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回族 1957年12月生 中共党员 湖南常德人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纺织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2002年12月获湖南大学控制工程硕士学位。2002年8月晋升为教授。曾任原常德高等专科学校机械纺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主任、实验中心主任、电气系主任等职；1999年学校合并升本以后，曾任常德师范学院机械系党总支书记；2003年起任湖南文理学院电气工程系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湖南省纺织工程学会科技信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杂志编委、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会员。李晓峰教授长期从事纺织材料性能及现代检测技术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部、省、市级科研教改项目6项，其中有教育部重点项目“基于泛灰数学的机器人机构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方法的研究”、省教育厅项目“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智能检测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常德市科技攻关项目“可编程控制器在纺织生产中的应用”等。他从事科研工作的特点是：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着眼于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从1988年以来，多次为地方技术监督、质检部门进行仲裁检验，为地方工矿企业、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攻关，解决纺织产品质量及检测技术方面的疑难问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在《纺织学报》、《应用科学学报》、《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数学的认识与实践》、《传感器技术》、《棉纺织技术》、《计算机系统应用》等国家核心杂志与国家级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其中有多篇论文获得国家与省市有关部门优秀论文奖。李晓峰教授还长期担任《电工电子技术》、《纺织实验仪器学》、《纺织材料学》等课程教学。他讲课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语言精炼，深受学生的好评，在原常德高等专科学校组织的首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中获讲师组一等奖。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五大环节产学研相结合培养模式的研究”国家级教改课题于1997年获得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晓峰教授教学科研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 1998年被市政府记功，。
是一个运算符，用来表达搜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英国学者乔治·布尔发明的布尔逻辑算子包括逻辑与、逻辑或和逻辑非三种类型，分别用与、或与非表示。它们的用法和意义可以用示意图来表示(见图)。用布尔逻辑运算符连接检索词形成的检索公式称为布尔逻辑检索公式。布尔逻辑检索是计算机信息检索中最常用的检索表达式。
1．颅骨缺损的个性化修复。 归来. 左锋. 张智勇. 夏德林. 牛峰. 金骥. 俞宾. 罗金超.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4年02期2．三维模型技术在颅面创伤修复中的应用。归来. 夏德林. 张智勇. 牛峰. 金骥. 俞斌. 罗金超. 中华创伤杂志2004年04期3．三维模型在颅颌面外科的应用。归来. 张智勇. 牛峰. 金骥. 夏德林. 俞斌. 罗金超. 整形再造外科杂志2004年01期4．口内入路L型截骨术矫正高颧骨。归来. 邓诚. 张智勇. 滕利. 黄绿萍. 金骥. 牛峰. 俞宾. 季莹. 罗今超. 夏德林.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2年05期5．口内入路颧骨L型截骨降低术。归来. 张智勇. 滕利. 黄绿萍. 金骥. 张海钟. 牛峰. 俞宾. 周晓东. 季莹. 罗今超. 夏德林.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2年S1期6．天然珊瑚石人工骨在颏成形术中的应用。归来，张智勇，张翔云，滕利，黄绿萍，俞宾，周晓东。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1年01期7．珊瑚人工骨不同植入方法的临床分析。归来. 张智勇. 滕利. 黄绿萍. 俞冰. 周晓东.口腔颌面外科杂志2001年S1期8．电子束CT三维重建技术在颅颌面外科的应用。归来，罗茂萍，戴汝平，何沙，滕利，张智勇，黄绿萍。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1年05期9．下颌骨外板修复颅颌面畸形 。归来. 张智勇. 滕利. 黄绿萍。实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2000年04期10．颅颌面外科与三维重建技术。归来. 罗茂萍. 戴汝平. 何沙. 滕利. 张智勇. 黄绿萍. CT理论与应用研究2000年03期11．电子束CT三维重建技术与颅颌面外科。归来. 罗茂萍. 戴汝平. 何沙. 滕利. 张智勇. 黄绿萍. CT理论与应用研究2000年S1期12．钛合金小夹板坚强内固定用于矫治下颌前突 。归来，张智勇，滕利，侯全志。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00年02期13．口内入路下颌角肥大弧形截骨术。归来. 侯全志. 张智勇. 滕利。中华整形外科杂志1999年05期14．颅颌面外科创立30周年回顾。归来. 宋业光.。中华整形外科杂志1997年06期15．三维钛合金小夹板坚强内固定治疗颌骨骨折。归来.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1997年04期16．口内路径下颌骨升枝矢状劈开截骨术治疗下颌前突畸形 归来.腔颌面外科杂志1997年02期17．皮肤软组织膨胀器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归来.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1995年02期
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网站显示：自2000年以来，该院共承担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项，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50余项。2000至2005年，该院已公开出版专著62部，教材51部，译著7部；已发表论文1317篇，其中五大检索刊物35篇，在国际学术会议、刊物上发表120篇，其他论文主要发表在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以上刊物上。该院共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4项，省部级社会科学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9项，特别荣誉奖1项。2005年，陈传夫教授等荣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该院马费成教授中标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数字信息资源的规划、管理与利用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唯一的一项重大攻关项目。 编著、教材、译著和专著： 书名 作者 种类 出版单位 日期 物流信息系统 查先进 编著或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09/20 信息政策与法规 查先进 编著或教材 科学出版社 2004/07/01 电子商务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 董 慧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04/10 Internet免费资源检索与利用指南 何绍华 译 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10 现代组织战略与行为管理 何绍华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9/10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胡昌平 编著或教材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09/20 现代信息管理机制研究 胡昌平 专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2/10 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 黄如花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9/15 出版法规及其应用 黄先蓉 编著或教材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07/15 出版物市场管理概论 黄先蓉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2/10 管理咨询基础 焦玉英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05/10 网络营销教程 李 纲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1/05 文献遗产保护 刘家真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06/10 “电子文件管理”立体化教学包 刘家真 编著或教材 科学出版社 2005/05/10 拯救数字信息 刘家真 专 著 科学出版社 2004/05/01 档案管理实务 刘家真 专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05/01 出版学基础 罗紫初 编著或教材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08/10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罗紫初 编著或教材 崇文书局 2004/05/15 信息经济分析 马费成 编著或教材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03/10 目录学教程 彭斐章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07/01 编辑本论 吴 平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2/10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颜 海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03/10 图书馆管理教程 袁 琳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07/15 信息咨询理论与方法 詹德优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07/01 网站开发与管理 张李义 编著或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06/01 信息组织的主题语言 张燕飞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1/10 决策支持系统 张玉峰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08/10 图学基础 张煜明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0/15 信息管理概论 周黎明 编著或教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01/10 徐志摩图传 周黎明 专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01/10 信息组织 周 宁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1/01 法规学新论 朱玉媛 编著或教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11/10 成功出版完全指南 徐丽芳 译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08/10 图书营销 张美娟 译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08/10 中外版权贸易比较研究 张美娟 专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12/01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 马朝军 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2/01 现代出版技术悖论 黄凯卿 专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09/01 网络数据分析 邱均平 专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6/10 图书营销管理 方 卿 专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04/01 手机应用程序开发 邓仲华 专 著 科学出版社 2004/03/01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杨辉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在计算技术方面，他对筹算乘除捷算法进行总结和发展，有的还编成了歌决，如九归口决。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他非常重视数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在《算法通变本末》中，杨辉为初学者制订的"习算纲目"是中国数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之初，共有246个问题的解法．在许多方面：如解联立方程，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的体积面积计算等，都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但因解法比较原始，缺乏必要的证明，而刘徽则对此均作了补充证明．在这些证明中，显示了他在多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其加减运算的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π=3.14的结果．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 《海岛算经》一书中， 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 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现代数学洪荒之地，有一位抱定“战士死在沙场幸甚”的开拓者，他就是华罗庚。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著名数学行列最杰出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华氏算子”、“华氏不等式”等。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经典著作之列。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和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他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他还当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名字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宋尼博物馆，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88个数学伟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喜泪沾裳。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丢下了优厚的薪俸、汽车和洋房，怀着一腔热诚，携全家，登上一艘轮船于1950年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在户口簿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填上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对华罗庚来说是个难忘的字眼，而对别人来说又是个费解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着他的成才道路吧。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惨淡经营，艰难谋生。华罗庚15岁那年，毕业于金坛县初中，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庭贫寒，交不起饭费，只念了1年，就离开学校，失学了。 华罗庚从小聪明好学，念初中时，在数学课上就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一天王维克老师给全班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出自《孙子算经》的题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王老师在读这道题时，读得很慢，声音抑扬顿挫。读完题目后，王老师把目光扫向全班同学，一张张紧张思索的面孔，一道道疑惑不解的目光尽在王老师的视野之内。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物品是23个。”这是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把同学们从思索和疑惑中唤醒过来。大家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这个最先说出答案的同学就是少年华罗庚。华罗庚在解这道题时是这样想的：从“七七数之剩二”开始，就是说，七数余二，那么七的倍数再加二定是这个数，不防设这个数是7×3＋2=23。再对23进行检验：23被3除，余2；23被5除余3，因此，23符合题目条件。正是由于华罗庚从小勤奋好学，王维克老师加倍看重他的聪明与才华。华罗庚在学校时给王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华罗庚18岁那年，王维克老师当上了金坛县中学的校长。王校长爱惜人才，把华罗庚请到学校当会计兼做事务工作。从此，华罗庚更忙起来了。他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除了学校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母亲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这就是说，即使在繁忙的事务之后，华罗庚也不忘学习数学，因此，他的数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华罗庚19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借了一本杂志，名叫《学艺》，在这本杂志的第7卷10号上刊登了一篇由苏家驹教授撰写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引起了华罗庚的浓厚兴趣。通过阅读与思考，华罗庚发现文章中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问王校长，“能不能写文章批评苏教授文章中的错误？”华罗庚的提问得到了王校长的肯定回答：“当然可以，就是圣人，也有错误，有什么不能批评的！”王校长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名著《神曲》的译者。他的一席话给华罗庚以很大的鼓励。于是华罗庚写了一篇逻辑严谨、说理充分的文章，经王校长过目与修改后，寄给了上海的《科学》杂志。文章于1930年发表了。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重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了这篇文章。而且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金坛县初中的青年人，更感到震惊。他看出了华罗庚的才华，马上写信到金坛中学，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华罗庚接到信后，再三考虑：一方面，他想起在此之前曾因王校长让他在金坛县初中教补习班，由于有人向上告状说王校长任用一个不合格的教员（一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有资格教初中），王校长不得不辞去校长职位，而且自己也不再教书；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家境贫寒，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有困难，于是回信婉言谢绝了熊教授的邀请。熊教授接到华罗庚的回信后，这位求贤若渴的“伯乐”又写信去催。信中说：如果你不来，我将亲自去金坛拜访你。华罗庚又一次收到熊教授的来信，从中得知其邀请的真切与诚意，觉得自己实在不能辜负熊教授的好意，只好由父亲出面借了路费，应邀到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当上了一名助理员。主要职务是管理数学系的图书、收发公文、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这样，他可以利用工作之余读书、听课。由于熊教授的安排与指导，华罗庚学业进步很快，学习也更加刻苦，常常自学到深夜。他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课程，用4个月的时间自学了英语，并能达到读英语数学文献的水平。另外，他还自修了德文，特别是他听了研究生课程后，数学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果。他写的3篇论文，先后在国外数学杂志上发表，清华大学的教师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在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议上决定让他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人任清华大学的教师。可见，华罗庚的成才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华罗庚在给中学生谈学习数学时说过：“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是我学好数学最主要的经验。”他还说：“我不轻视容易的问题，今天练习了容易的，明天碰到较难的也就容易了。我也不怕难的问题，我时刻准备着在必要时把一个问题算到底。我相信，只要辛勤劳动，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华罗庚就是这样刻苦学习，才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自学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的。 1936年熊庆来教授又推荐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华罗庚回到日本铁蹄下灾难深重的祖国，由熊庆来教授推荐当上了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当时的他年仅28岁。在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们一家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中的两间小厢楼里，厢楼下是猪栏、牛圈，卫生环境可想而知。华罗庚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蹭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华罗庚虽然居住在这样的厢楼中，过着艰难的生活，但他还是勤奋努力，不断地耕耘，用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数学手稿，名为《堆垒素数论》，华罗庚写完《堆垒素数论》后，自然打算出版成书。于是他又把中文稿译成英文稿，并把中文稿寄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但是，中央研究院不但未能给予出版，还把手稿弄丢了。这对华罗庚是一个莫大的打击，3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怎么不使他心疼呢！后来，华罗庚把手头的一份《堆垒素数论》英文稿寄到当时苏联的维诺格拉托夫院士那里，终于由苏联把英文稿译成俄文稿出版了。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数学界的震动。新中国成立后《堆垒素数论》（俄文版）又被译成中文，在自己的祖国出版了。像《堆垒素数论》先在别国出版，后在国内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也属于罕见的现象。 华罗庚一共上过9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却成了蜚声中外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的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格言“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披露了这一成功的秘诀。他提出的“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的箴言是值得后人永志不忘的。这位开拓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巨人，逝世前的遗愿竟是“甚盼尸体能对革命有用，俟墙可作人梯，跨沟可作人桥。” 陈景润(1933.5~1996.3)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塔里问题的一个结果作了改进，受到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先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再越级提升为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邓小平：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 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 他开拓了数论研究中一个崭新的时代。他那瘦弱的身影，几乎凝聚了全世界所有数学家关注倾慕的目光。自负的日本人，对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称道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祖冲之，一位便是陈景润。他们由衷地在这两位中华俊杰面前顶礼膜拜。 1975年，正值“文革”动乱之际，邓小平同志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力排众议，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扭转乾坤之势，重整山河。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这位伟人犀利深邃的目光，同样没有忘记给处于逆境之中的陈景润投去深情的一瞥。面对着恶毒攻击陈景润等科学家“走白专道路”的一派胡言，邓小平拍案而起，斥责：“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当他了解到陈景润顽强拼搏的传奇式经历和出类拔萃的业绩后，无限感慨地说：像陈景润这样的“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数学家，堪称时代的楷模，世纪的丰碑。这位数学巨星，尽管已经去世一年多了，然而，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 一个人便是一个世界，一个人便是一页历史。陈景润是旷世奇才，然而，沿着他的足迹，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倾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可以鲜活地领略到岁月风雨的凉热，可以敏感地品味到人生奋斗的艰难和壮美。倘若说，人生是一部教科书，那么，陈景润的一生，便是足以让世世代代皆可细细揣摩、咀嚼、吮吸以至于奉为典范的一部长卷，一部宏篇巨著。 苏步青 贫寒出身的老数学家 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苏步青（1902．9．23—）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数学家。他除了当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之外，也是中国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腾蛟区带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母生了13个子女，他是次子。童年就要帮助家人割草、喂猪、放牛。由于家庭贫穷，六岁未能上学。他每天放牛路过私塾，就偷偷跑到窗口去偷看偷听老师教书。后来父亲看到他这么爱念书，在他9岁时全家吃杂粮，省下大米，借了几块钱，挑了一担米，带他到离家100里的平阳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当插班生。 他认识了一些字后，就自己找书看，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谈狐说鬼小孩子不容易懂的《聊斋志异》也被他翻阅了一二十遍。 振作读书发奋图强 平阳县的语言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苏步青的乡下人们是讲闽南话，两三百年前，闽南漳州泉州南安有一批人为了避倭乱移民到那一带，因此在浙南闽北交界地区有一些人是讲温软闽南话，而在县城里的人是讲音量大而发音怪的温州话，这两种语言的差距就像意大利语和俄罗斯语。开始苏步青从穷山沟里来到县城，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事事感到新奇，整天玩耍无心读书，再加上语言隔阂，结果期末考试，是全班32人中最后一名。 第二年，离他家乡10多里的水头镇，办起了一所中心小学，他的父亲把他转到那儿上课，老师讲书是用闽南话，苏步青上课是听得懂。可是由于家穷被老师看不起，有一次在作文时，苏步青认真的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老师却说他抄袭，后来问明老师仍不公正的批个“差”的分数，这损害了小苏步青的自尊心，以后他不听课，并尽情玩耍，当然这学年他又是考最后一名。 第三年来了一个新的叫陈玉峰的老师，发现了他的问题，就劝告他应该人穷志不穷，努力读书好好向上，不然浪费了农民爸爸的血汗钱，辜负了父母对他读书识字的期望，以后目不识丁怎能改变贫苦的命运？ 苏步青看到陈老师对他有爱心及勉励，决定收敛贪玩的心，决定振作发奋图强，不要让陈老师失望。除了读课本之外，他也读了一些古典小说，并且开始读《东周列国志》，有些字不懂，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向人借《康熙字典》。放假，他就回家放牛，在牛背上他就背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他的记忆力特好，过了不久，他就能把杜甫、李白的诗背诵如流。这学年结束，他考得第一。以后求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13岁那年春天，小学毕业，距离暑假考中学有半年的时间，就把《左传》从头到尾熟读。1914年，他以优秀成绩，考进了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最初他立志读完《资治通鉴》，将来当一名历史学家。可是在初中二时学校新聘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杨老师，他觉得积弱的中国靠古老的历史和文学是救不了的，只能以科学才能救中国，因此这想法影响苏步青。 “苏步青，我觉得你的历史和文学都学得挺好，可是我觉得你在学数学方面会有发展前途，今后应该多钻研数学，少看历史和诗词的书。”杨老师借给他看科学杂志，鼓励他学科学。 于是苏步青的读书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到理科，特别是对数学很有兴趣。他为了证明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的一个定理：“任意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废寝忘食的找到二十个不同方法的证明，后来写成了一篇论文，送到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上展览。 中学的校长洪彦远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去日本学习数学的二人之一。他兼教平面几何，听到杨老师讲他班上15岁的苏步青勤奋好学的事，对他关注起来，常在同学自修时过来看苏步青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洪校长对几何教得极好，非常欣赏苏步青的解法。有一天，洪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了他一些学习及家庭情况之后，便觉得这孺子可教，而且可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便对他说：“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以到日本去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少年负笈赴东瀛 对于洪校长的鼓励及器重，苏步青很是感激，这使他更勤奋的读书及钻研数学。当年中国教育是实施中学四年制，苏步青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17岁时中学毕业了，他想起了洪校长的嘱咐，便写信给在教育部工作的洪彦远，表示想出国留学，可是却没有钱，想请他资助。过了不久，洪彦远就汇了200银元给他，并且勉励他为国争光。苏步青捧着白花花的巨款，激动地滚下热泪，洪校长的钱是“及时雨”，这是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 1919年7月的一个秋天，苏步青乘日本海轮，从上海驶往日本。洪校长寄了临别赠言几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后来他回忆往事写了《外滩夜归》的诗句：“渡头轻雨洒平沙，十里梧桐绿万家。犹记当时停泊处，少年负笈梦荣华。” 他说1919年时中国是列强所任意宰割、任意瓜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英、美、法、日、意、德大小列强等国皆在中国有租借地，在上海的外滩公园就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军舰。而他到日本去每次都从黄浦江进出，每逢冬天都看见南京路上有冻死的人，他坐在日本的海轮上想：“我们自己还不会造船，有一天我们自己能造轮船就好了！” 到日本后，他先去东京的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后由熟人介绍住进一个日本家庭。他向房东大娘学日本文时，不仅早上和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练习日语会话，并且晚上听她读报、讲故事，自己预习功课，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很快的他便掌握了初级的日本语言的能力了。 在异国为中国人争气 1920年2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举行招生考试，考生应该在3小时内做完24道题。而苏步青只用1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接着是口试，看看学生口头解答问题的能力，他都能应付自如。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当时许多中国人要进入校应花一年半到二年半去学日文和补习一些入学考试的科目，而苏步青却创下以3个月时间的准备就进入的新纪录。由于成绩优异，他拿到三次奖学金。 他在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又决定报考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该系招收9名学生，报考的却有90名之多，考试结果，中国留学生只有他一个人被录取，他的“微积分”和“解析几何”都得了一百分，是考生中的第一名。 他初进东北大学，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做题目。老师留下题目就走了，他最初自以为了不起，一个人坐在没人敢坐的第一排。两个钟头，老师回来，首先看他的作业，一边看—边摇头：“什么东西？这根本不是数学。”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以前在工科大学学的数学是不严格的，不符合现代数学的精神。 他除了上课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读到三年级时，由于国内发生江浙战争，公费中断，生活无着。数学系系主任林鹤一每月从他的薪水取出40元给苏步青，并开玩笑说：“等你发了财还我。”后来又让他管理图书兼校对《东北数学杂志》。苏步青还卖报及送牛奶。 1931年获日本理学博士 林鹤一还介绍他到一位医科教授的家为其儿子补习数学。最后他还让出自己教的一门课让苏步青教，这在当时一些歧视中国人的教授中是一件荒谬的举动，在教授会审议时遇到反对，可是由于林鹤一的坚持，终于获得通过。当时日本报章曾登载此事并慨叹：“非帝国之臣民，却当了帝国大学的讲师。” 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在日本科学院院士然原松三郎辅导下，用英文写出第一篇代数的论文。论文发表在《日本学士院纪事》上，为中国人争光。 接着他进入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他的导师是曾留学德国的 田忠彦教授（Tadahiko Kubota）。这位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在他指导之下的4年，他连续发表了30多篇论文。结果在1931年得日本理学博士学位。 他的老师是怎样训练他呢？老师对他要求严格，每周要他汇报学习情况，存在什么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这就使他能独立思考，及学会解决问题。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难题，他解不出来，就去问 田老师。老师不直接给他答案，要他去看一本巨著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这书有三巨册共2000页。开始时苏步青觉得老师不肯给自己教导，心中有些不愉快，可是不得不去啃这书，两年后，他读完这本书，问题解决了，而他的基础踏实?/ca>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ß,1777.4.30～1855.2.23），德国数学家出生于德国布伦兹维克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格尔恰尔德·迪德里赫先后当过护堤工、泥瓦匠和园丁，第一个妻子和他生活了10多年后因病去世，没有为他留下孩子。迪德里赫后来娶了罗捷雅，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高斯出生了，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父亲对高斯要求极为严厉，甚至有些过分，常常喜欢凭自己的经验为年幼的高斯规划人生。高斯尊重他的父亲，并且秉承了其父诚实、谨慎的性格。1806年迪德里赫逝世，此时高斯已经做出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 在成长过程中，幼年的高斯主要是力于母亲和舅舅。高斯的外祖父是一位石匠，30岁那年死于肺结核，留下了两个孩子：高斯的母亲罗捷雅、舅舅弗利德里希（Friederich）。弗利德里希富有智慧，为人热情而又聪明能干投身于纺织贸易颇有成就。他发现姐姐的儿子聪明伶利，因此他就把一部分精力花在这位小天才身上，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开发高斯的智力。若干年后，已成年并成就显赫的高斯回想起舅舅为他所做的一切，深感对他成才之重要，他想到舅舅多产的思想，不无伤感地说，舅舅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天才”。正是由于弗利德里希慧眼识英才，经常劝导姐夫让孩子向学者方面发展，才使得高斯没有成为园丁或者泥瓦匠。 在数学史上，很少有人象高斯一样很幸运地有一位鼎力支持他成才的母亲。罗捷雅直到34岁才出嫁，生下高斯时已有35岁了。他性格坚强、聪明贤慧、富有幽默感。高斯一生下来，就对一切现象和事物十分好奇，而且决心弄个水落石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孩子能被许可的范围。当丈夫为此训斥孩子时，他总是支持高斯，坚决反对顽固的丈夫想把儿子变得跟他一样无知。 罗捷雅真诚地希望儿子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对高斯的才华极为珍视。然而，他也不敢轻易地让儿子投入当时尚不能养家糊口的数学研究中。在高斯19岁那年，尽管他已做出了许多伟大的数学成就，但她仍向数学界的朋友W.波尔约（W.Bolyai,非欧几何创立者之一J.波尔约之父）问道：高斯将来会有出息吗？W.波尔约说她的儿子将是“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为此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7岁那年，高斯第一次上学了。头两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1787年高斯10岁，他进入了学习数学的班次，这是一个首次创办的班，孩子们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算术这么一门课程。数学教师是布特纳（Buttner），他对高斯的成长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高斯最出名的故事就是他十岁时，小学老师出了一道算术难题：“计算1＋2＋3…＋100＝？” 。这可难为初学算术的学生，但是高斯却在几秒后将答案解了出来，他利用算术级数（等差级数）的对称性，然后就像求得一般算术级数和的过程一样，把数目一对对的凑在一起：1＋100，2＋ 99，3＋98，……49＋52，50＋51 而这样的组合有50组，所以答案很快的就可以求出是： 101×50＝5050。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不真实的传说。据对高斯素有研究的著名数学史家E·T·贝尔（E.T.Bell）考证，布特纳当时给孩子们出的是一道更难的加法题：81297+81495+81693+…+100899。 当然，这也是一个等差数列的求和问题（公差为198，项数为100）。当布特纳刚一写完时，高斯也算完并把写有答案的小石板交了上去。E·T·贝尔写道，高斯晚年经常喜欢向人们谈论这件事，说当时只有他写的答案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孩子们都错了。高斯没有明确地讲过，他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数学史家们倾向于认为，高斯当时已掌握了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一位年仅10岁的孩子，能独立发现这一数学方法实属很不平常。贝尔根据高斯本人晚年的说法而叙述的史实，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而且，这更能反映高斯从小就注意把握更本质的数学方法这一特点。 高斯的计算能力，更主要地是高斯独到的数学方法、非同一般的创造力，使布特纳对他刮目相看。他特意从汉堡买了最好的算术书送给高斯，说：“你已经超过了我，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接着，高斯与布特纳的助手巴特尔斯(J.M.Bartels)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直到巴特尔斯逝世。他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高斯由此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 1788年，11岁的高斯进入了文科学校，他在新的学校里，所有的功课都极好，特别是古典文学、数学尤为突出。经过巴特尔斯等人的引荐，布伦兹维克公爵召见了14岁的高斯。这位朴实、聪明但家境贫寒的孩子赢得了公爵的同情，公爵慷慨地提出愿意作高斯的资助人，让他继续学习。 布伦兹维克公爵在高斯的成才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作用实际上反映了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模式，表明在科学研究社会化以前，私人的资助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高斯正处于私人资助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社会化的转变时期。 1792年，高斯进入布伦兹维克的卡罗琳学院继续学习。1795年，公爵又为他支付各种费用，送他入德国著名的哥丁根大学，这样就使得高斯得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勤奋地学习和开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1799年，高斯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到家乡布伦兹维克，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生计担忧而病倒时----虽然他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已被授予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了讲师职位，但他没有能成功地吸引学生，因此只能回老家，又是公爵伸手救援他。公爵为高斯付诸了长篇博士论文的印刷费用，送给他一幢公寓，又为他印刷了《算术研究》，使该书得以在1801年问世；还负担了高斯的所有生活费用。所有这一切，令高斯十分感动。他在博士论文和《算术研究》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献词：“献给大公”，“你的仁慈，将我从所有烦恼中解放出来，使我能从事这种独特的研究”。
那是个电视剧吧
毕业论文是作者原创，丁伟的原型是钟伟，具体履历和人物生平楼主可以自己搜百度百科，我就不复制粘贴了
孔捷的论文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在第28集，丁伟和李云龙的谈话中提到过。这种论文一听就是纯军事战术的。所以导演也就没拍。事实上，李云龙原著的题目是关于特种作战的，毕竟他曾经和山本一木交过手，并且他曾经带过突击队追击楚云飞。但因为电视剧大结局了，要升华和突出主题，亮剑，就把论文题目改成了亮剑精神
因为导演是这样拍的
明末清初，产生于西北地区的秦腔辗转流传到了南国的粤东海陆丰地区。众所周知，隶属汕尾的海陆丰地区是操闽南语的潮汕亚文化地区，潮汕文化很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对异质文化的强烈排他性。而来自西北的秦腔却能在这个相对封闭和排外的文化圈顽强地存活到现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长期以来，秦腔如何入粤、何时入粤、入粤后的艺术流变如何等等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悬案。本文就秦腔入粤后如何积极汲取当地艺术营养，融入本土文化，进而能够顽强存活到现在的原因进行探索。 西秦戏声腔与徽班入粤 西秦戏第一次大量地吸收其他剧种声腔剧目约于清代中叶，学习的对象是入粤的徽班。清乾隆后，来粤徽班很多。乾隆二十七年就有安徽戏班保和班进入广东。①乾隆四十五年，来粤戏班13班，徽班占了8个，包括安徽文秀班、安徽上升班、安徽保和班、安徽翠庆班、安徽上明班、安徽百福班、安徽春台班、安徽荣升班，②人数多达158人。冼玉清认为，碑记中的另一戏班集庆班也是徽班。③这就表明乾隆四十五年入粤的徽班有9个。其中安徽保和班在乾隆二十七年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中已有列名。四大徽班中的“春台班”，在乾隆四十五年和五十六年的两个碑记中均赫然名列，可见春台班是先南下广州后北上京城的。到了乾隆五十六年，在粤徽班有7个，包括安徽保和班、安徽胜春班、安徽宝名班、安徽荣升班、安徽裕升班、安徽贵和班、安徽春台班。④七个班之中，只有春台班和荣升班是乾隆四十五年留下的，其余5班都是新来的徽班。清代中叶，不仅入粤的徽班很多，广东本地还产生过有名的徽调演员。《扬州画舫录》载，广东刘八，成小丑绝技，被聘入春台班，技艺出色乃令当时丑行“风气渐改”。⑤ 碑记中多次出现的春台班，欧阳予倩认为是昆腔班。⑥《扬州画舫录》有云：“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可知，春台班是本地乱弹班，也不完全唱昆腔。袁枚《随园诗话》有“春台班小旦陆健桥，苏州人”⑦语，若此，则春台班不是完全唱乱弹，还兼唱昆曲。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的徽剧尚未定型。虽属于皮黄声腔系统，但也有相当昆腔及其他声腔存在。黄伟博士认为，这一时期在粤的徽班艺人“搭班情况相当混乱，江苏、江西、湖南等各省戏班中都有安徽籍艺人的身影，同时各省艺人也有加入徽班演唱的，因而很难判断此时的徽班到底演唱什么声腔剧种”。⑧尽管徽戏所包含的声腔成分比较复杂，但不可否认，吹腔是徽戏声腔中重要的一部分。 徽班对西秦戏的影响主要是吹腔及其剧目的吸收。《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载：“吹腔，又称石牌调、梆子腔”，有[正板]等多种板式。⑨西秦戏吸收了徽戏的吹腔，称为梆子，板式有[梆子]等四种。以徽剧吹腔的基本板式[正板]和西秦戏梆子的基本板式[梆子]为例，进行比较显示，两者的旋律基本相同，尤其是起始和结尾的旋律基本一样，只是中间的一段各有不同。可见，清代中叶入粤的徽班给西秦戏的声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徽班所带来的吹腔对西秦戏影响甚大，导致有学者否认西秦戏直接脱胎于西秦腔，误以为西秦戏是由徽班传入广东的吹腔剧种。如李时成与黄镜明认为西秦戏由早期徽班传入的可能性较大。⑩但由谱例对比可知，与安徽吹腔接近的只是西秦戏声腔中正线腔的梆子类唱腔，正线腔中的二番类唱腔与吹腔区别很大，不属于同类唱腔。后来李时成撰文更正其“正线腔与安徽吹腔十分相近”的观点，认为“与正线腔接近的有安徽的吹腔和江西的宜黄腔。前者与‘梆子’接近，后者则与‘二番’相似。”⑾可见，正线腔中的二番类声腔才是西秦腔的遗存，宜黄腔与二番相似，只是说明宜黄戏保留了西秦腔的声腔成分。 到了清中叶后期，皮黄声腔席卷大江南北。西秦戏再次受皮黄声腔影响。这时，徽戏吹腔已在西秦戏中获得正统地位，并与原始西秦腔一道，冠名为“正线”。 西秦戏声腔与广东汉剧艺术 西秦戏大量吸收皮黄声腔剧目的时间比较晚，约在清末民初，主要是受外江戏（广东汉剧）的影响。根据清末王定镐《鳄渚摭谭》的记载，外江戏是在道光年间，从广州传至潮州，所谓“外江创自晚近，或谓自杨分司”。杨分司是河北宛平人杨振麟。道光十年，他以惠潮嘉道兼署潮州盐运同知。王定镐认为，外江戏是杨上任时带到潮州的。 西秦戏与广东汉剧的交流非常密切，两个剧种的艺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民国年间的西秦戏新顺太平班艺人得�、妈孙两名老旦还到过外江班学习。外江班也有师傅专门到西秦戏剧团指导。目前陆丰市碣石镇桥头村的卢木顺，还保存着其祖父卢月亮（西秦戏的教戏先生，曾开过戏馆）于20世纪80年代手抄的西秦戏弦乐曲牌抄本。抄本中收有“外江平板连”（二黄中的一种板式）的曲牌，曲牌名前冠以“外江”，说明是从外江戏（广东汉剧）吸收来的。 根据目前西秦戏剧目情况分析，从汉剧吸收的皮黄声腔剧目如下： 二黄调剧目：本头戏包括《冯太爷》《审冯旭》；小出戏《杨天禄》《兰芳草》《三娘教子》《失金钗》《金水桥》《举狮》《五台会兄》《贵妃醉酒》《杀子报》。 西皮调剧目：本戏包括《斩李广》《斩王吉》《万重山》《卖豆花》《看古文》《李云祥》《白兔精》《鲤鱼精》《卖虎皮》《打李凤》《韩世忠》；小戏：《问卜》《打街》《秋胡戏妻》《马冲霄》《王子才》《打金枝》《斩韩信》《崔梓》《斩郑恩》《魏卜贤》《大吉利市》《妙常化身》《刘英杀妻》《四季莲花》《鹘骨洞》《水鸡记》《卖疯》《刘裕迎亲》。 西皮二黄剧目：本戏包括《斩洪建》《闹金銮》《闹歌店》《甘凤祥》《奸雄杰》《男搜宫》《女搜宫》《乌须司马光》（救宋王）、《打太平》《夏王》《薛平贵别窑》《关三姑》《白须司马光》《拾玉印》《桥头别》（搜花园）、《夺粮马》（林大富）、《洪炮连》《假凤鸾》《罗吉昌》《罗志云》《沉东京》《把宫门》《祭茶房》《青草记》《三齐王》；小戏：《遇救》《何文秀》《李怀能》《举狮观图》《骂同罗》《顶砖》《拜门》《拜年》《柴房会》（李老三）《齐王哭殿》《打破桶》《陈光保》《白牡丹》《闹山河》。 本传中的文戏部分有唱皮黄声腔的，如《封神榜》中《渭水河文王访贤》，《征西传》中《三难薛丁山》，《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大闹凤仪亭》《刘备别徐庶》《西城退敌》；《水浒传》文戏中《林冲误入白虎堂》《大闹野猪林》《林冲逼上梁山》《宋江杀惜》《活捉三郎》《潘金莲戏叔》《武松打店》《过蜈蚣岭》《吴用智访玉麒麟》《宋江攻打大名府》《燕青打擂》。《隋唐传》212出，有小部分唱皮黄声腔。《宋传》83出，全部唱皮黄。唐朝故事的《锦香亭传》40出，亦唱皮黄。明朝故事的《正德传》《天图霸》均唱皮黄。 此外，还有一类根据本地流传故事题材改编的剧目。这一类剧目也唱皮黄，但是这类剧目很少。如本头戏《剪月蓉》（二黄）、《掷扇记》（《剪月蓉续编》，唱二黄）。当地有“沉东京，升海丰”的俗语，西秦戏中的本头戏《沉东京》（唱皮黄）可能是取材于本地民间传说的剧目。 西秦戏武戏与南派武功 西秦戏除了在声腔剧目上善于学习其他剧种的有益养分外，在表演艺术上也积极向当地的民间艺术学习。西秦戏原来武戏中的武功属于北派武功，并且通过《方世玉》、《泗州城》等武戏剧目传给粤剧。但西秦戏在广东扎根后，因为演员都是本地人，所习武功均为南派武功，所以西秦戏的武戏转而宗南派武功。清代道光年间，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一书中曾指出：“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⑿西班即秦腔戏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说的是真刀实枪的南派武功。西秦戏老艺人一般都在青少年时代学过南拳，有扎实的武功功底。1961年，海丰西秦戏剧团赴陕西秦腔剧团交流学习时，将西秦戏与秦腔进行比较，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西秦戏与秦腔的武戏有南北之别。目前的武戏《秦琼倒铜旗》《徐棠打李凤》《胡惠乾打擂》《破西禅》等均用南派武功。 秦腔入粤后，武戏改习南派武功跟当地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海陆丰地处沿海，倭寇山贼猖獗，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灾害，百姓不得不习武防身。由此，拳馆应运而生。戏班演出走村串巷，随时都可能遇到当地的恶霸闹场捣乱，也要求男演员练就一身好武功。尤其是武行的演员，一般都与武馆的拳师保持密切的关系，经常一起切磋武艺。演员往往将武功的动作进一步美化，运用于武戏。南派武功在海陆丰民间的普及和盛行，更为戏曲演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近代潮剧、白字戏复兴，方音演唱的戏曲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西秦戏用官话唱念，百姓难以听懂。因此，西秦戏便更是着重发展了基本不要唱的纯科白的武戏，又称为提纲戏。西秦戏因善演列国传为特点，在潮州又被称为“传戏”，就专门打南派武功。萧遥天称“西秦戏的末流，分而为二，其一是现存海陆丰诸县的传戏，其二是闹夜班”，传戏便专演武打戏，比如《列国志》《三国志》《隋唐演义》等等，因所演尽是史传故事，便呼为“南下传戏”。这些传戏的“武打功架很值得赞扬，演《秦琼倒铜旗》，尤有声有色”。⒀但是这种戏班，演员多是农村子弟杂凑而成，他们把演戏视为农闲时候的副业，演出时不太注意剧本，常常随机应变；戏班也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道具戏服，多破旧不堪。 “xx”十年，古装戏基本处于停演状态，掌握南派武功的艺人日益年迈乃至谢世。加上社会日益安定，已经不存在荼毒生灵的倭寇、山贼，习武之风大不如前。目前除了九十高龄的老师傅唐托会南派武功戏之外，其他西秦戏的男性演员已经不习武功。南派武功在西秦戏中已经失传。 综上所论，西北的秦腔之所以能够在南方扎根、生存、发展，与她在不同时期积极汲取有利的文化养分适应当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顺应潮流、适应观众，主动调试，这也许对当今的传统戏剧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有意义的启示。 （本文系第4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20110491009）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 参考文献： ①②④广东戏曲史料汇编(第1辑)[C].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 编印.1963. ③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J].中山大学学报.1963(3):111. ⑤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⑥欧阳予倩.试谈粤剧[M].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⑦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⑧黄伟.广府戏班史[P].中山大学(2006):24. 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C].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 ⑩黄镜明、李时成.广东西秦戏渊源质疑[M].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文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⑾李时成.广东西秦戏正线腔源流浅析[C].1983年“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论文[C]. ⑿]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张次耕 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⒀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M].香港：天风出版有限公司，1957.
黄派有关壮学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主要论著如下所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僮族弟子》（黄现璠，载《光明日报》1956年5月10日）、《谈僮歌》（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黄现璠，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谈桂西壮族自治州古代崖壁画及其年代问题》（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3月9日）、《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6日）、《广西明江、江两岸的古代壁画》（黄增庆，载《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1957年）、《刘三姐》（萧泽昌，载《广西妇女》1957年第2期）、《关于壮族族源的探讨》（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关于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周宗贤、李干芬，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从出土文物来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土司制度在桂西》（黄现璠，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江应梁对僮族奴隶社会的看法》（李干芬，载《广西日报》1962年7月25日）、《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李干芬等，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黄现璠，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粟冠昌，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出土铜鼓初探》（黄增庆，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壮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的重大贡献》（周宗贤、莫家仁，载《学术论坛》第3期，1979年）、《明代抗倭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周宗贤，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79年）、《广西古代铜鼓》（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6期，1979年）、《披荆斩棘建设边疆——古代社壮族开发祖国南疆的贡献》（周宗贤，载《广西日报》1979年7月18日）、《远古的广西人》（黄现璠、张一民，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10）、《壮族名称演变》（黄现璠，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27）、《试论侬智高的国籍和他一生的活动》（粟冠昌，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0）、《广西最早人类及其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4期，1980）、《富有革命传统的壮族》（李干芬，《民族团结》第6期，1980年）、《壮族别称乌浒人之探讨》（黄现璠，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韦拔群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西瓯骆越考》（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侬智高起兵反宋前的壮族社会性质浅谈》（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壮族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南越王国》（周宗贤，载《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1981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1）、《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粟冠昌，载《民族研究》第3期，1981）、《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粟冠昌，载《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试论百越与百濮的异同》（黄现璠合撰，载《思想战线》第1期，1982）、《广西土官制度的渊源》（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1982）、《广西两大类型铜鼓的特征和由来的探讨》（黄增庆，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张一民，载《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广西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探源》（李干芬，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2）、《关于壮族是否终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明代广西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粟冠昌，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试论广西壮汉民族融合问题》（覃树冠，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先秦时期广西社会初探》（黄增庆、张一民，载《民族论丛》1982年第2期）、《论秦瓯战争》（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4期，1982年）、《清代广西的社会经济》（覃树冠，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3）、《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黄现璠遗作，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骆越历史初探》（周宗贤，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宋代壮族土官统治地区的社会结构》（周宗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明代的广西土官》（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3）、《从考古资料看兄弟省区对广西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人民英雄陈洪涛》（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近代史上的壮族军阀》（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黄增庆，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84）、《冯冼夫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合睦的贡献》（周宗贤，载《岭南文史》第1期，1984年）、《瓦氏夫人》（周宗贤，载《三月三》第1期，1984年）、《从文化遗存浅谈壮族古代文化特质》（黄增庆，载《三月三》第3期，1984）、《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1984年第5期）、《壮族古代奴隶制探索》（周宗贤，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壮族的传统美俗》（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4年）、《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第5期，1984年）《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黄现璠遗作，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辑，1985）、《古越地望刍议》（黄伟城，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侬智高到大理的几个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浅谈广西原始社会文化》（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覃树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广西壮族与云南贵州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关系》（张一民、黄增庆，载《贵族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壮族的玛拐一节和蚂拐歌》（周作秋，载《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广西考古资料所见百越文化习俗》（黄增庆，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必须先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黄增庆、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如何看待壮族巫术文化》（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甑皮岩氏族初探》（何英德，载《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发展广西少数民族教育刻不容缓》（张一民、何英德，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述议》（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西瓯社会经济形态》（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略论壮族的实际与四化建设》（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西瓯骆越的文化特点及其对我国文化的贡献》（黄增庆、张一民，载《百越民族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试论莫一大王的“飞头”》（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赵宋王朝与广西士官的关系》（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壮族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贡献》（何英德，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民主革命先躯—壮族英雄王和顺》（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粤西壮族铜鼓多维文化浑融性的深层透视》（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多维文化聚合与壮族抒情悲歌繁荣的原因》（覃德清，载《民族艺术》1996年第2期）、《楚与西瓯骆越的文化关系》（张一民、陈剑之，载《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1998年4月）、《广西南部壮族起源考》和《壮学研究四十年》（何英德，载《桂林文博》1999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壮民族的现代化》（何龙群，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激扬民族潜能 共创和乐美境——论21世纪壮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论20世纪的壮族文学》（黄绍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经济形态制衡中的婚姻习俗与亲属制度的变迁——华南紫村壮汉族群婚姻文化习俗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覃德清，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黄派有关壮学专著先后出版有《侬智高》（黄现璠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柳州史话》（萧泽昌, 张益桂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南方民族论稿》（周宗贤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壮族通史》（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论韦拔群》（黎国轴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韦拔群传》（黎国轴,严永通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爱的凤山》（黎国轴,华盛国编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覃德清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黄派”成员粟冠昌教授还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史》、《壮族通史》（三册，粟冠昌任副主编）等著作的主要撰写工作；张一民教授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教育志》、《广西教育史》等书的编撰工作；黎国轴教授接受广西河池地委的聘请，担任中共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和编审，负责审查、修改、出版了《中共广西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等11本书，共约500万字。现尚有自著《右江革命歌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书准备出版。近年来他们虽然高龄80多岁，依然老当益壮，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热心研究着“壮学”，连连推出佳作，例如粟冠昌教授推出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张一民教授相继推出的《壮族形成时间辨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一个壮族子弟的奋斗历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民族学·民族史·地方史志文选》（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见闻录》（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黎国轴教授先后推出的《壮族故事荟萃》（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机智人物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节日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等等。“黄派”宗师黄现璠的大量遗稿近年来同样开始被陆续整理发表和出版，例如《壮族族源与花山崖壁画之关系》（黄现璠、何英德、周作明，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内收有“壮学论丛”）、《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黄现璠遗稿，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黄现璠遗稿，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同时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这一切充分说明：“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为振兴广西民族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开启“八桂学派”的历史之幕和促进“壮学”的兴盛贡献良多。
因为他的毕业论文所提出来的思想与当时的情势并不吻合，甚至还被称作为一种背叛，所以军官们对此很反感，认为是危险的言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毕业论文再出色如果没有实践也只是纸上谈兵，军官们把它当作危险言论只是因为他们清楚，在实践中这并不可靠。
《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约1954年 ：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的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 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由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呢？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隆起炉灶。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考官：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丁伟：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 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 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A B C 三个国家。 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就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A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A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A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 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B国，在二次大战当中，B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二十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的防御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假象敌国是-----C国。
因为丁伟的言论会危及到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好，而丁伟提出加强东北的防御，极有可能会导致两者的关系恶化，因此被当成危险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