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君重民毕业论文

这里的“实际”是相对于“玄想”而讲的，它更多的侧重于现实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农业耕作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生存的基础就是保有土地并且辛勤劳动，他们秉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脚踏实地的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经验的东西，以更好的服务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农耕经济的生产心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对中国人而言，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有了生存的底气。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他们为了生存而安于现状并且知足常乐，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农民的稳定安居就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农业耕作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农业生产依四季变化而变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眷恋，这种归属感使他们世代皈依于土，他们满足于维持这种简单再生产而相信一种不变的永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对这种永恒观念的表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使它内蕴着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变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由此催生出中国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为中国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做出贡献。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1．1 重实际求稳定的文化心态这里的“实际”是相对于“玄想”而讲的，它更多的侧重于现实问题。在中国，长期的农业耕作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他们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生存的基础就是保有土地并且辛勤劳动，他们秉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脚踏实地的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经验的东西，以更好的服务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农耕经济的生产心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对中国人而言，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有了生存的底气。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他们为了生存而安于现状并且知足常乐，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农民的稳定安居就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农业耕作作为一种简单再生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农业生产依四季变化而变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眷恋，这种归属感使他们世代皈依于土，他们满足于维持这种简单再生产而相信一种不变的永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对这种永恒观念的表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使它内蕴着一种独特的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变易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由此催生出中国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为中国文化的辉煌与灿烂做出贡献。1．2 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中国农业经济的格局和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社会生活方式使中国人形成以家族单位，以“小家—中族—大国”为链条的社会结构，因而尤其看重血缘、亲缘关系。可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推崇共同的祖先，规定继承的秩序及成员自身的身份和权利义务的法则。中国的家就是社会的核心，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因此在父家长制的影响下，父乃家君，君乃国父，家国一体。《礼记·丧服小记》中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以父、己、子三代为核心，形成了三个同心圆，由父亲往上推一代是祖父，由儿子向下推一代就是是孙子，经过这样一次扩展，亲属关系就由原来的三代延伸为祖、父、己、子、孙五代。接着，再由祖、父、己、子、孙五代分别再向上、向下推两代，经过这一次扩展，亲属关系就延伸为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九代。由此构成整个宗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受宗法观念的影响，尊卑秩序是尤其重要的，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是无法凌驾于家族之上的，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个人的利益要绝对服从于宗族的利益，由此可见宗法等级的森严。1．3 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模式，这也就要求国家的管理必须高度集权，才能将这种分散的社会加以整合便于统治。同时，就如我们所熟知的：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有以农民为主体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农业宗法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社稷稳定的根本前提。关于尊君的思想，个人认为比较典型的是韩非子的观点。韩非子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认为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也正是在这种君主集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国家大一统才能变为现实。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重民思想。儒家有关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就是最好的例证。只有重视人民的利益和生活，注重人民论文联盟的根本需求，才是天下得以保全、社稷得以稳定的根本前提。因此，既强调民以君为主，又强调国以民为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1．4 中庸之道的社会心理习惯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了崇尚和谐与统一的社会心理。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所谓“庸”，即用。中庸就是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它是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中庸之道作为经国之大道，它要求政治上刚柔并济，经济上与民为惠却又不铺张浪费，文化上和而不同；作为一种处世之法，它要求中正平和，至诚守信；作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它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5 以人为本的仁者风范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而言的。在古代，由于人们无法科学的解释一些自然现象而将其神化，作为自己的信仰崇拜。周公曾说过天不可信，天命靡常，最先将对神的崇拜拉回现实，认为天命无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过的就只有人。随着思想的理性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的作用。所以，神的人化逐渐转变为人的神化。在古代，有资格的被崇拜的人有六种，圣人、成人、贤人、大人、善人和君子。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而它的核心便是“仁”。仁作为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成为这种划分的标准古人对圣人的崇拜实质上是对道德的崇拜。这其实是古代统治者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使人安分守己，守秩序，以此来维护政权的稳定。2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然存在所谓的精华和所谓的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延续，也势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在古代，这种文化仅仅是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在现时代，它的影响和意义则不只如此。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首先，文化心态的稳定性与实际性，一方面使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获得生存稳定感，可以说确保了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缺乏冒险精神，按部就班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一贯准则。这种小农意识的滋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古代中国小农经济长久不衰。其次，古代中国特色的宗法集体主义和尊君重民的政治文化对封建社会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认，宗法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但等级的森严和尊卑的明确也隔阂了亲人间、友人间的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充满压抑。比如皇族中，以皇帝为尊，在古人的眼中，皇帝是天子，可也就是这种严格的等级之分，使我们的天子高处不胜寒，孤独无人懂。他们的兄弟叔舅都是臣子，称呼上得尊卑立见高下。伦理上的长辈在政治舞台上同样对晚辈作揖，甚至下跪。君乃国父，所以每个人都要对国父下跪，然而，没有了民何来君。因此，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经典的政治理论，无论对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是经典之最。第三，中庸的心理习惯使得中国人不擅争取而常以自谦为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使得它变成一种近似贬义的词。可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中庸的心理贯穿在每一件事情中。所以，现代要真正懂得古人中庸的智慧，还需要进一步捧读经典。第四，仁者风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而这也被统治者用来作为一种高级的道德崇拜或者道德标准来约束百姓，真正的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发挥了作用，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人沦落于商业经济的漩涡无法自拔，而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似乎远远跟不上物质力量的壮大。3 结语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而又深邃的。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至今仍影响、制约着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而不中各种包装下的外来文化的毒？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意识上的觉醒，只有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我们才会认识、尊重和反思我们的文化，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那样，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而自知之明是“为了中华民族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自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我们的文化传统转变、更新为一种更适合于新世纪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力量，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我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大多数都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的，儒家的思想就是以仁政治天下，尊君重民的思想体系，这在当时是治国的根本。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题内容。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德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孔子的思想有很多忠君思想，尊君思想以及仁爱思想，在这么多思想里面，孔子的中心点是“仁”，孔子要求统治者克己复礼，要求他们用比较和平的方式统治国家，减少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和困难。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很先进的，而他为了传播自己的人爱思想，经常和他的弟子周游各国，向各个统治者叙述自己的思想，企图让统治者接纳他的仁爱思想，用来统治国家。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作为战国后期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依据当时"礼乐崩坏"的历史现实,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特色鲜明的"尊君"思想。韩非认为,"法"、"术"、"势"作为君主治国和制臣的工具,缺一不可。"法"是保障君主无限存在的强制性政策,"术"是君主御臣的技巧,而"势"是实现君权永久在握的根本保障。韩非的"尊君"本质上是一种"帝王"学说。作为一种帝王统治手段的依据,它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客观上弊远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