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很多人给三甲留言,说能不能写一篇关于性教育的科普?思考再三,决定还是从一个真实的、每每想起让人忍不住流泪的故事说起。
这是一个医生的亲身经历......
“快来收病人啦!凌晨的第一个,希望也是最后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男护工一副睡眼惺忪,扬着急诊病人的病历本朝我说道。
我接过病历本苦笑,“借你吉言啊!”同时快速扫了眼病历本上的信息:18岁男性,未婚。我心里不禁嘀咕道,这么年轻竟然半夜来急诊,莫非有什么情况?
跨过安静的走廊,夹杂着家属断断续续地低语声以及病人忽高忽地的呼噜声,我来到了新病人的病房,看到一个瘦削的大男孩拧着痛苦的双眉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一个中年女子,应该是患者的母亲,焦灼地握着男孩的手,不停地安慰着。
还没等我开口问,中年女子便焦急地说,“医生,我儿子头痛发烧一个多月了,实在受不了才过来。”
男孩半睁着眼睛,苍白的脸色透露着身体虚弱的信号,我在心里想着这般场景莫非是有什么大的疾病才会如此。正想问,不想男孩先于我前微弱的说道:“能不能先给我止痛?”
望着溺水般的男孩,我心里一个激灵,身上的瞌睡虫全跑掉了,手伸到他的后脑勺一摸,全是水,脖子硬邦邦的。查体发现病人的脑膜刺激征阳性,病理征未引出,我随意问道,“还上学吗?”
女子回道,“早就没上学了,在城东摆了个烧烤摊,卖卖烤串过日子。”
“交女朋友了吗?”
男孩有气无力地瞟了我眼“还没呢。”
详细问过病史后,我心里大概得出个初步诊断: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只是这么年轻的男孩,免疫力得差到怎样的地步才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呢?又是什么原因引起免疫力下降的?结核、真菌、细菌、病毒,这四个疾病就像铅球一样不停地在我脑袋里撞击。又莫非是艾滋病?我看着温顺帅气的男孩子,赶紧摇摇头希望找出证据打消自己的念头。
嘱护士给予半量甘露醇和止痛等对症处理后,患者安静入睡了。男孩的妈妈噙着眼泪来到办公室,“医生,我孩子命苦,5岁就失去了父亲。我一手拉扯他长大,辛苦自不必多说,但看着他健康成长,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还这么年轻,你们一定要查清楚病因,治好他的病啊”
她的目光寄予了太多期望,殷切到我不敢对视。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不忍告诉她自己的猜想,只是用一贯官方的口吻和她保持着距离,“阿姨,等明天的检查结果出来吧,综合所有资料,我们科室会一起讨论你儿子的病情。有任何结果,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第二天交班的时候,我特意强调了这个年轻患者,嘱管床医生注意追踪传染病筛查结果。
回家补完觉醒来,已是太阳落山,我随手刷起了微信,却突然发现,科室群里艾特我的信息,“你夜班收的那个18岁男孩,HIV初筛报告是阳性的!”
好吧,初筛报告是阳性的,结合男孩子的临床表现,确诊报告也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那他目前最可能的应该是隐球菌性脑膜炎,次之为结核性脑膜炎。不管是哪种,治疗时间都极其漫长,花费也将十分昂贵。无论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不是他这种家庭能承担得起的。
男孩最后腰穿结果也出来了:结核性脑膜炎,HIV确诊报告阳性。依照医学法规,我们支开了病人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患者结果,只见到男孩听到后呆愣了一下,长长的眼睫毛在微微颤抖着,眼泪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没过一会,他便闭上眼睛,全身突然失去支撑般瘫软在床上。
不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样子,上级和我示意着出病房给他留点空间,刚准备走,男孩便喃喃地问道,“我这个是通过性传播的吗?”
上级点点头,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患者虽然没有透露冶游史,但像他这个年龄,既往没有输血史,考虑还是性传播导致的。
男孩眼神空洞地望着地板,“我从没想过就那么一次也会感染上。我也就第一次去那种地方,跟我朋友一起去的。他们都说可以不用安全套,也没关系。就那么一念之间,我的后半生就毁了!”他说完后,眼泪顺着他年轻的脸庞滑落了下来。
后来男孩的母亲知道了男孩的病情。那段时间,她好像突然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只如提偶般为儿子送来一日三餐,照顾饮食起居。母子俩都一副面如死灰的样子,整个病房也压抑得无比寂静。
在后来的谈话中,男孩的母亲虽然带着一股绝望的情绪,但她在儿子面前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会和以前一样,一起坚持到最后,直到治愈为止。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闪耀着光亮,那份坚定点燃了男孩内心的希望,我看见男孩眼角的点点泪光。
然而,尽管年轻的生命力很顽强,但男孩最终还是没挺过这关。刚开始的半个月还能有气无力地说直呼头痛,虽然止痛效果差,但人总的来说还是有精神气在的。但在后半个月的时候,男孩开始陷入半嗜睡中,连头痛都不会再喊了,只是每天仍有低热以及盗汗。他的母亲戴着口罩,露出憔悴地鬓发,每日为儿子擦身喂饭。每次查完房后,我们都不忍心直视她充满血丝的双眼,她也不再跟以往似地追问病情,常常躲在角落里悄悄地抹眼泪。
他在走之前十天,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每次被叫醒不到十分钟,便迅速地陷入嗜睡中了。他像是知道自己已经时限不多,每在清醒的片刻,便颠三倒四地和母亲道歉,说对不起。他的母亲早已哭干了眼泪,也不再顾着疾病的传染,只是把儿子当作还是小孩般,用力地搂着他的头,想拼命留着儿子年轻的生命。
在一个清晨,男孩还是在安静的睡梦中离去了,没有再说头痛。那一瞬间,他的母亲像是烧枯了的灯芯,也随之一块幻灭了。一夜之间,男孩的母亲一头青丝变成了白头。
她为儿子穿上了那套他生前最想买的阿迪达斯,还买了很多昂贵的安全套放在儿子衣服的口袋里。她说,她希望才刚长大的孩子能在另一个地方健康成长,不要再做糊涂事,等着母子团聚。
曾目送过很多临终病人,只有这一个是年纪最小的,还是因为艾滋病离去,我看着他母亲颤抖着手为他扣上衣服时,我哽咽着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但却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环顾这个病房,男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还像是昨天的时候,他客气又有礼貌,谁都不曾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离去。
像这个男孩,具体的性生活时间他没细说,但他在家已经出现约1个月的并发症症状了,据他母亲说,男孩近半年就出现体重消瘦表现。如果,男孩能早点发现身体的异常,早日检测行抗病毒治疗,他的路还会很长。但如果像男孩这样出现严重并发症才来医院,往往会耽误治疗。
疯狂的同性生活,查出肠癌......
同性恋群体,大概是国内一个具有争议性的群体,他们容易让人忽视,甚至歧视。然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同样值得被关注。
在知乎论坛,有两个帖子格外显眼,一个是《你都是怎么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有570人跟帖评论;另外一个是《得了梅毒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这些留言跟帖中,很多人透露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
一位28岁的年轻人小亮(化名)分享了他的经历:
图来自知乎
今年28岁的小亮(化名)是一位程序员,也是一位同性恋者。高中时期开始,小亮就接触网约。他说自己一直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专属的艳遇。
有时候是学校里的小树林,有时候是居民区的日租房,甚至在对方没有携带身份证的时候,还曾经带着网友回宿舍。
大二的那年在一次体检中医生跟他说,他有一块肛门息肉。于是他上网搜罗了不少的资料,看到多数人都出现过息肉,没有症状不碍事。
直到就业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甚至到了完全无法排便,腹部肿胀的地步。匆忙之下,才去了一趟医院做了深度检查,结果不如人意,已经癌变。医生说,此前的息肉在频繁且过度强烈的刺激下,已经癌变。
为了继续活着,小亮做了全大肠切除手术,缝合肛门,并在肚子上做了一个人造肛口,从此每天都需要背着粪袋,行走在人来人往的凡尘中。失去肛门后,他再也无法体验性趣。他说,相比无性恋,他似乎更像是一位无性恋人士。“我要是憋不住了,就往屁股上挖个洞,人生太漫长了。”
“我的性生活全靠幻想,有时候约会,见了面人就跑了。即使无异味,平时也喷浓厚香水。我是一个有着生理需求的正常人。”
美国疾控中心曾有研究分析指出,经常进行肛交的人群罹患肛癌的概率比其他人群的要高。肛门癌甚至被认为是继艾滋病毒后,同性恋和双性恋的下一个危机。
造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同性恋,而是个人对自身缺乏有效的健康管理。第一,被同性人群忽视的全身体检,尤其是直肠体检,多数男性都存在肛门息肉。但若不进行健康体检,很难发现。第二,直肠息肉若长期频繁的接受到异物刺激,就有可能会发生癌变,及时发现和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跟男男接触,染上了艾滋病......
有一部叫《面具人的世界》纪录片,主人公是一个男子林先生,有一段时间,因为妻子不在身边,他和男生接触了起来。
“一个网友叫我做一个HIV的筛查,一试两道杠,他吓了一大跳。那天我也心里特别地害怕,跑到疾控中心。一筛查说是阳性,好像掉进了地狱一样。”林先生这么说道。
2015年年初,林先生被确诊为艾滋病。在这之前,林先生对艾滋病一词十分陌生,而之所以被感染,这跟他的不寻常经历有关。
“出于好奇吧,老婆不在身边,所以跟男男接触了。在火车站那个绿地广场,后来一天晚上,一个人过来,他跟我搭讪,然后大家慢慢的就那样。然后就对这个圈子感觉好奇,感觉很冲动,就不停地在网上或者在交友软件上面,跟人家约、聊天、见面。”
“当时一直在换(性伴侣),没有固定的那种,大概有7、8个人。”
从这以后,林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2014年元旦,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什么时候被感染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得了这个HIV,好像离我很远很远,有点恐惧,有点害怕,他们说一旦得这病离死亡很近。”
可这个时候,他又走上了老路,认识了男伴小翔。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没告诉对方有HIV的感染,我吃药的时候,还偷偷地吃,躲着他,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把衣服什么东西都带过来,他告诉我,他也有HIV。”
我得了梅毒和尖锐湿疣......
有一位网友谈起了自己的遭遇:
“得病之前的我,对于性还是很开放的。希望看到文章的各位,洁身自爱,不要无套,不要吸毒,不要多人。口交也是可以传染疾病的,我的梅毒应该就是口交感染上的。
梅毒是去年得的,一面之缘的朋友告诉我他感染梅毒了,让我也去检测下,结果中标。然后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大便出血,以为是痔疮,结果是尖锐湿疣。
当时治疗尖锐湿疣,在距离家近的一个民营医院做的,当时以为是痔疮花不了几个钱,然后检查出来是尖锐湿疣也就直接在这家医院做的。第一次治疗整个过程花了3万多。
尖锐湿疣容易复发,梅毒则是感染上就会一辈子的阳性。我也因此错失了一份高薪体面工作。
如果没有得这种病,想要享受刺激的性生活。还是赶紧打消你的念头,对象都会偷吃,何况是一面之缘的朋友。鬼知道他会带回来什么病。我还是庆幸自己没得上HIV。另外,找到对象,觉得是时候更进一步了,去做个检测吧,他好你也好。
现在我的尖锐湿疣经过三次治疗暂时没有了,之后需要预防以及检查是否复发就可以了梅毒是一年了,才转阴。费时费钱,重要的事情说三次,洁身自爱,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不要想着寻求刺激,一份稳定的感情才重要。”
同性恋是传染病的高发群体......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曾经举办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研究员韩孟杰介绍了我国青年学生目前的感染情况:“我们调查过,有过性经历的学生安全套使用率还不到40%,由于处于性活跃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所以青年学生感染的风险还是存在的。而且近两年,每年还有3000多例的学生感染,2017年有3077例学生感染,这些学生的感染病例有81.8%是通过同性性传播的感染。”
为什么同性恋是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高发群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曾介绍主要有4点:性交方式多样化、没有固定性伴侣、不使用安全套,以及静脉使用毒品等其他因素。
1. 性交方式多样化
感染了 HIV 的男性,精液中含有大量的病毒。男男同性恋者绝大多数会采用肛交的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更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播。
2. 没有固定性伴侣
多数情况下,男男同性性行为者没有固定的性伴侣。而拥有多名性伴侣往往是造成艾滋病或其他性病交叉感染的主要原因。
3. 不使用安全套
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在性交过程中往往不使用避孕套,也就是医生们所说的“无保护性行为”。同时,即便使用避孕套,也不能完全避免病毒感染,因为并不能 100% 保证避孕套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破损、滑脱等意外情况。
4. 其他因素
还发现在男男同性恋群体中,静脉使用毒品的比例又比较高。而静脉注射毒品是另一个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而“雪上加霜”,把这个人群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做到这几点,保护自己和他人......
爱,不分性别;每一种性取向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带来健康影响。无论是哪种性倾向群体,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都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固定自己的性伴侣,并清楚、全面地了解双方的健康状况。
其次,避免疾病传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正确、全程使用避孕套。
第三,一旦发现安全套滑脱或破裂,立即停止性行为。
第四,如果发生了高危的性行为,要立即寻求当地疾控中心或者医院的帮助,及时进行HIV 阻断治疗,做到亡羊补牢。
这篇文章有点长,但三甲希望随着艾滋病医学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学生们、孩子们会意识到,正确的、安全的性生活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措施。在你想要满足生理的愉悦时,也应该对这份愉悦可能所带来的相应风险予以警惕和预防。(三甲传真综合医联APP、健康时报、腾讯医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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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中文名称: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独立机构管理。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会保留特定的 ISNI 识别码给学术研究者,并由独立机构管理。
国际上很多的研究机构、非盈利组织等推出了一些人名标识系统,希望通过作者唯一标识符来解决作者的区分和识别问题。这些标识符中,ORCID能够实现不同系统之间数据交互和相互贯通,将同一科研工作者在不同系统中的科研产出进行关联和汇聚,可以有限改善现有的科研生态系统。
科研工作者的名字具有多样性,在科研成果发表过程中会遇到科研工作者的名字重名、同一个科研工作者有几个名字、 翻译的前后顺序问题、西方名字缩写、同音字或形近字的名字,这些问题导致了科研工作者的唯一性被混淆、属性信息失真。因此,为了准确地关联科研工作者的标识与其发表的作品,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科研成果归属的组织和规范,汤森路透集团和自然出版集团等全球性学术出版机构于2009年11月发起了ORCID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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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探讨个人和社会身份在同行评审中的作用的一周里,我们将深入探讨同行评审中的开放身份这一长期问题。开放同行评审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其实施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事实上,Ross-Hellauer已经编列了122种定义)。在过去几年里,随着资助者兴趣的增加,提高评审透明度的呼声也在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支持发布评论,并希望出版商能够提供DOI从而能够更加容易地引用它们。例如,PLOS ONE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从多方面都对公开评审给予了高度支持。 然而,在审稿人是否应该公开他们的身份这个问题上则存在着更大的分歧。在这篇文章里,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开放身份的利与弊,然后再深入探讨已经实施开放审稿人身份的出版商的经验给予了我们哪些启示。 开放身份的益处 开放身份(即签名)同行评审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形式的透明度是开放评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l 责任 。当所有参与者的身份都公开透明时,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会更加明显,每个人都要公开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l 声誉 。同行评审具有挑战性、耗费时间,而且常常未受赏识。署名和公开发表的同行评审为审稿人提供了一个使其工作被认可的机会,这使得同行评审朝着值得认可和赞誉的真正的学术活动又迈进了一步。 l 质量 。开放身份可以通过鼓励审稿人更彻底地评估来提高评审的质量。研究表明,署名且公开发表的同行评审至少与盲审模式一样好,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某些方面公开评审比盲审更好,比如建设性反馈、对方法的评论、评审的长度和支持评论的证据。 更加谨慎的理由 当前,可能有更多的人认为开放身份的风险会超过其益处。关键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l 偏见 。许多形式的偏见是同行评审过程中所固有的(例如,在选择审稿人及其评审结果方面的性别偏见),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的审稿人范围过于狭窄而变得更加严重,这导致无法确保研究得到公正的评估并充分考虑到不同观点。在双向匿名系统中对双方的身份进行保密,而不是透露审稿人的身份,已经被视作一种解决方案——尽管双向匿名做法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在某些领域进行双向匿名的同行评审则更加复杂,因为它与那些被偏好的行为和政策相冲突,比如发布预印本、在文章提交前共享数据和对竞争性利益的审查。 l 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开放身份对那些易受攻击、权力更小的人有着实在的影响,因为可能导致他们在论文或研究资助的同行评审中遭到全面报复,甚至造成更微妙的后果,比如不受论坛和奖项的青睐。 l 严谨度和坦诚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是,审稿人可能不太愿意给出批评性的反馈意见——或者那些本来会这么做的人拒绝参与评审,一些医学期刊(比如《英国医学杂志》[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The BMJ ])已经证实了这一担忧。此外,编辑和作者都对利益交换链的问题表示担忧,即给予积极评论,从而希望将来也能得到积极的反馈。 对读者的影响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开放身份对同行评审结果的影响上,但开放身份对已发表作品的读者意味着什么也很重要。当谈到评估已发表的研究时,有大量数据表明,同行评审是信赖和可信度的决定因素。但也有数据表明,人们根据作品的外在特征(对作者、实验室和机构声誉的看法)来判断研究成果的质量。我们的研究还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研究人员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遇到新的出版物时,会分析同行评审报告以评估结果的可信度。这对开放身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个人层面上,这有助于评估我们专业领域之外的论文,如果我们信任的一位专家对一篇论文作出了积极的评审。但在系统层面上,延续这些启发式方法并将其扩展到同行评审报告中,可能会使偏见持续存在,而且并不会使我们更接近于完全根据研究自身的价值来评估——以及同行评审——一项研究。 从出版商的开放评审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少数出版商实行某种形式的开放评审已经有15到20年了,包括《英国医学杂志》、《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杂志》(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Journal , EMBO Journal )和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EGU)。《英国医学杂志》在随机试验中研究了这种形式的透明度的效果后,率先披露了审稿人身份并公开了同行审稿报告。他们的研究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发现开放身份对评审的技术质量基本上没有影响,对推荐接受的概率没有明显影响,但导致了评审的意愿有所下降,对评审的基调和建设性有些许积极影响。《英国医学杂志》相信全面的透明度对其风纪的好处,多年来成功地运行了一个开放审稿人身份的透明程序。 《自然》( Nature )杂志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它进行了一项试验,然后将其作为常规做法,即在发表时可以选择披露审稿人身份,但不公开报告,同时需要作者和审稿人都同意才能透露审稿人的名字。总的来说,80%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一位审稿人署名。由于这一选择是在发表时做出的,而且名字与具体的报告没有关联,结果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对质量或责任的影响,但它们表明了人们对声誉的渴望。在试验中,55%的审稿人选择了署名,且这种选择没有在性别或职业阶段上的明显区别。有趣的是,四分之一的作者拒绝查看审稿人身份,这可能与对交换利益的担忧有关。 最近在 PeerJ (一本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一篇基于 PeerJ 数据的论文研究了同行评审过程对稿件的影响,这个分析中的一个有趣发现是,选择为他们的评论署名的审稿人写的评论更加主观和积极。虽然这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但它提供了一些证据,说明社会压力会影响公开身份的审稿人在开放评审中的坦率程度。这与《英国医学杂志》的数据形成反差,但很有可能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些个体行为的微妙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LOS(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的经验 当PLOS于2019年在其所有期刊中引入公开的同行评审政策时,我们思考了支持和反对披露身份的论点,并研究了那些已经实施透明评审形式的期刊。像 EMBO Journal (在生命科学领域开创了这种模式)和 PeerJ 一样,我们认为公布评审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同行评审透明模式有重要的共同点:所有审稿人都同意公开他们的报告,但他们可以选择透露自己的身份或保持匿名。是否公布整个同行评审过程,包括同行评审报告,以及作者的回应和编辑的决定,都取决于作者——尽管在实施方面略有差异。 尽管模式相似,但不同学科和期刊对开放审稿人身份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EMBO Journal 虽然鼓励审稿人公开身份,但几乎没有审稿人这样做。对于 PeerJ ,从过去6个月里其主要(生物学)期刊的所有评审情况来看,28%的审稿人选择公开自己的名字。 在PLOS,旗下的7种期刊(不包括5种新期刊,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自2020年1月以来的21个月的数据展现了一种有趣的模式。署名评审最多的是医学领域, PLOS Medicine 为24%,其次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为17%。我们的核心生物科学期刊从 PLOS Biology 和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的14%到 PLOS Pathogens 的8%和 PLOS Genetics 的10%不等。而 PLOS ONE ,因其广泛的学科组合,达到了16%。在这7种期刊中,22%的被审稿件至少有一篇署名评审。 我们还观察到了对同行评审贡献归属的声明的强烈需求。由于我们引入了一种简化的方式,无论审稿人是否选择透露他们的身份,他们都可以获得审稿贡献归属的证明。通过与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的整合,审稿人可以选择用PLOS期刊认证的审稿证明自动更新其ORCID记录。在2020—2021年的所有PLOS期刊中,46%符合条件的审稿人选择了ORCID评审存储,约有44390个评审的贡献归属被存储在了ORCID。 独立于期刊的同行评审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在典型的期刊同行评审框架之外进行评审的吸引力,尤其是预印本服务器,它为学者提供了在论文在期刊上发表前对其进行评论的选择。虽然绝大多数评论是私密的,通常是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送给作者(如bioRxiv的调查所示),但也有越来越多在其他公共论坛上对预印本进行热烈讨论的例子,在这些论坛中评论者的身份是已知的(例如在Twitter上)。像PREreview(一个预印本评论社区)这样的组织还为职业生涯刚起步的研究者群体创造了提供一致意见的方法——通过这种机制,这些特别易受影响的研究人员可能会因人数上的优势从而降低风险。据我们所知,这些论坛对同行评审结果的影响还没有被研究,但有趣的是,在期刊出版决策之外,我们看到了自发的同行评审运动,其中很多情况都涉及到了开放身份。 下一步怎么做? 我们相信,打开同行评审的“黑箱”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好处。例如, EMBO Journal 和《英国医学杂志》开创的获取审稿人报告、作者回复和编辑决定的透明路径,在我们看来展现了开放如何为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它还使得具有不同视角的学者能够对同行评审过程本身进行研究,我们必须继续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学习来改进开放评审的流程。 但是,披露审稿人身份的价值就比较模糊了。现有实践的数据表明,不同的研究群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公开审稿人身份的影响和潜在的意外后果的理解是有限的,譬如有较高声望的研究人员是否会得到更多的正面评论?是否存在明显的国家、性别和主题偏见? 最重要的是,建立对同行评审活动的认可,将其视为一项真正的学术成果,并为这一项对科学界的服务的质量给予相应的声誉,这兼具重要性与挑战性。这将要求那些给予认可和贡献归属的人考虑与披露身份有关的敏感性。 虽然很明显,开放身份有一定的风险,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其全部影响,但只关注这些很容易忽视现有体系使那些有地位和特权的人受益的方式。仅仅通过披露或隐瞒审稿人的身份并不能解决同行评审中固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见问题。也许最紧迫和重要的是提升审稿人和编辑的多样性。长期以来,大多数编辑都努力在同行评审中纳入各种科学专家意见。但是,从现已向研究开放同行评审程序的期刊所提供的数据来看,在提高性别、地理和社群代表性方面,我们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后,我们将回到今年同行评审周的主题——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身份。但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些从事同行评审的人很少花时间去思考对社会和社群的影响。我们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分类对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人,进而对我们所追求和评审的研究和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要根除偏见,增加信任和透明度,我们也可以开始探索同行评审中这些社会层面上的问题。 本文来自数字科学交流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