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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元导读】 2月25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唐传祥研究组与合作团队在《自然》上发表研究论文《稳态微聚束原理的实验演示》，报告了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稳态微聚束」的首个原理验证实验。与之相关的极紫外光源有望解决自主研发光刻机中最核心的「卡脖子」难题。
最现代的研究用光源是基于粒子加速器的。
这些都是大型设施，电子在其中被加速到几乎是光速，然后发射出具有特殊性质的光脉冲。
在基于存储环的同步辐射源中，电子束在环中旅行数十亿转，然后在偏转磁体中产生快速连续的非常明亮的光脉冲。
相比之下，自由电子激光器(FEL)中的电子束被线性加速，然后发出单次超亮的类似激光的闪光。
近年来，储能环源以及FEL源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进步，从对生物和医学问题的深入了解到材料研究、技术开发和量子物理学。
现在，一个中德团队证明，在同步辐射源中可以产生一种脉冲模式，结合了两种系统的优点。
2月25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唐传祥研究组与来自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研究中心（HZB）以及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的合作团队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稳态微聚束原理的实验演示》（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teady-state microbunching ）的论文。
报告了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稳态微聚束」（Steady-state microbunching，SSMB）的首个原理验证实验。
该研究与极紫外（EUV）光刻机光源密切相关，有望为EUV光刻机提供新技术路线。
SSMB光源首个原理验证实验，中德团队登上Nature
同步辐射源提供短而强烈的微束电子，产生的辐射脉冲具有类似于激光的特性（与FEL一样），但也可以按顺序紧密跟随对方（与同步辐射光源一样）。
大约十年前，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著名加速器理论家赵午和他的博士生Daniel Ratner以提出了「稳态微束」（SSMB）。
赵午教授
该机制还应该使存储环不仅能以高重复率产生光脉冲，而且能像激光一样产生相干辐射。
来自清华大学的青年物理学家邓秀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些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2017年，赵午教授联系了HZB的加速器物理学家，他们除了在HZB操作软X射线源BESSY II外，还在PTB操作计量光源（MLS）。
MLS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设计优化运行的光源，在所谓的 「低α模式 」下运行。
在这种模式下，电子束可以大大缩短。10多年来，那里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不断开发这种特殊的运行模式。
HZB的加速器专家Markus Ries解释说：「现在，这项开发工作的成果使我们能够满足具有挑战性的物理要求，在MLS实证确认SSMB原理」。
「SSMB团队中的理论小组在准备阶段就定义了实现机器最佳性能的物理边界条件。这使我们能够用MLS生成新的机器状态，并与邓秀杰一起对它们进行充分的调整，直到能够检测到我们正在寻找的脉冲模式」，HZB的加速器物理学家Jörg Feikes说。
HZB和PTB专家使用了一种光学激光器，其光波与MLS中的电子束在空间和时间上精确同步耦合。
这就调制了电子束中电子的能量。
「这使得几毫米长的电子束在存储环中正好转了一圈后分裂成微束（只有1微米长），然后发射光脉冲，像激光一样相互放大」，Jörg Feikes解释道。
「对相干态的实验性探测绝非易事，但我们PTB的同事开发了一种新的光学检测装置，成功地进行了探测。」
SSMB概念提出后，赵午持续推动SSMB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2017年，唐传祥与赵午发起该项实验，唐传祥研究组主导完成了实验的理论分析和物理设计，并开发测试实验的激光系统，与合作单位进行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数据分析与文章撰写。
揭示SSMB作为未来光子源潜力的关键一步，是在真实机器上演示其机制。在新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报告了SSMB机制的实验演示。
SSMB原理验证实验示意图
实验表明，存储在准等时环中的电子束可以产生亚微米级的微束和相干辐射，由1,064纳米波长激光器诱导的能量调制后一个完整的旋转。
结果验证了电子的光相可以在亚激光波长的精度上逐次相关。
SSMB原理验证实验结果
在这种相位相关性的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应用相位锁定的激光器与电子轮流相互作用来实现SSMB。
该图示直观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激光调制电子束来产生发射激光的微束，是实现基于SSMB的高重复性、高功率光子源的一个里程碑。
有望解决EUV卡脖子难题
没有顶尖的光刻机，是我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光刻机的曝光分辨率与波长直接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光刻机光源的波长不断缩小，芯片工业界公认的新一代主流光刻技术是采用波长为13.5纳米光源的EUV（极紫外光源）光刻。
大功率的EUV光源是EUV光刻机的核心基础。简而言之，光刻机需要的EUV光，要求是波长短，功率大。
EUV光刻机工作相当于用波长只有头发直径一万分之一的极紫外光，在晶圆上「雕刻」电路，最后将让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包含上百亿个晶体管，这种设备工艺展现了人类 科技 发展的顶级水平。
而昂贵的EUV光刻机也正是实现7nm的关键设备，目前，荷兰ASML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量产EUV光刻机的厂商，而由于禁令，我国中芯国际订购的一台EUV仍未到货。
如果中国大陆无法引入ASML的EUV光刻机，则意味着大陆将止步于7nm工艺。
目前ASML公司采用的是高能脉冲激光轰击液态锡靶，形成等离子体然后产生波长13.5纳米的EUV光源，功率约250瓦。而随着芯片工艺节点的不断缩小，预计对EUV光源功率的要求将不断提升，达到千瓦量级。
SSMB光源的潜在应用之一是作为未来EUV光刻机的光源。它们产生的类似激光的辐射也超出了 "光 "的可见光谱，例如在EUV范围内，最后阶段，SSMB源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辐射特性。脉冲是强烈的、集中的和窄带的。可以说，它们结合了同步辐射光的优势和FEL脉冲的优势。
可以说，基于SSMB的EUV光源有望实现大的平均功率，并具备向更短波长扩展的潜力，为大功率EUV光源的突破提供全新的解决思路。
EUV光刻机的自主研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SSMB的EUV光源有望解决自主研发光刻机中最核心的「卡脖子」难题。
关于作者
本文的通讯作者唐传祥教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1992年9月－1996年3月，考入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博连读。1996年3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为“用于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多腔热阴极微波电子枪的研究”。
1996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
1996年7月 1998年6月期间，作为访问学者到德国DESY工作2年。在DESY工作期间，主要进行超导加速结构的优化及测量研究，并与J. Sekutowicz, M.Ferrario等合作提出了Superstructure的超导加速结构。
1998年6月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从事加速器物理、高亮度注入器、汤姆逊散射X射线源、自由电子激光、新加速原理与新型加速结构、电子直线加速器关键物理及技术、加速器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资料：
是真的。根据查询企查查官网显示，北京双竹文化传播中心，于2018年发表论文，是一家以从事文化艺术业为主的企业，成立于2007年，位于北京市，企业注册资本10万人民币，实缴资本10万人民币。
据介绍，舒新文教授研究小组在一个河外星系中发现了一对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洞吞噬恒星的罕见天文现象。这是天体物理学家迄今为止在正常星系中发现的第二例超大质量双黑洞绕转系统。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主要合作者包括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广州大学、上海天文台、中山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 当今主流的星系等级成团理论预言宇宙中应存在大量的超大质量双黑洞系统。然而，即便是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天文学家仅在少数几个活动的星系中找到了超大质量双黑洞。 由安徽师范大学舒新文教授领导的国内研究团队，以黑洞引力潮汐瓦解恒星事件为突破口，监测事件发生后X射线辐射的演化特性，最终成功发现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第二例双黑洞引力潮汐撕裂恒星的罕见现象。该成果对于刻画正常星系中休眠双黑洞的分布、揭露星系增长和宇宙大尺度结构形成机制、检验现有的引力理论、以及为下一代引力波探测器提供有效波源等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黑洞是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奇妙天体，具有独特的时空结构，存在视界面，即进入视界面的所有物质包括光线都无法逃脱并最终落入奇点。英国牛津大学彭罗斯教授因为黑洞奇点的理论研究成就获得202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目前已知的黑洞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遗留的产物，质量在几倍到几十倍太阳质量之间，称作恒星级黑洞；另一类质量为太阳的百万倍以上，称为超大质量黑洞，一般位于星系的核心。2015年人类首次探测到恒星级黑洞并合触发的引力波事件（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开启了引力波与电磁辐射相结合的多信使天体物理学研究时代。根据现有等级成团星系演化理论，宇宙中应存在大量的超大质量双黑洞系统。然而，即便是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天文学家仅在少数几个活动的星系中找到了超大质量双黑洞。如何寻找和探测超大质量双黑洞系统是当今物理学和天文学最重要的前沿问题之一。 当一个恒星运动到太靠近黑洞的位置时会被其强大潮汐引力撕裂瓦解，进而被黑洞吞噬，同时释放出短暂的剧烈电磁波辐射，称为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通过探测星系中心的X-射线或紫外/光学闪耀信号，可以窥视黑洞如何影响周围物质的行为。理论计算表明当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洞之一潮汐撕裂恒星产生X射线闪耀时，另外一个黑洞的引力会间歇性阻断被瓦解的恒星碎片内流，导致X-射线闪耀急剧变暗进而恢复亮度的奇特光变图案。 舒新文教授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宇航局Swift卫星和欧洲空间局XMM-Newton卫星观测资料，在一个距离地球约26亿光年之遥的星系中成功发现了理论预言的急剧变暗和可重复的X射线闪耀现象，给出双黑洞吞噬恒星的强烈观测证据。这是继论文的合作者、北京大学刘富坤团队发现首例双黑洞吞噬恒星事件后的第二例此类罕见天文现象，对揭示正常星系中休眠双黑洞的分布、构建黑洞潮汐撕裂恒星的全景演化图像、检验现有的引力理论、以及为下一代引力波探测器提供有效波源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通讯》是英国nature集团旗下的子刊，是一个仅在网上出版的多学科杂志，专门发表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各领域的高质量研究论文，于2010年推出，目前已在全世界所有的科学期刊跻身前2%。《自然·通讯》对论文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目前，我国一个省每年能在此杂志以上刊物发论文仅两到三篇，且都集中在高校。 据悉，这是安师大物理学科首次以第一作者单位在《自然》子刊系列发表研究论文。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自然·通讯》论文的链接：
这个公司不要找，有嫌疑，收完钱，没有投稿，一直各种托词让等，最后耽误了时间。
没有合作过，不过帮你从北京工商网上查了下,97年成立的公司，注资100万元，成立这么久的公司应该信得过的。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周建平
季强
（第一代“龙王”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
在中国古生物学界同行眼里，现年71岁的季强一直是个“麻烦制造家”。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古生物学界，季强是个让惯于各守一亩三分田/山头的同行们备感头痛、但又不得不服气的搅局者——他对重大演化问题的敏感度、对关键性化石的追踪能力，以及对研究课题的组织、实施能力，让很多同行自觉“不如”。
“我只是想去解决科学上的一些难题。”这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古生物学者嘿嘿地笑个不停，很有几分恶作剧得逞的得意，“然后我把难题给解决了，你总不能老抱怨说我是多管闲事吧，对不对？”
当“规则”破坏者，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性格决定命运。季强说自己早想通透了，“无欲则刚”，只要对某些东西还留存那么一点念想，就会担心得罪人，要逼自己说一些违心话，就没法甩开手脚去干事。“我特别喜欢四川那个舍得酒，有舍才有得。这辈子在世上留下几篇有价值的文章，足矣。”
2016年，他从中国地质科学院退休后，被河北地质大学特聘为终身教授。几年间，他风风火火地组织、推动科研项目。2021年6月，他和倪喜军教授团队合作的“龙人”项目在线全球发表论文，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引爆了一场震动。
和古早年间主流报告文学作品塑造的那些不通世事、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家”、“书呆子”学者形象不同，季强个性鲜明，很接地气，有一股能和三教九流称兄道弟的江湖豪气，以及一点点让人捉摸不透的狡黠。
历史 断层里的特殊“埋藏”
接地气、江湖豪气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季强早年在 社会 底层的人生历练。
和那些一辈子在学校—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兜兜转转的学界晚辈不同，属于“50后”一代的季强成长于一个特殊的 历史 断层。在那个断层中，成为自然科学家是一种少见的特殊“埋藏”。
1951年，季强出生于江苏南通如东县一个面靠黄海的小镇。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初中刚毕业，被送到当地最贫瘠的滨海农村插队落户。他属于“两头不靠”的小镇知青，既不享有国家当时给城市知青的待遇，也没有回乡青年受到的家庭庇护，生活尤其艰辛。
下放第一年，整一年农活干下来，他反倒欠下人民公社68块钱，“因为说你赚的工分还不够给队里的伙食费。”为了能生存下去，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修过拖拉机、在窑厂背过砖头、当过村里的代课老师，甚至还上台唱过革命样板戏，“大队干部说你给顶上了，就给你折算成工分。”三九严寒，他光着脚丫子、拿个叉子下海滩打鱼，捕上来的鱼拿去卖个七八块钱，就有了两个月的油盐钱。
也许是“幸存者偏差”，季强始终认为这段底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把一个原来调皮捣蛋的野孩子，磨砺成为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等后来有机会读书时，会特别地珍惜、特别地努力。”也因为吃过很多苦，后来在科研上碰到点“小磨难、小委屈”，他都不觉得算什么事儿。
1973年，22岁的季强得到了一个被公社大队推荐报考工农兵学员的机会。
他当时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个是镇江农业技术学院，第二个是无锡轻工业学院。他的想法非常单纯，自己在乡下修过拖拉机，搞机械应该没问题，等将来毕业分配，可以在县农机公司有个铁饭碗，为家里分担责任。
那一年，作为省里排名第一的重点院校，南京大学有第一批选择生源的权利，他们提前调走了季强的考生档案。
收到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季强既惊又喜，还一头雾水，他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去请教县里最有文化的文化馆长。“他看了半天，说自己知道考古系，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古生物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去省城上大学前，季强从没穿过内衣，早上起床套上破旧的外衣裤就出门干活。母亲用几天时间为他赶制出几件内衣，并叮嘱道：“你现在是大学生了，要有大学生的样子。”
远离政治运动中心的南京大学意外地成了一块“净土”。当时，正常教学已中断数年，南大的教师们看到这些新入学的学员，铆足了劲头，倾尽所能地想把他们培养好，“真把我们当宝贝看。每次到野外作业，老师们和我们吃住全在一起，完全打成一片。”
这些“文革”前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已在 社会 上吃过许多苦头的大龄学生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风很正，每一个人都拼命地学，拼命地补基础。一到晚上吃饭，大家都事先去教室抢占座位，然后到食堂里扒拉几口饭，就匆匆赶回教室上自习。”
1976年从南大毕业后，季强被分配到煤炭工业部下辖的西安煤田地质勘探研究所。在大西北啃了一年多用高粱玉米杂面压出来的“钢丝面”，他于1978年考到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南古所”），成为南古所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公平地说，从地质学的其他学科上来说，于老先生当初提出这个标准是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但是，这个泥盆-石炭的界限划分，或者说任何一条界限，它的时间概念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不能只具有区域性。譬如这个泡沫内沟珊瑚，那有可能在国外就没有发现，所以它没法成为一个国际标准。”
和导师定下论文方向后，季强热火朝天地大干特干起来，一个人跑到野外采样，做剖面，把石头背回到驻地，接着又叫拖拉机拉到火车站托运，然后自己在研究所的实验室做分析。“结果非常好，得到的牙形刺标本清一色全部是泥盆纪的，没有一个是石炭纪的。”
“所以，我当时得出结论：有可能俞老先生当年说的那个C带，就是泡沫内沟珊瑚带，它的时代并不是早于石炭世的，而是晚于泥盆世的。照理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因为这就直接跟国际接上轨了。但是我们当时的主任，他自己就是搞珊瑚化石的。他认为俞老先生提出来的这一套标准坚决不能动，标准就是标准，你最好改你的。我就说：主任，这要怎么改啊，如果有找到几个石炭纪的话，我也会把我论文里的时间就改成早石炭世，但是我找到的全都是晚泥盆纪的牙形刺啊，改了的话，我这篇论文就不成立了。”
到硕士论文答辩结束，评审委员会做出结论：同意季强毕业，同意授予他硕士学位。得知这一结果后，季强放下心，高高兴兴去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总部报到了。当时，他谈的女朋友是北京人，所以他一门心思想去首都工作，也争取到了工作分配的机会。
到北京后，他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四个月，也没等来自己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一打听，和他同届的同学们都拿到了这两证。后来他才得知：论文评审结束后，南古所党委又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准予季强毕业、但不同意授予他学位，并写成书面材料，送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总部。
在个人命运的关口，幸运女神再次向他微笑。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歌颂“科学的春天”。季强最终拿到了硕士学位。在那个个人选择机会极度匮乏的年代，季强每次回想起来仍有些许后怕：如果没有那个“科学的春天”，他后来会在干啥呢？“也许在烧锅炉吧，”更有可能被发配到某个县级小单位碌碌一生，“估计也混到一个科级甚至处级干部。”
1990年，季强获得联邦德国洪堡奖学金，赴欧做博士后研究。在古生物学发展史上，欧洲是传统的研究重镇，曾孕育、产生如达尔文、赫胥黎等璀璨的群星。留德期间，季强在思想观念上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跃升。在导师、盛肯堡自然 历史 博物馆馆长威力齐格勒的指导下，他继续做有关地层学和牙形刺方面的研究，两年间成果频出，共完成五篇有关牙形刺化石的论文和一部研究专著。
最重要的是，他在导师的影响下，接受了来自演化生物学的一整套观念和方法。
“从那时起，我整个研究都变了——不再只是盯着单个古化石，每发现一个特殊的埋藏，都会去思考、寻找它在整个生物演化谱系里所占的位置。如果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那就会想办法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新种还是一个新属，还是某种特殊的偶然变异。”
1992年4月，季强回国，继续在中国地质科院做研究工作。因为成果突出、屡获学术荣誉，他很快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数年后，他成功竞聘为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
带领着这样一家面向公众、具有展示性的特殊研究机构，季强开始琢磨馆内研究人员的学术转型，也因此把这个“小小的”专业博物馆带向了和中科院的两大古生物研究所，尤其是和“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北古所”）竞争的行列。
发现“长羽毛的恐龙”
1996年8月12日，一个来自辽西的农民闯进了季强的办公室。他亮出了随身带着的一块化石，希望中国地质博物馆能买下。
经协商后，该化石最后以捐赠的形式，交由中国地质博物馆永远收藏。相应地，这位农民得到6000块钱的国家奖励。
这是一块保存相当完整、精细的化石剖面：它约莫有一米高，像是某种小型恐龙，嘴里长有锐利的牙齿，前肢细短，后肢长而粗壮，还有一条由五十多节尾椎组成的长尾巴。当季强拿着放大镜细细打量时，发现了令他感到十分意外的东西——这只远古生物全身覆盖着一层短短的、黑乎乎的、类似纤维状的东西。
他的职业敏感立刻被调动了起来——虽然本行是微体古生物研究，但他之前见过很多恐龙化石，“像这种短短的、纤维状的结构，是过去全世界发现的恐龙化石里从来没见过的。”
“我当时就想它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像哺乳动物那样的毛发？我把这个可能性首先排除掉，因为如果是毛发的话，每一个毛发都会有一个独立的根。而这块化石上的纤维状结构的东西是像蒲公英一样，一撮一撮的，那表示是很多纤维状结构，都产生自一个中心点。这符合羽毛的特点，所以当时我非常大胆，直接把它定义为‘原始羽毛’（protofeathers或profeathers）。”
1996年，季强作为第一作者和同事姬书安在《中国地质》上发表标题为《中国最早鸟类化石的发现及鸟类的起源》的文章。在文中，他把这块化石命名为“中华龙鸟”，正式的拉丁学名为Sinosauropteryx：“sino”意为“中华”；“saur”为“蜥蜴”，常见于恐龙的命名；“pteryx”有“翅膀”之意，指鸟类，与德国始祖鸟Archaeopteryx后半部分相同。
这个命名透露着季强琢磨数月的用心：他把这种刚发现的、介于典型恐龙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物种归为一种早期的鸟类，而它身上覆盖的纤维状皮肤衍生物是一种“原始羽毛”，并认为它比在德国发现的全世界最古老的鸟类“始祖鸟”更为古老。数年后，季强认同了国际学界的主流看法，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修正，把“中华龙鸟”仍划归为恐龙的一种，但保留了它的原名。
几个月后，中科院南古所的研究员陈丕基把同一块化石的阳剖面照片带到了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第56届年会上。
恐龙怎么会长羽毛呢？“中华龙鸟”的化石一经亮相，在已为鸟类起源争论到白热化的国际古生物界引发了一场巨大震荡。
在国际学术界，对鸟类起源的探讨已经长达近一个半世纪。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两年后，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距今大约1.46亿年的晚侏罗世地层中发现翅膀上长着爪子且有长长尾椎骨的始祖鸟化石。这两起重要事件，激起科学界和大众对鸟类起源越发浓烈的兴趣。
1868年，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支持者赫胥黎通过对比兽脚类恐龙中的巨齿龙（Megalosaurus） 的后腿与鸟类的后腿，首次提出鸟类可能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假说。这一假说遭到多数学术界“大牛”的反对：他们认为巨齿龙和鸟类都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因此后肢结构特征相似毫不奇怪。更重要、也更为直观的是，身型精巧的“天空之子”怎么可能是由不会飞行的大恐龙演化而来呢？
进入1920年代，各种非恐龙起源的假说成为了国际科学界的主流思想，主要有“鳄类起源说”、“槽齿类（动物）起源说”。直到 1970代，美国耶鲁大学教授J·H·奥斯特隆再次复兴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并进一步指出：鸟类是由小型兽脚类（食肉性）恐龙演变而来。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青年学者的支持，但一直缺乏相应的过渡性化石证据支撑。
1997年3月起，由奥斯特隆领头、美国费城自然科学院组织的鸟类起源研究“梦之队”来到中国考察。在北京这一站，季强在中国地质博物馆里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华龙鸟”的化石标本。
关于“中华龙鸟”究竟居于何种演化地位，国际学术界继续为此争论不休。
季强坚信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和判断，憋着一股劲继续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
1997年3月，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季强得知了一条有关化石的消息。在天地一片白茫茫之中，他驱车赶往北票四合屯，但扑了个空，然后又按照新得到的线索赶去锦州，结果还是没见着化石的主人。他只得在这人的家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每隔两个小时就过去敲门，一连守了四天四夜，终于见了那块宝贵的化石。它就是季强和他的合作者在1997年的Nature上发表并命名的“原始祖鸟”。
“原始祖鸟”（Protarchaeopteryx），是季强在辽西地区发现的第二只长羽毛的恐龙。它的外形与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里那只狡猾而凶残的“杀手”伶盗龙接近，但拥有了真正的羽毛，具有细长的羽轴和对称的羽片，尾部长度达15mm。在演化谱系树上，它要比中华龙鸟更接近鸟类，但比德国的始祖鸟更原始。
1998年，季强和他的团队又发现第三只长羽毛的恐龙――“尾羽鸟”，其尾羽和现代鸟类羽毛的概念完全一致，但它的羽毛是对称的。科学家们大多认为，非对称的羽毛才具有飞行的功能，而尾羽鸟这种对称的羽毛很可能代表了羽毛演化较为原始的阶段。这一发现和研究结论刊发在当年的Nature杂志上。
第二年春节，季强以特邀嘉宾的身份，赴波士顿参加耶鲁大学和美国《国家地理》召开的“鸟类起源和早期起源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长羽毛的恐龙”。在皮博迪自然 历史 博物馆，他和奥斯特隆教授一道，迎来了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与会的五百多位科学家中，绝大多数接受了“鸟类是由小型食肉性恐龙演变而来”这一思想，并认为“中国辽西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发现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从这一年起，“鸟类的恐龙起源说”成为国际古生物界的主流共识。1998年10月，国家批准以朝阳市北票四合屯为中心，在方圆46.3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起鸟化石群自然保护区。
以“中华龙鸟”为起点，季强和其他中国古生物学者在辽西义县、北票、凌源等地区陆续发现更多长羽毛的恐龙和原始鸟类化石，进一步完善了鸟类起源于小型兽脚类恐龙的理论。其中，来自中科院北古所的周忠和院士、徐星研究员提出了‘树栖恐龙’、‘四翼恐龙’、‘四翼阶段”等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假说和新概念。
中国的“热河古生物群”研究也由此被推向了世界前沿。
2001年Nature杂志新闻版报道了中国古生物研究近年来是如何做到成果频出的。文中谈及中科院两大研究所（南古所和北古所）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它们和中国地质博物馆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特别提到了季强——他当时刚卸任馆长之职、出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说他对古生物学热点地区的热衷，以及在追踪农民挖掘的化石上“很有办法”，让同行们相当“头痛”。
季强嘿嘿一笑，欣然接受了这一“指控”。但他认为自己是出于纯粹的求真之心，而他的批评者则是被部门的得失给困住了。他批评学界那种“山头”的划分，在事实上窄化了科研工作者的视野和格局。
“譬如，一个搞恐龙的人到野外科考，发现了一块和他研究领域无关的化石，常常是不管的，就是拿回来也扔在抽屉里，完全缺乏敏感性，浪费了珍贵的研究材料，也耽误了很多重要研究的进展。从管理上说，这很失败。”
自1995年以来，季强还发现了神州龙、华夏颚龙、金凤鸟、神州鸟、吉祥鸟、热河兽、毛兽、始祖兽、中国袋兽、中华古果、始花古果等珍稀化石，研究触角遍及恐龙、古鸟类、古哺乳动物以及古植物学。
在Science、Nature两大国际学术顶刊上，季强共发表了27篇署名为作者的论文。
回顾四十多年科研生涯，季强把“中华龙鸟”视为自己最重要、最自豪的发现——因着“这个家伙”，害他卷入了国内外的“龙鸟之争”，由此走上一条特殊的研究道路，也“终于在有生之年解决了140多年都没解决的鸟类起源问题”。
2015年，季强在他主编的《腾飞之龙：中国长羽毛恐龙与鸟类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倡议——鉴于人们对鸟类定义的认识越来越不清晰，已经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生物学定义来区别恐龙与鸟类。他建议取消“鸟纲”、建立“恐龙纲”，恐龙纲之下再分“蜥臀亚纲”与“鸟臀亚纲”。
他把目光瞄向了更远的未来，50年甚至一个世纪以后。
“现在响应这一提议的人可能不多。但这就像我们的老祖宗赫胥黎在1868年提出鸟和恐龙可能有亲缘关系一样，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在120多年后把它证明出来了，对不对？”
寻找“史上第一个长眼睛的动物”
2018年，因意外得到一块来自哈尔滨的古人类头骨，季强又一脚“跨”进了古人类研究的领域。
事实证明，这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大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有关研究论文和数据一经公布，引来国际古人类学界同行的羡慕。他和倪喜军教授的团队共同合作，由此发现了一个在东亚独立演化的古人类第三支系——“龙人”（homo longi），也是和我们现代人亲缘关系最近的姐妹群。
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能因此揭开近十年分子古人类学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丹尼索瓦人”之谜。除了几颗牙齿和半截指骨，这个消失的古人类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形态学信息，却被证实给今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人、南亚澳洲岛屿的美拉尼西亚人留下特殊的“基因遗产”。
这位年过古稀的古生物学家依旧风风火火地奔波于各地：在中越边境追踪恐龙化石，在河北的实验室主持、推动着研究项目，为争取科研经费四处筹划、张罗着。
采访结束之际，我问季强：对地球长达35亿年的生命起源和演化史，在有生之年还有什么想解决的谜题呢？
“我是有一个特别想去解决的——找出地球上第一个长眼睛的动物。”他突然来了劲：几亿年前，很多生物都是没有眼睛的，像珊瑚虫、海绵动物还有多孔虫。它们有的在水中漂来漂去，张着嘴靠过滤其他微生物来获取营养。但是，等到进化到长出眼睛，就变成主动积极地摄取食物，生物进化就以加速度进行了，“所以，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目前，我手头还没有（相关的化石证据），但我知道要去哪里找。”他卖起了关子。那个烦人的老问题又冒了出来——“你说人家到时候会不会又说我乱跨界、多管闲事了呢？”
他像个在密谋着一场恶作剧的孩子，哈哈哈地爆笑了起来。
新冠疫情爆发后，筛选出来的抗新冠的药物。因为研发新药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新冠爆发突然，为了加速进程，当时该实验室就用已经上市的药物对病毒培养模型进行筛选，实验室筛选了几千个药物，最后得到了几个有效的药物，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千金藤素。
通过童贻刚团队利用独有的药物筛选平台对数千种药物进行筛选，并且从筛选的结果中得知金藤素抗新冠的功效。
我们都知道自从新冠病毒出现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而且相关地区都进行了紧张的防疫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新冠病毒能够早日结束。
专利人揭千金藤素抗新冠的发现过程。
其实在2022年2月的时候，童贻刚团队就发现千金藤素具有超强抗新冠病毒的活性，并且在2022年3月发表了相关的论文。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各国的研究团队都在不断寻找控制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童贻刚团队在之前发表的论文也成为了各国研究团队的参考意见，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多位专家都证实了千金藤素拥有抗新冠病毒的功效。
千金藤素只是一款候选抗新冠药物。
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很多专家表示千金藤素控制新冠病毒的能力，只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进行发现。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千金速腾只能成为一款候选新冠药物。毕竟想要成为真正的抗新冠药物，还需要经过多种实验进行考证。只有在经过相关的实验之后，如果能够确定千金藤素，确实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药物才能正式成为抗新冠药物。
我个人的看法。
最后我个人觉得专利人揭千金藤素抗新冠的发现过程，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突破。而且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病毒一定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控制以及消失。因此我们就能拥有比较正常的生活秩序，毕竟只有新冠病毒消失之后，我们的生活才不会被进行影响。
据他们团队的负责人回应说，他们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不久，就开始致力于研究新冠病毒，是经过很多次的研究才发现了这种千金藤素，发现了这种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有着很大的疗效。
北化研究团队利用独有的药物筛选平台，从数千种药物中筛选出3种药物：千金藤素(千金藤碱)、西拉菌素、盐酸甲氟喹，进行对比试验，最后发现千金藤素效果最佳，10μM的千金藤素抑制xCoV病毒复制的倍数为15393倍，通俗地讲如果面对15393个新冠病毒个体，只要使用了10μM的千金藤素，就能把新冠病毒干到只剩下一个，也就是说千金藤素对抑制新冠病毒传播扩散很有效。这里面的意义是：它是全球第一个发现的，还因此受到了专利保护。
学会在判断什么样的期刊是正规的，国家级的教育类期刊。比如《中国科教创新导刊》《中国校外教育》《新课程》《中国职工教育》等等，或者很多好的师范学院的学报。一般周期的话2-3个月。建议可做咨询几家。可加~作了解~！
所谓国家级指的是主管单位为国家机构和一级学会的期刊，而评职称全国有效以这个做为标准去选择期刊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省或者不同的单位要求都不尽相同，需具体对待。审查速度问题不太好回复，这个和稿件原因，还有期刊本身对稿件的审稿流程来定。正常在1-3个月内回复，壹品优 能为你做到。
不一定啊 导师要求就写了 像EI这种给钱的就不写他了 其他需要自己出钱的就先喝导师打招呼 发表后导师给版面费 你也可以顺利毕业 如果真是学术上重大创新就不写他了
学校是评职什么专业的？是研究生评职省级期刊吧
近日，一篇报道称北大陶澍院士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农村烧饭产生大量PM2.5，导致每年数十万人死亡”。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十分骇人听闻，但是探其究竟我们才发现，是媒体报道扭曲了相关的词解和意思，真实的论文说阐述的并非是这样的观点和问题。
了解和翻译的原文，才发现，陶澍院士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论述清洁能源给大家带来的好处，而举例到农村，只是在说农村居民排放的PM2.5会引起寿命降低，所以清洁能源的替换和使用就刻不容缓。本来是一篇倡导使用清洁能源以及宣扬清洁能源益处的文章，却被媒体曲解成农村烧饭释放出的PM2.5会导致死亡，这不禁让大家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媒体报道的文章却强调了“北大”“中科院”等相关字眼，也让大家怀疑文章的真实用意究竟为何。
媒体报道的最高原则和终极要求，必须是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反映客观事实的原貌。
这篇曲解文章一方面违背了媒体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真实和公正是媒体及相关从业人员要遵守的底线，同时职业道德要求媒体人在报道是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媒体的发声某种情况下是一种权威的发声，所以一定要真实和客观。因此，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对公共利益和自己的良心负责。
另一方面，对于陶澍院士的曲解报道，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名誉权相关。名誉是外界对于个人的综合性评价，也许这些曲解报道并不能造成一些直接的损害，但是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困扰和麻烦。
再者，失实报道会给社会造成错误的导向，产生不良影响。本来是一篇宣扬清洁能源益处的文章，却被报道为PM2.5每年害死数十万人，整体的舆论导向已经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希望媒体都能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为大众带来客观真实的报道，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共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4项。200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文科院系一级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多的单位。2003年初，由院长刘伟负责，申请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211”工程项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承担着大量纵向、横向课题的研究工作，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等，特别是承担了两项“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1年，经济学院科研课题研究经费超过1700万元，是国内综合性大学经济学院中为数不多的科研经费超千万元的学院之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承担着大量的重要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省部委和国内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96年以来，学院教师出版各种专著、译著、教材、参考工具书240多部，发表论文1100篇左右，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350篇左右，经济学院教师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的著作23部，论文16篇。著作奖中主要包括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国家社科基金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基金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论文奖主要包括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论文奖、北京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全国房地产优秀论文奖等。这些科学研究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1996年以来，学院教师出版各种专著、译著、教材326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764篇，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97项，是北大文科获各种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最多的院系之一。 经济学院是全国最早设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学院，是全国文科率先实行硕博连读制的学院，是国家教育、全国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评比唯一连续两次排名第一的学院。 经济学院每年本科新生中都有10名左右的各省高考状元选择经济学院，各省的前5名占到1/4。我们的毕业生毕有40%的学生在国内读研，有20%的学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留学，有40%的学生在中央、国务院各大部委、省市机关、银行以及外资企业就业。多年来，经济学院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 经济学院除紧张有序的学习外，经济学院学生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学生们扎实的知识功底、良好的人际关系、精妙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北大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赏。经济学院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其毕业生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去向是：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省市机关、各大银行以及分行、中外资企业及其他跨国公司等。信息中心包括经院网站、机房及计算机群。机房和计算机群便利同学和老师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多媒体化教学提供硬件资源。经济学院网站不但是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师生互动的平台，它还具有信息发布、电子资源下载等多方面的功能。 “外国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的“外国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系列讲座于 2005年4月启动，2006年5月圆满结束，历时一年，在校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美国、德国、瑞典、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士、以色列的八位驻华大使先后来到北大，为学子们带来了精彩的演讲。经济学院外事办公室将各位大使的讲稿收集整理后，《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一书已于2007年4月正式出版，为中英文双语对照本。“财经高管论坛”系列讲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也为了给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角，经济学院从06年3月开始启动“财经高管论坛”系列讲座，邀请商界的高管和精英来学院发表精彩演讲。迄今各讲的主讲人包括中金公司、世界银行、麦肯锡、巴黎百富勤公司、高盛集团、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瑞士信贷银行、韩国友利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BP石油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或高层领袖。 2004年2月，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副教授均被聘为经济学院的兼职教师，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可以相互选课，由此整合了教学科研资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学科阵容，吴敬琏、吴树青、肖灼基、晏智杰、刘伟、孙祁祥、林毅夫、海闻等知名学者皆执教于经济学院。经济学院是国际性、开放性的学院，国际交流广泛。现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21名留学生在经济学院求学，每年都有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莅临经济学院院发表演讲，每年都有众多老师和学生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学习、访问、讲学和进修。
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有：林毅夫、余淼杰和雷晓燕等。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在中国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中英文著作30余部。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书记兼副院长。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返回北平，1952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向公众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媒体是大众的眼睛，歪曲事实是要受到刑事责任的，媒体要做到树正观，带正气，不要因蝇头小利而违背了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