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重要的是你是如何看待丁克的：然后一、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丁克二、分好与坏两方面讨论导致出现丁克的这些问题三、讨论完后得出你的观点四、如何解决丁克问题
丁克族，一个怪异的名字，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好像没听说过。具体是哪一支？它居住在哪些省份，查了半天，也没有着落。原来，它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而是像“月光族”一样，属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没有孩子，也就是“后继无人”。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仔细分析，却有很多，但主要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什么叫观念？观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总和。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然后通过它来进行决策、计划，最后再采取行动。所以，丁克族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外部世界的影响，导致一些人形成某种观念，然后通过这个观念，去“指令”自己不去生育的结果。 “丁克”一词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来自国外，英文就叫“DINK”。原来汉语是取了它的谐音。但是，这不是一个词，这是一句话的缩写，原话为“Double Income No Kids”，意思是“双薪无孩”。当然，这里是特指那些明明有生育能力，却不想要孩子的家庭，而不是由于生理原因，没法生孩子的家庭。本文探讨的范围也是指的这个，即能够生育却心甘情愿“不生”，落得个身边“彻底干净”。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况，才是典型的“丁克家庭”。这种家庭形成的群体，才有资格叫“丁克族”。 丁克族的形成，是由于外界的“刺激”造成的。这在国外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暴增，而欧美国家却一直处于涨幅不大，甚至有的地方还“负增长”？这是一个像“谜”样的问题。是因为那些国家处于高纬度，天气严寒，农作物欠收？还是寒冷过度，不适合人口生存而大量死亡？应该不是。可能的情况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以及战后经济的恢复需要高强度的竞争。在这种形势要求下，有的人就吃不消了，这样就导致一些人“被迫”不要孩子，以免增加更大压力。于是，“丁克”一词就产生了。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丁克家庭”传到中国，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此时的中国已经“开放”了十几年，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给很多人造成了某种“压力”，所以就出现了“不要孩子”的观念。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人群并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不得不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于是就出现了记者专访、调查等事情，想看看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曾有一个研究生叫刘舒晗，她在一九九二年写过一篇论文《论我国丁克家庭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功能》，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出现“丁克家庭”的主客观原因。 “丁克家庭”出现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压力过大造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期，许多旧制度、旧框框逐渐被打破，特别是“铁饭碗”已经不存在，一切以生产效益和市场供需定胜负，企业实行严酷的“末尾淘汰”，竞争激烈，这就让一些人感到压力很大，自身都“泥菩萨过河”，哪能顾及到“下一代”。那时，有一句流行于民间的怪话：“三分钟快乐，十八年累赘”。意思是形成一个生命只有三分钟，供养它却至少要十八年。这样算，真是一件不划算的事！ “丁克家庭”产生的原因，还有心理因素问题。有的妇女看见生小孩非常痛苦，第一关就望而生畏。接着，孩子生下来，要吃要穿要照顾，这得专门雇一个保姆来带，需要把自己的工资拿一部分去支付。一旦上了幼儿园，就正式开始投入庞大的教育经费。如果是公家幼儿园，价格还不算太贵。如果是私立幼儿园，那就无深浅，有的地方可能还是天文数字。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虽不花钱，但只是法律解释。实际上也得花，是一种不同程度的“花”。读大学，从学费到生活费，可得全部自己掏，不能少一分钱。“补助”一词，在大学里已成为过去。这前后一算，人生的黄金时间，都是在为孩子费心费神费力，实在是不划算！ 以上是“丁克家庭”形成的被动原因。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主动原因。这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仅仅不够，还应该进一步把此路做的更“绝”一些，那就是永远掐断生育这条线，坚决不生一个。俨然看去，这种“自我牺牲”很有一点忧国忧民的味道。他们一般是搞学术研究的，舍不得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孩子身上而牺牲自己的事业。他们一生的追求，仿佛就是为了工作、事业而来。他们的孩子，就是能搞出的“成果”。出大成果，就是生胖小子！ 当然，还有一种类型，也属于主动性原因。就是一些收入丰厚的人，他们只图自己“玩得痛快”，不管别人会怎么样，更不要说国家会怎么样。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自己“安逸舒服”。他们要过的日子，是那种轻松浪漫的生活。从他们的经济收入来看，完全可以养活一大群孩子。即使在读大学，也能同时可供养三至五个。但是，他们讨厌孩子，认为这些“东西”完全是来“索债”的。有了他们，洋房没有了，小车没有了，餐桌上的山珍海味也没有了，甚至会打消旅游世界各地的念头，也会让出国旅游计划永远成为计划。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是古代的先贤孟子说的。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离娄上》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意思是说，不孝顺的事情很多，没有后人却是最大的“不孝”。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好像他父母不存在似的，这与他父母“无后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作为君子，还是应该把娶妻这类大事先告诉父母才对。 这是孟子在尊重父母问题上提出的一个道德标准。后人就把这个标准当成了“古训”，认为没有“后人”是最大的“不孝”，这是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格格不入的，所以许多人都不敢“闯”这一红线。再说，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谁会有生育能力而不生？那就是“自取灭亡”。这样，那个“无后为大”的“大”，可能就不是“大不孝”，而是“大隐患”。所以，对古人来说，能够生育却不让它“生”，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今天看来，那种“自取灭亡”的结果，好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社会在发展，古人那种什么都需要“人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没有多少人再顾虑“无小孩”的隐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整个人生意义的整体认识与体验，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后继无人”是十分可怕的事。试想，由无数代人创造与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到了你这一代人就“中止”了，岂不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毁灭”？你能背负得起这个“罪孽”吗？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这就说明，人活在世上，并不是全为了自己。我们还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就是把辉煌的成就“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大家都为自己打算，我们本身也不会存在。因为我们的上一辈，早就把我们“开除”了。 人类的高度文明是通过若干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步完成的。如果中途出现“断层”，文明就会倒退。如果“后继无人”，整个文明就会消失，世界将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 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的孩子全在震区外“过渡”去了，有好几个月，在县城的大街上根本看不见一个孩子。街上虽有人，但全是成人，因此整个街就显得异常冷清，为什么会这样？思来想去，突然发现少了一道风景，原来没有孩子在奔跑。没有了昔日喧嚣的孩子，街上怎么也热闹不起来。没有了调皮捣蛋的孩子，就像缺少了很多生气。于是，希望孩子出现的愿望也就越强烈，眼睛就不自觉地寻来寻去，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兴奋地跑去一问，原来是外县在此过路的。此时，我心里不禁哀呼：天啦！要是长期这样没有孩子，全社会都这样，我们不就没有未来了吗？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们成年累月辛苦操劳，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没有了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此时，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没有孩子，却是个天大的隐忧。年轻的时候，可能不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知道，当初选择“不要孩子”，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随意武断。这是许多人共同经历的明鉴！ 没有孩子，你体会不出人生的全部意义。将来去见上帝的时候，都是一种缺憾！没有孩子，你体会不出天下有一种感情是永远割不断的，就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没有孩子，你体会不到一个家庭的真正温暖与活力，也体会不到睡在孩子尿床上的快乐滋味，也听不到叫你“爸爸”或“妈妈”的那种惊心动魄！没有孩子，你也体会不到再苦再累也要去干的信心与力量，也体会不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与魄力！ 天下谁跟你的心贴得最近，是夫妻关系？还是兄弟姊妹？还是亲朋好友？都不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又是一句古训。现在的人，还没有遇到大难，就各自飞了的已经不少，大家不是没看见吧。兄弟姊妹各自有家，他们是无暇顾及你的三长两短的。亲朋好友，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永远的义务。当你落难的时候，只有两种人永远不会抛弃你，他们是父母，和自己生养的子女。这是一根割不断的血脉传承阶梯，它是用血与泪筑城的万里长城！如果有一天你落难了，会体会到我这句话的分量。
我同学也考的是大连理工，不过是机械专业，他刚开始英语不好，后来去新东方考研找马凡老师学了一阵，提分挺快的，最后考上了
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考研的相关信息
一、考研分数线
二、计算机考研科目
1、英语
2、政治
3、数学
4、计算机专业综合基础——含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三、计算机考研参考书
一、数据结构
1.教材：数据结构(C语言版)(附光盘)严蔚敏清华大学出版社
2.辅导书：算法与数据结构考研试题精析(第2版)
二、计算机组成原理
1.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唐朔飞高等教育出版社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四版立体化教材)》白中英科学出版社
2.辅导书：《计算机组成原理：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唐朔飞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操作系统
1.教材：《计算机操作系统(第三版)》汤小丹、汤子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辅导书：《操作系统学习指导和考试指导》李善平浙江大学出版社
四、计算机网络
1.教材：《计算机网络(第5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
四、计算机考研就业
计算机就业前景
人才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即软件高端人才，包括系统分析师、项目技术主管等，和低端人才，如软件编码程序员等从事基础性软件开发的人员都严重短缺，而中级(端)人才过剩。
客观来说，高等教育在计算机专业传统的教育理论型、研究型人才培养上有较大的优势，但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存在层次单一，教学内容滞后，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情况，课程设置陈旧，设施跟不上，使得现在大多数毕业生理论有余，岗位需要的专业应用技术相对不足。许多毕业生、甚至需要较长的培训才能胜任工作，有的甚至还不如参加过短期培训的人员。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很多计算机专业的专科、本科毕业生，捧着大学毕业证找不到工作。从而直接导致计算机专业就业橄榄型结构的出现：软件高端管理职位与基础操作职位毕业生无法胜任，企业严重短缺此类人才，而中级职位由于竞争激烈，工作难找。
总体来说，未来一段时间社会仍对计算机专业高端人才有很大需求，但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将会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
从业方向
计算机系统结构：适合于从事计算机网络、嵌入式技术、高性能计算、网络信息安全与多媒体信息处理等领域的工作。很多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大型企业，如Microsoft、IBM、HP、AMD、Intel、Oracle、SAP、华为等公司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都较大。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很多，只要是计算机有关的工作基本都可以很快上手。可谓软硬通吃。
计算机应用技术：对于本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拥有较好的创新能力和编程开发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不妨可以选择一下人才稀缺的行业，不仅可以避免激烈的就业竞争，薪酬也较为客观。
五、计算机考研大纲
I 考试性质
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联考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大学本科阶段专业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优秀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单独二孩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对“单独两孩”政策的思考》
摘 要：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特定的矛盾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提出来的，任何一个政策在解决就问题的同时，都会引出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事都具有利与弊，政策也是如此。本文是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单独两孩”政策进行思考，分析提出的原因，在实施过程中，即将可能带来哪些挑战和新问题。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人口结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也在不断改善。所以一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都在调整。20世纪70年代，倡导“晚、稀、少”，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11月，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一、提出“单独两孩”政策的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的提出，都具有它提出的意义。政策是根据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调节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因此每个政策都具有它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人口增长惯性趋弱，增加劳动力供给
近几年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出现了独生子女，包括农村也在内。原来养育小孩为了养老的传统思想也随着社保的加强而慢慢减弱。甚至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作问题等原因，出现了丁克家庭，双方忙于工作，不愿要小孩。导致了我国生育水平稳中有降，人口增长惯性趋弱。1970年我国出生人口2739万人，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净增仅669万人。
另外，劳动年龄人口供给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以上。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所以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改善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
2.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
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急剧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环境污染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其影响不言而喻。但是不仅于此。如果女性受到装修及家俱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和厨房油烟污染等污染的伤害，很可能会影响到其生育健康，并影响胎儿的发育。所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两孩”，为保持生育水平总体稳定，力在必行。
3.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
由于受到“男孩才是自己的，女孩是在为别人养”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严重受到鄙视与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
对此，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0次至1.93次;如果一个家庭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但一定能使其下降。
4.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减，从1982年的4.43人降至2010年的3.10人，独居老人家庭比例有所升高。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出现一些“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家庭。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单独两孩’从政策上终止了‘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二、“单独两孩”将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每件事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再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同时也会伴随着弊端。“单独两孩”政策亦如此。我们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给我们的公共事业、家庭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1.为公共事业带来了挑战
“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面对当今资源短缺，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原来人口基础上在增加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资源的竞争力将会剧增。对于现在还未就业的，缺乏资源的人来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压力和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强大竞争。
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减少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俗话说，梦想是美好的，道路确是曲折的。这话一点都不假，“单独两孩”政策的提出，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愿望，可是要实施此政策却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独身子女家庭，原先领了独身子女的奖金，然而“单独两孩”政策出来后，他们也希望生第二胎。可是对于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且领了独生子女奖金的家庭，又该如何处理。给卫生和计生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和挑战。
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单独两孩政策，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对我们而言，是个不利的讯息。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
原本我们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今哪都还是人满为患的今天，医院排队挂号，车站购票排队，马路堵车等在原来有限的公共设施和保障的情况下，“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会给现有的公共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压力，将会给社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2.对家庭带来的挑战
家庭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成长环境，家庭的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可以说家庭是孩子塑造健康人格，预防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一是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培养孩子的成本逐步提高。常听到大人说“现在的小孩，就是用钱垒起来的。”现在，在城市里养育一个小孩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面对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力，学历也成了面试的门槛。为了给孩子有不错的未来，很多家长从胎教就开始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幼儿园、小学、高中、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经济上就给家庭带来了压力。
如果再生第二胎，可想而知，负担至少将会增加一倍。对于两个原本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上面有四位老人，再加上两个孩子，总共要赡养和照顾六个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家庭负担有多重，除了教育外，还有生活上，吃穿住行等。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将会给多少家庭带来新的，承重负担。
二是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挑战。家庭教育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要，一个人的素养如何，与家教息息相关。原本就是独身子女的父母，他们小时候家里就他们一个人，习惯了对独身子女的教育。现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他们面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原本他们就是独身子女，在父母的溺爱中成长，已经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现在面对两个小孩，他们将如何教育。如果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经验来教育的话，他们将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孩奴。
‘单独两孩’政策试试的同时，面对‘4-2-2’的家庭，还应该开办家长学校，让所有家长都能到家长学校接受培训，并实行合格家长认证制度。通过培训，帮助家长掌握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提高建设文明家庭，全面提高家庭素质，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单独二孩”政策的提出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我国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成果。如今“二孩”政策，体现了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都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它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也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这一阶段的人口过渡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再给我们带来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弊端，对于社会与国家而言，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措施。对于家庭而言，应该理性的对待，不要盲目地跟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要不要养育第二胎。作为自己的后代，我们都希望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最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做不到，提供不了好的成长环境，那就选择放弃。这样不管对我们，还是对社会都是最好的交代。
参考文献：
[1]田茂勋.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观察2014年
[2]何方芳.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难现象应引起关注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3.
[3]王伟.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24.
[4]湛江中公教育网时事政治专栏.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作者简介：
殷慧1988～ ，女，傣族，云南德巨集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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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m23-H1基因与乳腺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及其突变的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1996-1999。批准号3951412. Sialyl lewis X在乳腺癌中的作用及其调控基因的研究，浙江省回国人员基金，1998-2000。3. 国际早期乳腺癌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治疗研究（中国-英国）：浙江省负责人，1992-2002。4. SNC19在大肠癌肝转移中的作用及转移相关功能蛋白的筛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30200325。资助金额：22.00万元。2003.1-2005.12.5. 参加的科研课题项目：大肠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国家八五、九五攻关项目，负责海宁现场高危人群的全面纤维肠镜普查）。6. 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可行性的临床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X206953. 资助金额：2.00万元。2007.1-2008.127. 胃肠道间质瘤的耐药机制、新药筛选及其治疗策略。浙江省科学技术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2007c33089. 资助金额：5.00万元。2007.6-2009.128. hBex2促进Imatinib诱导细胞凋亡的下游关键靶分子筛选及功能鉴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30772473。资助金额：30万.2008.1-2010.129. 结直肠癌加速康复手术综合治疗模式的建立和规范。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社会发展项目，排名第一。项目编号：2009C13017，资助金额：60万2009.7.1-2012.12.31。10. Bcr/Abl+肿瘤细胞获得性耐药过程中一个新的内质网应激和线粒体相关性凋亡穿梭分子hBex1作用蛋白鉴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071801。资助金额：33万。2011.1-2013.1211. Bcr/Abl+肿瘤细胞获得性耐药过程中一个新的凋亡穿梭分子hBex1作用蛋白鉴定，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排名第一。项目编号：R2100071，资助金额：30.0万元，2010.6-2013.612. 大肠癌预警干预和综合诊治，浙江省重点卫生创新学科项目，排名第一。资助金额：30.0万元，2011.11-2014.1113. 肿瘤耐药相关新蛋白Bex1促凋亡机制及其逆转耐药功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272455, 资助金额：70万。2013.1-2016.1214. 微创外科手术治疗胃肠道肿瘤的技术规范研究。2014年卫生行业公益性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N0.201402015。资助金额：120万。2014.1-2016.1215. Bex1抑制结肠癌肝转移的功能、机制及转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472664, 资助金额：65万。2015.1-2018.12 1、 Study Comparing Conventional and Fast Track Multi-Discipline Treatment Interventions for Colorectal Cancer.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1080547.2、 Randomized Trial of Promary Surgery Followed Selective Radiochemotherapy for Rectal Cacncer With MRI Negative CRM(PSSR).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1214053、 Trial Evaluating Surgery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HIPEC)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Colorectal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1794894、 Study Comparing Pursestring Wound Closure vs Conventional Closure to Reverse Stoma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PURSE). Clinical Trail gov Identifier：NCT02564224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SCI收录论文1、 Xu D, Li J, Song Y, Zhou J, Sun F, Wang J, Duan Y, Hu Y, Liu Y, Wang X, Sun L, Wu L, Ding Kefeng . Laparoscopic surgery contributes more to nutritional and immunologic recovery than fast-track care in colorectal cancer. World J Surg Oncol. 2015 Feb 4;13(1):18.2、 Tan Y, Fu J, Li X, Yang J, Jiang M, Ding K, Xu J, Li J, Yuan Y. A minor (<50%) signet-ring cell component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 26-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PLoS One. 2015 Mar 19;10(3):3、 LI‑FENG SUN, JIN‑JIE HE, SHAO‑JUN YU, JING‑HONG XU, JIAN‑WEI WANG, JUN LI, YONG‑MAO SONG, KE‑FENG DING and SHU ZHENG. Transsacral excision with pre‑operative imatinib mesylate treatment and approach for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in the rectum: A report of two cases. ONCOLOGY LETTERS 2014, 8: 1455-1460.4、 Yue Liu, Jinghong Xu, Yurong Jiao, Yeting Hu, Chenghao Yi, Qiong Li, Zhou Tong, Xiaowei Wang, Lifeng Hu, Qian Xiao, Jun Li, and Kefeng Ding. Neuroendocrine Differentiation Is a Prognostic Factor for Stage II Poorly Differentiated Colorectal Cancer. BioMed Res Int, 2014. 5、 Jun Li, Yue Liu, Jian-Wei Wang, Yang Gao, Ye-Ting Hu, Jin-Jie He, Xiu-Yan Yu, Han-Guang Hu, Ying Yuan, Su-Zhan Zhang, Ke-Feng Ding.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out Radiotherapy Can Improve the Survival of Locally-Advanced Rectal Cancer. Plos one. 2014 6、 Jun Li, Bao-Cai Guo, Li-Rong Sun, Jian-Wei Wang, Xian-Hua Fu, Su-Zhan Zhang, Graeme Poston,Ke-Feng Ding. TNM stag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should be reconsidered by T stage weighting.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4 May 7; 20(17): 5104-51127、 Xiao Q, Hu YT, Liu Y, Wang ZH, Geng HT, Hu LF, Xu DY, Wang K, Zheng L, Zheng S, Ding KF. BEX1 promotes imatinib-induced apoptosis by binding to and antagonizing BCL-2. Plos one. 2014 (in press)8、 Wang ZH, Ding KF, Yu JK, Zhai XH, Ruan SQ, Wang SW, Zhu YL, Zheng S, Zhang SZ. Proteomic analysis of primary colon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using the SELDI-ProteinChip platform. J Zhejiang Univ Sci B. 2012; 13: 159-167.9、 JJ HE, KF DING, L ZHENG, JH XU, J LI, YL WU, LF SUN, DE ZHOU and S ZHENG。Adeno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uncinate process of the pancreas with synchronou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of the stomach: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col Letters 4: 1191-1194, 2012。10、 Zhou JJ, Li J, Ying XJ, Song YM, Chen R, Chen G, Min Y, Ding KF. Fast Track Multi-Discipline Treatment (FTMDT trial) Versus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 Colorectal Cancer - The Design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BMC Cancer. 2011;11:494-505.11、 Li J, Wang JW, Zheng S, Zhang SZ, Ding KF. Influences of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n Expressions of Metastasis Genes in Colorectal Cancer: Report of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011；12:1975-1982。12、 Ding KF, Ying XJ, Li J, Li G, Chen ZL, Wang ZH, Lv K, Zhou JJ, Ma YY, Zhang SZ. The interim analysis of an open non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compar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with XELOX chemotherapy and open surgery with mFOLFOX6 chemotherapy for 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Annals of Oncology. 2010;21:220.Suppl 813、 Li J, Chen R, Xu YQ, Wang XC, Zheng S, Zhang SZ, Ding KF. Impact of a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of 135 patients. Surg Today. 2010;10: 917-922.14、 Ding KF, Su YY, Pang LR, Lu Q, Wang ZH, Zhang SZ, Zheng S, Mao JS, Zhu YL.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by down-regulation of hBex1, a novel mechanism, contributes to the chemoresistance of Bcr/Abl+ leukemic cells. Carcinogenesis. 2009; 30:35-42.15、Ding KF, Chen R, Zhang JL, Li J, Xu YQ, Lv L, Wang XC, Sun LF, Wang JW, Zheng S, Zhang SZ.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the curative treatment of rectal cancer: results of a Chinese three-center case–control study. Surg Endosc. 2009，23:854–861.16、 Sun LF, Ye HL, Zhou QY, Ding KF, Qiu PL, Deng YC, Zhang SZ, Zheng S. A giant hemolymphangioma of the pancreas in a 20-year-old girl: a report of one cas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ld J Surg Oncol. 2009; 18:31-33. 17、 Zhou S, Wei H,Ding KF. A Rare Case of Metachronous Bilateral Angiosarcoma of the Breast。Breast Care 2009; 4:405-40718、 Ge WT, Hu HG,Ding KF, Sun LF, Zheng S.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ST14 domains and their point and deletion mutants. J Biol Chem. 2006;281:7406-7412. 19、 Ding KF, Sun LF, Ge WT, Su ZZ, Zheng S.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ST14, a tumor metastasis-related protein, and its activity assay. FEBS J. 2005;272: 352-352. Suppl. 1 20、 Ding KF, Sun LF, Ge WT, Hu HG, Zhang SZ, Zheng S. Effect of SNC19/ST14 gene overexpression on inva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5;36:5651-5654.921、 Akio Yamaguchi, Kefeng Ding, Masanori Maehara, Takanori Goi and Gizo Nakagawara. Expression of nm23-H1 Gene and Sialyl Lewis X Antigen in Breast Cancer. Oncology, 1998, 55:357-362.22、 Kefeng Ding, Akio Yamaguchi, Takanori Goi, Masanori Maehara and. Gizo Nakagawara. Lectin-histochemical Reactivity of Sialic Acid in Breast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rognosis Using limulus polyphemus agglutinin. Int J Oncology, 1997,10:759-763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论文：1、 何金杰、丁克峰，腹腔镜结直肠手术的质量控制。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5,18（8）：19-22.2、 孙立峰、童舟、丁克峰 。外科肿瘤细胞灭活术联合腹腔内热灌注化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治疗的突破方向？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2015，4（3）234-2393、 耿海涛，肖乾，徐邓勇，胡立锋，丁克峰。HNF6重组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对大肠癌SW620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2，32:66-70.4、 陈国庆，李军，丁克峰。结直肠癌同时性肝转移行一期和二期肝转移术安全性的荟萃分析。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0, 13: 337-341.5、 孙立峰，丁克峰，史影，周启燕，张苏展，郑树。ST14/MT-SP1影响MT2-MMP和TIMP-2的表达而增强结直肠癌细胞的侵袭力。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08,24:2356- 2362.6、 李军，丁克峰，王晓晨，孙立峰，王建伟，张苏展。腹腔镜手术后直肠癌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36:371-377.7、 孙立峰，丁克峰，吴雪花，彭佳萍，张苏展，郑树。PTEN和Her-2表达与乳腺癌预后的关系。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06,22:2380-2384.8、 李 军，丁克峰.，张苏展。结直肠癌患者经腹腔镜手术后短期疗效和安全性的荟萃分析。中华医学杂志，2006,86:2485-2490.9、 孙立峰，郑树，史影，方晓明，葛维挺，丁克峰。SNC19/ST14表达对大肠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中华医学杂志，2004,84:843-848.10、 丁克峰，郑树。岩藻糖转移酶基因亚型与乳腺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中华外科杂志， 2004,42:546-550.11、 王珏基，丁克峰，陈丽荣。胃肠道间质瘤32例的诊断和临床病理特征分析。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4, 19:340-342.12、 丁克峰，施钰岚，张苏展。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创面处理改进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4,19:497-498.13、 丁克峰，吴金民。唾液酸糖原分子和nm23-H1基因表达与乳腺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33（4）：326-330。14、 葛维挺，孙立峰，丁克峰。肿瘤转移相关蛋白ST14的表达、纯化及活性鉴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报，2004,20:685-689.
1. nm23-H1基因与乳腺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及其突变的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1996-1999。批准号3951412. Sialyl lewis X在乳腺癌中的作用及其调控基因的研究，浙江省回国人员基金，1998-2000。3. 国际早期乳腺癌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治疗研究（中国-英国）：浙江省负责人，1992-2002。4. SNC19在大肠癌肝转移中的作用及转移相关功能蛋白的筛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30200325。资助金额：22.00万元。2003.1-2005.12.5. 参加的科研课题项目：大肠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国家八五、九五攻关项目，负责海宁现场高危人群的全面纤维肠镜普查）。6. 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可行性的临床研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X206953. 资助金额：2.00万元。2007.1-2008.127. 胃肠道间质瘤的耐药机制、新药筛选及其治疗策略。浙江省科学技术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2007c33089. 资助金额：5.00万元。2007.6-2009.128. hBex2促进Imatinib诱导细胞凋亡的下游关键靶分子筛选及功能鉴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30772473。资助金额：30万.2008.1-2010.129. 结直肠癌加速康复手术综合治疗模式的建立和规范。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社会发展项目，排名第一。项目编号：2009C13017，资助金额：60万2009.7.1-2012.12.31。10. Bcr/Abl+肿瘤细胞获得性耐药过程中一个新的内质网应激和线粒体相关性凋亡穿梭分子hBex1作用蛋白鉴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071801。资助金额：33万。2011.1-2013.1211. Bcr/Abl+肿瘤细胞获得性耐药过程中一个新的凋亡穿梭分子hBex1作用蛋白鉴定，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排名第一。项目编号：R2100071，资助金额：30.0万元，2010.6-2013.612. 大肠癌预警干预和综合诊治，浙江省重点卫生创新学科项目，排名第一。资助金额：30.0万元，2011.11-2014.1113. 肿瘤耐药相关新蛋白Bex1促凋亡机制及其逆转耐药功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272455, 资助金额：70万。2013.1-2016.1214. 微创外科手术治疗胃肠道肿瘤的技术规范研究。2014年卫生行业公益性基金。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N0.201402015。资助金额：120万。2014.1-2016.1215. Bex1抑制结肠癌肝转移的功能、机制及转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排名第一。项目批准号：81472664, 资助金额：65万。2015.1-2018.12 1、 Study Comparing Conventional and Fast Track Multi-Discipline Treatment Interventions for Colorectal Cancer.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1080547.2、 Randomized Trial of Promary Surgery Followed Selective Radiochemotherapy for Rectal Cacncer With MRI Negative CRM(PSSR).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1214053、 Trial Evaluating Surgery With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HIPEC)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 High Risk of Developing Colorectal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1794894、 Study Comparing Pursestring Wound Closure vs Conventional Closure to Reverse Stoma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PURSE). Clinical Trail gov Identifier：NCT02564224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SCI收录论文1、 Xu D, Li J, Song Y, Zhou J, Sun F, Wang J, Duan Y, Hu Y, Liu Y, Wang X, Sun L, Wu L, Ding Kefeng . Laparoscopic surgery contributes more to nutritional and immunologic recovery than fast-track care in colorectal cancer. World J Surg Oncol. 2015 Feb 4;13(1):18.2、 Tan Y, Fu J, Li X, Yang J, Jiang M, Ding K, Xu J, Li J, Yuan Y. A minor (<50%) signet-ring cell component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 26-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PLoS One. 2015 Mar 19;10(3):3、 LI‑FENG SUN, JIN‑JIE HE, SHAO‑JUN YU, JING‑HONG XU, JIAN‑WEI WANG, JUN LI, YONG‑MAO SONG, KE‑FENG DING and SHU ZHENG. Transsacral excision with pre‑operative imatinib mesylate treatment and approach for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in the rectum: A report of two cases. ONCOLOGY LETTERS 2014, 8: 1455-1460.4、 Yue Liu, Jinghong Xu, Yurong Jiao, Yeting Hu, Chenghao Yi, Qiong Li, Zhou Tong, Xiaowei Wang, Lifeng Hu, Qian Xiao, Jun Li, and Kefeng Ding. Neuroendocrine Differentiation Is a Prognostic Factor for Stage II Poorly Differentiated Colorectal Cancer. BioMed Res Int, 2014. 5、 Jun Li, Yue Liu, Jian-Wei Wang, Yang Gao, Ye-Ting Hu, Jin-Jie He, Xiu-Yan Yu, Han-Guang Hu, Ying Yuan, Su-Zhan Zhang, Ke-Feng Ding.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out Radiotherapy Can Improve the Survival of Locally-Advanced Rectal Cancer. Plos one. 2014 6、 Jun Li, Bao-Cai Guo, Li-Rong Sun, Jian-Wei Wang, Xian-Hua Fu, Su-Zhan Zhang, Graeme Poston,Ke-Feng Ding. TNM stag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should be reconsidered by T stage weighting.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4 May 7; 20(17): 5104-51127、 Xiao Q, Hu YT, Liu Y, Wang ZH, Geng HT, Hu LF, Xu DY, Wang K, Zheng L, Zheng S, Ding KF. BEX1 promotes imatinib-induced apoptosis by binding to and antagonizing BCL-2. Plos one. 2014 (in press)8、 Wang ZH, Ding KF, Yu JK, Zhai XH, Ruan SQ, Wang SW, Zhu YL, Zheng S, Zhang SZ. Proteomic analysis of primary colon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using the SELDI-ProteinChip platform. J Zhejiang Univ Sci B. 2012; 13: 159-167.9、 JJ HE, KF DING, L ZHENG, JH XU, J LI, YL WU, LF SUN, DE ZHOU and S ZHENG。Adeno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uncinate process of the pancreas with synchronou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of the stomach: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col Letters 4: 1191-1194, 2012。10、 Zhou JJ, Li J, Ying XJ, Song YM, Chen R, Chen G, Min Y, Ding KF. Fast Track Multi-Discipline Treatment (FTMDT trial) Versus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 Colorectal Cancer - The Design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BMC Cancer. 2011;11:494-505.11、 Li J, Wang JW, Zheng S, Zhang SZ, Ding KF. Influences of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n Expressions of Metastasis Genes in Colorectal Cancer: Report of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011；12:1975-1982。12、 Ding KF, Ying XJ, Li J, Li G, Chen ZL, Wang ZH, Lv K, Zhou JJ, Ma YY, Zhang SZ. The interim analysis of an open non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compar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with XELOX chemotherapy and open surgery with mFOLFOX6 chemotherapy for 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Annals of Oncology. 2010;21:220.Suppl 813、 Li J, Chen R, Xu YQ, Wang XC, Zheng S, Zhang SZ, Ding KF. Impact of a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of 135 patients. Surg Today. 2010;10: 917-922.14、 Ding KF, Su YY, Pang LR, Lu Q, Wang ZH, Zhang SZ, Zheng S, Mao JS, Zhu YL.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by down-regulation of hBex1, a novel mechanism, contributes to the chemoresistance of Bcr/Abl+ leukemic cells. Carcinogenesis. 2009; 30:35-42.15、Ding KF, Chen R, Zhang JL, Li J, Xu YQ, Lv L, Wang XC, Sun LF, Wang JW, Zheng S, Zhang SZ.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the curative treatment of rectal cancer: results of a Chinese three-center case–control study. Surg Endosc. 2009，23:854–861.16、 Sun LF, Ye HL, Zhou QY, Ding KF, Qiu PL, Deng YC, Zhang SZ, Zheng S. A giant hemolymphangioma of the pancreas in a 20-year-old girl: a report of one cas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ld J Surg Oncol. 2009; 18:31-33. 17、 Zhou S, Wei H,Ding KF. A Rare Case of Metachronous Bilateral Angiosarcoma of the Breast。Breast Care 2009; 4:405-40718、 Ge WT, Hu HG,Ding KF, Sun LF, Zheng S. 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ST14 domains and their point and deletion mutants. J Biol Chem. 2006;281:7406-7412. 19、 Ding KF, Sun LF, Ge WT, Su ZZ, Zheng S.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ST14, a tumor metastasis-related protein, and its activity assay. FEBS J. 2005;272: 352-352. Suppl. 1 20、 Ding KF, Sun LF, Ge WT, Hu HG, Zhang SZ, Zheng S. Effect of SNC19/ST14 gene overexpression on inva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5;36:5651-5654.921、 Akio Yamaguchi, Kefeng Ding, Masanori Maehara, Takanori Goi and Gizo Nakagawara. Expression of nm23-H1 Gene and Sialyl Lewis X Antigen in Breast Cancer. Oncology, 1998, 55:357-362.22、 Kefeng Ding, Akio Yamaguchi, Takanori Goi, Masanori Maehara and. Gizo Nakagawara. Lectin-histochemical Reactivity of Sialic Acid in Breast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rognosis Using limulus polyphemus agglut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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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你好，海洋学领域国际知名期刊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在线发表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张召儒副教授、周朦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 Spati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Controlled by River Plume Dynamics Over the Lower Changjiang Estuary and Adjacent Shelf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Observations ”。文章提出包含冲淡水锋面动力过程在内的一系列中小尺度过程是调控长江口及邻近陆架海域浮游植物量变化和藻华爆发的关键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河口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文章在线发表后浏览量已达595次。文章发表于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该期刊2019年影响因子为3.661。动力过程是调控河口和近海区域浮游植物量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多是基于大面站调查结果，强调浊度和光限制的变化、地形诱导的上升流和黑潮次表层水入侵等中-大尺度过程对长江口附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和藻华发生的主导作用。本研究于2017年7月首次在长江口海域利用集成多传感器的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图1），获取了从河口到陆架海域的物理及生态要素的高时空分辨率观测断面（图2），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小尺度上的冲淡水锋面过程对长江口海域藻华爆发的控制作用，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锋面对物质的辐聚效应、真光层深度的变化及冲淡水扩散状态变化对浮游植物停留时间的延长等。该航次由张召儒副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周朦教授参与航次并担任技术指导，航次参与人员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及周朦教授团队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吴莹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同济大学许惠平教授团队。图1. 项目团队于2017年7月在长江口邻近海域开展的海上调查航次，该航次综合利用了近海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表层水走航系统、漂流浮标、站位采样等多种观测方式。图2. 长江口南槽至陆架海域断面水文、层结频率、有色溶解有机物、浊度、光合有效辐射、叶绿素浓度、营养盐和表层溶解氧等参数的高时空分辨率分布特征。文章指出，长江口邻近海域的浮游植物量空间变化受多重尺度动力过程的影响，其中冲淡水锋面过程对藻华的爆发起到决定性作用。初级生产力的出现起源于长江冲淡水主锋面所致的垂向层结及其对泥沙悬浮的抑制和对光照条件的改善，营养盐最大水平梯度发生在该区域，但其浓度的迅速下降主要由淡水和海水的混合所致。长江口藻华发生于冲淡水主锋面的露头位置（称之为表锋面），漂流浮标结果（图3）显示该位置存在显著的物质辐聚效应，是导致浮游植物汇聚和藻华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辐聚导致下降流的产生，进一步增加了真光层的深度；此外，锋面外海一侧存在波动信号，伴随了冲淡水运动由超临界状态向亚临界状态的转变，增加了冲淡水及其携带的浮游植物在表锋面附近的停留时间，为藻华的发生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图4）。图3. 航次中在长江口北港外侧释放的5个表层漂流浮标在124°E以西的漂流轨迹与速度。图（A）和（C）揭示了冲淡水表锋面附近流动状态的改变及其物质辐聚效应。图4. 多重尺度物理过程对长江口邻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及相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调控作用与机理。本文第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张召儒，通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周朦教授和张召儒副教授，合作者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张瑞峰副研究员、Walker Smith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国森和江山博士。该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口冲淡水的对流、扩散和物质转换综合过程”（41530960）资助，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周朦教授为该项目负责人，参加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张召儒，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2014年至今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研究领域包括近海动力学、极地海洋-海冰动力学和海洋物理-生态耦合过程，目前已经在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JGR-Oceans, Climate Dynamics,Ocean Modelling和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8篇。担任海洋学领域知名国际期刊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责任编委，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期刊AGU Advances总编遴选委员会委员和Ocean Sciences Meeting主席遴选委员会委员。
没有离开。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药物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丁克教授研发的抗肿瘤创新药，连续在两届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上签订了合作意向。丁克是英国皇家化学会Fellow，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克里克对生物学中的两个问题很感兴趣：一，分子如何从无生命的物质变成生物；二，大脑如何产生思想。他后来意识到他所受到的教育很适合成为一名生物物理学家。当时，克里克受到了很多来自一些著名物理学家，例如鲍林和薛定谔等人的影响。理论上，共价键可以将生物分子连接起来，成为基因的基础。但是实际上，生物学家们仍然需要知道到底是哪个分子使得整个结构具有生命。对于克里克来说，只要将达尔文从自然选择所创造出的进化论及孟德尔在基因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一起汇集起来，就能获得生命的秘密。不过当他意识到自然地形成生命有多么困难时，他说：“一个诚实的人，不管知道多少，也只能说生命的起源几乎是一个奇迹，因为有多少条件需要具备啊！”总之他称自己为“强烈倾向于无神论的怀疑论者”。当时许多生物学家已经意识到，像蛋白质这样的高分子很有可能是基因的基础物质。但是，蛋白质只是结构性和功能性的高分子，并且很多又是酶。1940年代中，生物学家们已经开始发现另一种高分子：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染色体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有可能是基因的根源。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及他的同事发现，细菌可以替基因添加DNA分子而造成基因表现型的不同。可是也有证据说明DNA和生物学家的目标无关；DNA可能只是给更重要的蛋白质分子提供基本的框架而已。正在这时，克里克在1949年参加了剑桥大学马克斯·佩鲁茨的研究小组，开始利用X射线来研究蛋白质结晶。此种研究，在理论上，提供了科学家很好的机会来彻底明白大型分子的结构，可是实际上又有太多的技术问题，使得利用X射线在当时并不适合研究分子结晶。 1951年，克里克与威廉斯·科克伦（William Cochran）及泛德（Vladimir Vand）一起推出了螺旋形分子的X射线衍射的数学理论。从这个数学理论得出的结果和认为含有α螺旋的蛋白质的X射线实验结果正好吻合。此结果在1952年的一期自然杂志里出版。螺旋体衍射理论对研究DNA的结构很有帮助。从1951年底开始，克里克开始与沃森一起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工作。他们利用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雷蒙德·葛斯林及富兰克林等人的X射线衍射的实验结果，一起提出了DNA的螺旋形结构模型，并在1953年发表研究结果 。当沃森来到剑桥时，35岁的克里克仅是一名研究生，而23岁的沃森已经有了博士学位，可他们都对分子结构如何储存遗传信息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们不断地讨论着，认为他们有可能能猜到一个好的、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分子结构。1951年11月，威尔金斯与他的学生雷蒙德·葛斯林（Raymond Gosling）来到了剑桥大学，并且提供沃森和克里克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结果，那就是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亚历山大·斯托克斯（Alexander Stokes），最近从DNA的X射线衍射的实验结果意识到DNA的结构必定是螺旋形的。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富兰克林后来的一堂课鼓励沃森和克里克继续研究螺旋形的分子结构，但是因为他们（特别是沃森）认为鲍林有可能会抢在他们前面发表研究结果，所以在匆忙中发布一个错误的模型。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几个月来，他们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太多的研究。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发现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DNA里亲水的磷酸盐应该位在螺旋表面，而疏水的碱性部分应该位在螺旋内部；而在他们的模型中，磷酸盐位在螺旋的内部，显然是不正确的。克里克向威尔金斯描述了他们原本模型的错误，并请他与富兰克林继续帮助沃森和克里克研究DNA的分子结构。威尔金斯向他们提供了最新的、还没有发表的X射线衍射图像；富兰克林也在1952年向他们提供了她对这些图像所做的分析（这些分析后被包括在她交给伦敦国王大学的兰德尔的一份实验报告里)。这份信息进一步地巩固了他们对双螺旋、反平行的分子模型的信心。克里克在1952年初曾经让格里菲斯试着利用基本化学原理和量子力学计算一下不同的核苷酸之间的吸引力。格里菲斯的结果显示鸟嘌呤（G）与胞嘧啶（C）互相吸引，而腺嘌呤（A）与胸腺嘧啶（T）同样也是同一对。此时克里克并没有意识到此结果的重要性。1952年底，查戈夫来到英国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并告知他们他的新发现，也就是查戈夫法则（也称碱基当量规则）。这条法则内含两个比例：鸟嘌呤（G）与胞嘧啶（C）的比例为1：1，腺嘌呤（A）与胸腺嘧啶（T）的比例也为1：1，与格里菲斯的计算结果相同。沃森后来突然意识到，A:T这一对和C:G这一对的结构很相似，它们都一样长，且每一对里的两个分子都是由氢键连起来的。沃森及克里克在综合查戈夫等人的发现后完成DNA分子结构的研究。沃森及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首次在《自然杂志》公布研究结果。，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劳伦斯·布拉格爵士1953年5月14日于伦敦盖兹医学院进行演讲，里奇·考尔德在1953年5月15日于《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一篇文章，描述该场演讲内容。《纽约时报》于隔天进行报道，探讨克里克的生平，文章标题为“沃森及DNA：创造一次科学革命”。剑桥大学在校生报纸《Varsity》也于1953年5月30日星期六发布短篇文章。1962年，沃森、克里克及威尔金斯因为DNA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 。 1954年，37岁的克里克完成博士论文：“X-射线晶体学：肽及蛋白质”，并获得博士学位。克里克然后在纽约科技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继续进行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的分析研究，主要目标是核糖核酸酶与蛋白质生物合成机制。克里克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后，他将焦点迅速转向生物学结构所具有的意义。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于《自然杂志》发表另一篇文章：“它似乎可能是携带遗传资讯代码的基础程序”。1956年，克里克与沃森推测出小病毒的内部结构，认为球形病毒是由60个相同亚基所组成，例如番茄丛生矮化病毒。他在纽约短暂工作后，克里克又回到剑桥大学，直到1976年为止。克里克在这段期间搬到加州定居。克里克与亚历山大合作，使用X射线衍射来进行研究，例如胶原蛋白结构。俄罗斯科学家乔治·伽莫夫组织一群科学家，针对RNA进行研究。克里克清楚的意识到，必须有一个短序列的核苷酸代码来指定一个特定的氨基酸在新蛋白质中形成。1956年，克里克为伽莫夫的RNA研究小组撰写一篇有关的遗传密码问题的论文。克里克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蛋白质是由大约20个氨基酸所合成的证据。在1950年代中期至后期之间，克里克持续研究蛋白质的合成。到了1958年，克里克已经可以列出所有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中的关键程序。佛朗西斯·克里克于1958年提出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并于1970年在《自然杂志》中重申：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旨在详细说明连串信息的逐字传送，它指出遗传信息不能由蛋白质转移到蛋白质或核酸之中。DNA → RNA → 蛋白质
沃森Watson, James Dewey美国生物学家克里克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英国生物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对DNA结构潜心研究了3年，意识到DNA是一种螺旋结构。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1952年，美国化学家鲍林发表了关于DNA三链模型的研究报告，这种模型被称为α螺旋。沃森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讨论了鲍林的模型。威尔金斯出示了富兰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内部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他立即产生了一种新概念：DNA不是三链结构而应该是双链结构。他们继续循着这个思路深入探讨，极力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根据各方面对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个共识：DNA是一种双链螺旋结构。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动，马上在实验室中联手开始搭建DNA双螺旋模型。从1953年2月22日起开始奋战，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3月7日，将他们想像中的美丽无比的DNA模型搭建成功了。沃森、克里克的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此后，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由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们分享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詹姆斯·沃森沃森（出生于1928年）美国生物学家.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4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个实验室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室，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第二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室。在此之前，鲍林已发现了蛋白质的a螺旋结构。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关于这三个实验室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当作化合物，而不是遗传物质来研究的。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学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大学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业，在系主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第一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6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4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4种核苷酸，这4种核苷酸组成了DNA.第二条证据是最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第三条证据是最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4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室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二、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三、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提交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而碱基只有4种，显然，不可能由1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如果由2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只有16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3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共有64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T4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3个碱基编码的（称为1个密码子）。同一年，两位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约翰·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第一个密码子。到1966年，全部64个密码子（包括3个合成终止信号）被鉴定出来。作为所有生物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证据之一，密码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从此有了一张破解遗传奥秘的密码表。DNA双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则）的发现，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惟一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比的最重大的发现，它与自然选择一起，统一了生物学的大概念，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这门综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信息学，主宰了生物学所有学科研究的新生学科的诞生，是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克里克、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和沃森，特别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英雄。克里克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6.8——2004.7.28）生于英格兰中南部一个郡的首府北安普敦。小时酷爱物理学。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伦敦大学物理系，3年后大学毕业，随即攻读博士学位。然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进入海军部门研究鱼雷，也没有什么成就。待战争结束，步入"而立之年"的克里克在事业上仍一事无成。1950年，也就是他34岁时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学位，想在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基本粒子。这时，克里克读到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书中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并指出生物问题最终要靠物理学和化学去说明，而且很可能从生物学研究中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克里克深信自己的物理学知识有助于生物学的研究，但化学知识缺乏，于是开始发愤攻读有机化学、X射线衍射理论和技术，准备探索蛋白质结构问题。1951年，美国一位23岁的生物学博士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他也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影响。克里克同他一见如故，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他们虽然性格相左，但在事业上志同道合。沃森生物学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克里克则凭借物理学优势，又不受传统生物学观念束缚，常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他们二人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并善予吸收和借鉴当时也在研究DNA分子结构的鲍林、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等人的成果，结果经不足两年时间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且，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使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丛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沃森、威尔金斯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后来，克里克又单独首次提出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即遗传密码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质。他在遗传密码的比例和翻译机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1977年，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前往加州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院担任教授。2004年7月28日深夜，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与结肠癌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之后，在加州圣地亚哥的桑顿医院里逝世，享年88岁。
被遗忘的英格兰玫瑰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进一步，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有多少人记得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的这么好的外国人”。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在相当不友善的环境下。她负责起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同事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他把她看作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大学的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富兰克林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衍射图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图形。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富兰克林精于此道，她成功的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发现DNA结构的关键 此时，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剑桥大学进行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看了那张照片。根据照片，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这是生物学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当沃森等人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似乎很庆幸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伙伴的离去。然而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的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她的许可使用了这张照片，但她不以为忤，反而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伤感。当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假如富兰克林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后人为了这个永远不能有答案的问题进行过许多猜测与争论。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富兰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沃森在《双螺旋》（1968年出版）一书中甚至公开诋毁富兰克林的形象与功绩，歪曲她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恩怨。许多关于双螺旋的书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兰克林，尽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后承认“她离真相已经只有两步”。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她正是这倾斜的世界中女科学家命运的代表。如果她是男性则可能如何，这种假设固然没有意义，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DNA双螺旋的提出 主要成就是把物理学运用到生命科学中，并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新天地，可以说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运用物理学中的晶体衍射技术，对DNA进行衍射，通过对比，判断DNA为双螺旋，此照片是沃森在实验室偷的，本来并不打算给他看，他偷看的。当时照出来的是A型DNA，不是我们通常认识的B型DNA，后来沃森克里克通过不断的组合，建立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并否定了有自己推出的磷酸为骨架，在内部起支撑作用，碱基在外排布的说法，再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提出了正确的模型，即核糖为骨架，碱基进行配对的模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沃森克里克不是学化学的，所以对于碱基的化学结构并不了解，所以在模型建立过程中遭到化学家的耻笑，并且化学家都不愿意帮助他们，所以饶了圈子，最后才提出碱基配对。 另外，之所以大部分人都提不出双螺旋结构，是因为当时化学家思路不广，她们几乎没有人想到“核酸也是酸” 因此，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他们的合作，是把物理学 生命科学 化学 结合到一起，从而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在对DNA分子的结构的研究中，于1953年摘取桂冠的是两位年轻的科学家——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沃森和克里克及同事富兰克林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最初的模型是碱基在外面，但这个模型很快被否定了；后来又构建了碱基对在里面的模型，但碱基配对的方式又被一位化学家否定了。直到1952年春天，奥地利化学家查可夫访问剑桥大学，两位科学家才得到将碱基配对的方式改为现在的A—T、G—C配对的方式。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的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结构模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刊载，引起极大轰动。1962年，沃森、克里克的威尔金斯三人因此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就是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发现过程。
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在英国剑桥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这一成果后来被誉为20世纪以来生物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沃森（1928一）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15岁时便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当时，由于一个允许较早人学的实验性教育计划，使沃森有机会从各个方面完整地攻读生物科学课程。在大学期间，沃森在遗传学方面虽然很少有正规的训练，但自从阅读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这本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书籍，促使他去“发现基因的秘密”。他善于集思广益，博取众长，善于用他人的思想来充实自己。只要有便利的条件，不必强迫自己学习整个新领域，也能得到所需要的知识。沃森22岁取得博士学位，然后被送往欧洲攻读博士后研究员。为了完全搞清楚一个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他到丹麦哥本哈根实验室学习化学。有一次他与导师一起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参加一次生物大分子会议，有机会听英国物理生物学家威尔金斯（1916--）的演讲，看到了威尔金斯的DNAX射线衍射照片。从此，寻找解开DNA结构的钥匙的念头在沃森的头脑中索回。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于是他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学习，在此期间沃森认识了克里克。克里克（1916）上中学时对科学充满热情，193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1946年，他阅读了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一书，决心把物理学知识用于生物学的研究，从此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1947年他重新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1949年他同佩鲁兹一起使用X射线技术研究蛋白质分子结构，于是在此与沃森相遇了。当时克里克比沃森大12岁，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他们谈得很投机，沃森感到在这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同时沃森感到在他所接触的人当中，克里克是最聪明的一个。他们每天交谈至少几个小时，讨论学术问题。两个人互相补充，互相批评以及相互激发出对方的灵感。他们认为解决DNA分子结构是打开遗传之谜的关键。只有借助于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才能更快地弄清DNA的结构。为了搞到DNAX射线衍射资料，克里克请威尔金斯到剑桥来度周末。在交谈中威尔金斯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还谈到他的合作者富兰克林（1920--1958，女）以及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在苦苦思索着DNA结构模型的问题。从1951年11月至1953年4月的18个月中，沃森、克里克同威尔金斯、富兰克林之间有过几次重要的学术交往。1951年11月，沃森听了富兰克林关于DNA结构的较详细的报告后，深受启发，具有一定晶体结构分析知识的沃森和克里克认识到，要想很快建立 DNA结构模型，只能利用别人的分析数据。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三股螺旋的DNA结构的设想。1951年底，他们请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来讨论这个模型时，富兰克林指出他们把DNA的含水量少算了一半，于是第一次设立的模型宣告失败。有一天，沃森又到国王学院威尔金斯实验室，立刻兴奋起来、心跳也加快了，因为这种图像比以前得到的“A型”简单得多，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衍射照片，再经简单计算，就能确定DNA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克里克请数学家帮助计算，结果表明嘌呤有吸引嘧啶的趋势。他们根据这一结果和从查加夫处得到的核酸的两个嘌呤和两个嘧啶两两相等的结果，形成了碱基配对的概念。他们苦苦地思索4种碱基的排列顺序，一次又一次地在纸上画碱基结构式，摆弄模型，一次次地提出假设，又一次次地推翻自己的假设。有一次，沃森又在按着自己的设想摆弄模型，他把碱基移来移去寻找各种配对的可能性。突然，他发现由两个氢键连接的腺嘌呤一胸腺嘧啶对竟然和由3个氢键连接的鸟嘌呤一胞嘧啶对有着相同的形状，于是精神为之大振。因为嘌呤的数目为什么和嘧啶数目完全相同这个谜就要被解开了。查加夫规律也就一下子成了 DNA双螺旋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一条链如何作为模板合成另一条互补碱基顺序的链也就不难想象了。那么，两条链的骨架一定是方向相反的。经过沃森和克里克紧张连续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DNA金属模型的组装。从这模型中看到，DNA由两条核苷酸链组成，它们沿着中心轴以相反方向相互缠绕在一起，很像一座螺旋形的楼梯，两侧扶手是两条多核苷酸链的糖一磷基因交替结合的骨架，而踏板就是碱基对。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资料，他们还不敢断定模型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的科学方法就是把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的衍射图与X射线的实验数据作一番认真的比较。他们又一次打电话请来了威尔金斯。不到两天工夫，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就用X射线数据分析证实了双螺旋结构模型是正确的，并写了两篇实验报告同时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而富兰克林因患癌症于1958年病逝而未被授予该奖。20世纪30年代后期，瑞典的科学家们就证明DNA是不对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电子显微镜测定出DNA分子的直径约为2nm。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极大地震动了学术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人们立即以遗传学为中心开展了大量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首先是围绕着4 种碱基怎样排列组合进行编码才能表达出20种氨基酸为中心开展实验研究。1967年，遗传密码全部被破解，基因从而在DNA分子水平上得到新的概念。它表明：基因实际上就是DNA大分子中的一个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和结构单位。在这个单位片段上的许多核苷酸不是任意排列的，而是以有含意的密码顺序排列的。一定结构的DNA，可以控制合成相应结构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组成生物体的重要成分，生物体的性状主要是通过蛋白质来体现的。因此，基因对性状的控制是通过DNA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相继产生了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等，这些生物技术的发展必将使人们利用生物规律造福于人类。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它将要上升为带头学科的趋势。2014年科学家研究表明，人体内仅有8%DNA具有重要作用，剩余的DNA都是“垃圾”。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显示，仅有8.2%的人体DNA具有重要作用，剩余的DNA都是进化残留物，就像是阑尾一样，对人体无益，也没有什么害处。研究负责人古尔顿-伦特(Gurton Lunter)博士说：“人体内绝大多数DNA并不具有重要作用，仅是占据空间而已。”之前评估显示人体80%DNA具有“功能性”，或者说具有重要作用。这就相当于从谷壳中分离小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确保医学研究人员聚焦分析疾病相关的DNA，进一步促进研制新的治疗方案。合著作者克里斯-庞廷(Chris Ponting)教授说：“这不仅仅是关于模糊性‘功能’的学术争论，从医学角度来看，这是解释人类疾病中基因多样性必不可少的环节。”
被遗忘的英格兰玫瑰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进一步，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有多少人记得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的这么好的外国人”。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在相当不友善的环境下。她负责起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同事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他把她看作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大学的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富兰克林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衍射图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图形。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富兰克林精于此道，她成功的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发现DNA结构的关键 此时，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剑桥大学进行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看了那张照片。根据照片，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这是生物学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当沃森等人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似乎很庆幸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伙伴的离去。然而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的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她的许可使用了这张照片，但她不以为忤，反而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伤感。当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假如富兰克林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后人为了这个永远不能有答案的问题进行过许多猜测与争论。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富兰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沃森在《双螺旋》（1968年出版）一书中甚至公开诋毁富兰克林的形象与功绩，歪曲她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恩怨。许多关于双螺旋的书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兰克林，尽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后承认“她离真相已经只有两步”。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她正是这倾斜的世界中女科学家命运的代表。如果她是男性则可能如何，这种假设固然没有意义，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