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财长会议的国家有：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八国集团（Group-8，G8）的成员国有：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俄罗斯。
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一、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发展更替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主要有三个：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和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1、六十年代的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协调十国集团[1]成员国应对国际债务危机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机制。当年，1962年OECD第三工作组（当时讨论政策协调和国际收支余额调整的主要论坛）成员国以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名义举行会议，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项特殊贷款。从此，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便固定下来。该机制央行行长机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单独的月度例会。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作用是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采取一致行动；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应付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货币危机。该机制最大的成就是制定了《借款总安排》，提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充足率并实行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各工业化国家除了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外，并没有进行大的国际协调活动，因此该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虽然这一机制至今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过于庞大也过于欧洲化，[2]终于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不能承担领导世界经济的重任而被五国财长机制取代。2、七十年代的五国财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最初雏形是1973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白宫的图书馆会面，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协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谈判中的立场和步调。日本随后加入进来。意大利也曾出席过两次会议，但却没有成为正式成员。后来成员国央行行长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改革非正式决策机构，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后，在为首脑会议服务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会议召开前，一般由五国财政部副职先召开筹备会，为财长会议作准备。会议是不公开的，也不发表公报，直到1985年的广场会议，它才把决策内容告知于众。随即在1986年被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所代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3、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七国首脑会议要有更大的作为，议题不断增加，功能不断扩展，不可能再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于是，1986年5月举行的东京首脑会议决定建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作为成员国在货币与财金合作方面的主要协调方式。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于1986年9月首次聚会。该机制服务于七国首脑会议，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的核心体系。二、七国集团关于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功能定位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明确了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职责，主要是：⑴及时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⑵促进各国经济低通胀增长；⑶促进市场导向的就业与生产投资；⑷推动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⑸促进汇率进一步稳定；⑹监督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与贸易余额、货币发行增长率、储备率和汇率等经济变量，如果发生偏差，应该拿出一致的补救措施。三、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运行概况七国集团的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75年首脑会议诞生到1985年以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五国财长会议，意大利有时参加；五国财长参加首脑会议，有时央行行长也参加，财长会议是不公开的，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atsummit）。1985年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走向公开后，在次年吸收意大利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单独召开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standalone），每年分上半年（lead-up）和下半年（follow-up）至少举行3次，从1998年开始又增加了首脑会议前的会晤（pre-summit）。总的来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挥了很大作用,是首脑会议之外最重要的协调机制。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1963年在18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时，75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 ，当时称为"75国集团"。后来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但仍沿用了77国集团的名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切身利益而走向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77国集团为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但中国并不是77国集团成员。20国集团 (Group 20) 由8国集团、欧盟以及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20国集团创始会议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正式举行，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 会议主要讨论正式建立20国集团会议机制，以及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问题。与会代表不仅将就各国如何制止经济危机进行讨论，也将就国际社会如何在防止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交换意见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简称G7峰会，是由七国集团，即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英德法日加意）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它对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G-7 Summit），由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简称G7。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其次，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阵营内部德美英“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总之，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基辛格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1994年7月世界上较为发达的七个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1月15—17日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第二次会议于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加拿大总理也参加进来。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本次会议呼吁重视平衡增长，强调存在着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未提出具体措施。第三次会议于1977年5月7—8日在伦敦举行。欧洲共同体主席首次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减少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意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政策。第四次会议于1978年在波恩举行，会议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决心减少石油进口，强调发展核能和煤炭工业，承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第五次会议于1979年6月28—29日在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第六次会议于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第七次会议于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华举行。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利率和国际贸易。西欧与会国既对美国的高利率表示不满，又在贸易问题上指责日本。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欧、美分歧尖锐。会议宣言称，与会各国将在这方面进行磋商，改进同苏联进行战略物资和技术贸易的现行制度，以保证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经济政策继续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标。第八次会议于1982年6月2—6日在凡尔塞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的共同对策，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对策。会议就如何对苏实行制裁方面达成了协议。会议在讨论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冲突时，支持英国在马岛冲突中的立场。第九次会议于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国的威廉斯堡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经济货币问题。会议发表了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这是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首次就安全问题发表的文件。第十次会议于1984年6月7—9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经济问题、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在讨论西方经济复苏问题时，西欧国家谴责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会议发表了《伦敦七国首脑经济宣言》，但对上述问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第十一次会议于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举行。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和经贸问题，并发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后公报。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鲜问题，“希望创造政治环境，消除朝鲜半岛的分裂”。在讨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议文件对该计划只字未提。第十二次会议于1986年5月4—6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经济宣言》呼吁解决失业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问题。要求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三次会议于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形势，并发表了《威尼斯经济宣言》。宣言强调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与会国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和外贸逆差、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第十四次会议于1988年6月19—21日在多伦多举行。会议发表了《七国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宣言认为，严重的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西方经济蒙上了阴影；呼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稳定美元汇率，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五次会议于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再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并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重要议题。第十六次会议于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顿举行。重点讨论了多边贸易谈判，对苏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发表了《经济宣言》，阐述了与会国对西方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第十七次会议于1991年7月15—17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就当前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宣言。由于本次会议邀请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所以西方舆论界又称它是“7+1”会议。本次会议突出讨论了对苏援助问题。尽管七国首脑原则上都同意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会议并没有决定采取实际行动。第十八次会议于1992年7月6—8日在慕尼黑举行。按照惯例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由于会议涉及的问题七国首脑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惊人的效果。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97年6月20—22日在美国西部山城丹佛举行。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该次会议，所以，已经召开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成了“八国峰会”。不过，由于俄罗斯经济实力与西方七国相差悬殊（GNP仅占全球1%，美国占26%），因而，仍被排除在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汇率等核心问题之外，没有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也无资格签署内容广泛的经济声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口老龄化、“克隆”人等问题，并发表了长达18页的最后公告。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3年6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环保问题、贯彻《京都议定书》的宗旨与精神、集体对抗温室效应造成的地球气温上升的问题。围绕如何重振全球经济、增加发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地区冲突、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届会议上，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受邀参与了南北非正式会谈。第三十次会议于2004年6月8—10日在美国佐治亚周“海岛”举行，主要的议题除了中东改革、伊拉克重建两个焦点问题以外，八国领导人还讨论了防扩散、反恐、全球经济和援非等问题，并通过了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来5年内主要为非洲培训7.5万名维和人员等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继上次首脑会议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非正式会谈之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周小川与金人庆受到美国财长斯诺的邀请参与G7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的高峰会。其代表中国正式融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之中。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5月10-11日在英国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复苏、金融监管以及贸易促进等领域的多项问题。同时东道国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指出，各国财长届时将会重点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在确保经济实现有效复苏的同时，继续落实必要的财政紧缩措施以确保政府财政状况的合理有序。与此同时，各方还将就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重点审视日本宽松新政的实际效果与影响。[1]2018年6月9日，联合公报不签、进口汽车税照征!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落下帷幕，为了掩饰内部分歧，主办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宣布，由美国支持的G7峰会联合公报将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削减贸易壁垒。然而特鲁多话音刚落，就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驳：“特鲁多说假话，我已经下令让美国代表不要签署联合公报!”2019年8月24日，在法国比亚里茨举办G7峰会，日本、美国、智利等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当地机场，现场安保人员荷枪实弹。2020年的G7峰会最初定于6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但随后由于疫情影响，特朗普先是提出推迟峰会并改为线上举办，随后于5月份提出改在秋季举行。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至少9月举行，并希望邀请另外四个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峰会。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再次推迟G7峰会。特朗普告诉记者称，“我更倾向于把它（G7峰会）推迟到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再举办。我们本打算在9月召开这次峰会。”此外，特朗普表示，他计划邀请七国集团以外的国家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21年，由英国接手主办后，峰会预计将于6月11至13日于英格兰西南部康瓦尔郡(Cornwall)海岸城镇举行。[2]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1963年在18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时，75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 ，当时称为"75国集团"。后来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但仍沿用了77国集团的名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切身利益而走向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77国集团为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但中国并不是77国集团成员。20国集团 (Group 20) 由8国集团、欧盟以及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20国集团创始会议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正式举行，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 会议主要讨论正式建立20国集团会议机制，以及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问题。与会代表不仅将就各国如何制止经济危机进行讨论，也将就国际社会如何在防止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交换意见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简称G7峰会，是由七国集团，即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英德法日加意）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它对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G-7 Summit），由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简称G7。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其次，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阵营内部德美英“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总之，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基辛格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1994年7月世界上较为发达的七个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1月15—17日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第二次会议于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加拿大总理也参加进来。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本次会议呼吁重视平衡增长，强调存在着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未提出具体措施。第三次会议于1977年5月7—8日在伦敦举行。欧洲共同体主席首次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减少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意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政策。第四次会议于1978年在波恩举行，会议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决心减少石油进口，强调发展核能和煤炭工业，承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第五次会议于1979年6月28—29日在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第六次会议于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第七次会议于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华举行。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利率和国际贸易。西欧与会国既对美国的高利率表示不满，又在贸易问题上指责日本。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欧、美分歧尖锐。会议宣言称，与会各国将在这方面进行磋商，改进同苏联进行战略物资和技术贸易的现行制度，以保证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经济政策继续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标。第八次会议于1982年6月2—6日在凡尔塞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的共同对策，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对策。会议就如何对苏实行制裁方面达成了协议。会议在讨论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冲突时，支持英国在马岛冲突中的立场。第九次会议于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国的威廉斯堡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经济货币问题。会议发表了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这是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首次就安全问题发表的文件。第十次会议于1984年6月7—9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经济问题、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在讨论西方经济复苏问题时，西欧国家谴责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会议发表了《伦敦七国首脑经济宣言》，但对上述问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第十一次会议于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举行。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和经贸问题，并发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后公报。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鲜问题，“希望创造政治环境，消除朝鲜半岛的分裂”。在讨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议文件对该计划只字未提。第十二次会议于1986年5月4—6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经济宣言》呼吁解决失业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问题。要求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三次会议于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形势，并发表了《威尼斯经济宣言》。宣言强调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与会国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和外贸逆差、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第十四次会议于1988年6月19—21日在多伦多举行。会议发表了《七国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宣言认为，严重的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西方经济蒙上了阴影；呼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稳定美元汇率，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五次会议于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再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并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重要议题。第十六次会议于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顿举行。重点讨论了多边贸易谈判，对苏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发表了《经济宣言》，阐述了与会国对西方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第十七次会议于1991年7月15—17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就当前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宣言。由于本次会议邀请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所以西方舆论界又称它是“7+1”会议。本次会议突出讨论了对苏援助问题。尽管七国首脑原则上都同意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会议并没有决定采取实际行动。第十八次会议于1992年7月6—8日在慕尼黑举行。按照惯例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由于会议涉及的问题七国首脑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惊人的效果。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97年6月20—22日在美国西部山城丹佛举行。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该次会议，所以，已经召开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成了“八国峰会”。不过，由于俄罗斯经济实力与西方七国相差悬殊（GNP仅占全球1%，美国占26%），因而，仍被排除在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汇率等核心问题之外，没有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也无资格签署内容广泛的经济声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口老龄化、“克隆”人等问题，并发表了长达18页的最后公告。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3年6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环保问题、贯彻《京都议定书》的宗旨与精神、集体对抗温室效应造成的地球气温上升的问题。围绕如何重振全球经济、增加发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地区冲突、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届会议上，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受邀参与了南北非正式会谈。第三十次会议于2004年6月8—10日在美国佐治亚周“海岛”举行，主要的议题除了中东改革、伊拉克重建两个焦点问题以外，八国领导人还讨论了防扩散、反恐、全球经济和援非等问题，并通过了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来5年内主要为非洲培训7.5万名维和人员等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继上次首脑会议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非正式会谈之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周小川与金人庆受到美国财长斯诺的邀请参与G7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的高峰会。其代表中国正式融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之中。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5月10-11日在英国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复苏、金融监管以及贸易促进等领域的多项问题。同时东道国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指出，各国财长届时将会重点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在确保经济实现有效复苏的同时，继续落实必要的财政紧缩措施以确保政府财政状况的合理有序。与此同时，各方还将就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重点审视日本宽松新政的实际效果与影响。[1]2018年6月9日，联合公报不签、进口汽车税照征!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落下帷幕，为了掩饰内部分歧，主办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宣布，由美国支持的G7峰会联合公报将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削减贸易壁垒。然而特鲁多话音刚落，就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驳：“特鲁多说假话，我已经下令让美国代表不要签署联合公报!”2019年8月24日，在法国比亚里茨举办G7峰会，日本、美国、智利等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当地机场，现场安保人员荷枪实弹。2020年的G7峰会最初定于6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但随后由于疫情影响，特朗普先是提出推迟峰会并改为线上举办，随后于5月份提出改在秋季举行。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至少9月举行，并希望邀请另外四个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峰会。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再次推迟G7峰会。特朗普告诉记者称，“我更倾向于把它（G7峰会）推迟到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再举办。我们本打算在9月召开这次峰会。”此外，特朗普表示，他计划邀请七国集团以外的国家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21年，由英国接手主办后，峰会预计将于6月11至13日于英格兰西南部康瓦尔郡(Cornwall)海岸城镇举行。[2]
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是八国集团(Group-8，G8)的前身。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1、论文发表等级-第一级-T类-特种刊物论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特种刊物论文。 2、论文发表等级第二级-A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为准)，或同一学科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不含报道性综述、摘要、消息等。 3、论文发表等级第三级-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见《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或在国内同一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4、论文发表等级第四级-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由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发布中文核心期刊目录。1992年推出《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1996年推出(第二版)，2000年推出(第三版)，2004年推出(第四版)，2008年推出(第五版)，2011年推出(第六版)，第七版(2014版) 5、论文发表等级第五级-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双刊号期刊(有期刊号“CN”“ISSN”，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6、论文发表等级第六级-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7、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分为三个级别(类)：内部刊物必须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主办单位级别分为：第七级-国家级内刊(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专委会、教育部等自办刊物)，第八级-省级内刊，第九级-区级内刊。
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一、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发展更替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主要有三个：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和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1、六十年代的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协调十国集团[1]成员国应对国际债务危机等重大经济问题的机制。当年，1962年OECD第三工作组（当时讨论政策协调和国际收支余额调整的主要论坛）成员国以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名义举行会议，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这项特殊贷款。从此，工业化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便固定下来。该机制央行行长机制还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单独的月度例会。工业化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的作用是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采取一致行动；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应付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货币危机。该机制最大的成就是制定了《借款总安排》，提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充足率并实行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各工业化国家除了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外，并没有进行大的国际协调活动，因此该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虽然这一机制至今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过于庞大也过于欧洲化，[2]终于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不能承担领导世界经济的重任而被五国财长机制取代。2、七十年代的五国财长机制。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最初雏形是1973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白宫的图书馆会面，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协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谈判中的立场和步调。日本随后加入进来。意大利也曾出席过两次会议，但却没有成为正式成员。后来成员国央行行长也被邀请参加会议。五国财长与央行行长机制实际上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改革非正式决策机构，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后，在为首脑会议服务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会议召开前，一般由五国财政部副职先召开筹备会，为财长会议作准备。会议是不公开的，也不发表公报，直到1985年的广场会议，它才把决策内容告知于众。随即在1986年被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所代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3、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七国首脑会议要有更大的作为，议题不断增加，功能不断扩展，不可能再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于是，1986年5月举行的东京首脑会议决定建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作为成员国在货币与财金合作方面的主要协调方式。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于1986年9月首次聚会。该机制服务于七国首脑会议，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协调决策具有实质影响力的核心体系。二、七国集团关于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功能定位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明确了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职责，主要是：⑴及时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⑵促进各国经济低通胀增长；⑶促进市场导向的就业与生产投资；⑷推动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⑸促进汇率进一步稳定；⑹监督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胀率、利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比例、经常账户与贸易余额、货币发行增长率、储备率和汇率等经济变量，如果发生偏差，应该拿出一致的补救措施。三、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的运行概况七国集团的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75年首脑会议诞生到1985年以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五国财长会议，意大利有时参加；五国财长参加首脑会议，有时央行行长也参加，财长会议是不公开的，在首脑会议期间举行（atsummit）。1985年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走向公开后，在次年吸收意大利和加拿大正式建立了单独召开的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standalone），每年分上半年（lead-up）和下半年（follow-up）至少举行3次，从1998年开始又增加了首脑会议前的会晤（pre-summit）。总的来看,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挥了很大作用,是首脑会议之外最重要的协调机制。
国外影响力比较大的期刊主要包括：SCI、EI和ISTP，俗称国际三大检索。国内方面：CSCD、中文核心期刊目录、CSSCI。
从整体上说，发表论文最好的期刊，是本领域本选题方向、刊物等级最高、影响因子最高的正规期刊。即期刊等级越高，期刊越好，比如sci期刊比国家级期刊要好。而在sci期刊中，一区的期刊要比其他分区的期刊更好。从发表论文本身来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一是要看有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以评职称发表论文为例，要区别发表论文达到职称要求。二是要对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估，只是达到发表国家级期刊的水平，就不要选核心期刊。虽然核心期刊比国家级期刊要好，但对本论文来说，国家级期刊是最好的期刊。
没有，一直到高中必修二最后一两个单元才有涉及
两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是西班牙学者埃斯特万·巴伦蒂。
主旨：西班牙《起义报》二零零二年七月一十四日发表埃斯特万·巴伦蒂的《两种全球化》一文，也不同意全球化对各国都利大于弊的说法，而是认为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该文说：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三十多个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百分之一十一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七十。“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它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面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巴伦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高了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衷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转向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风险和灾难。越来越多的人还从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中认识到，机遇和利益多半是潜在的，而风险和灾难则多半是现实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论断为时过早。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1963年在18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时，75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当时称为"75国集团"。后来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但仍沿用了77国集团的名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切身利益而走向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77国集团为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但中国并不是77国集团成员。20国集团(Group20)由8国集团、欧盟以及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20国集团创始会议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正式举行，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会议主要讨论正式建立20国集团会议机制，以及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问题。与会代表不仅将就各国如何制止经济危机进行讨论，也将就国际社会如何在防止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交换意见
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是八国集团(Group-8，G8)的前身。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WIV04疫苗组保护效力为72.8%。
5月26日，国际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登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发表的《两种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对成人COVID-19感染的保护效力评价》。
报告依据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总结分析了中国生物所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BIBP）、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WIBP）新冠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等Ⅲ期临床试验结果。
本项临床研究的两款疫苗WIV04和HB02分别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和生产，所用毒株（WIV04和HB02株）分别分离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两名患者。
病毒株在合格的，来自WHO的Vero细胞系中进行培养增殖，随后进行灭活和纯化。
所有疫苗和安慰剂均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定，编盲后的每支疫苗以唯一编码、外观相同的单剂量小瓶进行使用。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生物两款新冠灭活疫苗两针接种后14天，能产生高滴度抗体，形成有效保护，且全人群中和抗体阳转率达99%以上。
WIV04疫苗组保护效力为72.8%，HB02疫苗组的保护效力为78.1%。在安全方面，国药灭活疫苗安全性好，不良反应多为注射部位疼痛，程度轻，具有一过性和自限性。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6亿剂次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卫健委5月29日发布最新通告，称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6亿剂次。3月27日中国疫苗接种才首次突破1亿剂次，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国便实现了第6个“1亿剂”的目标，这是疫苗接种的中国速度。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首先，中国民众疫苗接种意愿高涨，群体免疫时间点将提前。据统计，自5月12日以来，中国连续18天新冠疫苗单日接种超1000万剂次。特别是5月最后一周，我国疫苗单日接种剂次都维持在1600万以上的高位。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此前接受采访称，中国疫苗接种能力已经达到单日1500万剂，是世界最高，并且还可以提高到单日2000万剂。按此速度，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到今年年底，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80％，即是将有9亿~10亿人接种新冠疫苗，有望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以上内容参考 千龙网-我国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结果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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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是由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并联合国药器械、天津启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南方医疗器材公司、北京仁康医疗器材经营部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拓展资料】国药集团全称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为企业理念，贯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创业、变化、激情、做人、坚持、数字"的企业管理理念，恪守"质量第一，满意服务，诚信经营，观念创新"的质量方针，整合优势资源，全力打造国药品牌。无论是在平凡的每一天，还是在灾情、疫情发生的每一刻，国药股份每一位员工都牢记公司的崇高职责和生存之本，倾尽全力，造福人类健康。2018年12月5日，荣获第八届香港国际金融论坛暨中国证券金紫荆奖最佳上市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发起设立，经国家经贸委批准，于1999年12月21日正式成立，国药股份秉承其前身中国医药公司半个多世纪的光荣传统，肩负着人民大众防病治病、康复保健、灾情疫情急救及中央储备等神圣使命，为保障公众的生命和健康不懈努力。国药器械全称国药控股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是2011-06-22在北京市密云县注册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小区14号楼1至2层12单元202(二层)。国药控股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销售III类医疗器械：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介入器材，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体外诊断试剂，临床检验分析仪器；II类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体外诊断试剂，临床检验分析仪器；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租赁医疗器械；道路货运代理；包装服务；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日用品、工艺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电子元件、家用电器、机械设备、文化用品、针纺织品、卫生用品、卫生间用具、汽车、汽车零配件；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维修办公设备、家用电器、仪器仪表；仓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