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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重看洋务运动的成败 这是一场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运动。他在中国饱受凌辱，开明地主想挽救国家危机时开始，失败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这是场注定失败的运动，就像好多书上所说的那样。1、倡导洋务的几个大臣都是满清高官，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2、洋务派搞此运动的方法是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体制。3、 仅靠地方上几个积极的大臣搞，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造成了活动的涣散，难成大器。这就是现代史学界给洋务运动失败定下的三大失败理由。 我的对这三大理由感到不满。 第一，些史学家们首先就提出了阶级问题。“阶级”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这是人由人划出的。本来一个国家的人很团结的，非要划出三六九等，分化穷人，富人，中产阶级。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明显是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感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中棠是坏蛋。洋务派的人确实为当时中国作了不少贡献，左中棠亲自出征收复新疆，他们在各地办新式工业厂局，新式学校，这些功劳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阶级这两个字。比如，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通常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评价，却说成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为什么不说成工人阶级的XX性呢？ “阶级”确实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词，如果看了一些评价性论文，很容易被这个词给套住思维。所以，我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成败要先撇开什么阶级原因。我认为着第一条失败理由应该是这样：由于李曾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比如保守，封闭，导致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洋务派行动上不同。我想这只是时代的局限。 第二，按一些史学家的话来说，应该直接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而不是搞什么技术。试想，这样可能吗？如果让他们向原始人来传授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原始人会接受的了。试想，在原始人中间实行资本主义，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来理解洋务派学习先进技术的原因：当时清政府正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与外国军队的合作中，李曾等人认识到洋人先进的兵器的威力，认识到洋人机械的先进，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萌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念头。这在当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接触西方肯定不是像极少数的留学生那样，从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体制开始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还是要从接触其先进神奇的机器设备，技术开始。我觉得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才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出现的可能。 很多人都忽视了洋务派关于培养新式人才的做法。比如送一些儿童出国留学，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图书馆，给当时中国大众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有了洋务派引进新机器，技术作铺垫，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就自然一点。所以我认为洋务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是“器物”上的学习，这点理由有点牵强。有力证明就是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标准的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第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合法的运动。我想一次合法的运动是有必要在中央搞一个指挥机构。但清政府又不是李鸿章曾国藩家的，建立一个什么机构不是那么随便的，搞不好还会被安个犯上欺君的杀头罪。况且李张等人又是位高权重，我想，搞一个中央性的，特别是能指挥得了李曾等人的机构，实在不好成立。再以前后史实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关于对洋务运动“难成大器”的评价，我更不苟同。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运动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说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开辟了先河；又是戊戌变法甚至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成“大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大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运动，也是中国试图解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的一种尝试，虽然它失败了，可是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凭这点就应该向这次运动致敬。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点的原因变一下。此次运动清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中立，而洋务派当时的做法在民间看来简直是劳民损财，这样洋务运动虽然兴起了，但是却没人响应，使洋务积极分子热情减退，致使洋务运动后期都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的目的虽说是维护清朝统治，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10册，共3543000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罗尔纲，王庆成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三册为太平天国文书，包括从海外新发现的不少资料。第四—八册为清方记载，包括专著，自述，记录，日记，文书等几个部分。第九、十册为外文资料。太平天国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比较繁荣，研究资料和著作汗牛充栋。比较重要的有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6册，罗尔纲：《天平天国史料汇编》3册。王庆成《太平天国史译丛》3册等。通俗读物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4册，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册等。 5册（不全），目前共3141000字，中华书局，最晚一册出版于2006年，张振鹍编辑。本编按照前言，应该有8册，不知何故只出版了5册。唯先生已经耄耋，不知何日可窥全豹。本编第一、二册收入中文资料，基本都是国家所藏清朝档案资料，只在第二册结尾有三种零散资料。第三，四，五册为法文资料，均从法国外交部，海军部，陆军部等所藏原件翻译辑录的。另本书主编有《中法战争史》一书，可看。 12册，中华书局 2002年出齐，戚其章编辑。第一，二，三册为清朝档案，均为原件辑入。第四册为辽东档。第五册为朝鲜档。第六册为中文，日文零散资料（中文居多）。第七——十册为日文资料选译。第十一册为英国外交文书。第十二册为台湾资料。本书主编有甲午战争著作多种如：《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书》《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晚清海军兴衰史》《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等。不幸先生作古，华夏又少一痴心之人。 6册，中华书局 2006年出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共3762000字。第一、二、三册为中文档案，起自1842年终于1911年，共2049件，均为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件辑录，共包括3类，第1类为清政府官方文书，包括上谕、奏折、咨文、禀文、函稿、电报、教案合同与清单等。第2类为清方保存的外交文书，主要系清政府与各国驻华使领馆员间的照会、函电、会谈节略等。第3类为馆藏档案中所附的各地反洋教揭帖、告白、公启，檄文等。第四册为法文资料选译，共分2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法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书》（俗称“黄皮书”），主要选译了1894到1899年间的相关档案。第二部分是法国里昂年鉴出版社出版的《传信年鉴》中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第五册为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文件均从美国外交部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原件译出，起自1870终于1899。第六册为英国议会文件选译，文件均从英国议会公布的《英国议会文件》原件译出，起自1868，终于1892。本编所辑录的均为档案史料，其对清末历史的研究自然功不可没。但总体来说，研究教案的人才较少，至今也没有一部综合性较好的章节体作品出版。本编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档案资料本身就存在佚失等不完整的情况，加上篇幅有限，能出版给读者的资料自然就更有限了。二是外文资料只有英美法的，而其他的俄，日，德，奥等也有相当的教案资料还没有发掘。三是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等缺乏第三方的叙述资料，如民间态度，传教士和清朝官僚勾结等等。本编第六册附录附有参考资料，其中中文123种，外文也有100余种。就中文而言，没有一种辑入本编 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版，章开沅主编。本编与1957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体例有所不同。前书“为使读者容易掌握材料，决定以历史事件为主，按时代先后为序，每一事件，选择一些主要的或基本的材料，集中在一起，以便说明问题”。这种编排方法的好处是问题明确，资料集中，条理井然，对于初涉辛亥革命研究者诚然颇为方便。但其不足之处，则是原始材料在剪裁中易于割裂，往往损害其前后连续性与完整全貌，而同时又难以避免前后叙事的交叉重叠。所谓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历史资料，最需注意的就是尽可能保持其原生态，不宜过多加以剪裁并重新组合。因此，本编，特别注意保持史料自身的完整与本来面目，以免渗入编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预设判断，影响读者对史事的客观解读。本书大体上按文献类别结集，然后尽可能依时间前后循序编排，这样庶几可以避免将原始史料削足适履纳入既定认知框架的弊病。辛亥革命在近代史研究中是比较繁荣的，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有《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套装全10册）》，金冲及等有《辛亥革命史稿》4册，章开沅有《辛亥革命史》3册等。《续编》原本拟撰《立宪运动》，不知何故，未能实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有《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可参考。以上共18部（《北洋军阀》用章伯锋版），126册。不过是近代史的冰山一角罢了。台湾文海出版社 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00辑，收录资料870余种，订为118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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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中学版、《中学历史教学》这些对中学教师而言更直接、更实用。
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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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历史研究》《史学月刊》
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中共党史研究》7. 《史学理论研究》8. 《中国文化研究》9. 《文史哲》10. 《清史研究》11. 《当代中国史研究》12. 《抗日战争研究》13. 《史学集刊》14. 《中国史研究动态》15. 《中华文化论坛》16. 《民国档案》17. 《安徽史学》18. 《历史档案》19. 《史学史研究》20. 《史林》2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2. 《西域研究》23. 《中国农史》24. 《文献》25. 《中学生政史地》26. 《文史知识》27. 《文史》双月刊
论文常被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论文格式封面论文常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1]。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直观的说，论文格式就是论文达到可公之于众的标准样式和内容要求。结构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和致谢[2]。题目1.题名规范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特定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2.命题方式简明扼要，提纲挈领。3.英文题名方法①英文题名以短语为主要形式，尤以名词短语最常见，即题名基本上由一个或几个名词加上其前置和(或)后置定语构成;短语型题名要确定好中心词，再进行前后修饰。各个词的顺序很重要，词序不当，会导致表达不准。②一般不要用陈述句，因为题名主要起标示作用，而陈述句容易使题名具有判断式的语义，且不够精炼和醒目。少数情况(评述性、综述性和驳斥性)下可以用疑问句做题名，因为疑问句有探讨性语气，易引起读者兴趣。③同一篇论文的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内容上应一致，但不等于说词语要一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非实质性的词可以省略或变动。④国外科技期刊一般对题名字数有所限制，有的规定题名不超过2行，每行不超过42个印刷符号和空格;有的要求题名不超过14个词。这些规定可供我们参考。⑤在论文的英文题名中。凡可用可不用的冠词均不用。摘要摘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3]。摘要的规范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关键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1.关键词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2.选择关键词的方法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论文正文要点⑴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标准论文格式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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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征引书目编写方式: (1)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笔划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2)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字母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14. 不可使用“同上”、“同前引书”、“同前书”、“同前揭书”、“同注几引书”等。 15. 引用专书或论文，请依序注明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项。 A.中日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注文：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8-45。 再引：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38-45。 书目：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B.中日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 注文：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台北，1995. 12): 45-87。 再引：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45-53。 书目：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台北，1995. 12): 45-87。 C.西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2-103. 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02-103. 书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西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例： 注文：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再引：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455- 474. 书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附注及引用文献 第一类型 历史 引用一本书 一位作者/两位作者/三位作者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11。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 4.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11-20。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25.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James Fentres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24-26. Fentress, Jame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多于三位作者/编者 8.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21-40。 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 9. Elizabeth Tonkin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0-40. Tonkin, Elizabeth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作者为一机构/多机构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20。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为编者 3.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21-30。 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 4.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15.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被翻译著作 5.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131-32。 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1-22.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多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3.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21-25。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单一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4.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23-25。 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 不同的版本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3-2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121-2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老书重印 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25-28。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1934）。 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转引自其它的书 5.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26-33。 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 6.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21;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25-27. Torrance, Thomas.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论文与文章 期刊中论文 1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 1 （1962）：3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9-53。 3 曾昭谲、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 4 (1959)：47-50。 4 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 器〉，《文物》 8（1980）：3-6。 已出版会议论文 王明珂，〈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与民族政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蒙藏委员会编，《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23-25。 未出版会议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3.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22. Middleton, David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单一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5.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9-10。 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期刊中的书评 学位论文 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06. Wang, Ming-ke.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报纸文章 转引自他处的论文 5.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 2 （1982），43-44。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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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