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司徒红林和林毅这两位学者都是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无法简单地比较谁更厉害。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也有所不同。司徒红林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经济史、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经济史方面具有深入的造诣，并且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农民问题史》、《中国经济史》等。林毅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他曾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工作，并且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新型城镇化实践》等。因此，无法简单地比较谁更厉害。他们各自在经济学领域都有独特的贡献和影响，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
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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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五十五岁的林毅夫，三十年前是国民党金门马山驻军的一名连长，本名林正谊。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十六日夜，他做了一个惊人的抉择，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此后，他改名为林毅夫，开始了在大陆的新生活，而在台湾，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但留在台湾的新婚妻子陈云英心里知道，丈夫是到了大陆。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林毅夫到大陆后，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后来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一九八六年，在台湾的妻子得知丈夫在美国求学后，也留学美国，夫妻两人相隔七年之后，终于在大洋彼岸团聚。林毅夫的执着和陈云英的痴情，让人肃然起敬。在海峡两岸，林毅夫不仅以其经济学成就享有广泛知名度，而他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也引来各方注目。二00二年五月九日，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当时，林毅夫希望能够返台尽孝，而台湾当局则因为他当年“叛逃”大陆的“罪名”没有消除，拒绝放行。林毅夫回乡奔丧的愿望只能由妻子陈云英回台代行，而林毅夫自己则在北京大学的家里自设灵堂拜祭父亲。(
一九五二出生的，现年五十五岁，这是哪国的数学算法啊？？？
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1975年，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1978年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3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994年与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人一起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主任。 1998年带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福坦莫大学一起创立北大国际MBA（BiMBA)，现改名为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现名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2012年结束世界银行任期，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 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与妻子陈云英育有两名子女，定居于北京。陈云英是一位特殊教育专家。
林毅夫经济学家林毅夫姓名：林毅夫性别：男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职称：教授职务：主任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个人简历：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兼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1992-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1994-。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1995-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中国经济评论(美国)，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荣誉: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主要作品：《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1975年，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1978年取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3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994年与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人一起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主任。 1998年带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美国福坦莫大学一起创立北大国际MBA（BiMBA)，现改名为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现名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2012年结束世界银行任期，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 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与妻子陈云英育有两名子女，定居于北京。陈云英是一位特殊教育专家。
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有：林毅夫、余淼杰和雷晓燕等。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在中国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中英文著作30余部。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书记兼副院长。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返回北平，1952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邓小平，巴金，邓稼先，钱学森，钱七虎，钱颖一，施一公，杨振宁，杨澜，李彦宏，郎朗，郎平，陈凯歌，龙宇，龙永图，王辉耀，王俊峰，张懿辰，白春礼，陈十一，陈竺，程开甲，董建华，傅成玉，吴敬琏，顾方舟，韩启德，侯云德，金立群 梁建章，林毅夫，柳青，沈南鹏，孙家栋，王石，王兴，熊晓鸽，徐小平，徐光亮，薛澜，叶笃正，张朝阳，易刚，张磊，朱光正，朱民，詹天佑，唐骏，李亦非，艾诚，秦玥飞，钟南山等等
唐骏说他是为了祖国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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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繁荣的求索
作者：林毅夫
译者：张建华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9
页数：295
内容简介：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并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国家需要识别并扶持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能够最有效地生产产品的产业），并且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需要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引领产业升级。通过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和理念，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以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几十年，通过一至两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贫困，并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通过穿插作者对经济发展的深刻见解，以及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到各地出访的故事和所见所闻，本书为那些在求索繁荣中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寄予了期望。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升格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发展中国家担此要职的第一人。2012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届满，回到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科技和环境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膺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8月25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的学界争论再度发酵。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反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吉林应率先弥补轻工业短板的政策建议，而强调“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也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问题吗？兼就<吉林报告>与林毅夫教授商榷》聚焦争议的学理层面。他认为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田国强与林毅夫二人间就不断发生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这次田国强在《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药方的看法》一文中仍然将重点放在了产业政策问题上。他表示，“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其实就是一句话：对具体行业（特别不是新兴行业）的发展、走向的决策和具体实施，到底是由学者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市场来决定？也就是，到底是少数个人（学者、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聪明，还是市场和大众聪明？”田国强称，“林毅夫对吉林的发展提出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建议，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产业政策具体药方就是，遵循比较优势，轻工业短板要补上。既然是产业政策方面的建议，那应该是在说要由政府来主导。”田国强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等6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理由。提出了诸如“到底是学者更了解发展哪个具体产业更可发展，还是市场、大众及其企业家更了解？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竞争优势？民企不愿意去做，国企去做会有效率？给予政策的优惠，扶持一个企业，而不扶持另外一个企业，怎么决定？”等问题。田国强强调，作为学者，更应该是进行理论和原则性方面的指导，并且这种指导要充分考虑国情，而不是具体的建议，“因为我们没有市场、大众、具体政策部门，实际工作者更了解具体情况。”
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一处并不起眼的地方。院子里几十幢新旧不等的平房不那么规则地交错着，构成几处院中小区，院中最大的小区中坐落着整座院子里最高的楼房——一幢三层的小灰楼。小灰楼的二层，黑黝黝的走廊上门挨门的都是办公室，其中一间的电间，就是林毅夫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办公的地方了。 去年初访林毅夫的那天，正逢北京入冬后下了第一场大雪，路极难走，天气寒冷彻骨。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那间办公室，进了门，正待把大衣脱下来，却听他说：“你不必脱了，这里很冷。”我抬头打量了一下，只见这位个头有一米八几的男人双手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两眼亮晶晶的，很幽默、很随和地笑，心里便有些吃惊，想：这个台湾人，真的和以前见过的那许许多多不大一样嘛。 林毅夫的名字是这年8月听说的。一年一度的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揭晓，评委会在北京饭店开了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从会议主持人张卓元教授口中，知道这年的孙冶方著作奖得主有个叫林毅夫的，41岁，14年前从台湾回来，6年前又从美国拿了经济学博士回来。吴敬琏教授也是这年的孙冶方奖得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个简短讲话，没怎么提自己的那本《通往市场经济之路》，却很兴奋地提起了得奖的中青年，其中就很欣赏地提到了运用现代理论工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林毅夫和他的那本《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当时，听到吴教授的赞语，再看林毅夫有点独特的经历，我便心中一动…… 这次采访是有题而来的，事先说好了，是请林毅夫谈谈对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看法。为了谈得自然，也出于职业的好奇，我当然问了毅夫一些“题外”的话。我问他，台湾和美国，学术研究的条件都很好，为什么要回到大陆来？ 他说，大陆这么大，在这里研究经济才有意思。又说，西方经济学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对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很薄弱，可在中国，正有机会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谈起这些想法，他是滔滔不绝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他说，改革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处于一个走上世界经济学舞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当我绕着弯子，问起他怎么从台湾回来，问起关于他个人的故事时，他的回答就变得很隐晦、很简短了。他还是两眼亮晶晶的，却显出很幽默、又有些神秘 的笑，说：让我们还是谈现在，谈理论…… 这个林毅夫！ 1979年，一位美国人由于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教授舒尔茨。 两年后，舒尔茨来中国讲学，到了北京大学。学校为舒尔茨教授派了一名翻译，一位既懂得经济学理论又精通英文的年轻人。舒尔茨的讲学很成功，台上台下的会心应合使人满意，舒尔茨感觉到了年轻人的功力和才气。舒尔茨回到美国，给那位年轻翻译来信，请他在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读博士。好像是一场梦，命运就这样给林毅夫作出特别安排：美国方面在北京派了专人，单独监考，让林毅夫补试了“托福”。然后，他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 一定是在30岁时来到“芝加哥学派”的氛围之中，林毅夫才最终下决心踏上经济学理论探索之路的。理想从这时候开始聚焦了。40岁上，当他作为一名杰出经济学家面对中国记者时，他给人的印象是理性和冷静，而理想和激情——那种十多年前促使他跨海归来的动力，已经成了埋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林毅夫用4年时间读完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算是最快的。毕业那年，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发展经济学的会议上作演讲，他的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创见引起与会那些美国经济学家的赞赏。这以后，林毅夫接连收到5家美国大学及其他国家大学的聘用信，其中家，都表示愿为他提供终身职位；世界银行也有意聘请他去工作…… 当时，国内十三大尚未召开，改革是否能够继续，海外学子既关心又焦虑。朋友们劝他等情况更为明朗后再决定去留。但林毅夫还是迅速作出了回国的决定。1987年6月19日，林毅夫全家从华盛顿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 这是林毅夫的第二次归来。第一次是1979年，就在海峡两岸视若仇雠的时候，毅夫抛下年仅3岁的儿子和怀胎六甲的妻子，千方百计回到大陆工作。他曾留言妻儿：若我未能目睹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愿我儿我女能克竟父志。 “回忆起我年少时，经常憧憬着回祖国工作的时光，为牢记这个心愿，我以东方的红日——旭初和曦，给我儿我女命名。然而，5年的美国生活已使旭初和曦连闽南话都已经忘记。回国既是为了参与改革，也是为了下一代挺起胸膛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毅夫这样道出心语。 以后，我和毅夫，和他那美丽、聪慧的妻子云英都已经很熟了。在他家那间宽大、清凉的客厅里，我和他俩都有过长谈。我渐渐理解了毅夫为什么不愿意多谈早年的事情，决心尊重他的意愿对此不问也不写得太多。 不过，就是抛开那种传奇性的过去，我还是对他有许多个“为什么”。有一次，当着云英的面，我就直接了当地问毅夫：你是不是想拿诺贝尔奖呢？ 其实，国内的经济学界早有传言，说林毅夫这些年的研究就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 回到中国8年，林毅夫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已经在经济研究领域大有作为。这些年他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22篇，在英文论文集中发表14篇，应邀参加国际讲座并提交论文40篇，还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篇。须知国外的著名经济学杂志一般采取匿名评审方式，不计稿酬，而发表论文的数量通常是国际上衡量一位经济学家成就的主要指标。而林毅夫发表的论文达到了平均每年3篇，比国外一些已经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还要高产。 事实上，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研究方面都具有突出的理论创新，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并且被广泛引用，标志着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领先水平。 1992年，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林毅夫的论文。这是多年来这家刊物首次发表大陆经济学家的文章。不久以后，美国另一家权威性刊物《政治经济学研究》又为林毅夫的一篇论文出版了讨论专集。对大陆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个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