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来教授师德是通过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承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教学中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学习成长，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其次，教师应该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尊重教育的规律和学科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最后，教师要以身作则，秉承诚信和正义的原则，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育形象。
裴树东的年龄是45岁。裴树东1978年4月12号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今年45岁了。裴树东2002年7月毕业于武汉医科大学，同年8月10号，他在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任外科医生，现在，他是医院的副院长了。
很抱歉，裴树东的年龄我无法回答110字左右。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裴树东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他于1952年11月出生，目前已经68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并被评为“中国金融十年风云人物”。他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理念在中国企业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状态图基础
状态图类别
在我们开始讨论状态图设计方法以前，分清楚两种常用的状态图是很重要的。状态图（StateDiagrams）和扩展状态图(StateCharts)（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扩展）。这两种类型我们都将讨论。和BetterStatePro都支持这两种类型，不过，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扩展状态图。
传统上，有限状态机（FSMs）和它们的图表副本、状态图用来详细说明和设计交互（子）系统。因为它具有高度可视化和直观的特性，所以被普遍接受。FSMs可以描述有限和无限序列，这一特性再加上它的可视化功能，使它成为电子工业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
传统的状态图
状态图比相应的文本解决方案更易于设计、理解、修改和文档化。传统的状态图在过去几年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此，在今天的交互系统应用中存在局限性。在本节的后面，你将发现扩展状态图弥补了这些缺陷。传统状态图的局限性包括：
传统状态图很单调，它们不适合自顶向下的设计和信息隐藏。而且，自顶向下的设计概念需要能够交互的软件，这样可以让用户通过操作和浏览复杂的设计来获取信息。
传统的有限状态机必须是完全顺序的。然而，应用程序并不是这样。现代的交互子系统（我们称它为控制器）必须能够对环境中大多数实体发出的信号进行响应。考虑一个电话应答机控制器在接第一个电话时第二个电话等待的情况。一个传统的FSM需要计算第一个和第二个打电话者所有可能的状态组合，这会导致我们通常所说的状态溢出现象。
扩展状态图
为了弥补状态图设计的这些限制，DavidHarel在他的论文“扩展状态图：解决复杂系统的可视化方法”中描述了扩展状态图。该论文发表在计算机编程科学（1987）上。在增加了层次、并行、优先级和同步等功能的同时，扩展状态图保留了有限状态图的可视化、直观等特性。
下文讨论可用于传统状态图和扩展状态图的基础设计方法。后一部分讨论的是扩展状态图特有的设计方法。
状态图符号
状态图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状态和代表状态改变和转换的箭头。状态通过大量不同类型的符号图形化表示。这些符号包括圆、矩形、圆角矩形等。BetterState使用圆角矩形来表现系统状态。
系统状态
在Webster的NewWorldDictionary（新世界字典）中对“状态”的定义如下：
“在给定时间、方法和行为的情况下，与某人或某件事相关的一组环境变量或属性集”
中上等。认可度，是指群体内的每个成员对外界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原则问题，能有共同的认识与评价的程度，韩国世宗大学博士认可度在中上等。世宗大学创建于1940年，是韩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1.1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89.1%，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10.9%，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2.4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3.3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89.1% 10.9% 100% 100%1.2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10.9% 26% 24% 20.7% 12.9% 5.6%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20.7%，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12.9%, 语音研究43篇，占10.9%, 其他研究22篇，占5.6%。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4.3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3.3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49.5%。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54.25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9.9% 4.7% 29.7% 31.9% 20.7% 3.0%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29.7%，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朝鲜半岛的人认为什么都是他们的，更何况汉字了
韩国博士论文会发表。
一般都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然后会被各大学术文献网站收录，把论文投过去的过程会是通过互联网，但是最后论文会发表在纸质期刊上，但如果期刊是被收录的那么在被收录的网站上也能看到和被下载。
上传校内系统可以发表其中内容，如果上传是其他期刊或公开发行的资料图书等，则不能再发表其中内容。如果是内部系统，没问题，还是首次发表；如果是外部系统，则属于公开发表中的审稿阶段，再次投稿或发表其中内容可以构成学术不端。
韩国大学博士入学的基本条件要求：
1、申请博士入学首先需要在海外完成相当于韩国的小中高教育及大学和硕士教育的外国人。
2、在国内外四年制大学取得硕士学历及学位的学生，申请时需要提交本科和硕士期间的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
如果本科阶段就读的是国内的自考本科、网络教育这种，只要可以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同时是中国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都是可以申请入学。如果研究生阶段，就读的是在职研究生，需要同时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论文
1唐任远 沈阳工业大学 工程院院士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 永磁电机 电磁场理论与分析 主要学术著作：出版专、译著8部，论文207篇，专著《现代永磁电机理论与设计》已在国外译成英文。2闻邦春 东北大学 工程院院士 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机械动力学、机械系统非线形理论及应用、机械故障震动诊断、工程机械理论等研究，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新学科“振动利用工程学”，有专著6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20多篇。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惯性共振概率筛等多项高新技术，先后获国际奖2项、国家级奖3项，国家专利6项。国际发明博览会还授予闻发明骑士勋章。 3路甬祥（1942.4.28-）。中科院院长 流体传动与控制专家。浙江省慈溪县人。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1年获德国亚琛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95年获香港科技大学名誉工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教授。 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流量检测力反馈”、“系统压力直接检测和反馈”等新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先导流量和压力控制器件，使大流量和高压领域内的稳态和动态控制精度获得显著提高。并运用这些原理和机－电－液一体插装技术相结合，推广应用于阀控、泵控和液压马达等，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电液控制器件及系统工程。该技术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以来电液控制技术重要进展之一。主持开发研究了相应的CAD、CAT支撑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发表论文250余篇，专著2本。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和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在固体物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完善了超导电的双带理论，提出了凝聚态的新的电子理论(TFDC)，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北林研究生来简单介绍一下景庆虹教授好啦。
最一开始了解到景老师是在学校的辩论会上，当时景老师作为点评嘉宾，他的点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通过学习公共关系实务这门课程，被老师上课的风格和节奏深深吸引。课堂上基本讲的都是干货，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把较难理解和容易混淆的概念区分清楚，使得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听起来也不费劲。课堂氛围轻松愉快，会有一些互动，多是考察学生对关于案例和当下热点事实的一些思考和见解。可以看出来老师很希望我们学以致用。
景老师是现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公共关系文化传播与应用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理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培训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儿女》、《公关世界》杂志特邀记者，栏目撰稿人；北京市写作协会会员。2006年被评为“中国公关教育20年十大杰出人物”。
主要科研方向：文化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礼仪学、口才学、传播与沟通技巧、危机管理等。
出版著作或论文：自1993年至今，主撰、主编、参编并出版《中国古文化博览》、《走进21世纪的中国两性关系》、《生态危机管理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学》、《大学生社交礼仪》、《公关员》、《口才学教程》、《公关经理教程》、《市民文明礼仪读本》、《农民文明礼仪读本》、《舌战京城》等专著、教材、指导书、论文集30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近4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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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石油化工专家。男，1924年2月4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46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获学士学位，194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芝加哥纳尔科化学公司任高级化学工程师等职。1955年回国后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作。闵恩泽同志先后任研究室室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和副院长、首席总工程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任院高级顾问。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和化学部副主任；1983年和1989年先后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杰出校友奖”，1989年和1995年先后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技术科学奖”，1998年获“桥口隆吉奖”，2006年获首届“中国催化成就奖”， 2008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第三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闵恩泽院士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石油化工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六十年代初，他参加并指导完成了移动床催化裂化小球硅铝催化剂，流化床催化裂化微球硅铝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和固定床烯烃叠合磷酸硅藻土催化剂制备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产业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满足了国家的急需，为我国炼油催化剂制造技术奠定了基础。七十年代，他指导开发成功了Y-7型低成本半合成分子筛催化剂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还开发成功了渣油催化裂化催化剂及其重要活性组分超稳Y型分子筛、稀土Y型分子筛，以及钼镍磷加氢精制催化剂，使我国炼油催化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多套工业装置推广应用，实现了我国炼油催化剂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以来，他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基础研究，亲自组织指导了多项催化新材料，新反应工程和新反应的导向性基础研究工作，是我国石油化工技术创新的先行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一些领域已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他指导开发成功的ZRP分子筛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支撑了“重油裂解制取低碳烯烃新工艺（DCC）”的成功开发，满足了我国炼油工业的发展和油品升级换代的需要。他主持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项目推动了我国绿色化学研究的广泛开展，“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在国际上首次得到工业应用，获得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近二十多年来，闵恩泽院士在国内外共申请发明专利205件，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233篇，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8项闵恩泽院士是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为我国石油化工工业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凝聚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团队，并仍工作在科研第一线。 陆婉珍，分析化学与石油化学专家。女，1924年9月29日出生，上海市川沙县人，汉族。1946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1949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52～195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55年回国后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作。陆婉珍同志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分析室主任、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院技术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8年被授予中石化总公司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专家称号。1990年被评为国家千名有卓越贡献的专家之一。1991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1989年两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至1985年任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执委。陆婉珍同志长期从事和领导石油及石油化工领域内的化学和仪器分析工作。主持系统评价我国原油性质工作,出版了《中国原油的评价》（共八册），为原油合理加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配合生产主持编辑了《重整工艺分析方法》、《石油化工分析方法汇编》等手册；组建分析研究中心，为科研生产提供了大量数据，其中烃类燃料燃烧过程中对镍铬合金腐蚀机理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建立了从天然气到渣油的整套组成分析方法，并有所创新；在国内首先开发成功弹性石英毛细管，获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奖；研究成功新型填充毛细管色谱法快速分析炼厂气，获国家发明专利；建立新型多孔层毛细管色谱法，分析汽油中不同碳数烃组成；组织领导催化裂化金属钝化剂及冷却水处理剂的研制、评价、质量控制和推广工业应用等。陆婉珍院士学识渊博，成果丰硕，出版多篇专著和论文，并指导了博士后5名，博士研究生10余名，硕士研究生30余名。 李大东，石油炼制催化剂及工艺专家。男，1938年2月24日出生，山东省德州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李大东同志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以及研究室主任工程师、主任、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院长、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主任等职，现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石油学会常务理事，石油炼制分会主任等职。1990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大东同志从事石油化工催化剂及工艺研究近五十年，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直接负责或组织领导开发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加氢技术和加氢催化剂，迄今已工业化了12个系列55个品种的工业催化剂，并广泛应用在国内外232套工业装置上，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其主持开发成功的低压高活性加氢脱氮催化剂及工艺（RN－1），获1989年中国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全国十项金奖之一），1990年全国发明博览会金牌奖。1990、1991年分获中国石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指导开发的生产清洁燃料加氢精制催化剂及工业应用技术，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撰写的《加氢处理工艺与工程》（专著），2006年获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李大东院士学识渊博，成果丰硕，共取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奖励30余项，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150余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30余篇，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和30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汪燮卿，石油炼制催化及分析专家。男，1933年2月11日出生，安徽省休宁县人，汉族，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1961年在民主德国麦塞堡化工学院获博士学位。汪燮卿同志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总工程师等职。现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位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炼制分会副主任，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副主任等职。1991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汪燮卿同志从事石油炼制技术及分析化学研究近五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主要从事应用近代物理仪器分析石油中烃类和非烃类化合物的组成研究，建立了“苦味酸法测定喷气燃料中双环芳烃含量”等质量控制分析方法；建立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和微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大庆等主要油区原油中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开发成功了弹性石英毛细管和新型毛细管色谱柱，并建立相应分析方法快速分析炼厂气及汽油中不同碳数烃组成；查清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尸—内棺水的组成，获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九十年代后，主持催化裂解技术（DDC）、催化裂化多产液化气和汽油技术（MGG）、多产异构烯烃的催化裂化技术(MIO)、多产乙烯和丙烯的催化热裂解技术(CPP)等方面的研究。研制成功具有独创性的用重质原料生产轻质烯烃和高质量汽油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国家专利金奖；研究成功DCC－Ⅱ和以常压渣油为原料的MGG工业成套技术ARGG新工艺，研究成功符合DCC和MGG工艺要求的系列催化剂并实现了工业化；指导研制成功钛硅分子筛作氧化催化剂并实现工业化应用。汪燮卿院士学识渊博，成果丰硕。共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近20项，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190余件，发表论文160余篇，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和30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何鸣元，石油化工催化材料专家。男，1940年2月8日出生，江苏省苏州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应用化学专业，1980～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西北大学化学系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合作研究。何鸣元同志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基础研究部主任、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曾任国际学术刊物《．APPI．IED CATALYSIS A：GENERAL》编委，第十六届世界石油大会分会主席等。现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中国石油炼制学会催化剂与分子筛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与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副主任等职。1990年获有突出贡献留学回国人员奖励，1992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被国家科技部聘任为“石油炼制和基本有机化学品合成的绿色化学”项目首席科学家，2001年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科学奖”。何鸣元同志从事石油化工催化材料研究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主持的有氧化物沉积的Y型分子筛水热化学研究，发现了三种价态的羟基稀土离子在晶内迁移的不同行为，及达到骨架脱铝与固相补硅速度平衡的条件；取得固相补硅制备高水热稳定性高硅Y分子筛专利3项，获中国专利局优秀专利奖和中国石化科技发明奖；从胶态粒子微观化学环境的基础研究，发展了高效低耗合成Y型分子筛的新技术；研究分子筛合成体系中局部化学环境因素，发现液固界面的表面浓缩作用可形成有利于合成的局部化学环境，申请了多种分子筛的合成方法专利。为生产清洁汽油，研究催化裂化过程双分子反应与单分子反应所需的催化环境及其对汽油烃组成的关联，开发了降低汽油烯烃含量的裂化催化剂系列产品，得到广泛应用。何鸣元院士学识渊博，成果丰硕。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0余项，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270余件，发表论文140余篇，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和30余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舒兴田，石油化工催化材料专家。男，1940年4月21日生于上海市。1964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石油加工专业。舒兴田同志先后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第二十二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院副总工程师等职，现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3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委员。舒兴田同志从事分子筛研究开发工作四十余年，从实验室开始到中试放大，以至工业生产和工业使用、推广均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负责研制出含磷和稀土、兼有二次孔的五元环结构高硅ZRP分子筛，采用沉积硅和稀土氧化物与Y型分子筛之间水热反应的独特改性方法制成SRNY分子筛；研制成功新一代超稳Y分子筛类的PSY分子筛；研制出采用模板剂在固体表面浓集并与分段晶体化结合的β分子筛，以及采用重排方法合成的HTS分子筛。其中ZRP-1分子筛的开发获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第一完成人）；采用SRNY分子筛配制的CHZ裂化催化剂获1993年中国专利优秀奖和1995年国家发明二等奖（第一发明人）。舒兴田同志在分子筛和催化裂化催化剂制备技术上的发明，已成功应用于多个分子筛及催化剂品种的工业生产，产品批量出口取得显著经济效益。舒兴田院士学识渊博，成果丰硕。共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0余项，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490件，发表论文50余篇，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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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教授先后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等。
相关参考范文：计划生育跨入法治时代在新中国的法制史上，可能很少有一部法律从立法动议到正式出台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很少有一部法律背负了这么浓厚的“树立国际形象”的色彩。经过20多年的研究论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这被很多人认为是“我国人口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计划生育的立法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了，整个过程可以说“一波三折”，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但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过三年多的努力，2001年12月29日终获通过。关于“一波三折”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说，除去没有国际上立法经验可供参照外，制定这部法律本身还存在一个难点，这就是，法律中规定的政策、措施、办法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又要能为国际社会基本接受。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一方面表明这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了相当共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实现了重大跨越，具备了法治化、规范化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穆光宗博士则称，这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从行政强制为主导向以群众的满意程度为第一标准的新阶段转变。焦虑时代的计划生育中国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并非始于人们通常印象中的改革开放之后，而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关于计划生育的提法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1978年3月，计划生育被写进了宪法。就在这一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很多人都有很强的‘强国梦’，都想用最快的速度把国家搞上去，在这种急切的心情下，对人口实行‘急刹车’成为了一种当然的选择。”穆光宗博士说。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有媒体报道说，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一度曾有人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使每年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死亡率，进入人口的负增长。但这将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夫妇终生不能生孩子或至少20年内不能生孩子。因此响应者不多。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科学工作者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这个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出现了计划生育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即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随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数量上进一步收紧。“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提法。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张纯元说，两种说法相比较，晚婚、晚育没有变化，少生从允许生二孩调整为基本只准生一孩。稀是就生育间隔而言的，只生一孩，就不存在间隔了，稀被取消了。“这一调整在城镇采取一些必要措施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农村却困难重重。”张纯元教授说。一位研究者指出，抛开农耕文明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不谈，仅就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而言，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也使只生一个、尤其是只生一个女孩，成为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的推行在农村遇到了困难，矛盾一度变得十分突出。对此，中央及时作出了调整。重新规定，在农村仍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也要适当放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行政措施推行：“功不可没”很显然，政策调整后群众的生育愿望和政策要求之间仍然有差距，计划生育仅靠公民的自觉行为还不可能实现。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从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转变用了100多年的时间。这种转变和经济发展往往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不允许重复这条路。因为经济发展在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拉动作用之前，已经受到了人口问题的制约。在不能坐等依靠经济发展来降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借助行政强制力解决人口问题就成了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况且中国要用30年的时间完成西方用了100年的人口转变，这更加重了对这一力量的依赖。穆光宗博士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里，计划生育的推行基本上是行政强制型，采用的是社会制约机制。这个阶段的工作重心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可称为“以数为本”的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成效，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称其“功不可没”。他认为最大的成绩就是使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稳定和完善，为1990年中国人口转变历史性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以及计划生育部门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推行计划生育的，有的在执法中还存在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为，国家计生委出台了包括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等内容在内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使计划生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范，但专家指出，这些问题往往与指标、任务联系在一起，要想彻底解决，还得依靠法制的建设和工作模式的转变。转变的社会基础这种转变的萌芽在进入19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地方除了行政强制力外，引入了利益导向机制。有的把计划生育与扶贫结合起来，同是贫困户，生一个的就比生三个的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在此基础上，“两个转变”被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即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转变。这些转变的实质就是由“以数为本”转为“以人为本”，计划生育不仅仅是一项关于数量、指标的工作，更要考虑人的利益、需求、发展。这些转变从目前来看还是初步的、局部的，大都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但它所展示的方向令人肯定。在经历了10多年旧有的工作模式后，计划生育在1990年代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者认为，这与整个社会、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计生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与新现象，例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问题、人户分离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等等。这些新问题对传统的计生工作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必须承认，正是这种冲击，促使政策决策者产生了管理理念的创新。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机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生育的问题上，人们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可以说，在影响生育水平的两大重要因素，即政策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中，后者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影响计划生育工作模式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我国的人口转变在1990年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并持续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即一对夫妇生小孩在2个以下）。按照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划分，我们从降低生育水平阶段过渡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这两个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法制化轨道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指出，50多年来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一个10多亿的人口列车，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总结，如今正式驶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这种探索在1990年代终于形成了一整套经验，其中包括成熟的生育政策，“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说，这些构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部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法律出台的先决条件。一位专家指出，如果退回到10年前，这些显然都还不够成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核心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既不收紧也不放松。与此同时它也明确了实现这一政策的途径并不是过多地依赖行政强制力，而是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依法行政、依法生育。从现实来看，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把基层的工作人员从指标和任务的重压中解放出来，这就涉及到考核体系和工作方式的改革。因此这部法的推行还必须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完成。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依法行政、行为规范后会不会造成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减弱，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国家计生委宣教司负责人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工作目标、工作力度并没有因此改变”。实际上从研究来看，以人为本、优质服务对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会起到积极的效果。于学军说，1980年以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实际生育水平，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育龄妇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育龄妇女并没有完全掌握自主的生育权利。从这方面来说，优质服务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对于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问题确实关乎着它的生死存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标志着这辆巨大的人口列车驶上了一条新世纪的轨道。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穆光宗，男，1964年生于浙江象山，法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研究，迄今已发表400余万字著述，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二十余种奖项。
担任《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中国修复与重建外科杂志》、《中华手外科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中华全科医学杂志》、《解剖与临床杂志》、《安徽医科大学学报》编委，《中华创伤杂志》通讯编委，《安徽医学》副主编。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曾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安徽省自然科学三等奖，获安徽省青年科技奖及安徽五四青年奖章。主编学术专著《显微外科进展》一部，参编学术专著5部。近三年发表SCI论文5篇，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论文50余篇，国家核心期刊收录多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重点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博士生导师科研资助基金课题、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安医大一附院率先独立开展人工膝关节置换术、人工肩关节置换术、双侧人工髋关节同时置换术、肿瘤型工人关节置换术。开展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股骨头坏死。开展骶骨肿瘤切除和全脊椎切除治疗脊柱肿瘤等高难度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