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及文艺理论管窥其文艺批评精神
论文关键词：散文 自由 宽容 趣味 批评 论文摘要： 周作人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散文大家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新文学史上一名重要的批评家是影响巨大的。他的后期散文呈现出了“平和冲淡”之风，尤其提倡的“美文”给人以亲切的审美享受。从他的散文创作及其文学理论可以透析出他的文学批评精神，那就是注重批评的“自由”、“宽容”和“趣味”，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整体上是比较倾向传统的，这与他的感悟鉴赏、印象式的批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钱理群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是“智者的散文”，散文内容涉猎天地万物间的花草虫鱼、草木鸟兽、日常琐事，缓缓叙事、娓娓道来，于质朴无华之间透露出智者的独具慧眼和闲适心境，给读者带来清幽的接受心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审美的、趣味的、苦涩的，文学理论核心是人性的、理性的、个性的，这就可以推及他的文学批评精神是自由的、宽容的，他所崇尚鉴赏、印象式的批评方式也就不言而喻了。周作人的批评不像鲁迅那样犀利、奇特、诡异，也不像茅盾那样广阔、宏大、壮观，他的这种批评方式与自然科学实证式的批评是对立的，同时又是互补的，这在当时是一道十分独特的景观。 一、周作人散文品格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的相结合 （一）散文创作的趣味、苦涩之风格到批评的审美趣味选择 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了题为《美文》的短论，第一次真正从本体论方面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他的散文名篇散发着艺术性美文的气质，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脱俗而又灵动，给人以自然、清静、脱俗、雅致的'感受。读来就像是如临其境，特别地舒适惬意。此外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著作中还可以发现周作人对“苦”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如《苦竹杂记》《苦口甘甜》、《苦茶随笔》等等，甚至书房也被命名为“苦雨斋”。可见，周作人把生活的各种不如意带来的“苦涩”融进自己的文章中，这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所以周作人认为“趣味”是一切文学鉴赏批评的基础，读者和批评家都是凭借着自己的趣味品评文章，他倾向评论那些适合自己个性趣味的文章，独抒性情，表达感受。 （二）谈天地万物、平淡自然的文风到批评的自由精神 周作人是名副其实的杂家，他的散文涉猎面十分广博，举凡民俗学、心理学、神话传说以及天地之间的物象无不具备。在《雨天的书·序》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可见周作人把平淡自然作为写文章的审美标准，评论文章从来不刻意雕琢、矫揉造作，而是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净朴素的美，这与周作人受传统儒家中庸人生观的影响密切相关。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认为“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把文艺比作园地，不言而喻，就是要说真正的文艺是开放自由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表达，一切扼杀文艺的自由和个性都是封建的和不人道的。周的这种文艺观显然是与“五四”时期的相对宽松、自由、和谐的氛围是一致的，比如对“人的发现”始于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周作人将“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他的文艺批评也透露出人性的自由表达。 （三）创作与批评的交汇融合 周作人赞赏和习惯的是主观、印象、感悟式的批评方式，读过他的批评文字，就会觉得，他只是在惬意地报告自己的读书体会与经验。他说“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因而在他那里批评便成为主观的表现，趣味的综合，优秀的批评文章应属于文艺作品，而“别有一种价值”，只做主观印象式地鉴赏，不忍做法理的判决，批评是一种独立而自由的艺术。如他凭着自己的印象与感悟品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的情诗《 蕙 的风》，大胆地、痛快地评价别人所蔑视、诟病的情诗，形成了新文学史上十分特立独行的批评风格，对今天依然有着借鉴的作用。 二、周作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宽容精神 （一）由“自由”衍生出来的“宽容” 众所周知周作人的创作和批评都坚持自由的精神，他说过“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的，不是平等；是分裂，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如他对鲁迅《阿Q正传》的评论，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对于当今依然是振聋发聩。此外周作人还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辩护的，他以宽容的态度和原则体察文学青年的时代苦闷，说是“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批评中渗透着宽容的理解与阔大的胸襟。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内在修养，感情操练，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无疑他所追求的是自由、个性，是理解、宽容、开放，真正做到与读者和作家灵魂深处的内在沟通。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展个性注重创造，同是人生的文学的方向，现象上或是反抗，在全体上实是继续，所以应该宽容，听其自由发育”。 （二）由“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导引出来的“宽容” 在“人的文学”的指导下，周作人随后提倡“平民文学”，倾向“人生写实派”的一方，文学是自由的，写实的，个性地表达人性的，而不是封建的、虚无的，单一的。这样，周作人便主张以宽容的立场品鉴文学，宽容是他文学批评理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品质之一。在他的理论批评文章中，宽容精神原则处处显现，他在告诫批评者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关键在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分析，而不是“理性的判断”，批评家没有权利以个人的意见去“统一”文坛，“规范”作家的创作，更不用说决定作家作品的命运了。批评家对于文艺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达到极限，这是普遍的真理。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真正做到践行了宽容的批评原则。 三、周作人散文创作及批评观的渊源浅探 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观和批评观总的来说是比较向传统回归的。他对儒家、道家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注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批评方法的吸收和运用，都说明周作人对传统的批评内核情有独钟，但他同时更是一位现代式的批评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浑然天成，独特新颖，不得不说是成功的，值得后人学习的。
1， 中国现文史发展的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8-1937）；第三个十年（1938-1949）2， 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性、全局性的本质特征：新与旧的冲突与承接；中与外的沟通和融会；伴随始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四个阶段：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种文化思想：洋务派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想，维新派与革命派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伦理革命为中心的文化思想。4， 晚清的又一次文化繁荣表现在：文化观念的变化，翻译文学的繁荣，小说界革命，话剧的萌芽。5， 两个话剧团题：1906年成立德春柳社和1910年成立的进化团。6， 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的《茶花女》和排演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最初萌芽。7， 《新青年》1915年创刊于上海，主编陈独秀。8， 《新青年》于1917年1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史》。这两篇文章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标志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正式开始。9， 上述文章的发表得到了一批旗手的积极呼应：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鲁迅，周作人。周作人还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10， 1918年1月，以《新青年》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的统一战线。11， 除《新青年》外，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还有：《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12， 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被迫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全民学校采用。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3， 相信文化新闻学法铺的复古牌：学衡派，甲寅派。甲寅派代表人物：张士钊。14，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新诗集。刘半农的无韵诗和散文诗为中国最早。15， 陈衡哲是最早创作白话小说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老夫妻》1918年10月发表在《新青年》上，是中国现代第二篇白话小说，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雨点》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童话小说。16， 胡适于1919年3月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第一步刊载于正是刊物的话剧创作。17， 1921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五四文学革命后最早的话剧社团“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最早的话剧刊物《戏剧》月刊。18， 1918年4月《新青年》开辟了“随感录”专栏，这是现在散文最早出现的品种。19， 1921年周作人发表了《美文》一文，号召新文学作家致力于美文创作，对推动中国现代散文的自觉发展有重要意义。20，鲁迅的创作：1）前期创作：现实题材小说集《呐喊》《彷徨》；抒情散文集《野草》；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2）后期创作：历史题材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花遍文学》《且介亭杂文》。21，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
。这个““发生 发生””的条件包 的条件包 括新文学和文化实践的主体、方式和资源 括新文学和文化实践的主体、方式和资源 等一整套社会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9年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晚清以降，国势陵夷，内忧外患频仍，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沉重的道义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性质。同时，又由于受到西方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也受到了重视。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念迁衍的一条基本的线索。周作人的文学观无疑是矗立在功利主义对面的一个重镇。他的文学观明显可以分为留日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前期和二、三十年代三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中，其文学观都与功利主义存在着对立、依存和对话的复杂关系。本文从这个角度着眼，力图凸显周作人文学观的主要品格，并对其作出新的历史评价。一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以对晚清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的姿态出现，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出路所在。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把人的精神个性看作中国落后的症结。发现病根，自然就要对症下药，寻求医治的药方。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唤醒国人的觉悟，改造国民的精神呢？他们都强调了“心声”或“精神”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最能表达一个民族“心声”的莫过于文学，因此他们要借助文学来改革国民精神。然而他们又接受了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没有急近功利，而是强调文学的“不用之用”。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写道：“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提出“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关于“不用”，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所谓“用”，他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这样，他们的“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就把民族主义的诉求与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结合了起来。周作人从自己接受的纯文学概念和文学功用观出发，对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进行批判，认为他们不了解文学的真义。这显然与传统的文学观有关：“古者以文章为经世之业，上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历世因陈，流乃益大。”像《文心雕龙》本是中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但还是拘于成见，强调“原道”、“征圣”、“宗经”。刘勰在序言中说，他过了三十岁，曾经梦见自己拿着朱红漆的祭器跟着孔子向南走。并且说：“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近时文论，他不点名地以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靶子。认为它们的错误有二：强调治化而导致文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如《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强调文学不能离治化而独存，指译小说为诲淫诲盗。就是那些提倡新小说的人也中了实用之说的毒：“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另一错误是持传统的杂文学观，或不能正确认识现今的文类，或贬低小说、词曲等文体。尽管如此，“二周”与梁启超之间在文学功用观上也是有继承关系的。周作人后来把话说得很明白：“《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周氏兄弟用非功利的文学观念修正了梁启超的观念，表现出了更彻底、更全面的现代性，尽管他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在周氏兄弟以前，王国维率先在中国提倡纯文学和“非功利”的文学观念。周作人也曾谈到他们与王国维的关系：“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7年，“二十年前”正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应指王氏那些当时堪称空谷足音的哲学、美学论文。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指责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吾国论文，久相沿附，非以文章为猥琐之艺，则或比之经纬区宇、弥纶宪彝，天下至文必归名教，说之不衷，姑不具论。”我们很容易由此想到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中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抨击。王国维的“非功利”的文学功用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及晚清文坛以文学为新民之道的主流文学观念。《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以主要的篇幅批判了中国“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以哲学、艺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 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娼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娼优蓄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他把是否以文学为工具看作文学盛衰的原因。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攻击晚清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工具论倾向，并指斥把文学视为政治、教育的手段：“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等分治的“纯文学”观念。从表面上看，“二周”的“不用之用”与王国维的“无用之用” 差不多，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王国维强调的是“无用”，而“二周”更强调“用”。尽管二者都深受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周氏兄弟更多的是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继承者。他们与王国维对文学有着根本不同的诉求，这种不同来自于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观和民族国家观。可以说，周氏兄弟的文学功用观是对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双重超越，对梁启超的超越使他们的文学观念摆脱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掣肘，对文学作用的理解更贴近了文学自身，为文学深刻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对王国维的超越是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回应了文学与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要求，把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没有这两点，中国现代性的文学观念都无法真正确立。在周氏兄弟那里，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二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看到晚清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到更有必要通过思想启蒙来改造社会意识和民族心性，建设全新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建立独立、统一、富强、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而文学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启蒙的最好的工具，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说，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路径是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胡适即从思想启蒙的立场来倡导文学。他在作于1922年5、6月的《我的歧路》中，叙述过自己在文学革命最初两三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提倡思想、文艺的原因：“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919年7月，他有感于国内一些新潮的知识分子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不谈面临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便忍不住开始发表谈政治的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他仍然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主张——我们至今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陈独秀更是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倡导文学革命的。面对晚清以来几次大的政治变革的失败，陈独秀认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于政治，如儒家的三纲之说，为中国封建伦理、政治的基础，而自由、平等、独立的学说为西方伦理、政治的基础；因此他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他正是着眼于精神的革新，来从事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的。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得十分明白——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进行文学革命就是要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的自觉，为政治革命准备基础。周作人同样从思想革命的视野提出他的文学革命主张。1918年12月，他发表论文《人的文学》，揭橥“人的文学”大旗，倡导人道主义的文学。接着，他又提醒道：“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 他又站在启蒙的立场，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遍”、“真挚”的“平民文学”。 在这些文章中，周作人明确地把思想革命的要求与文学革命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对文学革命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更高、更具理论涵括盖力的理论概括，把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歧异。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观念表现出了功利主义倾向，似乎只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学观念的发展，实际上两者之间有了质的区别。首先，在思想基础上，梁启超倡导文学改良的目的是“新一国之民”，没有把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人的觉醒视为根本；相对而言，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是以人为本，其思想基础是周作人所说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注意到了文学的独立性的问题。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就是文学革命中第一篇论述纯文学与杂文学不同的专门论文。他区别了“文字”与“文学”，把纯文学与杂文学区别开来，同时也是把文学从杂文学担负的各种职能中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由于“文以载道”妨碍了文学的独立性，贬低、压抑了作家的自我，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故在文学革命中受到广泛的批判。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评韩愈“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之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指出，“文以载道”之说，“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若必如八股家之奉《四书》《五经》为文学宝库，而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尽举一切‘先王后世禹汤文武’种种可厌之名词，而堆砌之于纸上，始可称之为文。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 尽管如此，从思想革命的要求出发，把文学当作传播新思想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仍然是功利主义的；并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弊病，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中存在的观念化倾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文以载道”这一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求载封建之道，二是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倡导者们反对的主要是载封建之道，并没有真正反对这一观念中的把文学当作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工具的文学精神，虽然他们由于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不无几分犹豫。甚至可以说，他们把文学视为思想启蒙工具的本身仍体现着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不过，他们的文学观与传统的功利主义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其要求传载的新思想不像“文以载道”的“道”那样是超验的，而是一定要经过个人的体认。这个不同来自他们普遍接受的个人主义观念。刘半农说得明白：“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周作人毕竟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对文学革命的要求的，也很容易导致忽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特点。不过，在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中，他是唯一的一个始终注意维护文学自身独立性的批评家。在与《人的文学》同作于1918年的《平民的文学》一文中，他把自己称为“人生艺术派”，“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其目的，“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人生艺术派”与“人的文学”相比，便明显地多了“艺术”的标识，表明他注意到了“人的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局限。在稍早发表于1918年5月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他称二叶亭四迷为“人生的艺术派”，砚友社为“艺术的艺术派”。 由此可见，他提出“人生艺术派”的主张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启示。1920年1月，周作人在北平少年学会发表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正式对“人生派”的功利主义倾向提出警告，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玉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表面上看起来，他对“人生派”和“艺术派”都打了板子，其实他的话主要是针对“人生派”的。因为“人生派”是当时新文学的主流，他说这样的话是出于对“人生派”功利主义倾向的警觉的。在文学革命的最初几年中，由于过分强调“为人生”，初期的新文学创作——如“问题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忽视情思和艺术表现的倾向。周作人开始与新文学主流的功利主义倾向分道扬镳。三以《新文学的要求》为标志，周作人开始由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人的文学”走向“个性的文学”。“个性的文学”是我借用他的一篇同名的随笔的名字，指称其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文学观。《个性的文学》发表于1921年1月，他认定文学首先应该表现作家自己的个性，他的结论是：“（1）创作不宜完全抹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 从本体论上来说，“个性的文学”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把文学看作作家内心真实而自然的流露，那么在文学功用观上自然就会强调“非功利”，至少也会大大淡化功利性的要求。周作人试图通过坚守“个性”，反对“工具论”来抵制功利主义文学。二十年代周氏的文艺思想主要反映在《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两个集子里，他在《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一文中正式提出：“文艺以自我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的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 他继续对新文学中日见抬头的功利主义倾向表示不满，在《〈自己的园地〉序》中他说：“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他的文艺观的理论原型，是蔼理斯（Havelock Ellis）自我表现的文艺本体论与托尔斯泰“情绪感染说”的文艺功用观的联合 ，不过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自在主导倾向上的意义。这样既实现了“自己表现”，又给文艺的社会功用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他强调，“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在“自己的园地”里，“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 他否定“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认为文艺以“个人为主义，表现情思而成为艺术”，而读者“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他把自我表现作为建设文艺“理想国”的准则。正是因为个性各异，他要求“文艺上的宽容”，说“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反对主张自己的判断而忽视他人的“自我”的不宽容态度。由此，他进一步主张文艺批评是“主观的欣赏”、“抒情的论文”，要“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 在他看来，人们凭着共同的情感，可以理解一切作品，但是后天养成的趣味千差万别，无可奈何。故他说文艺作品的“绝对的真价我们是不能估定的”。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与革命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为了密切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使文学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从而把五四新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动了文化批判，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把文艺视为政治革命的工具，为此高度强调世界观的作用，甚至要求作家放弃自己的个性去表现既定的政治观念，大大强化了文学的功利主义色彩。连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都被讥为“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的落伍者，那么作为弟弟本人的周作人更是落伍的活标本了。栖身于艺术之塔，写一些以趣味为主的小品文，似乎更是玩物丧志的证明。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受到了几次来自左翼文坛的直接攻击。周作人则通过建立系统化、有序化的文艺思想来为自己辩护，同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左翼的革命文学以回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是周作人表明自己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自我表现的文学观。他宣称：“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的鼓动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 任何一种文学观都要接受文学史的检验。那么，如何解释文学史上那些具有鼓动作用的文学作品呢？他解释道：“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他区分了文学上的“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对立，并以此来评判新文学。那么，自我表现的文学自然是“言志”派的文学，是文学的正宗。他把左翼革命文学看作是八股文和试帖诗之类在现代的翻版。他努力沟通古代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联系，把新文学的发达归功于对公安派、竟陵派“言志”传统的继承，把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视为自我表现文学的标志。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抄录了他一系列文章的要义，讽刺了那些现代“载道的老少同志”。周作人特别喜欢骂韩愈，批评韩文的纰缪和八股腔，讽刺韩文为滥调古文的楷模，原因就在于韩愈喜欢在文章里讲道统，把自己当作“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他的势力影响深远，至今弥漫于全国上下。 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自从韩愈好在文章里面讲道统而后，讲道统的风气遂成为载道派永远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载道的口号，虽则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着韩愈的系统而已。” 周作人在《瓜豆集》的《题记》中明确指出自己骂韩愈是因为觉得当时“读经卫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韩文公的伙计也” 。他引用《草木虫鱼·小引》中的话：“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边还有一对蜡烛，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他用“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的格言，说明文学是不革命的，能革命的就不必需要文艺或宗教。 他旁敲侧击地把左翼文艺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讥之为古已有之的“文字狱”、“官骂文章”之新的发展。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之间是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的，它们都把文学看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如果像革命宣传所说的，革命和政治能够更好地为人生，那么自然就有权力来要求文学为革命和政治服务了。然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受到了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注意到文学的独立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个性，载的是自己之道。而很多革命文学论者急近功利，把文学看作是特定的集体事业的一部分，高度强调世界观的作用，淡化作家的个性。因此，从二十年代末期以降，公式化、概念化一直是革命文学难以祛除的顽疾。周作人这时的文论大都带有和革命文学作家论争的色彩，他不免抬高自己的嗓门，并语含讥讽，把文学的“非功利”说得有些过火。其实，他并不是要排斥功利，他曾修正其对“言志”与“载道”的分别：“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载自己的道”的重要意义在于超越了“功利”与“非功利”的简单对立，把“功利”与“功利主义”区别开来。从留日时期以来，他一直坚持“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尽管1928年以后更多地退回书斋，他依然坚持了启蒙主义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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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作人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作人
查得很辛苦的!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建。人道主义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周作人以中西文化冲突为历史背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文学与人的关系入手,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具有原刨性的人的文学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体系,这就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打下了第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
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1、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2、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3、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 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周作人生平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草木虫鱼”，结果只能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 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参考资料：新浪BLOG-周作人生平
查得很辛苦的!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
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 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 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泽泻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 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 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 [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 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 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 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 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 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 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 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 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 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 摘译英Arther 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片 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 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狂言选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 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石川啄木诗歌 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事记 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平社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古代随笔 枕草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浮世理发馆 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奇安对话集 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快乐王子》）。收集在《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选 2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社希腊神话 50年代脱稿，即将出版
1、散 文：《祖先崇拜》、《思想革命》、《前门遇马队记》、《碰伤》、《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山中杂信》、《资本主义的禁娼》、《三个文学家的纪念》、《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沉沦》
2、情诗：《镜花缘》、《自己的园地》旧序、《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沉默》、《生活之艺术》、《苦雨》、《苍蝇》、《若子的病》、《死之默想》、《喝茶》
3、文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儿童的文学》、《个性的文学》
4、美文：《圣书与中国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贵族的与平民的》、《论八股文》
5、诗歌：《小河》、《两个扫雪的人》、《山居杂诗》、《饮酒》、《昼梦》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 （或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省会稽县（今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1、《欧洲文学史》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欧洲的文学史，它主要讲述了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经鲁迅推荐，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国史馆工作。九月被聘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馆编纂编辑中，开始撰写《近代文学史》与《希腊文学史》讲义，合而为《欧洲文学史》。
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入“北京大学丛书”。全书约十万言，分希腊、罗马、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十七十八世纪三卷。
2、《雨天的书》
《雨天的书》收录五十六篇，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收录了《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本书最可显示周作人前期随笔的风格特色，也就是“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是周作人的性情之作，影响深远。
3、《鲁迅的故家》
介乎随笔和叙事散文之间,其中描写的情景造就了一种距离感,避免了一般叙事散文再现情景而导致的做作凝滞,显得干净空灵,不求即情即景,情景反而俱在,意味或许更强。这些特点,在"百草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4、《过去的工作》
作者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是诚实的表现，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意义。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最终超越了启蒙主义者。
5、《风雨谈》
《风雨谈》是201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周作人。本书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