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学位，要找个好人当导师
李萍萍 江苏大学教授 女，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85年7月在浙江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5年3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1997年12月江苏理工大学博士后出站。2006年12月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先后被表彰为江苏省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全国妇联“双学双比”优秀科技服务工作者、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三八红旗手，并获江苏省科技创新十大女杰提名奖。长期从事农业生物环境工程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农业工程学报》、《农业机械学报》、《园艺学报》、《应用生态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ergy Issues》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被EI收录30多篇、SCI5篇、ISTP 10篇。出版专著和教材8部，主持和承担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并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江苏省城镇妇女发明创造二等奖1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专利1项。目前为江苏大学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省江苏重点学科带头人，“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及设施园艺专业委员会委员、电子技术与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江苏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农业工程学会农业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笔 名： 七舍利子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8/3 民 族： 汉族 1968年春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就学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编导专业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剧作研究生班。现专业从事影视编导兼制片人工作。有多部作品问世。 她曾执导《朝霞》、《荷香》、《小镇人》、《导游小姐》、《戏梦人生》等影视剧。 现在执导的影片《天边的云》已经开拍。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 1977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1978年起在北京市肿瘤研究所工作至今。1988-1990年在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药理系进修，访问学者，从事临床前药理研究。现任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ISOQOL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协会会员；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理事。
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 2000 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学位，2005 年获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学位，2005-2008 年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 年 6 月入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晶研究员从事以生物数据分析，算法设计和数据库开发为主的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研究，迄今在 Nature、Nucleic Acids Research、PLoS Comput Biol. 等国内外知名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影响因子总计为237分。2007 年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新星。先后主持、参与多项国内外重大项目，包括 863、973 项目、自然科学基金、欧盟第六框架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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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王晓离开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到母校南京大学任教的第三年。也是这一年，他对核糖的自然选择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大胆 探索 。 随着时间流逝，核糖逐渐演化成脱氧核糖（deoxy ribose），RNA 也逐渐被 DNA 取代，后者也成为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但是，为何 RNA 的骨架是核糖，而不是别的糖？之前有人尝试 探索 这个问题，然而没找到一个简单、普适而有效的答案。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就这一问题，目前有两大学派。其一是生物学学派。生物学家认为核糖并非在第一步生成，原始 RNA 骨架才是首先生成的。该学派认为，最初生成的骨架逐渐被核糖取代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它会被核糖取代？核糖的专一性也需要得到进一步解释，而该学派一般认为核糖对 RNA 的构象可起到促进作用。 其二是化学学派。2004 年，时任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的著名生物化学家、古基因学家史蒂文•班纳（Steven Benner），首次提出硼酸盐假说，相关论文发表在 Science。他发现，比起阿拉伯糖、木糖、来苏糖这三种五碳糖，核糖能和硼酸盐形成比较稳定的络合物。 但是，硼酸盐假说的局限性在于地壳中硼的储量太低，因此不能有效推动这一选择过程；硅酸盐假说的缺陷在于它无法证明核糖和硅酸盐的络合物比其他三种五碳糖络合物更稳定。二者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生成的共价键络合物太过稳定，几乎不能参与核苷酸合成。 对于这一很少有学者涉足的难题，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王晓课题组，重新拾起了这一“难啃骨头”。而要想理解这项成果，必须先介绍聚糖反应。学界普遍认为聚糖反应是一种天然糖合成反应，该反应一般由甲醛分子出发，在碱的作用下，可生成极其复杂的单糖或多糖混合物。 其中核糖不仅产率极低，在碱性溶液中也极不稳定，这意味着它无法长时间存在，自然也就难以生成核苷。上述假说的局限性也包括它们认定核糖来自于聚糖反应。对于硼酸盐假说，储量极小的硼酸盐，能遇上产率极小的核糖，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化学家们不断改进聚糖反应，试图提高核糖产率，但结果都不理想。 为此，王晓团队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适的新假说。在本次工作中，他们跳出了聚糖反应的束缚，首先从现代糖分析技术中得到启发，考察各种单糖在离子色谱或配体交换色谱中的保留行为，通过对分析化学、发酵学、海洋学等多个领域的大量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核糖在所有单糖里保留时间最长。 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基于上述现象，他们认为前生物环境中核糖的自然选择很有可能是分离过程决定的，而不是化学反应决定的，而决定核糖这一特殊性质的很可能是它与金属之间较强的配位作用。 配体交换色谱柱上含有固载的金属离子，因为带正电的金属离子会吸引糖；糖上的氧原子喜欢和金属离子结合，这种作用叫做配位作用。配位作用对于其他糖来说，可能没有核糖那么强烈。王晓设想了一种可吸附金属离子的材料，能通过金属离子去吸引糖，这样核糖就能得到富集。于是他想到了黏土。 地壳中的黏土非常丰富，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铝酸盐，而它的一大特性就是吸附或交换金属离子。高岭土作为一种最常见的黏土，它的工业用途之一就是吸附重金属离子。有了黏土和金属离子，就有了一个可能选择吸附核糖的“天然固定相”。从这一猜想出发，他提出了一种史前化学的模型，称为“黏土-金属”模型（Metal-Doped-Clay, MDC）。 基于该假设，王晓团队开始用实验来验证猜想。研究中，他们采用了几种可吸附二价金属的黏土，并考察了二价铜、二价铁等金属。采用二价金属离子的依据在于，距今约 26 亿年前（原始生命诞生之后），地球上曾发生过一次大氧化事件。 目前普遍认为大氧化事件是由于蓝藻类的生物造成的。在大氧化事件之后，地球上才有大量氧气，金属才能以高价态形式出现。 王晓团队一开始考察了四种五碳糖，发现金属附着的黏土对核糖均有选择性吸附，也就是说核糖在上面吸附得最多。此外，他们使用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模拟了四种五碳糖和黏土-金属材料的配合物，借此从深层次研究了核糖和黏土-金属结合的特殊稳定性。 然后，他们测试了高岭土、蒙脱石、云母这几种最常见的黏土和金属离子的组合，发现大多数黏土-金属材料（MDC）对 R 都存在选择性吸附。并把该实验拓展到十种四、五、六碳糖的混合物，发现富集在 MDC 上最多的依然是核糖。 实验中，他们还使用了先进的连续流微反应系统，这种反应系统含有一个固定床微反应器，它是一组非常精密的不锈钢模块。他们把 MDC 材料装填在微固定床里，用它来模拟在水流冲刷下的核糖选择性吸附行为，发现直到流动化学实验结束时，MDC 依然可以吸附更多的核糖。王晓把这个过程比作“枕石漱流”：核糖吸附在黏土-金属上（“枕石”），经过水流的涤荡（“漱流”），成为唯一被富集的糖类，完成了自然选择。 最后，为进一步验证 MDC 模型，他们尝试在聚糖反应中直接加入 MDC 。结果显示，对于复杂的反应混合物，核糖依然是停留在 MDC 上最多的 C5 - C7 单糖。 也就是说，虽然单次聚糖反应的核糖产率有限，但核糖可以通过在 MDC 上选择性吸附和稳定化，最终实现富集。对于“下游反应”，他们测试了 MDC 吸附的核糖对于各类碱基的反应活性，发现其活性与游离核糖没有差异。 同时对 MDC 吸附核糖的稳定性进行了跟踪，发现至少六周以后，吸附的核糖依然存在。这表明，MDC 吸附的核糖在稳定性和反应性之间，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同时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除了糖苷化反应外，他们还研究了 MDC 存在下的核苷磷酸化反应，发现相应核苷酸的产率和 5’ 位选择性均高于已报道的最佳条件。简言之，核糖在生成之后，就会吸附并富集在黏土-金属材料上，随后发生糖苷化反应，并通过磷酸化反应来生成核苷酸，最终形成 RNA。 王晓团队推测，富含黏土–金属的地球环境可能形成于冥古宙（Hadean）晚期至太古宙（Archaean）早期。在这一时期，海底热液流体（Hydrothermal Fluid）带出的大量二价金属离子和海底超基性岩作用，生成了黏土–金属。 原始生命诞生于太古宙早期，这一过程应该不会重复发生，因为从太古宙中期开始，陆地出现，海洋面积减小，因此他们推测黏土-金属形成的几率也随之减小。 2021 年 9 月 23 日，这项工作以“A plausible prebiotic selection of ribose for RNA－formation, dynamic isolation, and nucleotide synthesis based on metal－doped－clays”为题发表在 Chem 上。南大化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赵泽润为论文第一作者，王晓副教授为通讯作者[1]。 能提出这一假说，也和王晓多年的化学积累有关。2003 年，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有机氟化学家丹尼斯·科闰（Dennis Curran）教授，2009 年获博士学位。2008 年至 2011 年，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MIT）斯蒂芬·布赫瓦尔德（Stephen Buchwald）教授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博后研究结束后，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 Instructor。2017 年 11 月起，他正式回到南京大学任教。 谈及未来，王晓表示，在短期内他们还将继续 探索 “ RNA 世界”中的各种难题，比如核糖和碱基的糖苷化反应能否选择性地生成 N9 嘌呤核苷，能否直接生成嘧啶核苷。同时他强调，由于缺乏“化学化石”（Chemical Fossil）的佐证，生命起源的研究是很难有定论的，人们只可能无限接近真相。一个假说或理论要经得住考验，除了它能解决的核心问题外，需要遵循几个要素：符合原始地球环境、逻辑严谨、能和现代生物学接轨。他们会努力做到这几点。 专业支持：猫学长 参考： 1. Ze-Run Zhao、Xiao Wang，Chem23,（2021）
布里奇曼1882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开始对高压物理学的研究产生兴趣。高压物理学的发展受到设备的限制，面临两个技术难题，一是传递压力的流体的泄漏，一是压力容器的破裂。1909年布里奇曼发明了“无支持面”原理自密封装置，成功地产生了20000个大气压的高压。1937年，布里奇曼率先采用美国新出现的高耐压强度材料制造高压设备，并设想出外部支持的办法，获得了50000个大气压的压力。1941年他用改进了的外部支持装置获得100000大气压的压力，同时他还才一种交叉刀刃原理，获得过425000大气压的压力。1952年他又发明了一种更为完善的高压装置—站式设备可使高压稳定地保持在100000大气压，而且操作和测量都比较方便。布里奇曼因发明产生超高压的装置及利用这些装置在超高压领域的做出的众多贡献，获得了194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作为高压物理方面的杰出实验专家，他十分注重亲身实践，每项实验研究都亲自参加制作设备和仪器，甚至像加工机械零件、吹玻管、钻孔这些事他亲自动手，实验过程中也亲自操作。他的独立性很强，对人对自己都强调独立思考，科学研究中也几乎单干，很少与别人合作，甚至研究生也不愿多带，除了几篇别的课题的论文之外，他指导的高压物理方面的博士论文总共只有14篇。布里奇曼一生发表了260篇论文和13本书，只有2篇论文是和别人合作的。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PCR(聚合酶链反应) 发明人穆利斯（K.Mullis）也是一个单干的典型。穆利斯1944年12月出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1972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79年穆利斯进入西斯特公司，从事DNA的合成工作。穆利斯是一个个性独特、不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多次产生矛盾，与实验室的雇员发生性关系，拿枪和用拳头威胁跟他女朋友约会的同事。由于忘了带证件而被警卫员挡在门外，他甚至威胁警卫员。因此，他被免去了DNA合成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不过，公司并没有开除穆利斯。穆利斯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拒绝承认PCR组的集体努力和全体人员的敬业精神是导致该方法成功的重要原因。穆利斯是最先提出PCR概念的人，是坚信它具有光明前景的几个人之一，他认为公司在他的第一篇关于PCR的论文的发表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对优先权和专利署名提出了过分要求，要求作为今后5年内公司的每一篇关于PCR的论文的第一作者。穆利斯离开公司的时候得到了公司支付参与某项发明或者开发某个产品的最高奖1万美元。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刘慈老公是指刘慈教授的丈夫。刘慈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动物病理学家和兽医学家，目前在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任教。然而，具体刘慈教授的丈夫是谁，我们无法确定，因为这个信息并没有公开披露。我们应该尊重个人隐私，不去过多地探究或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如果您有其他关于刘慈教授或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问题，我们会尽力为您提供相关的答案。
关于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刘慈老公的具体情况，目前网络上并没有相关的信息或报道，因此无法准确回答。不过，刘慈是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一位优秀教师，主要从事动物医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成果，曾获得多项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奖励，也是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据了解，刘慈老公可能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身份，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
1 刘慈老公是指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教授刘慈的丈夫。2 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到刘慈老公的职业背景和成就，但是答主可以说明一下刘慈老公对刘慈教授的影响和支持，以及刘慈教授和刘慈老公在学术和生活方面的互相帮助与鼓励。3 刘慈教授和刘慈老公的学术和生活经历，也可以引出类似夫妻双方互相支持和合作，共同打拼的例子，可以启发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思考和借鉴。
山西农经期刊不是黑刊。山西农经期刊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出版的一份定期刊物，主要发表农业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以及农业政策、经济管理、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技术报告和科学文章。该刊是一份正规的学术性期刊，没有任何黑刊的嫌疑，可以放心使用。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那会计的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会计专业 毕业 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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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王欣，男，汉族，1966年9月出生于新疆。1983年9月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7月毕业，获得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9月，考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中国民族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7月毕业，获得史学硕士学位。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任馆员，从事文物管理和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10余篇。1994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民族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1997年6月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完成了题为“早期印欧文明的东向发展及其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研究报告。1999年博士后出站，进入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工作，任副教授，从事中国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其间主持完成了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项，参与省“九五规划重大项目”一项，完成专著和译著各一部，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1年7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工作，从事民族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任中心副主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各一项，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一部，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成果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学术兼职主要包括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陕西省历史学会理事等。曾经主持完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问题”（项目编号00JK082）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条件下新疆牧区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项目编号04CMZ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疆地区历史时期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2ZDX7700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项目编号XJTS-A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