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
我来说几个吧！1、实物？货币！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过年老妈系里分了一台烤面包机，老妈拿回来说了一句，还不如分钱呢！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式饮食，较少吃烤面包，因此烤面包机对家里而言，就没什么价值，效用不大。这也引发我们对理性消费的思考。理性消费是指在支出一定的条件下所得到的最大效用，理性消费首先要求被消费的商品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偏好是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它主要受消费者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另外，理性消费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家里已有烤面机的老师，又分到一个烤面包机，产品价值虽然不变，但其效用已大大降低。理性消费在于消费的多样性、个性化，就是所谓的众口难调，对于自己喜欢的礼物，就会得到很大的效用，而对自己不喜欢的，或自己已经有的礼物效用就小。实物分配给不同的人带来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效用，其配置效率低下。而发放现金，货币是广泛流通的一般商品等价物，大家都乐于接受。效用得到了最大化，也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显然货币比实物分配具有更高的效率。2、电视连续剧为什么要分开播映啊？！以前在家看电视连续剧，看到兴起就没了，要等明天！郁闷ING！仔细想想会发现，电视台播映电视连续剧，并非集中在一天或数天一下播完，而是每晚只播映一集或两集，为什么电视台不将其集中在一起，从早到晚连续播映呢？因为对消费者—观众来说，连续长时间观看节目，会产生逐渐疲劳，收视效果则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即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体现，也就是说消费者于一定时间内消费或享用同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所谓“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对某种物品消费多一个单位所获得的额外满足感。假设将电视连续剧安排于星期日一次连续播放，人们在欣赏前几集时，边际效用会有所增加，但不会维持太久，即使该电视剧非常吸引人，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也会感到疲劳，则边际效用开始递减。所以，没有人会连续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收视率则降低。从电视台方面看，收视率降低，广告赞助商则减少，电视台的收益也受到影响，因此，电视剧不能集中播映。3、来来来！以旧换新啦！经常在手机市场看到，手机以旧换新活动，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在市场销售中，一些商家推出“以旧换新”的销售方式，即凡以同类型的货品换购新货品，可享有价格优惠。其中有些旧货的零部件还可用作制造新商品的原料，而有些旧货根本不能用于再生产，为什么商家会给予折价回收呢（当然不能排除回收零部件进行维修再使用的&还有不良商家回收钱：（原来商家推出“以旧换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想借此吸纳一向使用该类商品的老用户，使其愿意购买新商品，扩大产品销售量。由于旧货还能使用，是新货品的主要替代品，所以客户购买新商品的愿望不强，采取以旧换新方式给客户一点优惠，刺激其购买新产品的欲望。其实质是利用价格与供求的关系，通过价格优惠来刺激需求量增加。而已损坏的旧货，不能继续使用，则不是新货品的替代品，客户必须购买新商品，不给予其价格优惠，也不会降低其购买欲望，他们会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新产品的。4、我也想买公共汽车月票！在厦门坐公共汽车，小孩和老人都有优惠，全国各地应该也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各类运输企业都实行成人与儿童和老年人差别票价，对儿童和老年人实行优惠呢？是因为儿童比成年人轻巧矮小，运载儿童消耗少，成本低吗？那么老年人与成人差不多，为什么也给予价格优惠呢？其实运输企业的这一做法，是采取了经济学上价格歧视机制，目的是为增加收入，利用了价格与供求的制约关系。一般来说，成人与儿童和老年人对运输工具的需求不同，成人由于工作需要及收入较高且稳定，对运输工具服务的需求比较稳定，价格需求弹性较小，所以运输企业可向成人收取较高票价，不会减少成人对运输服务的需求。相比之下，儿童及老人对运输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大，如果运输公司向所有乘客收取同样的成人票价，便会大大减少儿童及老人对运输服务的需求量，从而减少了自身的收益。暂时想到这么多了：）
找本经济学书看吧，上面很多理论和例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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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师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到百度上查一查有没有叫飞暗老师的？或者你知道非案老师在什么学校，你可以到当地的学校去问一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赫伯特·西蒙。
该句出自赫伯特·西蒙的著作《管理行为》，描述决策制定过程的一部著作，并没有提出很多的解决决策问题的方法。但正是这种“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使得西蒙教授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他的决策理论的基本论点及其基本结构。
该书不仅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而且初步涉及了对管理人特征的描述。因而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占有长期重要的地位。
该书创作
1943年，西蒙以《管理行为》为学位论文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的时间里担任美国伊利诺伊斯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1947年，这篇博士论文以同名出版，该书包含十一章，核心问题是探讨组织中的决策制定。
此书出版前，经济人假设理论模型正占居统领地位，有限理性仅仅被作为一种“残余”或“偏离”的学说，甚至不足以称为经济人假设的旁注。
此外，人类的决策过程在研究范式上并没有进入到实证研究阶段，人们如何做决定，或做决定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什么，种种问题并没有在现实层面上得到充分解答。西蒙的这篇论文正是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出发，探讨了现实中对理性的种种约束，为有限理性学说正名。
《经济政治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论公共社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黄建钢是个喜欢独立思想同时又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人。近年来，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比如，当正学术圈里做学术的人们，一直在为社会科学中古老的学科之一——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和发展而苦恼时，乐于独立思想的他却出版了54万字的《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2008年）。当人们大多陶醉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快速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时，他又推出了27万字的《论公共社会》（2009年）。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学术人，是大学时代黄同学书生意气的青春追求，更是今天已成为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黄教授终身不变的治学目标。经济政治学“思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智慧。建钢送来的《经济政治学》正是他目前对正在发生或者将要面临的变化的思考。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是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对黄建钢的专著《经济政治学——对经济及其发展的政治学解释》的评价。什么是“经济政治学”？多年来，我们熟知的都是经典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呀！那么，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新意何在？竟然让萧老先生赞许他“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书生误国、空谈误国，是时下人们对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甚或诟病。为了走捷径，有些人喜欢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连篇累牍叠床架屋攒出一个个“高论”；也有人热衷于在小圈子里面侃大山，期盼侃出一套套不同凡响的治国之道；更有人欲望使然，脖子上安着风向标，听风便是雨，擅长鹦鹉学舌……但都不愿意走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愿意直面社会问题。然而，黄建钢的《经济政治学》的的确确来自他对社会实际的观察与思考。2006年，他带领的团队承担了浙江省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治理关系的研究》。身为浙江人的黄建钢，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几下“前店后厂”的温州和“鸡毛换糖”的义乌做调研。在这次重返温州、义乌等地的调查研究中，一直都在思考“浙江为什么能从30年前的经济小省一跃成为30年后的经济大省”的他发现：在经济先发区的温州，关心政治、关注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已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自觉；而在浙江，公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同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原来，浙江经济30年发展的巨大动力，其实是蕴涵在政治治理模式中的。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充分尊重民众和民间创新的基础上，政府才作出决定的模式。这是一种在计划基础之上实现了自由与计划嫁接和结合的模式。这正是黄建钢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政治学”的缘起。他认为，当经济快速发展引发无序竞争、引发对人性、自然及生态的严重破坏的时候，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然要呼唤人性、秩序、节约……这就是在呼唤政治治理啊！他说：“因为政治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油门’、‘速度调节器’和‘制动器’，所以要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对政治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就一定要有一个更加科学的政治治理模式。”在《经济政治学》中，他具体剖析了温州范式，指出其“缺少公共社会的方向”；研究了义乌范式，认为它“缺少社会国际化和城市国际化”的内容；分析了黄岩相对落后是“政治治理范式相对不稳定”所致……在展望浙江未来发展的方向、在选择从现实走向未来道路的同时，他试图寻找或者叫创新一个新的社会运行发展范式。因为，正如同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在30年快速发展之后的今天，正急迫地呼唤政治治理，如果没有新的、科学的政治治理理念及范式，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一句空话。黄建钢的结论是：政治治理的“质”决定经济发展的“度”。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经济发展与政治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动模式。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政治学》中，他以一个章的篇幅，提出了对建设“公共社会”的构想。群体心态论也许因为是北大学子的“基因”，大学时代的黄建钢就特别喜欢挑战“敏感话题”。当时的北大每年5月都有一个“五四”学术研讨会。1979年入学的他，在大一时，兴致勃勃地赶写了一篇论文交了上去。然而，由于话题过于“敏感”，竟引起了一个教研室里的巨大分歧：褒奖的人说可以拿优秀论文奖，而反对的人认为根本不及格。1990年代是个思潮涌动的年代，已经在北大做学生工作的黄建钢不能不关注“敏感话题”，因为它客观存在，你不能装作看不见。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学潮”的社会心理分析》、《大学生心理失衡及其相关分析》、《1993~199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的，每一篇论及的都是“敏感话题”！不过，这一次，他的《大学生的群体特征与大学的思想教育和管理》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1991）科技成果论文二等奖。在对大学生群体性行为的研究中黄建钢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群体性行为（或者叫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而群体性事件是个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统统被定义为：“闹事”的“乌合之众”……而黄建钢不同意此类判断。从此，群体性行为中的群体性心理这个课题，让他研究了20年。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仍是“敏感话题”。其18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为：《群体心态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这是一个把政治行为与群体心理结合起来的研究。群体心态有那么重要吗？群体心态值得一个人研究20年吗？黄建钢认为，群体心态是人类及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原始状态，它基本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或者理性“基本趋零”的潜在的状态，但从哲学上看，它具有本原状态的性质。所以，对它进行研究是为了使我们社会的发展能更加接近发展的本原目的。2003年，黄建钢的新著《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问世；2004年，他的专著《群体心态论》出版；紧接着2005年，他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与人合著）；2006年，《教育—哲学论》一一与人们见面……几乎是一年一部！在《群体心态论》中，黄建钢的笔触上溯两千年前的农民起义，下至1980年代的“学潮”；观韩国发生的支持卢武铉集会，评伊拉克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全球反战大游行；解辛亚被刺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涌上街头，析科索沃事件再次被世界关注；话我们身边因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为，论“安全阀制度”泄洪之必要……由此，他总结道：由群体心态支配的群体行为即将成为影响2l世纪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及方向的主要因素。人类是否具有良性、健康的群体行为方式，将直接决定其自身能否最终走出21世纪。作家王蒙曾经说过，人类的问题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个是吃不饱“饿出来”的问题——生存问题；另一个是吃饱了“撑出来”的问题——探寻终极意义的问题。研究了20年群体性心态的黄建钢笑言：“饿出来”的问题是“困”，而“撑出来”的问题是“惑”，现在世界上吃死的人不比饿死的人少啊！那么，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困与惑？黄建钢的分析表明：进入1990年代的中国，群体性行为呈现出新特点：政治性减弱、潜在性增加，然而这并不等于群体性行为消退或消失了。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看，许多个体越来越倾向利用群体性行为维权。他给出的结论是——任何形式的群体行为都既是旧情绪的宣泄方式，又是新情绪的形成方式，一般又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人类必须掌握发现、培育、增进和扩散良性群体心态的能力，同时也必须掌握缓解、分解、击破和控制恶性群体心态的能力。公共社会论“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又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尝试”——把这句话用在黄建钢2009年推出的新著《论公共社会》上再恰当不过。一提起“公共社会”人们马上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公共社会”是不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翻版？“公共社会”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个概念太敏感了！太容易产生误解了！《论公共社会》原本是与某出版社的签约之作，待黄建钢把初稿拿出来后，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又摇头了。于是，双方出现了如下一段颇具深意的对话：“这个概念没人说过啊。”“那没人说过就不能出版了？那你们要赔钱了。”“呵呵，出这本书弄得不好我们的饭碗都要丢了！”……是啊！究竟什么是“公共社会”呢？“公共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关键是“公共社会”的理念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记得《经济政治学》吧？在那里面黄建钢试图寻找或者叫创新一个新的社会运行发展范式，它就叫“公共社会”。“公共社会”的构想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黄建钢对浙江，特别是对舟山的考察思索分不开的。2002年，作为浙江省的人才引进，政治学博士黄建钢从北大来到了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浙江海洋学院。在对舟山的调查研究中，他发现，最近几年，舟山的经济总量虽然不大，但人均GDP增幅和增速连续4年在浙江省排位第一。然而，今后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个好势头？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治理的关系来看，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好社会发展的问题。黄建钢为舟山构想了这样一个公共社会范式：有完善的公共设施，有浓厚的公共权利意识，有文化，社会高度文明；有比较发达的网络公共社会；有清晰明了的道路指示牌，有良好生态环境和轻松的生活方式；有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完整、协调、有机整体、循环的经济规划和计划、机制和体制；推行费改税，税收收缴工作科学、合理和充分，土地开发管理和使用严格、严肃；有完整、完善的“公共经济”体系。他认为，舟山应以新加坡为参照，加强社会公共意识，整体规划先行，培养公民的良好行为规范，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加快公共机制的恢复和建设。而在建设公共社会的过程中，据他观察，舟山面临着三大困难：对全体市民进行公共性教育、变市民为公民、足够的投入和投资。别看堂堂出版社的大编辑对黄建钢的新提法“提心吊胆”，可是舟山的“公仆”们思想解放着呢！为了舟山在发展模式和机遇上能抢先进入一个战略高地，他们对黄教授的新思想、新观点情有独钟，一点也不含糊！2008年，那是一个中秋之夜。刚刚履新的舟山市市长周国辉邀请黄建钢教授一起赏月。原来，周市长不久前在《舟山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黄教授的专访《从此渔人知归处东海之中有桃源》。其中谈到舟山成为黄对“公共社会”理念实行设想和设计的第一个案例。那一夜，市长与教授相谈甚欢。黄教授告诉周市长：所谓“公共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地说，就在于把社会组织化、利益公共化、服务公益化、教育公共化、投资公开化和政务公开化……从而形成一个“大社会”的概念、机制和状态。和周市长的倾心畅谈，再次激发了黄教授埋藏心中已久的对公共社会构想的梳理、研究的欲望。2009年，《论公共社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黄建钢把“公共社会”这个理念又运用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在《大学校园公共社会论》这篇论文中，他分析道：“这是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新构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态势形成的。这个构想由于涉及未来而显得至关重要。”为什么说这个构想涉及未来且至关重要？黄建钢说：“要建设‘公共社会’靠谁啊？因为大学校园的环境最具浓浓的公共性——公共空间最大，所以，在这里最可能培养和培育出具有较高和较浓公共意识和能力的人才；有了这样的一大批具有公共意识和能力的人，社会的有序和有机的公共化建设才能成为可能和现实。”殚精竭虑，不倦思考。黄建钢在繁忙的校务和教学之余又在着手构思他的下一部著作《心理管理学》……“我就是要为舟山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把自己的智慧献给我们的国家。社会前进的脚步不会停止，我的坚持和思考就不会停止。”这是黄建钢教授朴实的心声，更是一个政治学者孜孜不倦提出新观点的原始动力。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政治经济学小论文，当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先找准一个话题，一个方向去进行研究，根据我们所学的经济学内容去写。
1、选题不能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论域； 2、 写出好文章的“诀窍”就是三真：真情实感、真凭实据、真知灼见。
你到底是要写论文还是写课堂作业。如果是要写论文的话，搜一下论文模版，大致上是“论题、目录、提要、正文、总结、参考文献”要求很多，格式很严格。不过如果你是大一的话，估计老师就是让你用论文的方式写一下自己的心得感想，不会让你写论文的（毕竟你没啥研究成果，没法写论文内容）你就把课本上的重要知识点自己总结一下，按照高考议论文样式写个几百字就可以了。
32篇。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ReviewofEconomic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钱颖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史密斯因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另一半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建立了用于经验经济分析尤其是可变换市场机制的工具——实验室测试方法。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辩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1948年哈佛大学的张伯伦教授在课堂上通过对被实验者（学生）指定价值和成本参数，建立需求与供给曲线，进行对市场机制的检验，但他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产生的开端。应该说实验经济学的产生是与博弈论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数学家与心理学家对处于雏形的博弈论进行实验。几年后作为研究生的弗农·史密斯对张伯伦的实验方法有所涉及，以后当他在普度大学任教时开始进行应用尝试和改进，这种被称为“双向式拍卖”的集中式市场机制，较好地接近于用于现代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交易体制。弗农·史密斯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是1962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奠定其实验经济学开创者的地位。1971年史密斯与同事和好友一同钓鱼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他们认识到实验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学，而且还可应用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验经济学方法仍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曾引发一场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论战的核心是有关优化和均衡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参与者有肯尼思·阿罗、丹尼尔·卡纳曼、查尔斯·普劳特、赫伯特·西蒙、理查德·泰勒、理查德·泽克豪泽等人。实验经济学所涉及的实验设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来支持或反驳经济模型和理论的预测能力。这些实验也已经被用来与博弈论的方法（即纳什均衡）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决策者（实验中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说博弈论表明纳什均衡对于自愿贡献的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方案是等待“搭便车”，因此不要为公共物品进行奉献。而实验经济学家则允许经济学家判定这一均衡是否与人类行为相一致，最后经济实验还被设计成能够测试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假定的方法。参与研究的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个经济模型或博弈模型，并且利用见习船员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来设计一个实验。这些实验结果将要进行分析，通常采用统计方法，并且要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或假定)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