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个是如果你发的是普刊，那么周期就会短一些，一个是如果你发表的是核心期刊，有可能一年多才能见刊发表，前提是录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是自己投稿，会慢一些，如果你是找一些论文机构帮忙投稿发表，会快速一些。我之前找淘淘论文网发表的经济类论文，2个月就给你加急发表了，是普刊，如果是核心他们也没法加急。所以看你发表的什么刊物了。
论文发表的时间需要提前多久合适？提前发表论文的适当时间是多长？论文完成后，检查无问题，就需要选择期刊进行投稿了。论文发表投稿后通常有三个审稿时间，即初步审查、重新审查和最后审查。这一过程耗时长，对作者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因此，笔者最关心的是这个时间问题，那么论文发表在什么时候才合适呢？这取决于作者是投什么类型的期刊了。期刊的水平、审稿日期和发表时间不同。省级投稿的发表时间一般比较短，审稿期约为1-3个月。对于核心期刊，想要在核心期刊就需要预约了。审稿相对严格，所以时间相对较长，通常8个月到一年，有时可能会更长。论文发表还需要注意以下过程：提交稿件、审核、验收/拒绝、修订和润色、最终审稿、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版和邮寄。特别是审稿，作为论文发表前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论文的审稿时间是论文发表全过程中最长的一个环节。如果一次通过还算不错的运气了。如果由于论文内容而反复修正和审稿，势必导致论文发表时间的增加。在提交论文之前，必须对文件进行更正。需要提醒笔者，虽然现在很多论文发表期刊，例如：月刊、半月版，甚至旬刊，但还是建议作者提前做好准备，特别是每年3月、9月，各地都有职称报道，是论文发表的高峰时期。可以说，所有正规生物杂志社都面临大量积压的稿件，版面非常紧张。因此，即使作者此时想发表论文，也要提前准备，这样可以方便快捷的发表，也不担心审稿时间太长或者推迟了。当然，如果你想快速发表论文，就需要所写论文达到高质量的要求；论文内容能激发编辑的阅读兴趣，标题具有吸引力；论文的字数和格式符合提交期刊的要求。这样，论文的审核过程就可以更加顺畅，论文发表周期也会更快。
个人觉得论文从初稿到发看也得三四个月左右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 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 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 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 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速度差异很大,快的一个月左右通知修改或者录用,慢的3个月以上才给修改意见。当然,拒稿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蛮高效,-般-周到一个月拒稿,不至于浪费太多时间;刊出从1年到2年不等
1、想要拿到杂志，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稿、审稿、录用/被退稿、修改润色、终审、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刊、邮寄。正常周期是1-3个月左右。 下面再讲一下其他的发表注意事项，更多发表细节可加我而已贰贰叁期叁叁久。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期刊品质的审核愈发严格，杂志社对稿件的要求也对应提高，在审稿及修改等流程上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3、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剧烈，一批品质差的杂志相继倒闭，原本已经定稿的一批文章无法正常见刊，可发表期刊的减少，大批量稿件的转投，导致发表竞争更加激烈。 4、为了评审核心期刊，应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各类审核，多数想要寻求发展的期刊，不断压缩版面，稿件质量精益求精，这导致论文被退稿或返修的几率大幅增加。 5、面对年审等突发时间，杂志的刊期会出现突发变动，可能原本已经计划出刊的文章会有推迟见刊，作者应为各种因素预留时间，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延期出刊。 6、在整体出版环境变化的的过程中，期刊的版面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提前准备发表，不仅更放心，也更加省钱！提早发表论文的优点 发的越早您的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越高，引用率越高，对您评职更有利，还能加印象分。再说还能提升您的知名度. 这边写作需要较长的周期时间 现在发表需要一个月以上见刊 上网时间需要90个工作日后 网上才能显示您的论文 提前发表的好处 1丶提前一年发表更有说服力。 2丶评职时会加2-3分的印象分。 3丶出刊后上期刊网，网站上点击率高也会加分。 4丶发表完文章后可安心去考计算机和英语。 5丶每年都有高峰期，赶上高峰期会拖延发表时间，耽误评职。 6丶例如中高级工程师至少要发表2--3篇文章，提早发表可放在不同期的期刊上，更有说服力，同一期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有的地区会无效。所以分期发表是有好处的。
论文发表的见刊时间，跟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审核的时间，一个是正常的这个刊物的发表的周期。先说审核的时间，一般来说，普刊的话，审核时间在1-2个月左右，学报就会在2个月左右，比较慢一些。如果是核心期刊的话，审核时间会在2-5个月，个别的小半年有都可能，有可能你修改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步了，结果被主编否掉了，前面白忙活了，核心就是比较难一些。然后发表的时间，就是从你的文章审核录用开始算起，普刊的话在6-12个月，核心的话在9-15个月。你没看错，现在发表论文的周期就是这么长，而且审核也比较严格。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找一些论文发表机构，因为时间实在等不及啊。我之前就是投稿实在等不及，找淘淘论文网给我发表的一篇经济类普刊，加急2个月发表出来的，想加急1个月，加急不了。而且像我爱人的，教育类的文章，根本就没法加急，找淘淘论文最快也得5个月以后才能发表出来。核心期刊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还得提前准备，千万别平时不准备，到时突然想加点钱1个月就发表出来，杂志社是你家开的，想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出来，不存在的呀。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论文从初稿到发看需要三四个月左右。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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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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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
肯定算的是9月份发表的。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8年专业发表经验，希望我可以帮到您
你好，根据一般习惯，是以杂志实际出版的日期为准，因为自它印刷并公开发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出版的事实标准。杂志上标注的刊期只是杂志社为了杂志的时效性所以都会把时间往后写，这样当你8月收到9月杂志的时候不会觉得晚。特别是对一些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刊物来说，这样能避免读者买杂志总觉得像是买到过期的一样，保持读者的新鲜感。一般杂志从收稿到编辑、校对、印刷、发行都会有不同的时长，刊期越长（月刊、双月刊、季刊）出版周期就越长，特别好的学术期刊，长的甚至半年一年，所以你发表时一定要注意问清杂志的出版时间能不能赶上你的时间需要，以免做了无用功。要发表可以再问我，我就是杂志编辑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儒学兴盛晋之前，凉州及河西一带的各民族，主要过着“有城廓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形成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这些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强悍骠勇，自恃强大，一方面看不起汉人的柔弱和惰气，一方面又羡慕汉文化的先进和精致，他们虽然可以称霸一方，称王建国，但靠的主要是武力。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更何况中原已经有二三千年的文明史，文物典章辉煌灿烂，要想长久统治，就必须借助于汉人的文化成果。这是他们汉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提倡儒学，其意图同汉人是一样的，都是将其当作治国之术。贤能礼遇五凉文化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重视人才，礼优士人。五凉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对一些硕学大儒，不论是本地的官宦世家，还是流寓河西的著姓大族，都能“礼而用之”，使其或居庙堂，参政议事，或授以职，从教习文，让他们为五凉政权的巩固与兴盛出谋划策，同时也保存了中原文化。城市崛起早在先秦乌孙驻牧河西时，凉州就有原始聚落赤乌镇。匈奴逐走乌孙、月氏后，在赤乌镇的基础上修筑了姑臧城。城的规模，据《水经注》引王隐《晋书》：“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汉置武威郡后，又修建了楼台、学堂、城阙及阅兵台等。对武威城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前凉开始的。前凉中期，一座规模宏大并具王都气象的新城崛起于凉州大地。农耕文明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而历史上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联系尤为密切。我国发达的农业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影响，而游牧文化也自然受到汉族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农耕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佛教盛地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达，使者往来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域的安息、康居、龟兹、于阗等地，佛教已广泛流行，而这些国家与汉朝和后来的五凉政权关系又非同寻常。佛教从西汉时期经凉州传人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五凉时凉州佛教传播非常普遍，一时成为北中国佛教盛地。因此，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浓的佛教色彩。佛教的传人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五凉时期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译经讲经活动非常活跃。“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张轨的孙子张天锡还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在凉州寓居近二十年，弟子众多，使佛教传播达到高峰。民族融合凉州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五凉时期，东晋政权虽然存在，但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不断起兵反晋并拥兵割据，先后建立了一成（汉）、一夏、二赵、三秦、四燕、五凉等国家，史称“十六国”，前后延续140多年。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辩证的，统一之利，人们易知易晓，分裂之弊也易知易晓。但分裂之利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进取性、斗争性和团结拼搏。这一时期，不管是哪个民族掌握政权，多民族鼎立的局面无法改变，而这些民族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着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乐舞流广盛名卓著的凉州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西凉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具有久远不衰的艺术魅力，而这些乐舞的形成就在五凉时期。凉州乐舞是在凉州多民族乐舞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包括印度）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的。凉州最早的乐舞，出现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王景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打击乐器彩陶鼓、舞蹈纹彩陶盆、吹奏乐陶埙等证明了这一点。前凉张骏墓中就葬有乐器，《太平御览》记载：“后凉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盗得白玉尊、紫玉箫。” 酒文化凉州，由于其所据地理位置的特殊，民族复杂，历史文化传统各异，在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文化中，也包含着传统深厚的酒文化。凉州先民素有饮酒之风气，并且由此而带动了凉州的酿酒业。凉州的酒文化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末年的乌孙、月氏、匈奴驻牧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普遍饮酒，并掌握了小曲制酒的技术。《汉书·西域传》载，西汉武帝时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时引进葡萄品种、种植技术和酿酒技术至凉州，并经丝绸之路而入中原。富于智慧的凉州先民，在传自大宛的酿酒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工艺，推陈出新，终于酿造出了令人销魂的凉州美酒。 茶文化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饮料，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须臾不离的关系。由于其具有特殊的色、香、味、形，既能解渴疗疾，又可赏心悦目，于是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尤其在文化人的眼里、口中，一杯清茶，可见到大千世界的斑驳色彩，可品味短暂人生的辛酸欢愉，并为之歌颂吟唱，泼墨运毫，从而产生了许多茶之艺文，如诗词、曲赋、书画、楹联、金石篆刻、工艺美术等。因此，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历代艺术家的参与密不可分。 食文化“凉州不凉米粮川。”作为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凉州的食文化很有特色。凉州地形复杂，平原、山地、森林、湖泊、戈壁、沙漠兼而有之，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为食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大而言之，凉州人以面食为主，而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多民族混杂，在饮食上相互影响，因此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游牧民族的一些饮食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食文化。凉州人的饮食，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一是讲究经济实惠，大众化；二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三是兼容并蓄，南北品味融为一体。
给你找一篇现成的论文，那东西网很好找，你自己总结一下吧！ 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凉州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起，一直就是河西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素有“四凉京华，河西都会”之称。千百年来，生活在凉州这片沃土的先民们，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文明，遗存下丰富的文化遗产，雷台汉墓、天梯山石窟、文庙、罗什寺、海藏寺、古钟楼、百塔寺及铜奔马、西夏碑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了凉州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而且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资源，并逐步得到了开发利用。从旅游资源总量上看，目前，已完成了“量”的积累，但要实现旅游开发“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的格局，却遇到了旅游规划缺乏大手笔，旅游开发“小、弱、散、差”、旅游精品打造不够、旅游发展缺乏后续力等诸多问题。如何整合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开发富有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旅游品牌，从而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建设旅游经济强区，成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一、准确定位，树立核心旅游景区旅游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没有配套完善的旅游设备，没有良好的旅游环境、旅游服务和安全保障，旅游业就难以兴旺发达。特色是旅游之魂。虽然，凉州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大手笔的规划和大力度的开发，仍处于缺乏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小、弱、散、差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凉州旅游产品长期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缺乏竞争力，长远来看也就缺乏持久吸引力和生命力。所以凉州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打造富有特色的旅游品牌。必须在依托古代现代的各种文化底蕴，深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天马文化以及民俗文化、佛教文化、饮食文化等，在鲜明的旅游文化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准确定位，整体规划，系统开发，打造特色旅游品牌。那么，凉州旅游的核心景区是什么？怎样开发建设才更具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谓核心景区就是特色突出、内涵丰富、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比较成熟的旅游景区。近年来，我们打出了“中国旅游标志之都”、“中国葡萄酒的故乡”、“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等促进武威开放开发、经济发展的几张名片，这些名片均以最富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凉州旅游名胜和产业优势而推出。其中，“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雷台”、和“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百塔寺”就是凉州富有特色且极具影响力的景区，而且，通过近几年的规划开发已初具规模，而闻名遐尔的莫高葡萄酒的生产基地又在城东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区内。所以凉州旅游核心景区，小而言之可以是雷台旅游景区和百塔寺旅游景区，大而言之就为包括百塔寺、天梯山石窟、莫高葡萄长廊、沙漠公园、黄羊绿色食品园及长城遗址、腾格里沙漠等人文自然资源在内的城东生态观光农业旅游区。因此，在构筑凉州旅游产品的格局上，要以雷台、百塔寺为核心，优先发展打造为武威的旅游品牌产品，以品牌为号召，以点带面，辐射全局。二、突出特色，面向市场培育精品旅游首先必须要有能够吸引游客前来的吸引物，才能带动客流，进而带来物流和货币流等。在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没有打得响的旅游产品，很难在市场站稳脚跟，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凉州旅游必须要营造一批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强势吸引力的高水平旅游名牌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凸现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旅游品牌是产品质量本身重要性的必然反映，产品质量是品牌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说明品牌和质量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品所属地的形象。凉州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明显，一大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模仿性、蕴涵极高、开发价值极大的旅游资源，是凉州发展旅游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随着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的精神，抓紧凉州旅游精品建设，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建设、精心管理、精心服务，以精品促进发展，以精品带效益，是当前凉州旅游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实现凉州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旅游经济强区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将百塔寺建成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国家级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基地和文化旅游胜地，进而挖掘出百塔寺这个旅游品牌的巨大潜力带动城东旅游区；同时，要建设连接城区、天梯山石窟，辐射城东的区域旅游中心，还要开发莲花山风景区及西营药王温矿泉等新兴高品位旅游产品。其次，要尽快实现现有旅游产品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特色各异、门类齐全的旅游产品。第三，要着力开发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这是凉州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要实现旅游经济的跨越式目标，关键在于吸引游客，增加游客的人数和游览次数，核心在于延长停留天数，目的是要扩大综合消费。不可否认，雷台、文庙、百塔寺、天梯山石窟等传统观光型旅游景点，在凉州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现在和今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旅游需求已由单一的观光转向参与、娱乐、体验和休闲。而传统旅游产品恰恰不能满足游客的这一需求，依靠它们实现客源增长，延长在凉停留时间，增加旅游综合消费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城东生态旅游的开发，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因为，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是一个集历史文化游览区、农业科技示范区、沙漠绿洲游览区、珍奇动物观赏区、沙漠腹地探险区、沙漠生态观赏区、农耕饮食文化区、莫高旅游度假区在内的综合性旅游区域。这一旅游景区的建设，既可作为凉州历史文化游的延伸，又可丰富凉州旅游的内容，弥补凉州旅游的不足，给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体验。在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的开发上，要以自然文化为基础，以历史文化为依托，以生活文化为核心，突出三种文化，体现游乐结合，达到体验目的。通过让游客“寻古览胜、体验时尚、享受自然”，使游客感受从容欢畅的生命体验节奏、清新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鲜活丰富的旅游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以健康体验为主题，集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疗养健身为一体的大型旅游度假胜地。三、形成合力，共造凉州旅游“航母”建设凉州旅游品牌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必须在全区上下达成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中心的共识，形成整体合力，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发凉州旅游产品今后，凉州旅游应坚持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开放为契机，以创新为动力，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文化带动等措施，恢复提升历史人文景观，开发整合现有旅游资源，加速形成旅游区域中心，进一步增强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围绕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两条线，确立旅游开发的重点，加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打造国家级旅游精品景（区），彻底改变目前各旅游景点开发各自为政，“小、弱、散、差” 、的开发格局 ；要通过对具有推动作用的旅游景区（点）的开发扩散，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开发优质旅游增长中心，促进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的转化。第一，要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地对凉州旅游进行整体规划，形成发展的总体蓝图。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要重点作好精品旅游景区、旅游线路、特色文化和旅游项目的规划编制工作。使旅游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衔接，与区域发展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相协调，与建设、交通、林业等各相关专业规划相结合，使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第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以资源换资金，以市场换投入”的路子，建立内外并举，上下齐抓，广开财源的社会化、市场化的旅游投资体系。要改变“有多少钱就开发多少资源，建设多少项目”的旧做法，树立“先讲项目再设法筹钱”的旅游发展新理念，积极吸引外资、民资、财资等，多渠道解决开发旅游的资金来源，形成政府、部门、企业、社会、个人众人拾柴的积极局面，共建精品旅游景区，共创凉州旅游的良好局面。第三，要深度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旅游经济是特色经济，特色是旅游的灵魂，文化是特色的基础。旅游精品的建设，只有借助文化内涵才能更具魅力、更具生命力。旅游文化建设应加强旅游目的地文化建设和旅游景区文化的培育以及特色文化的开发。因此，除了对景区文化的提炼以外，主体上应加强西凉文化的研究，并辅之以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凉州建筑文化（古城、殿堂、寺庙、园林故居、墓葬遗迹）、金石文化（青铜器、碑刻、印币、岩画等）、石窟文化（天梯山石窟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石窟艺术，石窟的渊源、发展、影响等）、佛教文化（名刹、高僧、讲经弘法）、西夏文化（西夏文、西夏文物遗存）及民间民俗、饮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景区的文化附加值，以增强凉州旅游产品的活力。第四、要实行品牌一体化，使旅游景区组成相对紧密的联合体，统一打造凉州旅游的品牌形象，共同应对市场的挑战。这样可整合旅游资源，降低经营成本，壮大旅游规模，使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凉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景区又相对分散，提供给游客的是破碎的、片段的、单调的产品，而产品的内在结构不够合理，缺乏互动、参与、刺激的内容，游客难以产生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无法满足游客的期望值，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又失望而归，直接影响了凉州旅游形象的树立。很多人认为，凉州有许多国家级、省级文物，认为这是发展旅游业的资本。其实文物不同于旅游资源。这是因为旅游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游客的消费决定旅游产品的供给。一些历史遗迹从专业角度看，具有很大的魅力，但从旅游角度看，一些文物古迹，由于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脱离太久，无法吸引旅游者，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在弘扬历史文化，包装开发文化资源的同时，选择一批有市场需求，能吸引游客注意力的景点进行开发建设，并对现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实行品牌一体化，从而推动凉州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凉州旅游产品在打造精品时，就要根据其内涵和特色高起点规划，大起点投入，高品位建设，整体性开发，使之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特色突出、内涵丰富、景色优美的品牌景点，并以打造的雷台、百塔寺等景点为龙头，以时尚的生态旅游、求知的科考旅游、特色的文化旅游、体验的探险旅游、健康的体育旅游和温馨的乡村旅游为主体，以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和城西药王温矿泉疗养度假旅游为两翼共同构筑凉州旅游发展的大联合、大联动、大产业、大旅游的格局，联手共造凉州旅游的“航母”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 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 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四、军事、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子恽娶曹操女,恽子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义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而已.他们对皇室的依赖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亲. 关于仕宦: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是衡量门第高卑的标准之一.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 刘静夫对京兆杜氏和颍州荀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而杜氏则达120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门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强些.颍川长社钟氏也属于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钟繇到唐代中期钟嘉壁兄弟的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庾氏家族,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掘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的庚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经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关于学术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世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明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骄世傲人的一个资本.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传《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 六、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砖的梳理、分类,释疑、解读,认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腾作为宦官进入中央政权以后开始营建的;曹氏宗族拥有大规模的墓区,说明自曹腾以后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员,相对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 妇女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万红《试论秦汉到魏晋妇女风貌的变迁》(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魏晋女性得以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他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自己挣得了一些权力.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相对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专制的再次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每况愈下. 黄云鹤的《均田制与北朝妇女》(1994年第1期)从经济角度对北朝的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北魏均田制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色彩,平均主义波及妇女、北方有大片荒芜土地、战乱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较为开放等原因导致了妇女受田.妇女受田意味着她们经济上的独立. 薛瑞泽、王大健《3—6世纪后妃变态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从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后纪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作者认为,遗传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后妃变态心理形成的基础,社会因素是诱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 关于家庭生活,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1993年第2期)如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显著特点,形成这些特点有其政治原因:实行门阀士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宗法制度的影响;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私有制的影响.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1993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不但使婚姻形态多种多样,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婚龄基本呈下降趋势.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示栏目中的所有内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爱,难以向读者作重点介绍.好在本文没有提到的许多文章,在史学界也同样早已产生影响.现在许昌师专已升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许昌学院学报》本着打造名牌,锤炼精品,质量至上,凸显特色的原则,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办好一批重点栏目,而且要把“魏晋史研究”做为特色栏目,放在学报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数、稿酬等方面将采取新的激励措施,近期内,该栏目除发表所有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将重点组织发表该时期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学术力作.欢迎广大魏晋史研究者继续关爱支持本栏目的建设与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晋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杂志就是这期征满了，开始征下一期，有些杂志可以按排加急，而有些杂志则不能按排加急。一般论文需要提前三个月占版面，比如7月份发表，一般要到了9月或者10月份，甚至更晚一些，才能出刊。一些热门的甚至已经按排到明年了，所以一定要提前按排，占据版面。职称评审单位在检查参评者的期刊杂志的时候，只需要将杂志的目录跟知网，维普，万方的登录数据对比一下就可以辨别出真假。但无论是中国知网还是万方，维普，通常要在杂志出刊后的1-3个月内才会登录该期文章。一般的登录过程是：杂志出刊后，杂志社向数据库递交光盘版的期刊数据，数据会根据自身的更新速度将光盘数据录入系统。因为工作量大，所以一般要在1-3个月内才会登录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必须提前发表论文，才可以在职称评审中用得到。而论文发表通常在投稿到出刊之间又需要1-3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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