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好说，不过在2016年他曾提出要让位，估计也不久了
老天皇因为年纪大了，无法处理一些事情。天皇虽然只是一种象征，但依旧有一些事物要处理，比如有的时候，会 接见外国客人等等。
日本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出席讨论日本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及修改元号等事宜，会议归纳的意见为：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并修改元号。
决定日本天皇退位日程的皇室会议1号上午在宫内厅召开。这是1993年以来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会议以非公开的形式召开，大约一个小时。安倍晋三在会上就退位日程听取了两名皇室代表和众参两院正副议长以及最高法院长官的意见。
日本政府目前正就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新天皇并修改元号进行最后调整。在本月8号的内阁会议上，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见最终确定退位日程等相关事项。
代表性的，国家的象征。
日本明仁天皇的学术造诣不一定很高，但是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因为许多人都听命于他，为他服务，他肯定要有一套说法来征服这些人，让这些人安心的去为他做事。
这个不好说，不过在2016年他曾提出要让位，估计也不久了
老天皇因为年纪大了，无法处理一些事情。天皇虽然只是一种象征，但依旧有一些事物要处理，比如有的时候，会 接见外国客人等等。
原名为继宫明仁。 明仁天皇(Akihito)，昭和天皇裕仁的长子，生于1933年12月23日。1956年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大学经济系，1952年11月被立为皇太子。1989年1月7日即位，成为日本第125位天皇，年号“平成”。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明仁天皇多年从事海洋生物研究，专攻鱼类学，曾发表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日本古诗，已发表500多首，爱好音乐，喜欢打网球。1959年4月，他与美智子结婚，有二子一女。皇后美智子193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东京的实业家家庭。明仁天皇关心中日关系，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曾多次表示日中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衷心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1992年10月，明仁天皇及皇后美智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日本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出席讨论日本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及修改元号等事宜，会议归纳的意见为：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并修改元号。
决定日本天皇退位日程的皇室会议1号上午在宫内厅召开。这是1993年以来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会议以非公开的形式召开，大约一个小时。安倍晋三在会上就退位日程听取了两名皇室代表和众参两院正副议长以及最高法院长官的意见。
日本政府目前正就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新天皇并修改元号进行最后调整。在本月8号的内阁会议上，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见最终确定退位日程等相关事项。
代表性的，国家的象征。
日本共同社12月1日消息称,日本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正式即位。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12月23日，1989年1月7日继位，是日本第125代天皇，年号平成。1959年，明仁与正田美智子结婚，是日本皇室成员首次与平民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即皇太子德仁、秋筱宫文仁和清子内亲王（现黑田清子）。明仁天皇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明仁天皇是一名鱼类学家，曾在日本鱼类学会会刊上发表了28篇论文，由于在生物学上的贡献，被一些国外学会聘为名誉会员。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携皇后美智子访华，是日本第一位访华的天皇。
老天皇因为年纪大了，无法处理一些事情。天皇虽然只是一种象征，但依旧有一些事物要处理，比如有的时候，会 接见外国客人等等。
日本明仁天皇的学术造诣非常高，明仁天皇的学术造诣无论非常高超仁天皇是一位鱼类学者，专门研究鰕虎亚目。属于日本鱼类学会，并针对自己的研究在同学会志上发表了29篇论文。1992年向《科学》（Science）杂志投稿，题为“Early cultivators of science in Japan”。另又分别于2000年及2008年两度在《基因》（Gene）杂志上发表论文。 1980年，伦敦林奈协会外国会员，
明仁天皇 (Akihito) 是昭和天皇裕仁的长子， 生于1933年12月23日。1956年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大学经济系，1952年11月被立为皇太子。1989年1月7日即位，成为日本第125位天皇，年号“平成”。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明仁天皇关心中日关系，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曾多次表示日中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衷心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 1992年10月，明仁天皇及皇后美智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明仁天皇多年从事海洋生物研究，专攻鱼类学，曾发表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日本古诗，已发表500多首，爱好音乐，喜欢打网球。1959年4月，他与美智子结婚，有二子一女。皇后美智子193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东京的实业家家庭。
日本天皇：日本君主的称号
这个不好说，不过在2016年他曾提出要让位，估计也不久了
明仁天皇(1933～ ) 日本第125代天皇。在皇太子时称“继宫”，为裕仁天皇和皇后良子所生的第四个孩子和长子。幼年受传统宫廷礼仪的教养。1940年4月入学习院初等科，经中等科和高等科，1952年入学习院大学政经学部政治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社会带来许多变化，天皇的统治权化为乌有，只成为礼仪上的象征。明仁受教育的范围较广，包括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他的私人教师是美国贵格会教徒E.G.维宁。1952 年，明仁达到成年 ， 被立为日本皇位继承人 。7 年后， 他打破1500多年的传统，与一平民正田美智子结婚。1989 年 1 月7日裕仁天皇逝世后继位，翌日改元“平成”。 天皇是日本名义上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的表率与象征。不同于一般日本人，天皇与其家族不具有姓氏与公民权等“凡人”的表征，却是全国重要政务的批准者。虽然自昭和天皇以降天皇已宣布放弃其被赋予的“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国家”、“父母”。换句话说，天皇的意义与日本几乎可说是完全等同。 “天皇”一词之由来 日本国王的正式称呼原来是“大王”。在607年，推古天皇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是首次在国际上使用“天皇”一词。不过，中国侧对该国书的纪录为“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应当是日本书纪依大宝令规定，将“大王”、“大君”、“皇尊”等名词一律更正为“天皇”所致。在天智天皇时代遗臣的墓志中，有找到写有“天皇”字样的木简，不过，也有后世立墓的可能，可以肯定国内真正广泛使用天皇一词，是天武天皇时期。 神话中的天皇 根据日本最早的神话书籍古事纪记载日本天皇乃天照大神之后代。 近代的天皇 日本宣告战败后，1946年，昭和天皇裕仁对内外发布“天皇人间宣言”，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神圣地位，至此天皇可谓与平民无异，但仍受国民拥戴。
日本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出席讨论日本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及修改元号等事宜，会议归纳的意见为：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并修改元号。
决定日本天皇退位日程的皇室会议1号上午在宫内厅召开。这是1993年以来时隔约25年再次召开审议皇室重要事项的皇室会议。会议以非公开的形式召开，大约一个小时。安倍晋三在会上就退位日程听取了两名皇室代表和众参两院正副议长以及最高法院长官的意见。
日本政府目前正就天皇2019年4月30号退位，皇太子同年5月1号即位新天皇并修改元号进行最后调整。在本月8号的内阁会议上，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见最终确定退位日程等相关事项。
代表性的，国家的象征。
蔺姓名人（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蔺氏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完璧归赵”并使赵国强大一时的赵国丞相蔺相如。蔺相如（前329-前259）：战国时赵国丞相，中华名相，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今山西柳林孟门人，一说山西古县蔺子坪人，官至上卿，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事迹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这三个事件。按照《蔺氏族谱》记载，蔺相如有八子，蔺从善是第三子嘉的后裔。蔺子云（？-？）：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名将，曾官至冀州刺史。蔺软（？-？）：蔺子云之子，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名将。以谋略及勇决善战而被称为“智武将军”，并且立下大破魏军的功劳，任衡州刺史，又能惠政爱民。蔺亮（？-？）：隋代名将，帝甚爱其骁勇，他曾屯兵于浦口山上，当时的人把山岩叫做蔺将军岩。蔺道人（790？-850）：唐代著名医僧，骨伤科大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一作蔺道者，其真名无可考，因出家为僧，故称道人。著有《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为中医现存最早之骨伤科专书，提出处理复杂骨折的三个原则。出家云游，于会昌间（841-846）曾结庵于宜春修道，彭翁子坠地折颈伤肱，因治愈之，其医术遂广为人知，求医者甚众。道者厌其烦，以其秘方授予彭翁，其术遂行于世。此方为后人刊刻，书名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为中医现存最早之骨伤科专书，现有多种刊本行世。蔺敏修（？-？）：宋代朝奉郎。蔺从善（1374-1446）：明朝著名学士，两代帝师，磁州磁县北贾璧村人，字有恒，明洪武癸酉科乡贡举人，历任山东济南府陵县、四川顺庆府西充县、山西太原县儒学署教谕，浙江绍兴府、直隶扬州府儒学教授。宦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宗、英宗六朝。自1418年起，到1446年离朝归籍，蔺从善一直在翰林院供职，侍读宣宗、英宗皇帝多年，官至翰林院大学士、侍诗学士、右庶子，可谓“四朝重臣”“两代帝师”。明永乐年间授翰林院编修。长期供职于翰林院，侍读三王二帝，明仁宗、明宣宗都是他的学生，乃名副其实的二代帝师。蔺从善侍读多年，深得皇帝信任、器重和厚爱。明英宗赞曰：“燕赵多材，古为巨邑，太行西来，恒山北峙，蔺君产焉，抱兹竒气，笃实辉光，久而不坠。”明英宗还赞曰：“从善心淳气平，学行端方，景泰易储，词林加宫保者二十余员，而从善独守官如旧，及读崔仲凫所撰彰徳志，益信其为笃厚君子也。”晚年蔺从善回到故土，建学堂、办私塾，激励家乡人崇尚文化、崇尚学习。此后数百年中，“崇尚耕读”的古训，一直流传下来，并不断被发扬光大。蔺从善病逝后朝野悲痛，学生倪谦赋诗曰：“碧山泉石赋归休，俄共耆英地下游。老去葵心犹向日，病余丝鬓岂禁秋。南宫阅卷思甄拔，东阁挥毫忆校譬。愧是门生情倍感，无从双涕奈横流。”表达了对座主的缅怀之情。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侍皇太孙（朱瞻基）。永乐二十二年（1424）冬十月，为左春坊左赞善。洪熙元年（1425）三月二十日，奉旨进朝敕赐诰命，任左春坊右赞善。洪熙元年（1425）三月二十二日擢翰林院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九月擢升为翰林侍讲。宣德初年（1426），与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两朝实录成，赐纂修官侍讲蔺从善白金四十两，彩币三表里，素罗衣一袭，升为司经局洗马、进侍诗学士，再改右庶子，侍读朱祁镇（明英宗）。宣德八年（1433）八月中秋，辞朝带职归籍。宣德九年（1434）以年老乞致仕，上以儒臣须用老成人仍令莅事。正统初年（1435）英宗即位，赞曰：“燕赵多材，古为巨邑，太行西来，恒山北峙，蔺君产焉，抱兹竒气，笃实辉光，久而不坠。”于是又召见蔺从善并委以重任，与修《宣宗实录》，升为翰林院学士。正统三年（1438）四月十八日《宣宗实录》修成，共115卷，监修官、总裁、副总裁、纂修官等升赏有差，独从善与王直留滞不调、守官如旧，日坐东阁中细书暇即取秘书读遇休沐与抑庵公载酒郊游览胜赋诗意泊如也。就此，英宗皇帝赞曰：“从善心淳气平，学行端方，景泰易储，词林加宫保者二十余员，而从善独守官如旧，及读崔仲凫所撰彰徳志，益信其为笃厚君子也。”正统四年（1439）任会试考官取杨鼎、王竑、倪谦等一百人。正统八年（1443）四月致仕，年七十援例求谢事，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请还郡。同年请以其孙燔为国子监生，上念其侍从岁久特许之。念及蔺从善帝师情景，宣宗皇帝赞曰：从善端行貌重，所论上皆帝王道经，先师孔子定者。从善以旧臣见信用，每进讲多乡音，“久宦不改其素，从善其君子哉”。蔺芳（？-1417）：明代著名治河专家，平阳府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洪武中举孝廉，累迁志安知府、刑部郎中，官至工部主事、工部右侍郎，永乐时辅佐工部尚书宋礼治理黄河下游水患，治绩卓著。事母至孝。蔺以权（？-？）：明代应天府尹。蔺刚中（？-1644？）：明朝末期名臣，字坦生，山东陵县人。初为南京给事中，曾上疏言保护留都六事。山东饥荒连年，请求清查户口，以解决民死丁存、田荒赋在的积弊，皆切中时病。后升为山西副使。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太原，不降被杀。蔺养成（？-？）：明末农民起义军著名将领，起义军革左五营首领之一。号争世王，不过《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左金王为蔺养成，争世王为贺锦；《平寇志》卷六也说“左金王名蔺养成”。其真实情况如何，尚不可考。陕西延安人，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与贺一龙等投李自成。次年李自成杀贺一龙，命分领其众，任大顺军通达卫左威武将军。蔺秀义（1899-1934）：吉林柳河人，革命烈士。牺牲时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海龙工农义勇军营长。1933年10月，积极配合杨靖宇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进行攻打三源浦，进占凉水河子等战斗。杨靖宇认为他有勇有谋，称其为“蔺敢干”。1934年春，率部攻打大荒沟日伪据点。战斗打响后，迅速指挥炸开屯子围墙，逼近敌人北炮台。这时敌人组织反击，他负伤撤到灰家沟隐蔽，治伤期间遭敌人逮捕。敌人接连残酷地拷问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在解往孤山子的路上，不幸牺牲。2020年9月2日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蔺欣（1903-1940）：民国诗人，著作有《芳草集》《我想握住你的手》等。毕业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闻一多、成方舟、郑振铎和戴星傲等结为好友。大学毕业后由蔡元培等人推荐，赴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学习西方政治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蔺欣写下了很多关于怀念孙中山先生的诗歌，后被其夫人收录整理成《我想握住你的手》。1940年病逝于江苏南京，年仅37岁。蔺国材（1913-2000）：现代著名商业书法家，一名蔺壁，笔名壁翁，四川什邡人，曾任陕西省和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八大名酒之一“西凤酒”的商标就是他设计的，使用期限自1959-1999年。2000年蔺国材去世后，西凤酒厂就赶紧将其商标撤换了。蔺德堂（1925-）：战斗英雄，山东沾化县人。芦沟桥事变后，蔺德堂在乡亲薛向云的带动下，于1943年2月在本地区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下半年又转入红军十六旅一营三连当战士。在山东宾县、蒲太、惠民一带活动。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他随部队到黑龙江省绥化县。教导大队改为五十军文化速成中学，他任二中队队长。1955年初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0168部队一营任参谋长。1955年底又跟随部队转战到丹东参加国防工事建设。1958年调他去军事学院学习，在全面体检中，发现他除原有的多处弹痕外，还患有肺病。住院一年多，仍不见好转，为了减轻部队负担，他主动要求转业，被分配到喀左县民政局任副局长。1966年10月离休。蔺云桂（1930-）：当代著名针灸学与经络学专家，山东博兴人，生于山东临清。1953年毕业于中央卫生部针灸班。曾任福建省委门诊部及省人民医院针灸科、省中医研究所经络针灸气功研究室、福建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针灸中心研究室主任，福建省针灸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华侨大学中医系教授，福建省科协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针灸医师水平考核委员会委员，全国经络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省针灸学会会长，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香港针灸医师学会顾问，《福建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福建医药》杂志编委，《中国针灸》杂志编委。是《经络图解》、《针法灸法图解》、《中国经络文献通鉴》副主编，还是《中国当代针灸名家医案》编委会委员。在对10378人的穴位电阻抗研究重发现穴位的诊断价值获卫生部医药技术革命先锋金奖，发现“人体十四经低电阻抗线路”获发扬祖国医学成绩奖，以上两项已用于诊断及经络研究的指标。“十四经感传线路研究”发现特异性获卫生部科学技术成果乙级奖。《经络图解》发现十项新的内容，获福建省医学科学成果一等奖，修订本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优秀成果奖。“四缝穴治疗疳积的机理研究”获省自然科学优秀奖。蔺贲（1931-）：江苏徐州人。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高级美术教师，青州市政协第六、七届常委，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书画工作组副组长，炽国电影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青州国画院、青州书法协会、青州书画家协会顾问。1952年毕业于山东省济南师范艺术专修科，在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执教40年，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成为卓有成就的艺术教育家。蔺桂瑞（1946-）：女，现代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学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教学会大学心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校心理咨询专业督导，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雏鹰热线》特聘专家，中国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阳光心语行动”网络行为优化工程专家组副组长。出版《健康心理与人才发展》、《性心理与人才发展》、《心理困扰自解》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40余篇。蔺松元（1947-）：生于陕西渭南，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64年3月参加工作；1983年10月至1989年1月任中共陕西渭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9年1月至1990年10月任陕西省渭南教育学院副院长（正处）；1990年10月至1997年8月任陕西白水县委书记，并先后任县政协主席、人大主任；1997年8月任陕西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蔺常念（1948-？）：现代著名金融家、财经专家，英文名Francis Lun，香港富昌金融集团创办人兼总经理，香港富昌证券总经理，灵狮控股董事总经理，GEO证券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智易东方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他拥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香港证券行业超过10年。他是香港专业财经分析及评论家协会主席。同时是NBC、彭博通讯社、now财经台等各大传媒之客席评论家。蔺颖锋（1950-）：现代著名中医疑难病专家，河南原阳人，主治中医师，现任河南省原阳中医疑难病研治所所长，河南省中原书画院副院长，世界华人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出版社副主编，国际医学会理事，香港国际中医学院课题教授，中国西柏坡医学院客座教授，石家庄市中华中医医学院客座教授，获十大医学新闻人物之一，函授于美国医学科学院，进修于国际卫生医学研究院，晋升为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疑难危重医学专家。从事中医三十余年，于70年代主攻研究妇科一切杂病，特别是男女不孕，发表研讨妇科论文多篇；80年代又进入研究心脑血管病，发表研讨心脑血管病论文多篇；90年代又开始新的科学“战役”研究探讨各种肿瘤和世界上奇难、疑难杂症。发表研究论癌症论文多篇。对肝硬化腹水、乙肝有独特的治疗方案，发表研讨肝病论文多篇。蔺安林（1952-）山东人，1980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留校任教；1982-1984年留学日本，1991-1992年到美国进修。历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副院长。2001年1月任校长助理兼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校长。2002年7月任副校长，分管校园规划与建设工作；分管校园规划建设处、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含BOT建设工作）；兼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峨嵋校区校长；联系建筑学院、旅游学院（筹）。主要社会兼职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铁道学会会员、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理事、文秘档案委员会理事、四川省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结构力学、结构动力学、结构抗震计算、地下工程及日语等课程的科学及科研工作。在日本《土木学会论文报告集》、《铁道学报》、《高等教育工程》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编写《结构力学》、《结构稳定及抗震计算》等教材。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铁道部、四川省等多项科研项目，曾获国家教委课程软件二等奖、2005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蔺海明（1953-）：现代著名农业生态专家，甘肃甘谷人，现任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1978年9月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农学专业，2003年6月甘肃农业大学博士毕业，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研究员等职，主要从事旱地农业生态学、耕作学和中药材GAP栽培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兼任甘肃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农业生态分会委员等职。受聘为农业部绿色食品咨询专家，甘肃省环保局农业生态咨询专家，兰州市农业技术咨询专家，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和重大项目的技术论证工作。蔺德生（1954-）：藏书家。现任《沈阳铁道报》副总编、，主任编辑、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十大藏书家”之一，先后出版杂文、随笔集《绿街人语》、《三人行漫笔》（与人合著）；与夫人一起撰写《古今图书收藏指南》，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鲤鱼跃龙门”丛书一套，由语文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出版《八股风光五百年》、《御用文体试贴诗》等专著。蔺小林（1961-）：陕西洛川人，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博士，陕西科技大学轻工与能源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陕西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数学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7月参加工作。2010.7月任造纸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历任西北轻工业学院基础课部数学党支部副书记（1984.6-1985.7）、原计算机学院信息教研室主任（2000.7-2000.12）、基础课部副主任（主持工作）（2000.12-2003.12）、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2003.12-2004.6）、院长（2004.7-2010.7）。2010.7月任轻工与能源学院党总支书记。1994年获陕西省首届工科数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001年度获陕西科技大学优秀教师，2003年获陕西科技大学首届教学名师称号，2007年获陕西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数学天元基金及省教育厅专项基金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教材及教学辅导书6部。蔺建军（1965-）：生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籍贯陕西府谷，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公共管理硕士。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二组副组长。【见于百度百科，有点乱。】蔺永茂（1968-）：山西新绛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新绛县博物馆业务馆长，山西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研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山西省考古古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民间美术委员会会员，新绛县美协主席，汾水画院院长。蔺海英（1971-）：女，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副旗长，达拉特旗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10月入党，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国家级会计师、税务师。现任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副旗长。蔺建军（1974-）：山东人，曾任滨州市建设局办公室主任，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公共管理硕士，现任乌兰察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国毛体书法艺术家协会会员。【见于百度百科，有点乱。】蔺建军（？-）：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政协副主席。1972-1974年忻州地区卫校医士班学习毕业，历任忻州市（现忻府区）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副院长，2000年8月至今任忻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忻州市急救中心主任。2006年5月当选忻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蔺浩（1977-）：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金融专业专科。曾任重庆杰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重庆酉阳奇门药业公司总经理、上海万隆重庆咨询机构高级顾问、FDS中国特许经营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对饮食领域和特许经营模式有深入研究和经历。蔺浩（？-）：山东莱芜人，中共党员，讲师。2012年0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方向：现代体育教学，国际注册二级营养师，国家二级网球裁判，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四川省优秀田径教练员。2012.09-2015.08就职于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从事体育教学和田径代表队的训练竞赛工作；2015.09至今就职于成都大学体育学院从事田径以及体育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发表学术论文4篇，申请省级课题一项。蔺建芬（？-）：女，血液病医学专家，曾用名吝建芳，毕业于徐州医学院临床医疗系，血液病医学博士。中华血液病网远程医疗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血液系统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并参与骨髓移植、干细胞移植等课题研究，有着20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特别是在疑难血液病的治疗方面尤为突出，2005-2013年在西安国医肿瘤医院血液科专攻各种血液病，9年以来治疗的患者2000余例。年龄在2岁-83岁之间，最长时间8年没有复发。有些患者是经国内各大医院治疗无望的情况下，入住西安国医肿瘤医院后生命重新启航。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诊治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慢性白血病、恶性淋巴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发性骨髓瘤、溶血性贫血、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的诊治及系统康复。根据多年来临床实践和经验，在国内外知名刊物撰写论文80余篇，其中《浅谈MDS演变与预后》、《“七仙草”诱导白血病HL60细胞凋亡的研究》、《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研究新进展》、《日常生活与血液病》、《走出血液病防治误区》《七仙草活性成分研究》《现代工业污染与血液病》《中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淋巴性白血病560例治疗研究》《新生儿溶血与微小病毒B19感染的研究》、《急性白血病微小残留病（MRD）基因诊断的研究》获得国内国际科技进步奖和突出贡献奖……蔺鸿青（？-）：女，天津中医一附院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工作逾20年。主持小儿女科门诊、新生儿病房、一日病房工作。在小儿女科疾病、新生儿疾病及儿科急症的诊治方面，具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发表中西医结合科研论文逾10篇。蔺世龙（？-？）：潜水医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海医学研究所高气压医学实验室高级工程师，人民解放军第324医院内二科主任。蔺兴润（？-？）：著名食品专家。中国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授，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婴幼儿保健专家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员，对黑蚂蚁拟黑多刺蚁的食用、药用研究有独到之处，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蔺朝国（？-）：两代帝师蔺从善第二十代孙。河北省磁县人。河北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历史学教授，邯郸市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曾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现任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主任，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邯郸影视艺术家学会名誉主席，邯郸市姓氏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邯郸市将相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邯郸决策》特约研究员，中华龙文化研究会理事，赵文化研究会理事，邯郸地方文化研究会理事，《邯郸社会科学战线》理事。30年来，他醉心于科研事业，独著、主编、参编出版了26部教材、著作；撰写发表了学术论文34篇；主持了7项省市级课题；参与了多部电视专题片的制作工作。
遵义市新蒲新区查找一位男性25一45岁中年人《汪什么辉》
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又来这里求助了，各位有资料的奉献一下吧，谢谢谢谢 解析: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永不落幕的书法博物馆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这一段时期中国书法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钟繇把隶书转变成楷书，而且这一时期大兴碑文石刻，各民族出现不同风格的书法，直至各种书风不断糅合，形成新的书体，同时这一时期出现许多著名书法家，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王羲之就生活在这个时代，谈书法必提到王羲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法家公认为举世无双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兰亭序》。《兰亭序》的真迹已无，现存摹本比较著名的有三个：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的摹本，其中冯承素摹本是最接近兰亭真迹的。《兰亭序》不仅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而且书法遒劲飘逸，打破成规，不落俗套，别具一格。千百年来成为书法家们心摹手追的经典范本，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王羲之擅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
推崇王羲之
《兰亭序》被誉为中国书法艺术登峰造极的代表作。1000多年来，成为不少书法家临摹和崇拜的对象。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的 *** 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朝。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唐太宗极度推崇王羲之，还大加赞颂。通过比较许多有名气的书法家，唐太宗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尽善尽美”，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不仅后世的书法家们颇受王羲之的影响，之后的历代帝王也无不对王羲之推崇有加。宋代的太宗、高宗、孝宗也都非常尊崇王羲之。但是此时，经过战乱和时间的磨蚀，王羲之存世真迹已经很少了，到了明清两代，仍然承袭了推崇王羲之的余波，像明成祖、明仁宗到清代康熙、干隆，都视王羲之的作品为珍宝。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传说《兰亭序》
唐太宗还留下了“智取”《兰亭序》的故事。《兰亭序》是王羲之一生的巅峰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连王羲之本人也认为《兰亭序》已经达到了“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的境界，所以特别叮嘱后代，要作为“传家之宝”悄悄珍藏。后来，《兰亭序》真迹传至王羲之的七世孙手中，这个七世孙做了和尚，人称智永和尚，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之一。由于智永和尚并无子嗣，所以就将《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但是，《兰亭序》不在江湖，江湖却到处都是它的传说。作为王羲之超级粉丝，唐太宗当然也一直心向往之，他曾三次下旨向辨才索要《兰亭序》，甚至以杀头相逼，但是辨才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兰亭序》！唐太宗很无奈，又寝食难安。于是，宰相魏征向唐太宗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称此人足智多谋，或许能“智取”《兰亭序》。萧翼以热爱书法艺术的“书生”身份与辨才结识，并以个人魅力逐步征服了他。一天，萧翼把“自己珍藏”的几幅不怎样的王羲之真迹与辨才分享了一下，辨才颇受感动，当然也忍不住想显摆一下自己的“顶级货”让好友开开眼，这就是传说中的《兰亭序》。萧翼得见《兰亭序》真迹后，趁辨才不备偷走了它，然后亮明身份并出示了唐太宗的“征用诏书”。辨才失去真迹后非常难过，不久便积郁成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时不时就拿出来品鉴。直到死前，他还把太子李治叫到床前，反复叮嘱他，一定要把这些他爱的“王羲之”和他一起葬到昭陵，特别是《兰亭序》，让这些书法永远伴他左右。
汉字从甲骨文算起，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风雨，形成了草、隶、篆、行、楷等诸多种书体。中国书法艺术从商代开始，经历了商周的古朴，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韵，隋唐的鼎盛，宋元的神采，明清的繁荣，近代的恢宏。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放异彩。让我们感受书法的魅力，了解中国书法，更加热爱中国的书法艺术，让它更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作者简介：司玉红，河北省冀州市徐庄乡中学，中学高级教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毕业班综合文科教学，担任政史教研组组长。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并获奖。获得“冀州市名师”“冀州市三优标兵”等荣誉称号。
闫凤新，河北省冀州市徐庄乡中学，中学一级教师，多年来从事综合文科教学。多篇论文刊登在期刊、报纸上，曾获“冀州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多次获 *** 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