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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褒贬参半，解读各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要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本文试图从黄仁宇众多著作中简单提炼关于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对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抗战结束，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 年毕业，被派往国防部。但具体的工作，黄先生并不太感兴趣，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 1950 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这一年，黄先生已经 32 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 1954 年，获得学士学位，到 1957 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 1964 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 50 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 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1980 年黄仁宇被纽普兹分校解聘后，专事写作。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关于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有多重因素组成，具体的有三部分： 一、主观原因 1.个人经历 黄仁宇说：“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曾说：“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他在总结自己大历史观生发的原因时，将之大部分归因于“命运之安排”。 典型的两个生活的例子，比较恰当的说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他的亲身经历与经验有关。一个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时，为了补充兵源，曾到乡下抓壮丁。他提出疑问：“何以一千多年和两千年来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作人的做法，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依然存在？”对此，他的解释是关键在于“以大批小自耕农作税收基础，收入有限，无法支持现代型的政治”。黄仁宇的结论是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才能看清问题，要了解现今的中国，最少也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四百年。 另一个例子是在教学期间，紧凑的课程安排，使得他必须在短短 50 分钟内讲述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他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是每次复习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需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正是在美国教书的经验，使黄仁宇具备了大处着眼、化繁为简的功夫，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其大历史观的产生。在写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之后，这种宏观及放宽视野的观念则臻于成熟。 2.民族气量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源于一个中国人站在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沉思考。黄仁宇认为：“大历史的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化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因此黄仁宇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黄仁宇希望找到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中国进行货币上的管理，扩大参考架构，这样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黄仁宇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二、客观原因 1.父亲影响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潜在的内在因素来自他父亲黄震白的教导于影响。黄震内生于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清末加人了“同盟会”，先后经历了共和时期、反袁世凯帝制的二次革命时期，并经历了袁世凯死后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是遭遇了太多变故，黄震内逐渐养成了凡事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给儿子黄仁宇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黄仁宇哪怕在极为冲动的时刻，也还是会像父亲一样慎行事。父亲还让黄仁宇认识到，虽然自己参过军打过仗，甚至还受到过政府的表彰，但归根结底是个历史幸存者，而非英雄。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跳出自己的狭小世界来看历史。历史局势变幻莫测，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当局者迷，只有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父亲的教导不仅让黄仁宇具备了一个史学家的视野，最重要的是让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时，有了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一个人之所以对世间之事有情绪，大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有关，但如果以一种跳出红尘的“冷眼旁观”的姿态看待，就会释然很多。父亲对他的教导让他一生受益无穷。黄仁宇说：“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许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间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 又说：“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的确，黄震白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引发黄仁宇的思考还是直接的教导引发确实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产生影响很大。 2.时代背景 黄仁宇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战乱动荡、政局不稳、摇摇欲坠的几十年，世界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黄仁宇不断思考短期与长期、个人与集体等中国未来命运。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使他关注历史发展趋势时，不得不把视界放宽，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站在高度看待东西两方文化与各种差异，这种将东西文化相并区分糅合的看待就使黄仁宇的历史观具有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点。他解释之所以称大历史：“是因为只有大才能容，只有大才能找到解释得通的道理”。在中西两种文化环境中，黄仁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环境的熏陶。正因如此，他“才对东西两方社会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认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黄仁宇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迟滞消极，西方国家的积极变革，而且他强调“我们光是抓着两方一人一事而比较，是比较不出其所以然的”。于是，他一再申明，要在“大历史”的范畴上探讨中西历史的进程，才能厘清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明了历史发展“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三、其他学派 1.年鉴学派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 1902 ～ 1985 年)的影响。“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 并经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史学范式, 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他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 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而地理、气候 、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 ,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可以看出, 地理学的 、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 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黄仁宇借鉴“长时段”概念而提出了“长时间”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同样秉承了年鉴学派所主张的跨学科、忽视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信条。他曾总结说，布罗代尔的“整体史”（total histroy）和其“大历史”相似，都不带政治成见。需要注意的是，黄仁宇也同时深受这一学派包容多元化史观的影响，在大历史观的阐释中更多地体现了不拘成见、尊重异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剑桥与哈佛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和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直接影响了黄仁宇学术思想特别是大历史观的形成。哈佛学派并没有给黄仁宇可资吸收的理论源泉，但出于对他不同意的史学观念的反向思考反而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黄仁宇又说：“1970 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 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黄仁宇是一个注重综合的人，正是这种反面的刺激，激励了黄仁宇在研究时更主张综合和归纳，于是产生了大历史观。 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使黄仁宇受益匪浅。有着经济社会史研究传统的英国，使黄仁宇的史学观念找到了皈依。尤其是与黄仁宇私交甚好的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正暗合了黄仁宇的学术追求。以综合归纳为主导，是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所体现出的重要特点。1967年 7 月，黄仁宇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之后他们一直书信联系，他给黄仁宇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黄仁宇说：“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又说：“我在1972 年至 1973 年的一年居留剑桥……1974 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英国学术界尤其是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黄仁宇的指导与交流，让其在无形之中踏上了寻找大历史观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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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非常反映现实，这种论述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主要是以一个时间为基点，把各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进行梳理，还能够剖析当时一些人们的心理和态度，给人一种非常客观冷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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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在于勤奋；博学，在于读书。书是梯子，他给我带来了攀登的路径。那么读了某些书籍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以供参考查阅！
在阅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之前，首先对其为何选择万历十五年这个时间十分不解，尤其是知道他的英文版书名“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时。对此，在看完第一章后，便有了解答，“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就是这些在1587年前后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事件，让那之后的历史掀起了波澜，这些也是随后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症结所在。
本书一开章讲述的便是当时处于权利顶端的人物——万历皇帝，而写他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演戏”、“预习”等，十分具有讽刺意义，这位帝王8岁登极，“是一位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一位符合以道德、礼仪所支撑的制度的君主。幼年时期他信任张居正、冯保，认真学习为君之道，是一位勤勉好学的君主;少年时期，开始希望摆脱束缚并独挡一面，而在其真正摆脱张居正、冯保阴影之时，又陡然发现自己仍无法自由，反而落入到另一个漩涡当中，而文官集团的泥沼比之前更胜。之后这个原本积极向上的君王便只能以最消极的态度去抵抗，这可以说是一位帝王的悲剧，他曾经也有抱负也曾勤勉，但在制度之下却无从反抗，最终成为在朝堂上的木偶，祭祀庆典中的演员，用一个词语概括这位君王的心情，应当是“无奈”，对这种制度的无奈。
在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十分重要，便是张居正，此人在第一章的万历皇帝中便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在随后的全文中都时时出现他的影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线索意义的历史人物。张居正此人让看者内心十分复杂，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前后扶持明神宗10年，实现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然而，在黄先生的笔下，张居正却不仅仅是一个平面人物，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善于玩弄权术，对政敌心狠手辣，奢靡无度，在规劝帝王勤勉的同时又大量敛财，表里不一的性格使看者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是在人生权力达到最高峰时猝然去世，如同闹剧一般，却任然将他的影响带向了他的身后，他的贡献、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为当时的明帝国撑起了可以喘息的一角，而当这世间再无张居正时，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只能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文官集团是那个年代特色，也是使那个年代制度走向僵化的罪魁祸首，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面对明体制下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重性，即人性的私心贪欲和道德伦理，张居正所在的十年新政重点便定位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可一旦身故，便最终全面崩溃。万历皇帝显然是没有张居正式领导全局的能力，无法制衡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所采取的消极方式反抗立储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多少年来，文官制度已经深刻烙印在帝国的骨髓里，万历皇帝也许除了消极怠工，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
全书，著者对几个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侧面反应当时明王朝内部的烂创，制度的僵化已经无法阻止社会走向灭亡，道德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却也同时成为了这个制度致命的缺陷，一个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国家，其崩溃的起点总是从内部开始的。黄老先生最后提出了“数字化管理方式”，如官员的绩效考核、军队的系统化管理等，以期解决这个历史的难题，然而我认为纯粹的数字化管理是不够的，我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背景是无法单靠数字进行规整的，这样的方式能够借鉴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前进过程中摸索与实践，充分剖析社会，才能找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解决方式。
看到作者如回放一般点出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一幅幅众生相，才惊觉原来已经看到结尾了。《万历十五年》阅读结束，但是意犹未尽。将李贽安排在最后，可以想见黄仁宇先生决定将大部分力气直接进行僵化凝固的思想体系的批判同时，也借助于现今哲学成就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很可惜，作者最殚精竭虑的部分是我最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将看不懂的地方放在那，也许时隔些年，我会有更深的理解。
李贽这一章，我看到了黄仁宇先生最激烈的感情流露，所以我想这也是我阅读过程中碰撞最剧烈的地方。我们古代的哲学，至少是万历及以前的和汉朝罢黜百家之间，都无法跳脱儒家正统思想，但是跳脱不了却也难加以改进，使之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从什么时候儒家思想对于时代已无指导作用，作者没有解答，统治集团求平衡倒是和儒家愈渐迂腐是互为因果的。非常喜欢结尾的一段，真个是掩卷叹息，静坐感慨。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展望一下明天，开启新的一本。
《万历十五年》，名头很大，总觉得自己之前读过，即使没读过，也考虑到曾经读了《明朝那些事》，或许没必要专门去读《万历十五年》。
也是这次读书会，促使自己真真正正坐下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有很多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一方面是黄仁宇独特的写法，似乎能证明科学与艺术是相伴相生的。黄先生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不得不说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方法是典型的工科做法，或许这也是搞研究的科学方法吧。首先他选择了一个科学研究最标准最典型的方法——排除干扰法，选择最平淡、无其他因素干扰的一年——开始研究大明王朝，或者说研究封建王朝，探询王朝兴亡的本质。其次他选择了不同个体比较的方法，从七个不同的人物视角描述了巍然耸立的王朝内部细节。最后是他选择客观真实地记录“实验”结果，不掺杂个人主官意志。尤其是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描写没有张居正的王朝运转日常，表现出黄先生很喜欢也很善于用侧面细节描写反衬主题主线。总之，黄先生的写法让我感觉到，不管文科还是理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样的，最终两者终能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是申时行的生平，好像在说读书就能够读出个宰相来。我们承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也承认每个读书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目标就是当宰相，但我们也要承认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宋朝赵恒的《劝学诗》中写到的那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此，读了“首辅申时行”的章节，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就能做大官？申时行是靠读书读出来的，是在张居正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只知道他考上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当了首辅。他被人评价“老成”，是因为编撰整理了本朝的历史，其实可能就是眼界开阔些，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得不说还差一些。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毫不影响他的仕途晋升，毫不影响他拿几千年来的经验稳住当时的王朝。真真的应了《圣经》里那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
第二个问题是京官就能管天下？这一章节里也介绍过，申时行之前的大多数首辅，都是终身在京为官，从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没有基层经验能够管理好国家吗？且不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拿秦朝和宋朝来说，商鞅是变法前实地查看了秦国的风土人情，王安石年轻时不愿做京官只愿做地方县官，莫非这只是谋划改革、胸怀大志的官员的特质？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人生规划到底应该是什么？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体系比封建王朝完备许多，当然也还能看出不少以往传统的痕迹，毕竟我们的历史上下五千年，还是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所以，个人的人生规划，还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同时要把握现实需求，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我个人，作为研究所行政管理的一员，如果仅仅停留在以往的`“身份管理”上，学习晋升级别的政策制度，必定跟不上时代，必须看到现在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时代，沉下心来到科研一线看看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才是正确的成长途径，才能找到正确的管理方法。而且，黄先生已经教了我们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探寻单位运行的细节——下面要做的就是用实践检验真理了。
最后呢，还想跟大家探讨交流一个问题，万历皇帝是“活着的祖宗”，而我们目前的单位，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祖宗呢？面对这样的祖宗我们又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而这样的祖宗的存在，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王朝发展局势呢？
——欲望与道德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是由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自197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近日，通过拜读此书，深受启发。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1587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简单扼要的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年间，大明王朝歌舞升平，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一切却显得十分无序，各种潜规则盛行。张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废止，本人在死后也遭受株连，整个文官集团出于自身考虑完全不顾国家、人民，绑架整个社会意志谋取集团利益，连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也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潜规则。可以说，大明帝国精英群体身处在这种固若金汤的传统和潜规则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飞蛾扑火，或大声疾呼，但无一幸免，全都败下阵来。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清朝末期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虽聪慧过人，纵横捭阖，却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失败命运。
历史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了一样的拷问：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不疲于应付？如何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的思考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其实质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破除各种潜规则，让政府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可以让政府在落实政策时，更有底气和自信。 读后感 ·我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旦形成思维的习惯化，这种公平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书中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蹄疾步稳。在此过程中，遭受反复，遭到攻击，遭遇诘难，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坚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万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优秀的人文素养，为我们今天如何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铜镜，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确立制度的思想、树立规则观念，摆脱人为干扰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回甘的余味，会让你原谅那枝蔓无度的芜杂叙事，毫无节制的情节叙述。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黄雀记读后感500字，欢迎大家阅读，仅供参考。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
海棠花花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取大花盆，直径不小于20厘米，装花卉土(普通土加有机肥也可)浇透水，将黄秋葵种子用清水浸泡24小时，放入花盆，每盆放3粒，覆土一厘米，三四天后即可出芽，20天后
白色棉袜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6 少年成名后，和身边的一切格格不入，柳智宇时常有一种孤独感 ，他发觉，父母更关心的是他的前途是否光明，而他更在乎的是能不能寻找到一条心灵的出路。
无忧快乐起 6人参与回答 2023-12-12 王安宇同学评价如下： 一、同学评价透露： 读书好文艺好，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很多人喜欢王安宇，大概都从吃他的颜值开始。 当然，除了长得帅气，王安宇也是很有
英式风情茶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9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农历
醇香麦芽糖 4人参与回答 2023-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