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侄女、周建人女儿 周晔 女，1926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 鲁迅兄弟三人(周树人)，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周晔是周建人的女儿，所以她称鲁迅为伯父。周建人在晚年，由女儿周晔执笔，自己口述，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章主题：这篇文章是周晔写的回忆伯父的纪念性文章，通过回忆伯父鲁迅先生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深刻的几件事，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比怀念、热爱与敬仰之情。（见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18课和北师大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2篇课文）
时间乘着年轮循序往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相信你有很多感想吧，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工作总结了。好的工作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数学教研组工作总结（精选6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本学期在创四星的东风的鼓励下，数学组全体老师发扬创四星过程中团结奋斗精神，以强化集体备课和改革集体备课的形式、提高论文研究和写作水平等为抓手，特别以区名师工作室为载体，进行教研组、备课组建设，全面提高数学教学质量，提升教师的个人专业发展。现将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1、改革集体备课的形式
以往的集体备课往往停留在组长讲讲教学进度，讨论教学的大的方向等问题和形式上。从本学期开始，在学校教务处的要求下，数学组大胆尝试集体备课的形式，既关注宏观的教学进度，更重点地研究微观教学。每周各个备课组由一位老师采取“说课”与评议的形式，将备课引向关注教学过程、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学期第二周，高一数学备课组的活动还对全校开放，青年骨干张路明老师先讲了自己《等差数列》（第一课时）的设计，在随后的讨论中，雷亚庆、王进、潘涛、何明等老师对如何形成等差数列的概念，如何理解并导出形式化的定义，以及练习题的难度处理等方面发表很多处理意见，余建国老师对问题情境的设置和渗透数学史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最后，由张老师总结了几种不同的导学案处理方法，供不同层次的班级学习。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此次活动，张言松副校长和陆忠主任参加了观摩。
这种备课形式有几个优点。一是教师的参与度提高了，虽然由一个人主讲，其他人参与讨论，但主讲的可以轮流，大家都参与讨论讨论，提高了教师备课的积极性；二是“净化”了备课内容，将以往那种“牢骚”等引向对课堂、过程、学生等的关注，真正备教学、备教材和备学生；三是在骨干的带领下，提升了每个教师的教学研究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将讨论研究的结果落实到课堂，还是有待于每个老师的质量意识；同时，能否提升研究结果的认识层次，还有待于教师个人专业发展意识。
2、以四校联考促质量提升
在“规范办学”的要求下，数学组本学期继续开展导学案的教学研究。高二理科龚洁琳老师本学期将选修4－2《矩阵与变换》全部学案整理出来，弥补了一直以来的空缺。从上学期开始，我校参与了南京市四校联考，通过联考，对我们自己的教学质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老师们认识到与南京市同类学校的差距，也能看到自己的长处。高一备课组的雷亚庆、王进、张路明等老师教学都很有特色，教学质量相对较高；高二备课组的龚洁琳老师一心扑在教学上，虽然第一次教理科，但谦虚好学，对教材把握正确；其他年轻老师教学热情高，李素娟老师产假一结束就来上班，杨洪格老师热情地为同组老师提供帮助等。
高三备课组全体七位老师团结奋斗，在高三复习的二轮和冲刺的关键阶段总结五点做法：一是有好的计划，明确进度和目标；二是强化高考研究，根据我校的生源状况有的放矢；三是继续发挥团队力量，在市教研室的指导下，在骨干教师的带领下，抱团前进；四是继续坚持好的复习方法，如做“错题集”，抓住分数的增长点，抓细抓实。；五是关注艺体等专业已经通过的考生，每周为他们补习，抓住这个增长点，攀登另一个制高点，在今年的高考中，数学学科为超额完成预定目标贡献了力量。
3、以工作室为平台开展教学研究
以区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本学期开展多项教学研究活动。一是区级的中学数学论文的撰写讲座；二是请教授级特级教师刘明评课的同课异构活动，我校龚洁琳上了一节公开课，全组老师认真听取了刘特级的报告；三是请《新高考》的数学主编来校讲学。多管齐下的措施目的就一个，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效果是明显的，本学年，我组在数学杂志上已有多篇发表和获奖，层次较高，人数较多，很多老师有了研究的意识，积累了一些写作的经验。
本学期，在我校成功进行了区级教研活动，张路明、龚洁琳老师面向全区高中老师开了两节公开课，陈业代老师作了点评；在学校开放日中，何明、陈庆武和仝建老师各开了一节公开课。本学期，共有6节区级公开课，2次区级讲座。龚洁琳老师还参加了区赛课，获一等奖，将参加南京市赛课活动。
我组共有七人申请了南京市或区级个人课题，本学期，他们积极参加市区内的统一学习，在数学组组织研讨小组，结合教学实践开展课题的研究工作，积极撰写论文，为结题做好准备。
4、需要继续努力的几点
一是极个别老师游走于群体之外，表现在对学案的使用上，教学研究活动的参与上；二是对课堂微观的研究还没有入门，表现在说不清原理和方法；三是论文写作的意识并不急迫，平时不注意积累。
一学期来，在学校领导新理念的带领下，我们数学教研组开展各项教研活动，力求以创新为动力，以提升教育水平为契机，以新理念为依托，以课堂教学为载体，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完善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终生发展，全面提高本组教师的教育教学和教研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现将一学期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常规管理，优化课堂教学。
本学期，使备课、上课、质量检测、作业批改、辅导学生、组织课外活动的各个环节都符合规范化的教学要求。
1、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在开学期为搞好教研活动，各位教师献计献策，制定教研、教学计划。使各教师从素质教育的高度上好每一课。
2、教研组都能按要求备好课，还能及时写好教后反思。
3、我组教师每人都能按要求听课，并及时参加评课活动。
二、扎扎实实搞教研，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1、加强了业务学习。我组教师都能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念，研究教育、教学心理学，研究如何运用先进经验武装我们的头脑，如何把先进的经验运用到我的教育工作中去。努力做一个学习型的教师。
2、这学期我组潘娟晓执教校级和县级公开课《找规律》，全组三人个上一节组级公开课《摆一摆，想一想》，教师在规定的时间撰写教案，说课，自评。新课标的新理念、新教法在课堂上得到体现，学生的课堂常规常抓不懈。
3、我们组在认真教学的同时加强了科研，本学期胡建晓老师的课件制作获得县二等奖；潘娟晓的论文《绘本导学》获得县二等奖。
4、集体备课落到实处。为了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真正实现脑资源共享
三、下学期的打算
1、基础知识的教学应更加扎实。尤其注意从多角度、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理解同一知识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对基础知识多做多练，特别注意练习形式的变化，讲解时注重举一反三，增强练习开放性。
2、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答题习惯，提高计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3、课余时间针对各种类型的学生适当地进行辅导和谈心，培养他们的兴趣和信心。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扶优转差。
4、今后要把“引导学生真正理解数学，真正学会解决问题”作为长期目标，不断促进学生在思考中学习，防止数学定势思维的形成。
以上是我们年级组一学期的工作总结。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各位领导、教导处的指导下，取得更好成绩。
春的耕耘是富有挑战性的，是艰辛的；秋的收获是丰硕的，是有意义的，它总让我们倍感欣慰，很快，一个紧张、充实、有序、奋进的一学期又将要结束了回顾这一学期以来的工作，我们数学教研组在校领导的正确部署下，在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总的感受是辛苦而又快乐的。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
一．坚持理论学习
教师如果不学习，教研活动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加强修养，提高素质，我们认真学习了各种教学理论，学习新课标精神，学习学科刊物，了解教研改信息。善学才能善研，善研才能善教，已成为全组教师的共识。不光如此，我们还注意用教学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认真撰写论文。
二、课前认真写教案，课后及时反思。
开学初，我们在第一次集体教研时，重申了教案的各个环节，也谈到了复备和课后反思的目的和重要性。在这次教案检查时，我欣喜地发现大多数老师课课有反思，而且老师们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反思，如如何改进教学的落实效果；学生的独特见解；作业中的典型错误；授课中遇到的新问题以及课堂教学的闪光点等。
三．积极参加和开展教研活动。
我们每学期初教研活动有计划，学期末教研活动有总结。为了改革课堂结构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我们坚持开展听、评、说课活动，且把这个活动做为一个重要的教研活动。我组教师十分重视听评课活动，听课前认真备课，听课时认真记录，听课后积极评课。如教学内容安排是否恰当。难点是否突破，教法是否得当，教学手段的使用，教学思想、方法的渗透，是否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老师的教学基本功等方面进行中肯、全面的评论、探讨。听评课活动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加速年青老师的成长。不断的在磨砺中提高自己。
四、改进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提高课堂的效率，老师们经常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运用投影仪或多媒体课件。同时老师们也经常在一起钻研教材内容，然后就教材的内容对教学设计、教学的重难点如何去突破、对如何把握例题讲解的深浅程度、习题的选用等等发表个人的见解和意见，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取长补短。虽然这学期每个数学教师都很忙，但对于常规的教学工作每一位老师都常抓不懈，为了教好每一位学生，老师们在上课时能结合新的理念，创设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设计情趣横生的生活数学，使学生学的有趣，学的轻松。在临近期末的作业学习交流中，我们看到了老师们认真批改学生每一次作业的痕迹，不少老师还在作业本上写了富有特色的评语。在期末考试临近的那些天，我常常看到数学组的老师们放学了还在和学生一起研究，一起学习，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实在令人感动。
五、狠抓教学质量
1．制定备课计划。
每位老师开学初制定教学计划，按进度教学，超前备课3课时，进度不要过快，尽量在平时扎实教学的基础上做好期末复习工作，
2。平时训练扎实有效
在每一单元知识结束后，我安排一人负责命题该单元的检测试卷，学生练习后各位老师再把易错题在集体备课时反馈给下一个出试卷的老师，在下一个出试卷老师时再结合单元知识和错题出卷，这样达到练之有效。
3。学生易错题集中练习。
在本册课本知识结束后，我们针对学生平时在学习、练习中出现的错题情况，特地总结出学生的易错题库，并针对易错题加以讲解练习，因为学生易错题往往使他们的薄弱环节，所以在特定时间练习事半功倍。
4．操作题集中练。
像易错题一样，我们也总结出本学期内容所包含的操作题，并强化训练。
回顾一学期来的教研组工作，我们是艰辛的，用我们组老师的话说就是“一学期没有到喘吸的机会”，可以说每位老师都是累了一学期，忙了一学期，也紧张了一学期，真心希望辛勤的汗水能换来丰硕的果实，愿各位老师平平安安，幸福快乐！！
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又近尾声，现将数学教研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努力打造具有集团优势的教师队伍。
1、组织本组教师认真学习了《新课程标准修订本》，进一步领会新课标的精神，进一步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
2、创设教师间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互相切磋、交流的学习型校园文化。
3、在学校的“青蓝工作室”的引领下，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训力度，鼓励中青年教师自觉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科研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知识。本学期开展的校级各类教学研究，大大的提高本组老师们的课堂专业素养；围绕“有效运用学生的学习起点实践研究”这一主题，以公开课为切入点，深入研究，精心打磨课堂，以年级为单位，专题研究进行课前调研、上课、主题讨论、文本解读等活动。其中黄茹茹老师、潘志平老师、陈海燕老师、蔡小琴老师、陈爱荣老师和薛孝余老师分别代表教研组开出了几节精彩纷呈的专题课。
二、立足教学，探究教研工作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
1、集体备课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功效。
集体备课，因为本学期时间的紧张关系，大多让老师们在教研时间之外，带着专题进行钻研。但是这样的钻研有一定的问题，比如主题针对性不强。希望下学期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对开课老师的课，有一个针对性的研讨后，再进行集体备课，发挥集体的力量。
2、教师学习的机会太少。
我们的老师，在教研教学方面想要提高，还需要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去外面学习更多的新教学意识、教学理念和教学新动态。可惜我们学校出于财政的原因，本学期，或者说几个学期以来，我们数学老师走出去学习的机会不多，学习面不广。只是个别老师走出去学习，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走出去，看看特级老师、精英老师们的课。
3、教学教研是作业的误识
教学教研本应该是老师们在教学中遇到难题，进行探讨研究的好时机，或者教学时有新的体会，取之与人共享的好机会。可现在我们的教学教研有逐渐走向作业化公式化的趋势。我想其内在原因应该是教研模式单一，缺乏激励措施所造成的。
数学教研工作，从我做起。不求最好，但求更好。
本学期的教学教研工作伴随着新年脚步的临近，即将接近尾声。回顾这一学期的教学教研工作，有几分充实、几分忙碌，也有几分感概……本学期我们教研组结合“教学质量提升年”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本着“为学生服务，要自己提高”的理念，全体老师们发扬优秀教研组的传统，兢兢业业的工作。现将这一学期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教学常规工作管理：
从整体优化出发，加强教学工作的五个环节的管理。为进一步发挥教研组、备课组的功能，我组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明确树立集体质量意识，信息资源共享，认真落实了集体备课制度，由备课组长负责制，抓好备课过程中的各环节。各教师的教案都较为规范，质好量足，在学校的教案检查中大部分教师教案优秀。课堂上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在课堂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所有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都时时考虑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本学期重点是学习方法的指导，指导的要点是怎样听课、怎样做作业和怎样复习，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必须给学生自主参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教学中以人为本关爱学生，学生满意度较高，全体教师在精选习题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批改工作，力求做到及时反馈矫正，讲求实效，学校作业抽查情况显示本组全体教师作业批改情况优秀。各年级都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分层教学，培优补差。初一抓好起始阶段数学学习习惯的养成；初二抓好基础教学，培养数学素质；初三多角度训练学生的思维品质，提高数学解题能力。在全组老师的辛勤努力下，初中数学各年级成绩都有较大提高，
二、教科研活动：
坚持每周进行教研活动，每次教研活动事先都经过精心准备，定内容、定时间、讲实效，多次组织学习教育理论和本学科的教学经验，充实教师的现代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
精心安排好教师的示范课抓好评教工作，对公开课严格把关，要求每一节公开课前都经过备课组的老师多次的研究和修改，每堂公开课后，全科组的老师都有进行认真的评课，以此推动本组的教研氛围。
本学期组织了初一、初二、初三的校级竞赛，及区级小论文比赛，其中三篇获奖；
全体教师参加了x学时培训，大部分教师参加了x学时网络培训，三位教师参加x学时培训。虽然工作有些繁忙，但收获颇丰。
三、专业发展：
全组教师团结协作，凝聚力强，有良好的师德师风。本组多位教师承担考试命题工作，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身上肩负的重任，探索之路任重面道远，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地开拓进取，迎接更大的挑战。
四、教研组建设的设想：
1、新课标学习与钻研还要加强。
2、课堂教学设计、研究、效果方面还要考虑。
3、打造高效课堂。
4、“培优、辅中、稳差”的方法方式还有待完善。
又一学期在大家的忙碌中匆匆度过，回首本学期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现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校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农村初级中学，连小学部在内一共只有十三个班，十二名教师，六百来学生。我们学校对教研工作非常重视，数学教师大多数都是年富力强中教师青年，他们积极参与教研教改，这样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为本组顺利完成本学期教学教研工作任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本学期开展的主要工作
1、成功开展了课内比教学活动。
2、组建了八年级数学兴趣小组并持久地开展了活动。
3、进行了有效课堂的尝试。
4、认真组织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
5、每周一练的模式基本形成。
6、部分教师到育才实验学校学习了“高效课堂”模式。课内比教学活动，全体教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十二位教师全员参与，从课题的选择、教案的设计、课件的制作、说课稿的形成都是一丝不苟的。通过课内比教学活动，全体老师提高了认识、提高了教育教学水平。
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落到了实处。每周的星期二上午是数学组集体备课时间，每周的集体备课都有议题、有中心发言人。每次都能解决实际问题，使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真正落到了实处。
进一步完善了每周一练。学生的成绩是练出来的，数学学科更是如此，一个知识点要想成为能力，一班要有三到五次的练习，“每周一练”我们已经形成了共识，我们对每周一练非常重视。从练习的设计、批改、总结、反思各个环节都非常到位，从学生的成绩来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每周一练的模式基本形成。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完善，使每周一练成为我校的特色。
互相听课是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最有效的方法。本期我们所有的教师每周至少听了一节课，学校每周都要对老师的听课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每一节课的听课情况做好了记载，基本上杜绝了听假课的现象。
进行了有效课堂的尝试。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课外活动，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进行了构建数学模型、开放习题教学的讲座，建立了八年级数学竞赛辅导小组，五、六、七年级数学兴趣小组，发挥学生特长，推进素质教育，在活动中讲究计划性、知识性、科学性。
我们数学组全体教师纪律观念强，很少有迟到早退现象，他们总是早起晚归，延时工作，经常利用节假日备课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辅导，辛勤耕耘，真抓实干。展望未来，要实现教研兴校的宏伟目标，我们数学组任重而道远，我组全体教师在新的一年里，决心更加团结协作，自加压力，树立主人翁精神，为提高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而发奋努力。
余建国，男，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周晔 周晔 女，1926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
他只想送快递，不想做什么名人。送快递很快乐，他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好，自己非常快乐。
他说找一个媳妇儿最重要。也让人们觉得他的行为非常的可爱。
河南快递员虽然破解了世界难题，而且走上了浙大的讲台。但毕竟这位河南快递员属于民间科学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够系统权威，很难在科研路上站稳脚跟。
他说这样的难题很好解开，因为他自己很聪明，也算是一个天才，所以才33岁就能破解世纪难题，希望这样的天才在我们中国多多产出，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不是他一个人发明的，是以他为首的整个团队的发明。袁隆平于1971年2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1973年，以他为首的科技攻关组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
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又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由袁隆平任中心主任。1986年提出“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观点，经6年艰难攻关，与研究人员成功地突破了两系杂交稻关键技术并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
主要成就
2016年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测产验收专家、以及相关技术专家来到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割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
同样该攻关模式，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本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袁隆平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杂交水稻
不是，杂交水稻是他带领团队一起种出来的。
袁隆平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在IRRI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奇迹稻（IR8）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
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
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2020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进行的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达到了亩产1530.76公斤，其中早稻619.06公斤、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品种“叁优一号”911.7公斤，超过了1500公斤的预期目标。
袁隆平去世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2021年5月24日上午，袁隆平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举行。袁隆平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向其家属表示亲切问候并送花圈。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王晨、刘鹤、孙春兰、李希、杨晓渡、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分别发来唁电或送花圈表示悼念。
泰王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长拉纳里韦卢，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农业渔业部长佩德罗·多斯雷斯等送花圈或表示悼念。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袁隆平
日本的道教研究开创时期，从事道教研究的都是汉学家和一些「中国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朝野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还称中国过去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续编》、《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日本佛教僧侣。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在中国期间，小柳司气太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 ── 北京白云观，取得了道教宫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司气太以授课讲义为底本写成了《道教概说》，出版后不久，就由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小柳司气太的主要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道教的历史资料，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的道教。
小柳司气太提出的许多观点，诸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等，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司气太的研究的明显缺点是：将道教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之中，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道教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从19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 *** 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日本的道教研究也纳入了对华战争的需要。设在沈阳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设在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和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需要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的成果就包含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六卷本）中。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仍然从事著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等等。这些代表著作中有些出版在战后。
福井康顺（1898－1991年），日本佛教僧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左右吉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对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福井康顺以《道教的研究》一书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的研究》、《列仙传考》、《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等论著，1987年出版了《福井康顺全集》（六卷）。福井康顺之子福井文雅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顺的研究方法的最好的承继人当推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1916－1979年），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公认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亲身体验。福井康顺和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将道教附属于儒、佛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系统来研究。并且其道教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眼光只是局限在宫观中的和书本上的道教，方法上也由于过分重视考据，因此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尚未来得及深入到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对华研究的加强。同时，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道教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许多发展。这一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
日本道教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称：「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吸收进来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之中。据报道，现在日本道教学会已有会员达600余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从1989年起，日本道教学会开始颁发每二年一次的日本道教学会奖，奖励年轻的新研究者。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 ── 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不难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四个特点：
第一，对于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大渊忍尔教授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教授的《中国的宗教改革》中对于全真教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探索，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这些著作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就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传道人，大多出自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的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以宫川尚志为代表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
第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例如：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作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调查，像灶神、城隍、土地和后土信仰的调查，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习惯的认识。洼德忠（191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历任驹泽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日本本土、冲绳和朝鲜南部的「守庚申」民俗作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出自中国道教。洼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对于道教在东北亚、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编写的《道教史》一书，被收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之中，并已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比较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与以前的道教史著作相比更加生动。
第三，对于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道教多种多样的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卜、占星、堪舆等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道教的炼丹术就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作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形式一直传承不止。这些非科学的方术，被一般人称为迷信。这一时期中，日本加强了道教和科学的关系研究，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加深对道教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和《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19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等等。在1960年代，宫川尚志对于陶弘景的研究，其观点有了发展，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种学说的综合家。在1970年代，由緟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中发表有赤堀昭的论文《陶弘景和〈集注本草〉》，论文指出陶弘景的隐居只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透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于道教的研究深入到了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以及道教对海外华人至今具有的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福永光司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永光司（1918－），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哲学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无奈随军下南洋时，随身戎装中，一直带着一部《庄子》。战后，福永光司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发表的《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作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日本的史学界、道教学界中，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的视野和兴趣、目的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的 *** 期的主要特点有：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道教研究接触交流比较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主要发言人中有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等。
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1974年，京都大学的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习，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多次重印的《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于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的道教研究原来比较著重经典和历史。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日本的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开始重视对于道教科仪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道教的历史和构造》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蜂屋邦夫（1938─），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退休后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原来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著有《仪礼士冠疏》、《仪礼士昏疏》、《关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读老庄》等。1980年代以后，蜂屋邦夫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复苏，于是，对于道教倍加关心。1987和1988年，蜂屋邦夫两次到中国调查，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道教的现状 ── 道士、道协、道观》。1990年以后，又四次来中国调查，在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蜂屋邦夫认为，「同佛教寺院相比较，道教的特色呈现出外观的多样性。以殿的配置、联额的表现和祭神的组合等情况而言，在八十所道观中各有个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总体的具象。以道士的信仰和生活等内层方面而言，它们似乎没有像可以见到的道观的外在方面那样有显著的不同点。但是，就主要神格的地域特色、交流地区的范围和信徒朝拜情况，以及道士的生活面而言，各个道观也是有程度不同的特色的。」[1]
麦谷邦夫（1948─），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以中国道教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著述有：《陶弘景年谱考略》、《初期道教中的救济思想》、《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道教中的各种天界说》、《道家、道教的气》等。从1974年起，麦谷邦夫就在道教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道教经籍索引。已经出版的就有《老子想尔注索引》和《真诰索引》等，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宏（1959─），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取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宏曾多次赴台湾考察道教仪礼。由于语言才能出色，能说普通话、闽南话和英语，能阅读法语文献，因此，在道教研究中视野开阔，并且力图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注意吸取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在日本新一代道教研究学者中，丸山宏著作丰硕，立论稳妥，颇为令人注目。他的《玉坛发表科仪考 ── 台南道教仪礼的历史谱系探索》，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此文在1991年获得了日本道教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济教授签署的「评审结果报告」指出，「该论文在对于当今台 *** 南县和高雄县的正一派道士进行的玉坛发表仪式进行精密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行仪技法上溯至古代东晋，特别是对其最具特征的取天气罡法的研究，以文献证明它与宋代开始的天心正法相一致。也就是说，该论文是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而组成的。根据实地调查进行研究，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该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组合了历史文献的验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拓了以前研究中未曾见过的新的方法论」。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经形成十个门类：
在 *** 期中，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的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的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料和新修道藏的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 *** 期的研究规模比较过去要大得多。
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他于1981年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 王应睐（生物化学家，1965年组织我国科学家首次合成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这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质, 实现了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壮举。）
11月27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2009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发布了2008年论文被SCI、EI、ISTP、SSCI收录情况。该校的统计结果为：SCI收录214篇；EI收录530篇；ISTP收录922篇（高等院校排名第九位）；SSCI收录3篇。11月25日 该校承担的教育部战略研究重点项目结题暨高水平特色型大学战略研究培育基地验收会议在该校科技大厦顺利召开。该校高水平特色型大学战略研究培育基地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10月23日 “2009年中国光通信发展与竞争力论坛（ODC’2009）”在该校科学会堂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由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研究院、亚太光通信委员会联合主办，是中国光通信领域一次参与面广、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的高水准会议，堪称中国光通信领域的一次“奥林匹克”盛会。9月23日 该校“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启动大会在北邮科技大厦圆满举行。“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灾备技术工程实验室。8月10日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治理与信息社会法律的系统化、理论化研究的学术机构。6月 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平导师组获JCN 2008年度最佳论文奖。JCN最佳论文奖每年评选一次，从2000年至今仅评选出9篇最佳论文，历年来分别为美国、以色列、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知名学者获得。这是自2000年该奖项设立以来，来自中国的高校和学者首次获得该项殊荣。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得ICT-MobileSummit 2009会议最佳展示奖。6月15日 北京邮电大学——诺基亚联合研究实验室启动。4月 “光通信与光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正式更名为“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月 2008年度，该校有10项科技成果获奖，所获奖项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盘锦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等多类奖项。 12月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版）继2006年获得首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后再次蝉联此奖。《中国邮电高校学报》（英文版）在教育部科技司最近举行的2008年第2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9月 Science上发表该校邓伟洪、郭军、胡佳妮、张洪刚等师生撰写的论文，这是该校师生首次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1月 泛网无线通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建设项目通过专家验收。（2008年统计）2007年学术论文：SCI论文约160篇，EI论文约496篇，ISTP论文约4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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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的行动
作者：[奥地利]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余晖
豆瓣评分：9.1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年份：2013-1-1
页数：1016
内容简介：
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动》，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作者简介：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其理论影响了之后的诸多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
译者：余晖，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助教、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变迁背景 论文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高度的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本文试图探寻我国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体制变迁的背景。 引言 一般来说，垄断总是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和多种低效率，因而一直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消费者所诟病。垄断的产生和维持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少数厂商拥有特殊的知识、技术和投入品；一些产业的生产函数在有效产出范围内具有成本的次可加性；厂商间的策略性行为(如串谋等)；政府对新厂商的进入设置壁垒。近年来，随着可竞争市场理论为经济学人所普遍接受，行政垄断倍受关注。 行政垄断通常是指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行政垄断有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又称“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行政垄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垄断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合法和法律授权；行政垄断的本质是妨碍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余晖，200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国家垄断——而出现。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该体制自1970年代末以来变革的原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展望行政垄断的未来走势。 一、传统行政垄断体制产生的历史根源 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5日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他认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至于“节制资本”，毛泽东在其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是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前国家就已经决定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价格和劳动条件等进行严格的管制，对全国的外贸由国家进行统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就相应实行了国家垄断)。之所以要“节制资本”(其实也就是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当时说是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但从建国后的政策取向来看，目的并不仅仅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其实都是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落后的状态，同时也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苏联等国的示范效应，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重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赶美超英”。由于重工业属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进口技术设备等特点，而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资金匮乏而劳动力丰富，外汇短缺且出口创汇能力低。由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发生矛盾，需要政府实施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来人为压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还需要提高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以保证重工业发展能够获得充足而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进口技术设备。这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为了“赶超”，我们一开始就否定并试图消灭市场。 为了可以按照政府的意愿配置资源，国家需要建立主要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就是外贸统制，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统购统销、外贸统制，再加上外汇管制，使得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价格体系截然分开，国内资源流动不会因外部比价变动而偏离政府的取向。 为了取得对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方向，国家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私人经济改造为国有成分(因为这样容易控制)，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国家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经营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系。对于私营经济，随着统购统销和外贸统制的推行，私营批发和进出口业务已无存身之地；1950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垄断了银行业，查封和取缔了证券交易活动，禁止私人经营外汇，并逐步对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前后，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上述各项政策的实施再加上群众运动的推动，只用了三年左右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司合营。至此，私营经济已经很难生存。 对于诸如民航、铁路、邮政、电信等行业，一方面在当时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当然也是为传统发展战略服务，因而实行了国家独家垄断，而且是政企合一(其中民航实行军事化管理，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为了管理、监督国营经济的运行，保证“赶超”战略的贯彻执行，国家实行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两种主要管理方式。在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上直接表现为各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几乎每一个大的产业都对应有一个主管部门，另外还有物资、粮食和物价等配套部门。各主管部门及其所辖企业也就自然构成了行政垄断(因为消灭了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在当时主要存在于第一产业)。 在当时，最高决策者也意识到了我国各地情况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较快发展(这一点在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集中反映)。1957年中央决定实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由于当时全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地区之间仅靠计划调拨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联系。财政分权以后企业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许多企业从中央所属变为地方所属)，中央的计划调拨有所削弱，这时生产中的前后向联系出现麻烦；同时，由于长期来对于外敌入侵的担忧，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区可以自求平衡，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西、西北和西南七个协作区成立以后，中央明确要求他们分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要求一些省份也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种“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系是传统行政垄断体系的集中反映，也是我国目前行政垄断难以破除的重要历史原因(地区分割问题在当时已经落下伏笔)。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迁及其原因 由于传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由于认识水平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二十多年来传统的行政垄断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市场准八方面，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三资”成分已经广泛进入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一些传统的高度垄断行业已经或正在打破垄断：民航已成功地实行了政企分离，地方航空公司和中央所属航空公司一起竞争，机场正逐步交由地方经营；在电信行业，随着中国联通、铁通等电信运营商的成立和原中国电信的成功分拆，中国电信一家垄断的局面已经被初步打破；在铁路方面，目前已经有三茂，广梅汕等多家地方铁路出现：在金融领域，不仅国有银行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很多民营、外资、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贸领域中，外贸垄断的局面已经初步打破，一大批国有、中外合资、股份制和私营等外贸公司同台竞技。 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垄断的变革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促进：财政压力，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寻租和腐败，财政分权改革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外部压力，国有经济的效益不彰和民营经济的出色表现等。 首先，政府财政收入中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使得政府必须借助于多方力量进行建设。我国的电力、铁路、公路建设和经营等行业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建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电力行业长期实行国家垄断而财政资金投入不足，到1978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缺口达到1.000万千瓦，年发电量缺口达到400亿千瓦时左右。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党和政府决定对电力行业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先是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办电，随后又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多家办电、集资办电”的政策。同时还取消了统一上网价的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实行“还本付息价”，保证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张宇燕等学者提出，治国者必须要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体现为公民和官员的拥护)，这就需要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当财政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就必须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首先就是要“甩包袱”。将传统的行政垄断部门对多种经济成分开放，允许它们投资和经营也正是财政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其次，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问题。对于垄断部门的低效率和寻租问题，国外学者早有论述和分析。胡鞍钢等学者估算了我国一些垄断行业所造成的租金、福利损失和收取的非法费用。研究表明，仅电力、交通运输邮电、民航、医疗几个部门的租金规模就占到我国GOP的1.7％12.7％。垄断行业职工的技术构成虽然总体不高，但是工资普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电气的生产与供应业、民航、铁路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35％-150％(民航)，而劳动生产率却低得可怜(1985-1996年，铁路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电力行业为3/5)。 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劣质服务、高收费、缺乏创新激励等问题长期为人们所痛恨。比如建国以后直到1994年，我国(基本)电信业——主要指电话——都是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属于典型的行业行政性垄断。长期的垄断使该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1989年我国每干电话主线的电信职工为87人，约为日本的16倍，菲律宾的2.5倍，而我国的电信资费奇高、服务低劣是广大消费者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竞争格局的初步显现，服务质量得到提升，资费和以前相比也大为降低。 第三，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成为打破垄断的推动者。分权化财政改革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纷纷或明或暗地降低了投资经营的门槛，使得外资，民营资本。得以较为便利地进入。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政绩，必然要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政府放宽市场准入。 第四，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垄断。要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就必须与国际接轨，按照相对统一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上各主要国家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纷纷放松管制，政府独家垄断的领域越来越少，外贸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许多行政垄断也就难以维持了。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石油、教育等传统行政垄断部门。从这几年来的实践来看，引入竞争有力地促进了相关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五，国有经济的不景气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开放”。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一代理问题难以解决，再加上其他一些长期形成的体制问题，国有经济近年来经营业绩一直不佳。2006年，全国省市级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9.644亿元，同年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额大约为20万亿元，作一个简单的除法可以算出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利润率不足5％。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滥用垄断地位而获利。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利税率等方面的对比表明，国有经济的表现已经远远不如非国有经济。从企业R&D绩效来看，国有企业明显落后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中从业人员数量无论从相对数还是从绝对数来看都在下降。197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78％，目前已经不足40％；自1996年以来，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绝对数一路下滑。可以说，这些年非国有经济在增加就业方面功不可没。 鲜明的对比和非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力量要求政府必须努力打破行政垄断，放宽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领域。 三、当前行政垄断中的突出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垄断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地区分割问题、民营经济发展受阻问题、由于行政垄断导致的寻租和腐败问题等。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前两个问题。 先来看我国的地区分割问题。地区分割就是国内各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一方面限制外地商品进八本地市场，另一方面限制本地紧缺商品、原材料和技术流向外地。前文已经说过，1950年代末期的分权改革中要求各地自求平衡，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问题此时已经产生。随后，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各地为了尽量增加财政收入，纷纷上马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工业项目。这样，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了保证自己的企业能够正常开工，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各省之间就必然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目前我国国内省际“关税”税率达到46％，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超过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税税率。难怪有人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市场还是N个市场“这样的疑问。归根结底，地区分割首先是财政分权大背景下由于政企不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所形成的局面。 地区分割使得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也使得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仍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地区分割实际上是一种“囚徒的困境”，它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仍有很多的制度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大多与行政垄断有关。我国已经加入WTO，很多行业已经或即将对外商开放，但是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做到“对内开放”。除了市场准入之外，由于金融领域目前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实行行政垄断，实行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歧视性政策，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问题。四、结束语 我国的行政垄断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我国的资源禀赋又和这一发展战略相矛盾。为了能够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推行，政府采用了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家垄断，消灭了私营经济，同时对主要产品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取消企业的自主权。这一体制在早期政局不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曾发挥过其积极作用。但是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的行政垄断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些传统的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允许非国有经济从事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经营，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垄断的破除不仅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种垄断的破除主要是由于财政压力、分权式改革的推动、外来压力、长期垄断所造成的低效率、非国有经济的影响增强等。 目前，我国的行政垄断势力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国内地区分割、民营经济发展中受到限制等。这种局面必须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