施其职，发挥职能。执法环节财物的管理是个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工作，为使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轨道，公安机关各职能部门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公安机关后勤部门作为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的主管部门，对执法单位票据的领取、使用、注销情况，规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遵守“收支两条线规定”情况，涉案财物与非涉案财物的登记、移交、保管等情况应加强监督和指导；财务部门应定期将暂扣款总账与各执法单位暂扣款明细账进行核对，确保账账相符，如发现错漏账项和未调整账项，应及时调整平衡。法制部门应严格把好执法关，特别对涉案财物扣押环节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处理的及时性等方面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检查，防止出现先收后裁、超范围收预交款、随意扣押财物。对于超过一年期限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和超过二个月复议期限或超过三个月行政诉讼期限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保证金，有必要在期满前的适当时间，通过相关途径督促提醒，确保“二项保证金”得以及时清理。 4、加强监督，防患未然。要树立“全面监督，不留死角”的审计理念，进一步拓展审计思路，延伸审计触角，通过有效整合纪检、督察、法制、审计、后勤等部门资源，联动协作，强化监督，定期对基层单位执法中涉及的财物管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实时监控网上涉案财物管理系统情况。要根据基层单位财物登记台账、案卷记载财物的数量，进行实地清查盘点，通过以账查案、以案查物、以物查人的方法，排查在执法环节上存在的纰漏和过错。具体可通过后勤专管仓库财物台账资料与各单位上交的移交清单、已上交财政处理的账单进行比对，结合实际盘点的库存数，看有无存在账实不符、底数不清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纠错，问题性质严重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是新人，也被指定了写涉案财物啊~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