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易学大师？曾仕强、傅佩荣才是真正的易学大师。既以理论见长又以实践见深，他们才是当今世界研究《易经》最深透的人。
易经之学简称易学。易学大师应该是指从事《易经》研究的大知识分子。对于当今中国“易学大师”称号的认定，既是一个十分严肃又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中国合肥·羲昌易经研究所本着客观、公正、公平、公开、负责任的态度，采用的是全网显示的证据。本“排行榜”编排顺序是按出生年月的先后，注重实效，兼顾学历、从业时间、实际案例、个人著述，用事实说话，让读者心服，向历史和后学者负起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各级、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的这长那长等等头衔，不能作为“易学大师”的资质证明。理由是，99%的这会那会这长那长都经不起推敲，既查不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也查不到省市县级民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社团证书”，“国字头”的这会那长更是不可靠，看“全称”便知道既虚又假，都不可以作为收录对象。本“排行榜”以“事实”为收录依据，凡在网上找不到真实姓名、出生年月、学历、官方证照的一律视为不合标准，因为那一类的“大师”一定是假冒伪劣的，假冒伪劣与真实可靠如水如火，绝对不可以共处共存。
李洪亮：
李宏亮大师，道号昆云子，自称昆云道人，被尊称为中国易学风水实战专家，易学界最高金罗盘奖获得者，中华周易协会常务理事，世界周易学会风水学教授，中国乾坤周易学院院长，高级风水师并荣获“中华周易协会”特别贡献奖，并收录于<易经名人录>。
李宏亮先生汲取《周易》之精髓，融汇儒、释、道文化，悉心研究面相、手相、命理、阴阳宅风水、姓名、择日、六爻、奇门遁甲、道术等近20年，游遍祖国各大名川古刹道观，得多位名师、奇人真传，并古为今用，深入浅出，结合“堪舆风水的第三只眼”奇门遁甲用智慧选择环境、营造环境和调整环境，面对人生起伏跌宕，能处之泰然，如履平地。先生常年活跃于北京，江浙，两广，云南，山东，湖南,东北，内蒙，河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常年担任多家单位的易学风水顾问，为全国以及港澳台地区近千家公司、楼盘、工厂、学院及家庭等进行堪舆风水、先生还经常进行易经讲座，及预测规划。挽救了无数濒临破产及解体的企业及家庭，被易学界尊称为易学奇才，应广大朋友要求，于乙未年2015年决定开宗立派创立了”八卦派”并开始收徒。授徒内容; 预测学 面相学 手相学 风水学 道家内丹及道家法术等。
上榜理由：他是当今八卦派的掌门；弘扬国学文化精髓，以儒释道国粹教义结缘芸芸众生。
李镜池：1902年生于广东开平金鸡镇横岗村；字圣东；燕京大学毕业，在国学研究所时，师从陈垣、许地山、顾颉刚，从事道教史和古代史研究，后调任华南师范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著有《周易探源》和《周易通义》二书，前者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注释古经64卦爻辞，言辞简明扼要，浅白易懂，是当代周易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后者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对后世影响巨大。1975年卒，享年73岁。
上榜理由：他是《周易》源流与64卦辞386爻辞的拓荒者；为后世学者起到开路先锋的表率与引导作用。
金景芳：1902年6月3日生于辽宁义县；1923年毕业于辽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40年考入乐山复性书院，师从马一浮、谢无量等从事儒学研究，1941年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文书组主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全国解放后任东北文物管理处研究组组长，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顾问、东方易学研究院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顾问、国陆军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向权威挑战，唯真理是从，坚持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不随波逐流；对先秦史和先秦文献、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孔子与《易经》关系，研究很投入很深刻；2001年5月1日卒，享年99岁。
上榜理由：他将《周易》从算命、占卜带入学术殿堂，成为一门哲学。
唐明邦：1925年1月23日生于重庆市忠县；晚号云鹤；小时候上山放牛割草，下田栽秧收谷，农闲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哲学史专家、国学院顾问；著有《周易评注》、《周易纵横录》、《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邵雍评传》附《陈抟评传》、《易学与长江文化》，参加编写《易学基础教程》、《易学与管理》，在国内、美国、香港、台湾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如《周易与21世纪》、《周易象数与古代科学》、《太极思维方式与东方管理原则》等；1989年筹建国中周易学会，担任首任会长，成为当代易学领军人物，标志着周易文化的合法化；曾受聘成为湖北、河南、河北、江西、江苏等省周易研究会顾问，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在世从未讲过自己是“泰斗”；2018年5月4日卒，享年93岁。
上榜理由：他为在全国全世界弘扬易学开了一个好头；他是真做研究的易学专家，正因为有他这些“学院派”才使那些信口雌黄的人有口饭吃、安心理得地被人称为“大师”、自鸣得意的给自己封一个可笑的“泰斗”称号。
廖墨香：1936年生于湖南新化县；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分配到天津大学理工学院任教，教《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后任南开大学允公高等教育进修学院副院长兼南开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友情和特约出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国学和易学教授；酷爱周易术数，通览过民间、图书馆众多易学典籍，2002年应邀参加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后，用数学家的睿智研究周易，改中国古代占卜术为预测现代经济生活成为有效方法。1991年出版的《周易预测学指南》深受中外人士欢迎，1994年在天津首创“天津墨香传统文化责任有限公司”一直任董事长，公司人员大都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有某项传统文化专长的人，出版《周易与现代经济预测》一书，1997年澳大利亚华夏周报刊登中国著名易学家廖墨香访问墨尔本的消息，以及当地记者和当地有名的易学爱好者访问廖氏的详细报道；上世纪末被易学界尊为“南邵(邵伟华)北廖(廖墨香)”；2007年8月被第十回世界易经大会评选为“世界著名易学导师”，2009年5月29日宣布成立中华北易学术专家团队；被国际友人誉为“翰墨书香，不老希夷”， 一生为人师表，淡泊名利，深研苦修，鞠躬尽瘁；至今谦诚好学，大度恳诚，不计得失，堪称易界翘首。
上榜理由：他是“北派易学”开山宗师、中华北易学术专家团队的核心；他是将易学与数学结合的易学专家。
曾仕强：1935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漳州，随父亲工作地在厦门读中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往台湾并定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和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哲学荣誉博士，曾任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是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被尊为“中国式管理之父”、国学大师，多次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香港、中国大陆演讲，让人最熟悉的是他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座；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方面成就卓著，12年间著书48本，被人称为“当今奇才”；所著《易经的奥秘》、《中国式管理》、《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最为引人瞩目；他说人生只做三件事，知道此生为何而来是目标，知道如何完成是方法，知道如何做得更好是改善。完成这三件事，需要付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他说，在中国社会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先要悟透中国人独特的民族习性。从出发前的自我准备、到人际关系的巧妙运用、社交圈的拓展要领、自身情绪意志力的自我控制，甚至如何与同事搞好关系，与上级相处的分寸等等，都是迈向成功的必修课程；他将超过10个简单口诀式的归纳，来分别介绍中国人获得成功的10个要素，一表人材、二套西装、三杯酒量、四圈麻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交游、六出祈山(指运作技巧)、七术打马(诚心赞美别人)、八口吹牛、九分努力(指做事态度)、十分忍耐(持续忍耐方可成功)；《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以780万元税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5名；2018年11月11日19:54在台湾安详辞世，享年84岁。
上榜理由：他幽默诙谐，博古论今信手拈来；他是易学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大师中的大师；他是当之无魁的“易经专家”，完全可以堪称为“易学泰斗”。
刘大钧：1943年1月3日生于山东邹平；1961年高中毕业后连续三年报考山东大学，都因家庭问题作罢，于是在济南拉板车做临时工，后成为济南市街道办服装厂的仓库保管员；外公不忍指给他一条自学成才路——研究“大道之源”的《易经》，白天干活，晚上攻读《周易》；1978年3月18日中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他的第一篇文章《读史释易》在《中国哲学》上发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了这篇文章，给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吴富恒写推荐信，要他破格起用刘大钧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学者，吴校长也认为刘大钧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经过哲学系几位教授的答辩考核后，他被破格进入山东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于《周易》的研究，当年41岁；1986年写成《周易概论》，由齐鲁书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国际上还有日文、德文、英文翻译本，该书于1998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12年6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是在出书、开会、出国等活动中出的名，网友称其为“中国最厉害的易经大师”；中国周易学会第二任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太极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学刊《周易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易学研究，尤精于象数，对易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见解，形成象数与义理兼顾的易学研究套路。著有《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中英文版、《周易传文白话解》、《易传全译》中法文版、《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周易折中》以及一系列论文。
上榜理由：他是一位对周易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草根学者；易学研究理论成果丰硕；他是被高等学府、正规大学破格录用的“易学界奇才”，是易学领域的真正的教授。
张善文：1949年生于福建长乐；毕业于中山大学；师从黄寿祺、吴简斋、章太炎黄子，国学功底深厚；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带头人，兼任国家《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约编委、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多次应邀赴美国、马来西亚、韩国、台湾讲学；出版《周易译注》、《周易辞典》、《象数与义理》、《周易入门》、《易经初阶》、《周易与文学》、《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洁净精微之玄思》等书，校订马振彪遗稿《周易学说》、尚秉和遗稿《尚氏易学存稿》、吴承仕遗稿《检斋读书提要》、黄寿祺遗稿《易学群书平议》，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十三经漫谈丛书》，主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2007年被国家建设部《建筑文化论坛》专家组评选为“当代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易学家”；易学著作融象、数、理为一体，理论与实践并重，采用八卦的时空方位选择最佳方案，确定企业经济发展项目，填补西方的统计模型预测、决策树图式的不足。
上榜理由：他学术扎实，风格严谨，长期从事对周易的研究；他是把周易应用引入经济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傅佩荣：1950年12月16日生于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系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宗教哲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凤凰卫视主讲《国学的天空》，东方卫视主讲《老庄的智慧》，是山东卫视“新杏坛”首席主讲人；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方面成就卓著，专业研究哲学和国学30年；由于父母信仰基督教的影响先学习西方哲学，后学习中国哲学，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和余英时，40岁以前接触与潜心研究的是儒家和道家思想，50岁以后致力于研究《易经》，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中国传统经典；治学严谨，撇开成见与定论，求真务实，追本溯源，展现温故而知新的智慧，研究范围涉及西洋哲学、儒家、道家、先秦哲学、宗教哲学、周易、易传、论语，对于经典的诠释在当代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台北出版的著作中，获奖著作2本、哲学著作19本、励志著作48本、身心灵著作14本、道家著作6部、儒家著作17部、易经著作3部、解读易经系列丛书6部、详说经典系列丛书6部、翻译类著作10本计130多部；在大陆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儒家的8部、道家的2部、易经的2部、青少年谈国学系列的5部、译解系列的6部、详说系列的6部、哲学系列的11部、青少年国学经典读本系列5部计45部；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的教授。获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发教学特优奖。《成功人生》获台湾最高文艺奖。《儒道天论发微》获中正文化奖；始终站在中西文化的至高点上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视野辽阔深远，打通各个精神领域，打通中西哲学，真诚的态度，幽默的语言，清晰的道理，使听者不倦，相悦以解，从而把国学讲得生动而又贴近人心，并为当代人提供阅读国学原典的简易方法；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引领听者解读中华经典，推广国学的现代价值，为社会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提出“人性本善”是对孔孟的误读、人生不能没有憧憬的鲜明而且先进的观点。
上榜理由：他学识融贯古今中西；国内用白话解释易经大多源自他的版本；他是哲学、易学、国学三丰收的高产作家，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大师级学者、以实战能力见长的专家级大师，称其为“易学泰斗”亦不为过。
谭德贵：1964年生于山东威海；1982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9年硕士毕业进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97年评聘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周易与中国文化，跟随易学专家刘大钧研究周易；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深造，师从著名哲学家郑万耕，成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导、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易道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周易中国周易文化传统研究》、《周易文化中的历史观》、《周易中的真善美四项研究》、《周易中的教育思想》、《周易与中华民族精神》、《周易的本体论四项及其影响》，《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正在写作中，兼通义理与象数，对中国传统命理文化与风水文化有独到见解；多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澳门等地讲演易经与中国文化，曾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私人顾问，兼任印尼Harcy Group、新加坡SummerWind公司、香港汉生堂药业以及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及集团公司文化顾问；在企业选址及风水设计、人力资源搭配设计、投资决策等方面有丰富的指导经验，为全国各地大型企业、集团提供大量的决策支持，兼任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决策、管理及文化顾问。
上榜理由：他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过程中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是理论、实践、著述相结合和为现实服务的实用主义者；他是求真务实、坚持正理、注重实效的易学大师。
看看以上所列举的“易学大师”，当前网络上那些自称“易学家”、“易经第一人”的人，不仅要惊出一身冷汗，更令其应当无地自容。敬告那些自称“泰斗”和“教授”的人，永远不要忘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基本道理，永远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现在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垃圾堆。如果从网上某些人所列的这大师那大师排行看，无疑是在玷污“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易学”和“风水学”与“命理学”这三大金字招牌。倘若真的象一些没有真实功夫的人撰写的虚假排名那样，既没有“收录标准”更属于随心所欲的胡编乱造。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风水学、命理学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可言，就不值得今人和后人去深入研究，就没有必要去发扬光大。
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下，很少有人真做学问、诚实研究、追根求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纵深发展的悲哀的一面。
作为新时期的易学研究者、受好者、传播者，必须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必须求真务实、追求正理、注重实效，必须与“假大师”划清界限，做一个有道德有品质的人，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是由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国家计划内招生，颁发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学校基于建设国际化、应用型、高端商学院的精准定位，积极融入行业、融入国际，借助首都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致力于培养具有优秀道德素养、卓越专业能力和广博国际视野的商科人才。学校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是距离东移后的北京市政府最近的高校之一，与人民大学等高校遥相呼应，形成了学术气息浓郁的高等院校生态圈。学校设有财务与管理学院、金融与贸易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国际学院等4个二级教学单位，设置了17个本科专业。学校始终坚持引进、培养、聘用相结合，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职称、有海外留学背景、有行业实际经验，老中青相结合的国际师资队伍。学校设有开展综合实践教学活动的校内实验实训基地，现有30个校内实验室。此外，学校拥有现代电子图书系统，全覆盖的数字化校园网以及现代化的体育馆、运动场。
胡德海，男，西北师范大学教授。1927年9月出生，浙江金华人。中共党员。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教育学家、哲学家。
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 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 *** 。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 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 *** 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 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 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 ”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 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 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 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 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 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 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 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 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 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 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 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 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 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 《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 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 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 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 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 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 [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 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 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 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 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 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 [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 *** 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 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 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 *** 。 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 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 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 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 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 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 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 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 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 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 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 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 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 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 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 [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 [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 [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 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 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 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 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 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 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 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 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 “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 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 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 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 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 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 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 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 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 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 《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 *** 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 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 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 *** 。 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 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 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 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 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 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 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 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 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 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 《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 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 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 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 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 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 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 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 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 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 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 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 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 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 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 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 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 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 *** 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 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 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 [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 [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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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中文版前言张英进《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英文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转眼12年过去了。这本论文集的直接起因是1990年代初我将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的写作与研究期间， 发现上海都市文化从晚清到民国诸多方面当时都还没进入学术视野，所以我在1995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两个专题小组讨论，召集中国文学与历史界的资深学者（如李欧梵、毕克伟、胡志德）和学科新秀开拓新的研究课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编辑了这本论文集。该书英文版问世的当年，李欧梵的专著《上海摩登》英文版（其中包括为我的论文集撰写的上海电影文化一章的扩展版）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随着《上海摩登》中文版在香港和大陆相继出版，上海都市文化在21世纪里已经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研究的显学之一。时隔12年，《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的中文版的出版既表明该书扎实的史料价值，也显示该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历史、文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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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主持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作为骨干参加了科技部973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项目的研究工作，一直致力于研究情绪与社会行为的分子与神经闭环路机制，带领着团队首次监视了导致抑郁的大脑机制，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个崭新的分子靶点，在2015年的时候，在科学，细胞和神经元等国际刊物上面发表了十余篇的论文。
胡海岚教授在神经科学，特别是抑郁症方面的重大发现，促成了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她获得了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女科学家奖，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第12届IBRO-Kemali国际奖。
2022年6月23日，胡海岚在法国巴黎参加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颁奖典礼，并且成功地获得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彰显了胡海岚对我国以及世界的伟大贡献。胡海岚一直致力于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对于我国抗抑郁药的研发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胡海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便十分聪慧和勤奋，并且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这使得胡海岚成绩十分优异，最终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时，她选择了生物专业，在那个年代，与大多数的同学在毕业时就选择工作不同，胡海岚选择了继续读书。她前往加州大学读研和读博，历经14年，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认可，成功进入世界生物重点实验室。
在博士毕业之后，胡海岚选择了继续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之后，胡海岚认为，自己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回到了祖国，致力于推进中国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回国后，胡海岚受邀加入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抑郁症是困扰我国许多人的一种神经疾病，多年来，也未能找到成功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方法。胡海岚认识到了我国在这方面成果的缺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她在实验室的刻苦耕耘，使得她重新阐释了抑郁症发生的原因，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成功为抗抑郁药的研发做出了贡献。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她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成果为全世界的女性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能够促进中国女孩树立远大的志向，使她们爱上科学，在未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要上市，一般他们都有申请，申请通过以后才可以上市的。
胡海岚团队首次揭示了导致抑郁的大脑机制，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个崭新的分子靶点。
学术论著截至2015年12月，胡海岚在《科学》，《细胞》和《神经元》等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
科研成就：
胡海岚主持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并作为骨干参加了科技部973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的研究工作。
致力于研究情绪与社会行为的分子与神经环路机制，近六年来在情绪的神经编码、抑郁症发生的分子机制、以及社会等级的神经基础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在应用价值的系统性原创成果。
宁海潘天寿中学现任校长是胡小川
1. 旅游山地灾害及其防治对策，山地学报，2000年第6期，第一作者；2. 池州生态经济示范区生态农业建设及其发展对策，国土开发与整治，2000年第4期，独撰；3. 区域生态经济规划若干问题研究，人文地理，2002年第2期，独撰；4. 皖南山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与对策，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年第4期，独撰；5. 池州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生态旅游开发，资源开发与市场，2004年第2期，独撰；6. 安徽省生态农业建设及其发展对策，中国农学通报，2006年第9期，独撰；7. 池州市旅游产品开发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年第10期，独撰；8. 崛起战略背景下的中部农业发展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9期，独撰；9. 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旅游发展特征及其对比研究，地理研究，2007年第6期，第一作者；10. 我国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特征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地理研究，2008 年第4期，独撰；11.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独撰；12. 基于三农旅游发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8期，第一作者。
1. 九华山旅游生态环境建设研究（98JW091），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98年；2. 池州市旅游产业化及其机制创新研究(2005sk245)，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5年；3. 生态市建设的地理学、生态学多学科综合研究（2005KJ394zc），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05年；4. 池州市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06035052C), 安徽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安徽省科技厅，2006年；5. 安徽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发展模式研究（KJ2008B153），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08年；6. 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研究——以池州市为例（2008sk36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年；7.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规划研究，安徽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安徽省科技厅，2009年；8. 构建“和谐景区”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以九华山风景区为例(AHSKF09—10D7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办，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