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图片和古蜀文字新闻介绍： 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破解。“巴蜀符号”的器物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巴蜀符号”的历史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的正式命名。此后，考古学家相继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这些文字一样的符号也一并被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三百多个不同的字符，然而，这些或繁杂或简单或直观或抽象的符号被后人破译的寥寥无几。由于“巴蜀符号”的形状非常像装饰性的符号，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把它看作文字，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而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但是巴蜀符号的破译仍然让学者们无从下手，而对巴蜀符号的研究也一度难以打开局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记载的1954年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 件结构形状完全相同的铜印，或许让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们看到了一线可贵的曙光。在3件长方形的铜印中，有两件均为汉字的“中仁”，另一件则是巴蜀符号，上面似一包袱，下面为并列的两只蝌蚪，有学者分析指出，上面的包袱对应汉字的“中字”，下面的两只蝌蚪代表“仁”。如果这种推测不谬的话，这3件铜印很可能就是解开巴蜀符号的一个切入点。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另外一些考古专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巴蜀符号”并不是一种文字。有的认为“巴蜀符号”是一种看图像以解其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是不用文字解说的“连环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专家孙华则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巴蜀符号”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他认为，“巴蜀符号”的数量种类实在太少，距离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古蜀人想通过巴蜀符号来表达他们对古蜀先王的尊敬和怀念，这些符号刻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以一种近乎玄秘的方式一代一代流传着。还有人认为，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同出一源。王大有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巴蜀符号与玛雅文有相似的符号与组合方式。土家族为巴人后裔，保存有完整的伏羲推八卦、女娲造人、大洪水的传说。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因子同样是太昊文化——太极、八卦、扶桑坛台、崇拜龙凤太阳……在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符号与玛雅文很可能有相似的渊源……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神秘的巴蜀符号似乎渐渐露出了冰山一角。学者钱玉趾声称已读出了“成都”二字；冯广宏则猜测汉字与巴蜀符号曾同时在蜀地流行，汉字还借用过巴蜀符号；又有人说从中看到了孔子“仁”的思想……巴蜀符号的破解似乎近在眼前。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很多的文字学家仍在投身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工作之中。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巴蜀符号”是巴蜀古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巴蜀文字的雏形。解读“巴蜀符号”的意义古代巴人和蜀人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在秦灭巴蜀后，他们迁徙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一个谜。由于巴人、蜀人是一群骁勇善战而不断迁徙的民族，所以巴国、蜀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稳定的中心，而且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没有文字，史书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国际史学界曾经制定了一系列条件，作为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文明、城市与农耕。后三点三星堆皆有实物为证，关键就是文字。学者段渝曾从三星堆青铜器上找到过八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另外，因为古巴、蜀两国也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因此如果破解了“巴蜀符号”的秘密，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一直以来有“巴蜀符号”的出土文物也都很少，所以可以说发现的每一个“巴蜀符号”文物都有可能解开古蜀国文明之谜。解读巴蜀历史目前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原的文字，如甲骨文；一种是少数民族古文字，如古彝文。但这两种途径都与古巴蜀文化有很大距离。翻开不连贯的古蜀历史，世人首先可能想问：古蜀人到底于来自何方？关于蜀人来源，目前主要有二种猜想，一是岷江上游的羌人，一是山东的有缗氏。两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蜀王蚕丛从岷山来到了成都平原；考古发掘却又显示三星堆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有着某种渊源。到底谁才是古蜀人的老祖宗？第二个谜团是关于蜀王的。古蜀五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相互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继承？战争抑或是仇恨？历代蜀王显然都有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世人仅仅知道，鳖灵创立的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那么，蚕丛的儿子又是谁？柏灌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谁？或许后世的典籍和考古不能回答的，巴蜀符号会有答案。在古蜀浩瀚的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谜团。中国古代历史上炎帝、黄帝、大禹三代君主与蜀人究竟有无关联？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器，为何已遭到了夯打和焚烧？三星堆人舍弃了他们的国度后，去了何方？传说中的杜宇王朝到底是不是存在？金沙遗址到底是谁的国度？流传千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筑者是蚕丛、鳖灵，还是秦代李冰？越南瓯雒，是否是蜀人最后的王朝？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如坠云端。而这些谜团的答案，可能都隐藏在巴蜀符号之中。完全破解巴蜀符号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如果破译了巴蜀符号，就可以解密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比如巴蜀人种、族属、文字的来源是什么？还有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等等。毫无疑问，巴蜀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巴蜀符号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拿到这把钥匙，并且掌握它的使用方法，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1973年江西发现的是江西省樟树市商代遗址。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发源地之一。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发掘历史：
吴城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
出土文物：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吴城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文化研究：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 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复原保护：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
“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
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 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陕西省的蓝田县蓝田人遗址，包括陈家窝地点和公王岭地点两处，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00万年左右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梁山镇龙岗寺古人类遗址，它的旧石器遗址是迄今陕西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120万年以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半坡村的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陕西省宜川县壶口镇龙王辿遗址，据初步的年代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为距今2~1.5万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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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从初稿到发看需要三四个月左右。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
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
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
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
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 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 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 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 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遗址名称:蓝田猿人文化遗址发掘地点: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陈家窝村、蓝田县九间房乡公王岭发现及发掘时间:1963年，陈家窝遗址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发掘，次年，公王岭遗址面世。距今历史: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10-115万年左右。考古地位:我国三大猿人遗址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把人类活动的时间上溯了五六十万年，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缺环。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蓝田县南傍秦岭，北临漏河，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曾为十多个朝代的京畿之地及古代中国南北交通要道，在更早的110-115万年前，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犹如当今长江以南地区，正是这样的蓝田，孕育了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辉煌的文化。蓝田猿人的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记录，也提供了黄河流域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
红山 文化 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山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
摘要：红山文化玉器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完善。红山的先民们在制作玉器方面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基本 方法 ，同时还能成熟运用双面雕、钻孔、掏膛、镂空、线刻、抛光及装饰技巧。根据玉器结构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迹考察。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旋转性工具――砣具。这一通过砣片旋转研磨进行加工制作的工艺，即使在今天仍被普遍运用，是制作玉器的一个重要工具。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一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
(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
(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
(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
(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
(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
(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
(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二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2.3至2.9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
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
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
(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
(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
(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
(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
(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
(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四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 经验 。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0.7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 百科 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74.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 雕刻 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3.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34.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⑩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试谈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摘 要：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类型划分方法也有多种，按照玉器形制及使用功能，红山文化玉器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 动物类 和宗教典礼类4种类型，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红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图的大玉龙被鉴定为红山文化遗物，红山文化玉器讨论和研究开始兴盛，自70年代至今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多地的玉器被源源不断的发掘，古老的红山文化玉器震惊了海内外人士，学界对其研究也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本文将对其类型作主要探讨。
一、装饰类
和原始先民制造的青铜器、石器一样，红山文化玉器也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可以佩戴在人们的手、耳、颈等部位。
玉环――玉环是壁的一种，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用来佩戴在手腕和手臂上，充当手镯、臂镯，小的可以佩戴在手上、耳朵上或者作为串饰佩戴在衣服上。在牛河梁发现的玉器均佩戴在手腕上;
玉珠――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珠类型已经非常丰富，在形状上有圆珠、半球、扇圆形以及扁圆薄片形，可以串起来充当衣服上的饰物或佩戴在颈部。巴林右旗那斯台发掘的玉珠有60余件，其他如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也有大量玉珠发现;
玉�――形状多为扁平圆形或环形，上面有一个缺口。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玉�多放在墓主的耳边，因而推测是重要的耳饰。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有两件玉�，形状为圆环形，有一缺口，在墓主耳部。
二、工具类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工具类的玉器和某些石制或陶制的生产工具非常类似，因而工具类玉器应是仿照实际的工具进行雕琢而成的。
玉斧――玉斧和普通的石斧类型相似，都为梯形弧刃，做工非常精致但没有刃口，因而应为非实用玉器。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为长方形，和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外形非常接近;
玉棒――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非常常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柱状，一端呈圆弧凸起，且有两匝凸棱，另外一端为漫圆尖，还有一类是长柱形，一端是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则为圆尖状。胡头沟遗址发掘了4件玉棒属于第二种类型，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一件玉棒则属于第一种。根据这类玉棒的形状，可以推测是模仿石椎、石磨棒而制造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方则提出是萨满巫师使用的鼓槌;
玉勾形器――这类玉器出土的不多，那斯台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颜色为青色，呈扁平体，两面均磨刃，锋部为弯钩，末端有孔，其中内援间还有一个凹形槽，应作为复合器使用。
三、动物类
这类玉器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也较多，在动物造型上有猪、鸟、鱼、龟等多种。
玉猪龙――这是红山文化中非常典范的代表，在多处遗址中都曾发掘。各地的玉猪龙形态差别不大，均为身体蜷曲，头部和猪类似，竖耳圆眼，口微张，口眼间有横向沟纹皱褶，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玉器富予了和人类生活相关的猪的体态特征，因而“猪龙变化说”拥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这种玉器可分为两种：一种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近，头部比较大，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头部有一圆形小孔。牛河梁、敖汉下洼、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等地都有这种玉器。还有一种，首尾明显分开，双目为梭状，没有双耳，在颈后有弯勾状长鬣。这种玉龙比较少，当前仅在三星他拉发掘出一件，精雕细琢，通体抛光，体态造型都非常完美，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好的龙形象;
双猪首环形器――这种玉器当前也仅在知城子山发掘1件，整体为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器身中部有3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且两个猪首的神态相近，耳朵较大，额头隆起，眼睛呈菱形，底面平直中部有4个漏斗状小孔;
兽面形器――该玉器也仅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1件，在墓主人腹部正中，因而有学者如郭大顺推测为腰带饰。颜色为淡绿色，器体扁平，耳部较大，为圆尖状，竖起，眼睛及鼻孔用圆孔刻出，鼻、嘴均用阴线表示，嘴唇紧闭，嘴角下咧，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
玉鸟――这种玉器发掘出的较多，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采集品和传世品。体态多样，造型不一，在胡头沟、那斯台、阜新县福兴地均有出土;
玉�――即民间所说的猫头鹰，�形象也较为常见。主要有两类：一类翅膀略微展开，爪攀附，背面有2或3个横穿孔，在斯台遗址中可以看到。还有一类翅膀展开幅度较大，圆弧形，没有爪，背面有一孔，胡头沟遗址中能够看到这类;
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的类型，说明龟对当时人们来说一种重要的存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一件，龟壳状，雕琢精湛，尤其是龟的龟纹雕刻非常细致逼真，也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玉龟;
玉鱼――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多有河流经过，而古代人们渔猎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装饰品造型的素材。玉鱼为扁锥形，颈部刻有阴刻线纹，左侧有浅槽，双目对穿呈孔;
玉蚕――蚕也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生物，在缺乏自然知识的理解下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像蚕一样转而再生，同时用来祈求丰衣足食。那斯台遗址共发掘了4件玉蚕，造型相近、制作较为粗略，体态也较为原始，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早的蚕形象。
四、宗教典礼类
古代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宗教典礼，这种玉器造型和其他类型相比较为独特。
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其中玉璧的形状外缘为圆或方圆，内缘都是圆形，边缘处均磨薄，一侧边缘中部有1―4个圆孔，也有少数无钻孔。这类玉器见于胡头沟、牛河梁遗址;双联玉上小下大，上端有半圆、圆弧、尖圆等3种形状，下端则为圆或方圆，中部有两个钻孔，边缘均磨薄，上下体连接处有凹痕。这种玉器出土较少，在牛河梁遗址发掘了3件;三联玉璧有两种，一种在造型上和双联玉璧相近，只不过体中部的圆孔自上而下逐渐变大，体侧有凹痕，在胡头沟发掘出1件。还有一种为长条状，一侧平直，一侧为三联弧形，中部有3个圆孔。在内蒙古的那斯台遗址发掘出1件; 玉箍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范代表，数量较多，大都为扁圆筒状，腹壁斜直，部分玉箍形器的平口边缘有两个圆孔。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出土，置于墓主头骨下面或胸部;
勾云形器――勾云形器形体扁薄，造型上和卷云或变体动物较为相似。勾云形器和其他玉器相比形态较为多样，包括5种，一种为长方形，中部圆形镂空，两侧勾角略直，器体两面非常光平。在牛河梁遗址中发掘的就属此类;第二种也为长方形，中部同样镂空但为勾云状，外围有浅凹槽纹，两侧勾角弯曲较为明显。城子山、那斯台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第三种大略为方形，中部和二类相同，上下两端各有一对勾角，上端边缘处尖状小凸，下端中部有尖齿状小凸，器体两侧各有一个较长的勾角，下端向外弯曲，为圆尖形。巴林右旗巴彦他拉苏木发掘的玉器当属此类;第四种为椭圆形，中部有3个三角形排列的圆孔，上侧及两侧均外弧，下侧中部外有尖齿状小凸。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最后一种为圆角长方形，上下侧呈长边平直状，左右侧略弧，中部和四类一样有3个三角形排列圆形小孔，左右两侧中部有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内收，正、反两面均有浅凹槽纹路。这种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1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4种类型外，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 人物类 玉器，但是此类玉器目前所发掘数量较少，学界对于其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疑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玉器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主要分为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两种，那斯台遗址出土了两件石雕人像，4件人面形石饰。巴林右旗出土了1件玉人面饰。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宗教典礼类两种造型，其他类型地位并不突出。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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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J].北方文物，2000，(03).
〔6〕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J].文物，2000，(06).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约50公里。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北京人”的物品、遗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世界 文化 遗产周口店遗址 作文 ，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一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距离北京城约50千米，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
周口店遗址在1961年的时候被公布为世界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周口店遗址共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27处地点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万多件，以及大量的用火遗址以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是人类化石宝库和古人类学，环境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年代学，以及熔岩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以及断裂的股骨、颈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少个体。
发现的第一地点，南北宽2~40米不等，厚40厘米，共分13层。这足以看出这个溶洞地形很陡峭，再想一想，一个溶洞的一层就相当于半个操场那么大，而且还是13层，真是个大溶洞。
第一地点位于周口店遗址内，东端原是一个天然石岩溶洞，俗称“猿人洞”，位于龙骨山的东北坡，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出土点，东南为华北大平原，西北为山地，周口店附近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力作用下，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天然洞穴。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见证了亚洲大陆从更新世时代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群落，说明了人类的演化过程，成为了人类一次重要的发现。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二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距北京市区48公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所以我们在游览时应当不乱扔垃圾、不触摸物品，这样才能保护和欣赏到有着"人类远古文化宝库"之称的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首先，我们共同参观一下"店第一地点"这里俗称"猿人洞"，东西长约14米，中部最宽处约20米。它是__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共同发现的。从__年发现和发掘起，考古学家已下挖了40多米。
到目前为止，共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尤其是__年至__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在"北京人"洞穴遗址外发现三枚人类牙齿化石，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三
今天我和妈妈去参观周口店遗址。
我们主要去参观了猿人博物馆。以前我们都是从书本上了解，认识到猿人的生活习性，这一次参观让我大开眼界。
走进博物馆有一个北京猿人头的雕像。在馆内展示的是猿人以前是如何找食物，自卫，烤食物，捕猎，捉鱼，以及制作武器……武器有的是 捕鱼 枪，斧头，慧眼，木棒捶等……，那个时代男人在外捕猎，女人在家缝衣服。
猿人分为6种，有蓝田人，北京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山顶洞人，柳江人，其中北京人分布在山顶洞附近，北京猿人特别聪明，他们能用石器打猎，用火吓跑动物。
人们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化石，有完整的头骨，下颌骨，牙齿，锁骨，上臂骨，腕骨，股骨，还有头盖骨等，还有好多的人类奥秘等着我们去寻找。
这次参观让我增长了见识，感受到了北京猿人的聪明，不由得我为有这样的祖先而感到自豪。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四
周口店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中店村龙骨山。
其古人类遗址发现于1927年，现已有地点25处，包括从距今60万年前到距今1万多年前的多个时期。1929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的活动时间大约距今60万年前到距今20多万年前。共发现6具头骨化石，牙齿157枚，以及许多 其它 部位的骨头。分属于40多个个体。
在遗址中发现有“北京人”的用火遗迹。1930年发现“山顶洞人”遗址，先后出土了3具人头骨化石以及许多其它部位的化石，分属于10多个个体，其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1967年又发现“新洞人”，其文化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五
周口 店 遗址，位于北京周口店，是世界文化的一大重要遗产，也是北京人的起源地。
这里有从古至今的所有北京猿人的进化论，很涨知识，一个个北京猿人像手里拿着火把，昂头挺胸，高傲地站着，好像一个高贵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周口店遗址共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处，出土人类化石200余件，石器10万多件，以及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1961年3月4日它还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导游一本正经道。
带着兴奋的心情，随着导游向里走，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字“北京周口人遗址”和一个金色毛发的猿人头像，此时，我的内心有说不完的情趣。
踩着白色大理石铺成的小道走进大厅，长廊的中心竖立着一个个展示箱，里面整齐得摆放着北京猿人头像，每个猿人的表情也都丰富多彩，有的好似在笑，有的在哭，甚至有的还在生气。左右两边挂着曾经北京猿人的照片和简介。听导游说，目前这里出土了六件头盖骨，十五件下颚骨，一百五十七枚牙齿和许多碎裂骨骼，这也代表着四十个北京猿人个体。
走进展览馆，个个北京猿人的场景出现在眼前，其中有生活在70到20万年前的直立人，20到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都是我们的祖先。
还听导游讲，那时男性猿人平均身高为156厘米左右，女性猿人平均身高为150厘米左右，并且寿命很短，只有4.6%的猿人能够活过50岁。
每个场景都栩栩如生，动作也非常生动。
走出这里，真是回味无穷!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六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星星旅游社的导游员，我姓付，今天就有我来带大家共同游览这个周口店遗址。希望我的讲解令人满意，我们共同度过这一美好时光。
我们即将前往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利用这一段时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
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50千米，处于山区和平壤接壤部位，周口店附近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利作用下，形成大小不一的天然洞，该山称为龙骨山，是50万年前北京猿人栖息的地方。他们先后在洞穴里群居了40多万年，遗留下他们吃剩的残余食物和用过的器具，还有他们的残骸。后来，这个洞被塌方的泥沙和崩落的石块所掩埋。早在1918年发现第一地点后，又经过两次的挖掘，又发现了很多化石。截止目前，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有6件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12件残破面骨，15件下颌骨，157颗牙齿和十几件残肢骨体骨，这些化石代表40多个男女老幼的尸体，周口店即以中国猿人之家闻名于世。根据挖掘的地点，科学家把这种原始人类定为“北京人”，把这个洞穴称为“北京人遗址”。
在北京猿人遗址的上方，靠近山顶的洞穴中。是山顶洞人的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三个成年男女完整的头盖骨和残骨。在山顶洞人尸骨周围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洞内还发现山顶洞人用过的骨针、穿孔的骨坠、鱼骨、牙饰、石珠串联而成的“项链”。
1961年周口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记录》，1953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1992年，北京政府将这里列为“北京市少年 教育 基地”1997年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七
十一长假里，妈妈带我去北京周口店遗址参观。一大早我和妈妈就坐上去 周口店 遗址地的车，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
下了车，我先看到的是一个精雕细刻，结构精巧的北京猿人的雕像。接着，我们跟着导游来到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内，在那里陈列着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和猿人牙齿，还有猿人用过的石器、鸟类化石、哺乳动物的化石等。据说北京猿人非常聪明，能用石器来打猎和用火吓跑动物。我们接着去参观猿人洞，它是保护区最重要的遗址。跟着导游来到位于猿人洞南侧的山顶洞，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最后我们来到新洞，它和第四地点是互相连通的，在洞里发现的一件人类牙齿化石、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大约距今有十五万年。参观完遗址，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家了。在这次参观中，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八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观 周口店 遗址。我先介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地理位置，是位于离北京市西南48公里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这里地处山区和平原交接处，东南为华北大平原，西北为山地。周口店附近的山地多为石灰岩，在水力作用下，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天然洞穴。山上有一东西长约140米的天然洞穴，俗称“猿人洞”。1929年在此洞中首次发现古代人类遗存后被称“周口店第一地点”。
游客们，这遗址就是我们中国“北京猿人”的远古进化历史。周口店遗址区是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即“北京人”遗址。1918年被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并进行试掘。1927年加拿大学者步达生对周口店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并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12月2日16时，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发掘出土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学术界。现在，大家仔细看清楚“北京人”的头骨吧!
根据出土物可以证明，北京猿人在大约距今70～20万年的时期内居住于周口店地区，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其早期为距今70～40万年，中期为距今40～30万年，晚期为距今30～20万年。北京人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这一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游客们，“北京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发现厚度达4—6米、色彩鲜艳的灰烬，表明“北京人”已懂得使用火、支配火、学会保存火种的 方法 ，是人类由动物界跨入文明世界的重要标志。请大家继续往前走。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于1953年建立起陈列馆，连同遗址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1961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各位游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已经参观完了，请大家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参观。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九
大巴车摇摇晃晃地沿着山路驶向遗址，远处墨绿的山脉绵延起伏，没有入云的高耸，却有如刀削般的陡峭山势，尘土飞扬间映入眼帘的尽是灰黄的色彩。好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无法想象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北京猿人是如何定居，如何生活的。
跟着导游爬了好一段台阶，绕着山腰转了好几个圈，沿路零散竖着几个标牌，标牌上写着这里发掘出的遗迹古物。小道旁时不时有已经灭绝的远古动物的模型，龇着牙，咧着嘴，目光直直射向前方，仿佛虚空中有它的猎物;还有北京猿人的生活写照，或半蹲，或直立，或侧身仰头，举起手中石器，有的背着刚刚捕获的猎物……哪怕经过万年时光，也能看到他们脸上满足的笑意。心中的好奇愈发强烈，我加快了步伐想要一探究竟。
终于到了第一处洞穴――新洞。洞口很大，洞口前的沙石似是被用心打磨过，一层层如利刃剑锋，历经万年仍有森森寒意。在洞口，便可一览这新洞的全貌。新洞是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洞穴，最高处约有5米，洞里空间不大，但住一家人亦是足够。愈往洞的深处走，温度愈发低，但又不至于寒冷。真真应了讲解员的那句话，这洞的选址是极为巧妙的，夏日凉爽，冬日也不冷。脚下踩着深黄色的土石，混凝得细密、结实，也不会太滑。有一层岩石比地面高出一米左右，沙石更加细腻平坦，我估计是那时北京猿人睡觉的地方。
手电筒苍白的光柱照进洞的深处，隐约可以看见有棱有角的几块岩石散落在洞的一角，猜想可能是他们生活用的器具、工具等。那些岩石虽是零散地放置在了洞穴中最不明显的一隅，但是它们中每一件，都是这片土地上最早居住的先祖们的智慧结晶。它们是北京猿人生活过的痕迹，穿梭了万年岁月，今日与我们相遇。仿佛是为了赴一场万年的约会，不用多么高调地显露它们的价值，那些石头只需静默地守候在那里，用万年不变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渴望求知的 拜访 者。与它们对视，眸中含了沧桑，写满了古朴。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它们代表了什么。
达尔文进化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北京猿人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那个时代的他们，懂得生存，更懂得更好地生存。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也会选一处避风的港湾与家人同住，甚至也会用贝壳兽骨 雕刻 出小小的饰品。
崇敬之情萦绕心间，看着每一处洞穴，我都会想想那时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智慧。惊叹于他们已然学会与自然抗争，感慨于他们已然懂得谋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周口店遗址，自有他们的智慧。
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作文十
十月五日，妈妈、弟弟和我去了位于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猿人遗址。
一路上晴空万里、秋高气爽。
到了龙骨山，一进门我们就看见两个大大的猿人头像，我和弟弟还在那照了好几张相呢!
然后我们走进了猿人洞。北京猿人生长在约五十万年前。那时猿人们靠打猎为生;白天男子到外面打猎，女子就带着孩子在树上摘野果。为什么那时人们不住在房子 里呢?原来，那时人们还不会盖房子，而且为了躲避风雨和野兽，人们才住在山洞里。后来由于许多灾害，猿人们不得不离开他们住了好几十万年的山洞。
大约三万年前，山顶洞人又来到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里。山顶洞人和我们长得几乎一样，他们会使用和制造工具。
出了山洞，我还看见了石膏做的猿人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角鹿。我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哩!
我们出了龙骨山，太阳已经落山了。
今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过得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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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的化学研究》。屠呦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药学家和中药学家，曾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收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屠呦呦教授发表的期刊论文最早的一篇是1965年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的《青蒿素的化学研究》。这篇论文是屠呦呦教授在研究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和药理作用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医杂志第6期。据中国知网官网得知，知网数据库收录屠呦呦发表的期刊论文最早的一篇论文为中医杂志第6期。中国知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包括学术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等。
遗传算法是一种计算机科学中的优化算法，用于在搜索空间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关于将遗传算法应用于图像匹配的论文，有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论文是由J.H. Holland和他的同事提出的。该论文题目为"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是由J.H. Holland在1975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这篇论文介绍了遗传算法的基本思想，并提出了将遗传算法应用于图像匹配问题的方法。具体而言，Holland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图像匹配算法，该算法使用基因编码表示图像特征，通过进化运算（如选择、交叉、变异等）来搜索最优匹配。这是遗传算法在图像匹配问题上的第一个应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论文并没有直接提到图像匹配这个术语，但它为后来的图像匹配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思路，被认为是遗传算法应用于图像匹配问题的奠基之作。
是屠呦呦 教授发表在 《中医杂志》 1962年第06 期 上的论文。
入选福建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百人计划”、福州市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长期从事工业自动化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研究，近年来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IAP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体系架构和控制组态算法元件技术等研究工作，解决了控制系统动态重构的稳定性问题，改变了可编程控制器不能应用于大型复杂流程工业控制的现状，提出了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设计研究的新方法。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先进控制技术、流程工业过程建模、复杂动态系统仿真、工业控制软件、工业控制器研制、智能机器人控制、云控制技术、物联网应用。主持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电力公司科技项目和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等多项课题研究，参与清华大学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导则项目研究，主持工业控制系统建设与改造等横向工程项目20余项；已申请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5项，软件著作权15项；在《原子能科学技术》、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ro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等期刊与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10余篇。代表性论文1.郑松,倪维斗.分布式控制系统动态重构技术研究与实现.原子能科学技术.2009,43(8):724-729.2.郑松,潘轶华,王龙南.应用数据引擎技术的新一代控制系统.电力信息化.2005,3(4):90-91.3.郑松,王龙南,潘轶华.分布式控制系统标准化的重要基础.电气时代.2005,(9):22-24.4.郑松,王龙南,潘轶华.数据引擎技术在复杂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电气时代.2005,(6):20-21.5.郑松,王龙南,潘轶华.以数据引擎和可编程控制器为基础的分散控制系统标准化.电气时代.2005,39(1):93-96.6.郑松,倪维斗.基于数据引擎技术的通用控制站.电气时代.2008,(9):122-1257.郑松,张望,刘朝儒,郭才萌.移动机器人控制组态方法的研究与实现,2013年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中国贵阳.获奖情况1. 2012年，主持项目“IAP-logic工业控制策略组态软件”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 2012年，主持项目“遵循IEC61131-3标准的工业组态软件开发应用”获得福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3. 2008年，发表学术论文“基于数据引擎技术的通用控制站原理和实现”，荣获第三届全国自动化工程师论文大赛一等奖。4. 1993至2000年，与清华大学、福州大学合作，主持研发电机组全工况多功能仿真系统，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5. 1991至1994年，曾荣获全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青年功臣、福州市劳动模范和电力部劳动模范称号。
当然是王教授，这是王教授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