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学报稿费

孙大中，1932年6月20日出生于威海，幼年时全家迁居天津。解放不久，随经商的父亲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华南中学。返回内地后入南开中学学习，在地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下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 孙大中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家中世代务农，父亲后来经商，母亲是家庭妇女。孙大中在家乡度过幼年，后全家迁居天津。新中国成立不久，孙大中随父亲到了香港，就读于香港华南中学。一年后返回内地，1951年毕业于南开中学，并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地质学院。 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大学毕业，在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任教。其间曾先后回母校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分别师从前苏联专家拉迪什教授和郭承基教授进修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 1952年，他参加了高振西先生率领的野外实习队，跑遍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矿区，既实习又为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陈列馆采集标本。野外工作结束时正值学校放暑假，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素描，高先生希望他继续留下来，跟他一起到南京地质博物馆做室内工作。他欣然遵命，并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整天钻在博物馆里看、画、记。后来他回忆起这个有意义的暑假时写道：“一个多月是短暂的，但我一生难忘这个暑假。它使我受到一次由野外到室内、由实践到理论的绝好的锻炼，为我以后在结晶学、矿物学、矿床学和地质学发展史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基础。”1954年，他参加了马杏垣教授领导的中条山科研队，转年又为做毕业论文独自到中条山进行野外工作，这是他一上中条山。三月初的北方大地乍暖还寒，中条山白雪皑皑，天寒地冻。白天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深山，有时跌进雪埋的探槽中。夜晚在小油灯下整理资料，破旧的小卖部的柜台就是床铺。有时清晨醒来，被子上竟盖了薄薄的一层雪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完成了野外工作，还草测了一份1∶5万的前寒武纪地质图，并发现了后经勘探证实为中型矿床的庙疙瘩铜矿。他的毕业论文被学校推荐为“毕业论文样板”。该论文《山西省中条山前震旦系地层及构造》改写后(与石世民合作)在《地质学报》上发表。1955年大学毕业，在合肥工业大学(前身为淮南煤炭专科学校、合肥矿业学院)矿物学教研室任助教。其间曾先后回母校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师从苏联专家拉迪什教授和郭承基教授进修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 生前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广州分部工作。山东省威海市人，九三学社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北京地质学院地勘系，1955年9月—1964年1月在合肥工业大学任教，曾任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实验室主任，其中：1956年8月—1957年9月在北京地质学院矿物教研室进修地球化学，1958年5月—1959年9月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物室进修稀有元素矿物；1958年底被破格晋升为讲师，并任矿物实验室主任。 1958年底晋升为讲师。1964年调到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平反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地层构造研究室副主任、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等职。1991年获地矿部首批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底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主持所务工作。1997年5月因病在广州逝世。 1964年1月—1992年11月调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1964年调到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地层构造研究室副主任、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等职。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中戴着“特嫌”的帽子，到中条山边改造边“用一技之长”，参加了中条山铜矿地质研究工作。他不在乎自己是“黑几类”，倒庆幸有了工作的机会。他身处逆境心悬科学，一心扑在工作上，成了科研队实际上的学术带头人。这次科研工作使中条山地区前寒武纪地质和铜矿地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版的专着《中条山铜矿地质》获得了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以集体署名，但他作为第一作者是当之无愧的。他自尊自重、不卑不亢，踏实工作，乐于助人，也赢得了科研队全体成员和地质队、矿山地质人员的赞佩和尊敬。他提出区内主要类型铜矿可归属于3个早元古代含铜建造，认为不同建造的矿床虽然原始成矿时代和成矿作用不同，但具有明显的共性——层控性。经历区域变质后，特别是1800Ma左右的中条运动构造热事件的改造，形成了相似的“热液成矿”的特征，但没有改变矿床受原岩建造或岩相、岩性控制的特点。对于著名的铜矿峪“斑岩铜矿”，他提出“并非一次或一种成因的简单矿床”的观点。认为主要的原生成矿作用与钾质火山岩有密切的关系，钾质酸性火山岩(部分火山侵入岩)形成含钼的铜矿化，其成矿特点接近于广义的斑岩铜矿，但具有层控性，且经过变质；而钾质基性火山岩形成的铜矿化，具有层状铜矿的特点，也经过变质。二者均可归入“变质火山气液铜矿”，在找矿上应遵循地层和岩性双重控制的原则。1978年，孙大中得以彻底平反。80年代，孙大中带队三进中条山。在前两次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他较早地引用国际上先进的单颗粒锆石UPb稀释法和高精度离子探针质谱法测年技术来获得火成岩的结晶年龄、捕获和继承锆石年龄，运用综合年代学方法建立该地区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提出以火成岩年代地球化学作为岩石圈探针的新方法，以研究年代地壳结构模式。这项科研成果较清楚地阐述了中条山地区前寒武纪重要地质事件，包括铜和铁的成矿作用的时空演化关系，并填补了全球2400—2000Ma期间岩浆活动记录的空缺；他将地学研究中三维体系的“深度维”赋予时间的标志，从而扩展为“四维”体系。《中条山前寒武纪年代构造格架和年代地壳结构》一书是这项科研成果的总结，是国内这一研究领域最早最系统的专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相结合进行深部地质和大陆地壳动力学研究的新思路，后来华南深部地质的研究工作就是他这一学术思想的体现。1996年5月，他突然病倒在广东省基础研究研讨会上，并被宣判为晚期癌症。他很平静地对妻子说：“是搞科学的，要正确对待疾病。生死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俩说好，谁也不许泄气，一起与疾病作斗争。”他既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又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做最多的工作。在需要尽快外出做探查确诊时，他却要求妻子给他时间处理工作，没事似地起早贪黑起草、讨论、修改、定稿“珠江三角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研究”课题的立项书，安排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在医生嘱咐静养待查期间，他竟是在马不停蹄、早晚兼程的工作中度过的。即使他的肠梗阻已经严重，晚上疼痛不能入睡，他仍坚持参加东深供水工程考察，每到一地他就谈可持续发展中水资源水环境的利用保护。考察期间休息半日，安排游深圳野生动物园，他却到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作了3个小时的学术报告。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孙大中因持续高烧而常昏睡。有一次醒来时他说：“我老是在沙漠中跋涉，找地下水，我要为内蒙古人民解决水资源问题。”80年代初期孙大中曾多次推荐应用“皮尔斯构造图解”来探讨前寒武纪岩石或地质作用的构造环境。但经过反复实践，他发现这种图解法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多次强调要在充分研究地质背景的基础上应用这个图解而反对数据加图解的简单的游戏。1980年3月晋升副研究员，1981年6月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4月晋升研究员，1987年5月任研究室主任；1992年11月调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天津“国际元古宙活动带地球化学和成矿作用讨论会”上，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就这一问题取得共识，并写进《PrecambrianResearch》杂志出版的会议专集的前言中《PrecambrianResearch》1989年，他参加华盛顿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议间隙，他不探亲访友，不游览名胜，抽空参加了两个短训班，其中一个是有关计算机软件应用的。回国后，他立即与年轻人一起翻译资料，在课题中研究应用，并召开以年轻人为主的专题讨论会，推广这种新的方法。他走了，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印在年轻人的心中。孙大中性格鲜明，表里如一，待人热情真诚，直言不讳。工作中他节省每一分钱，把有限的经费用到科研上，当需要邀请地质队或矿山人员协助工作时，他常是自己掏腰包请客。每当分稿费分奖金，他总是多考虑集体，照顾他人。他的品格产生了榜样的力量。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任负责人、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等。 从1994年上半年开始，孙大中就多方搜集资料，召开各种座谈会，准备首先在珠江流域或珠江三角洲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他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建议调整和重组科研资源，建立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为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做组织准备。孙大中院士认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决策层、科学家和公众共同参与、支持。就可持续发展研究而言，需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结合。”自1994年到孙大中谢世，孙大中以“可持续发展及在广东省的可行性”、“加强公益性研究，促进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概念”、“可持续发展与广东省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工程与能源”等为题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几十次，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请他作报告的邀请不断，直到病重他仍坚持践约。也为了这份放不下的心事，在治病和工作矛盾时他选择了工作，为此他延误了确诊，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