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心理学作为一个跨专业学科，正是将传播和心理的联系单独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心理学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
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摇滚之所以能在青年一代中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摇滚乐中所要表达和追求的东西符合当时时代的心理脉搏外，还于与青少年特殊心理特征有关。青少年的这些特征都为摇滚乐的传播留下了心理空间。
关键词 摇滚乐 传播 青少年心理
摇滚乐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开始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50年代的摇滚乐还是把眼光停驻在小汽车、姑娘、爱情、逃学之类反映青春骚动的主题之上，那么60年代则使摇滚开始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一宣泄青春期过剩精力的 方法 ，而已经成为一种年轻人思考和表达的途径。①当这种以“思考和表达”著称的音乐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后，不仅出现了象崔健、郑均等这样摇滚乐手，还出现了“黑豹”、“超载”等摇滚乐队。连主流人士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学家高尔泰就曾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 文化 形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摇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来吸引那些为它痴狂的青少年呢?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它在青年一代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宏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时代的心理脉搏
1986年5月9日、10日夜,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登上舞台，吼出了那首标志着中国摇滚诞生的《一无所有》。从此，摇滚乐开始在中国落地、发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民刚从“”浩劫的政治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经历着一个文化复兴与 反思 的过程。这时引入的摇滚乐也和其他新兴的文艺类型一样成为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唤醒人们生活热情的有力助手。而摇滚乐的反叛精神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青年一代反思历史、批判腐朽传统的心理需要。②可谓是当时中国的气候为摇滚的进入和传播提供了土壤，而摇滚自身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符合了当时中国一代青年人的心理脉搏。
二、微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征
1.青春期偶像崇拜心理的必然选择
偶像崇拜也许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渡性行为，它是青少年在自我否定期追求自我肯定和理想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助于青少年投射自我及自我价值以及重新建构自我。③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所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其本质在于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人们相信偶像的真实性。④弗洛伊德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象偶像这类较远的人。⑤而摇滚所表达的那种激情和伟大、叛逆和反抗正好表达了青少年的心声，青年人也在那些摇滚斗士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所追随的自由和叛逆。摇滚满足了青年的心理需求，摇滚歌手成了青年心理表达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追逐和模仿的榜样，成为了他们的心理偶像，摇滚乐也就自然而然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
2.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追求自由、渴望真实的内心表达
青少年在走入一个由成人构成并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以后，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显得另类，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管教和制约。这时的青少年就会在内心产生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及其女儿的观点：青春期(12―20岁)的发展，个体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从父母那里摆脱自己……男女青年共同的一点是要和父母逐渐疏离，并尝试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⑥而“对多数人来说，摇滚乐出现在阶级、时代、文化斗争的一个特殊交点上，这个事实已然使它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成为一种受压迫者求解放的工具。”⑦从这点上说，青年难怪在表现出愤怒、反抗父母和社会时，选择一种宣泄型的摇滚乐。另一方面，作为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少年，由于长期生活在父母和同龄人的“拟态环境”中，对社会复杂程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他们长期养成的眼见为实的习惯，在步入社会那一刻受到挑战，对周围事物的真假辨别能力较弱，当遇到挫折时感觉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虚幻和难以相信。因此，有一种渴望简单、真实的生活环境愿望。这些都在摇滚中找到了表达。正如摇滚了二十多年的崔建所说：“摇滚这种音乐形式很宽容，各种情绪都能表达，它需要的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创作”。二者心有灵犀，自然也就为摇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找到了默契。
3.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寻找刺激、宣泄积郁的心理需求
多数青少年长期生活在一种父母的“保护伞”之下，他们的生活很少受到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刺激。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少量感觉输入的单调环境，会使人感到厌烦和痛苦，甚至导致人的活动的严重失调。国外心理学界就曾对人的这种需要――追求刺激的需要进行过实验。他们给大学生以相当可观的报酬，要他们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逗留。具体说，就是要求他们持续躺在帆布床上，除进餐和上厕所外，不做任何事，房间的灯是开着的，但他们被戴着半透明的护目镜，不能看到东西，室内还有装置，防止他们去触摸物体，或听到任何有规律的声音。起初，被试者尝试大睡特睡，但是这种无刺激的环境最终使他们难以忍受，仅两三天后，他们就决意逃脱这个单调的实验环境。⑧虽然这个实验有些极端，但还是反映了人，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精力旺盛、渴望新鲜和刺激。而单调的学校、家庭环境往往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要，认为只要给他们吃穿，满足他们的学习环境就是对他们好了。所以，青年们就会去自己寻找刺激，这时候，以刺耳、尖叫和身体扭曲为特点的摇滚表演方式自然就成为他们得到刺激和宣泄的最好方式。另外，来自学校的学习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待有时也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神经无限紧张，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梦想之间有太多的差距，引起心里上的不平衡。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美好的心理平衡要靠工作、家庭、娱乐三者的和谐统一。但青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还没有进入社会工作，在家庭中也属于“听命”状态。所以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活动之中。而在娱乐活动中，由于摇滚是一种审美观效应最强的审美方式，加上摇滚又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容易诱发郁积心头、含混莫名的感情冲动，因此便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们的最为理想的宣泄方式。⑨
4.摇滚乐为行走着的青年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多数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摆脱家庭牢笼，独创一片天地的理想。他们反抗来自父母的说教，叛逆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多数青少年的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心理冲动，他们毕竟还缺乏社会 经验 ，缺乏生活技巧以及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有就注定了当他们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多数会遭遇失败。当他们的叛逆行为遭到来自成人社会的排斥后，他们的反抗会显得无力。在这时，他们多数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出走、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而摇滚中的“行走者”无疑成了他们的出走路上的知音和陪伴者。比如崔健的《苦行僧》，窦唯的《艳阳天》等，他们有的是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走，有的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实，当青少年在外面遭遇挫折，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家，是想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父母的爱。因此，摇滚作为对孤独、迷茫的流浪青年的回应，“回家”也就成了一个逃避的目的地。在歌中，他们尽情抒发着对家、对故乡的想念。张楚高喊着：“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啦”。这时，摇滚乐中所表达出的由叛逆到出走，由出走到挫折，再由挫折到回家，最后为处于青春期行走并试图逃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心灵上的归宿，于是多数青少年也就带着摇滚流浪、流浪，他们在撒播摇滚的种子的同时最终也在摇滚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5.摇滚乐唱出了青少年对爱情和性的心理渴望
青春期少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性意识的蒙胧。从生理角度上讲，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生理上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开始产生爱与被爱的期待，对两性之间也开始好奇起来。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们羞于直接表达和诉说。而摇滚乐，如郑均的《赤裸裸》在这方面却表现大胆而直白，满足了青少年的表达欲和好奇欲。其实，摇滚乐就其整体精神来说，一开始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但这种浪漫和激情并非一般流行歌曲中表现的那么呢喃和缠绵，而是更为简洁明快和赤裸裸，像火一样的热情号叫和呐喊，正是这些富有青春期式的激情表达方式吸引了富有激情的青少年的参与。这种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为摇滚在青少年当中的传播提供基础。
6.摇滚乐呐喊出了青少年渴望参与社会的心理意识
作为逐渐完成的社会人，青少年除了反叛、逃避以为，其实更多的是想早日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1990年崔健为北京亚运会捐款100万的巡回义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青年的轰动和狂热。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共同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⑩当这种青年时期的观念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内涵。就象有的学者所说的“摇滚文化中最核心的叛逆精神在此则成为摇滚青年们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他们用摇滚的音乐形式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深刻的揭露与大胆的批判。”当青年们无法通过实际的参与来表达对社会改变时，他们便找到了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摇滚。
摇滚乐是一种青年人的音乐，它节奏简单、表现力强，特别是他那强烈的节奏，与青少年精力充沛、好动的特性相吻合;摇滚乐无拘无束的表演形式，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相适应;摇滚乐歌唱的题材，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紧密相关。由此看出，摇滚本身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特点，而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送来的信息要进行选择有它的生理原因，那就是，受传者对传送来的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机制。”所以，摇滚乐自身的演奏方式和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好符合了青年人的在这一时期的心理选择机制，自然也就为青年人所接受，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了。
注释
1 刘小山：《认识摇滚(下篇)》，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3年第3期。
2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4 姚计海、申继亮、张彩云：《中学生偶像崇拜与学业自我概念、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1期，第22页。
5 转引自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1999年第7期，第1页。
6 李丹主编：《 儿童 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7 转引自：陆扬、王毅 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0页。
8 参见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下册)，文化 教育 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9 潘知常：《邂逅摇滚：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10 姚文放：《从摇滚乐的文化特质看青年文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1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林之达著：《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浅谈传播心理学与网络舆论的形成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 热点 事件的得失进行了考评。其中，江苏常州环保局“批评有奖”是此次的“正面”典型，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却因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被红色示警。(4月13日《新京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也出现了高速的融合,产生了有别于传统舆论的一种新的舆论形式，即网络舆论。民众所反映出的舆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而在现实中也能较为真实、直接、及时的反映民意,所以网络舆论在这方面是很具代表性的。而人民网此次把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作为对地方党政机关能力的考评标准之一，充分地说明了网络对当今社会的监督力量已不容小觑。因网民揭露而引发的各种反腐以及执法者犯法的案件得到解决在社会上已时有耳闻，而各种网络人物的蹿红以及网络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延伸，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网络舆论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随时都要做好迎接网络舆论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各种改变。这种改变，从政府讲，有关部门可根据发帖人提供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将不法之人绳之以法，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个人亦然，好之能帮助受害人伸冤雪耻或借助网络舆论一炮而红，反之也会使其身败名裂，私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在此文中并不对这种网络现象本身的问题进行探讨，笔者着重于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做一个梳理。
一、受众发布信息时的媒介选择
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首先要做的是对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有一项关于受传者对8种媒体选择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受众对国际互联网的选择居于第四位”，“在我国大陆，选择互联网的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才26万人，可是到2001年12月底已达3370万人，4年增加129倍多。”
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拉斯韦尔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望哨”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媒介的环境监视功能，而媒介的预警功能是环境监视功能的一种。尤其是一些负面的舆论，如果能够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果断处置，就会稳定公众心理，平息社会谣言，控制由不良信息引起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迅速、真实、准确地告知或报告信息，应该是当代媒体的首要任务。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信息的重要 渠道 ，只有保证了这个渠道的通畅，才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够在危机发生时，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恐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媒体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也逐渐凸显。
网络特有的“交互”功能也是受众选择媒体进行信息发布时它所具有的一大优势。传统的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在传播信息时的方式都是单向的，不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满足不了受众想要迅速得到信息回馈的需求。但是受众在参与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就具有很高的主动选择性，受众可以根据其兴趣喜好获取信息或者发布信息，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展现，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媒体要想掌握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要以最广泛、最权威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让公众在真正了解实情、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消除恐慌，增强信心。在这方面，网络媒体无疑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化。在网络中，信息量大且丰富，形态多样、传播迅速及时，受众的操作完成也简单易行，在信息内容选择的自主性、准确性上都有很明显的优势。同时，受众的选择也不必受广播电视和报刊媒体在时间上的限制，受众只需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信息，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所以，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握和影响传媒传递的信息，改变受众的传受地位。所以，首先在受众对媒体的选择上，互联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它对网络舆论所能够形成的力量给予了一个极具发展力的平台。
二、接收信息时的“自己人心理”
在日常生活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有一种“自己人心理”，即受传者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总希望在传播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共同点或相似点越多，就越容易选择、接受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信息的发布中，当属UGC用户的内容最能引起受众的关注，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的缩写。UGC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互联网领域，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而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即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变成下载和上传并重。例如：YouTube等网站就是UGC传播的成功案例，而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等等则是UGC传播的主要应用形式。
在网络上，受众可以更多地接收到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的报道，还能够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独立评判和思考。最重要的是受众还可以及时向媒介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发表自己对新闻的观点和看法。另外，网络媒体的传播不仅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还是受众之间的沟通，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传播中，发布信息的大多都是一些普通民众，他们发帖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表达出的事件关注点，包括言论措辞等大都能和普通受众产生共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上的发帖行为就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再加以事件本身，或是百姓急需解决的能博得网民大量同情心的事件，或是贫富极端中的富端的“为富不仁”抑或高官的以权谋私，这都是大多数的百姓所深恶痛绝却不敢也没有渠道可以供其发泄和交流的，而网络低门槛和匿名的特点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三、接收信息时的心理选择
受传者在面对众多媒体进行选择接收时，他们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包括：“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而另一种传播媒体则不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传播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那么，受传者会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随着网民越来越习惯和喜爱自己创作内容，并与他人分享，在互联网上，UGC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UGC最为活跃的BBS和博客领域，国内已经有很大的用户群体，并且仍在迅速增长。
在当今的信息传播中，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 网络，受众所获得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内容不再来自于传统媒体，而是直接来自于用户、论坛、博客、社区、视频分享和微博等等。尤其是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再加之微博的飞速 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制作图片、视频，将自己的心情和所见所闻用手机记录下来，并且随时随地就可以将这些内容发布到微博上，或者传递给他人，再形成各种转发和评论，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甚至在 社会舆论上形成广泛的影响，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如今，上微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大渠道。
所以，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对身边的新鲜事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正是符合上述受传者的 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介的选择情况的，是受传者更倾向于选择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正是能满足受传者这种心里需求的信息发布平台，
受众在选择传播方式时，会选择更容易也更便捷的能发布其意见的媒介，而网络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发展空间的平台。首先，它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其一是其门槛很低，操作并不困难，只要稍有网络常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其发布并接收信息。它的第二大优势就是有个快捷的入口，比如优酷首页会有一个搜索框，可以让用户很便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找到自己的同类 爱好 者，这是网民愿意使用它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其三是它的草根性和匿名性，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传播与接收信息同时进行，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内容、发布内容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个被动的信息受众。
以上是本文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从其传播心 理学角度所做的分析。但是，在分析网络舆论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弊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成内容，相应的也就会有很多错误、片面甚至虚假的内容。所以，这就需要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要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或者相关部门可以相应建立一些审核机制。但如果真的建立了条条种种的审核机制，那么网络舆论传播还会像今日这样继续繁盛吗?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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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大概在十四年前，我和两个胖子用准备买色情小报的钱换来了这张盗版碟，当时我们觉得中分的蘑菇头很帅，上网的人很素质，我们会在聊天室里给自己起譬如“阳光男孩”这种今天想起来恨不得把自己阉了的网名，然后找个很女生的网名对她说，“你好，可以聊聊吗？你是哪里的呀？”当时我们在众人面前大谈佛洛依德，波德莱尔，卡尔维诺；背地里却抢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的面红耳赤不能自持。当时我们披着年少无知的外衣做了很多今天看来脑残无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爱，那就是，在看完这张盗版盘之后，决定扒运煤的火车到北京去，然后把三个小混蛋扔给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当时我们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明星都住在京城。 我无法确切描述初次看这张唱片时的感受，我只觉得有无数的热情无处发泄，这个世界瞬间显得如此渺小，我们觉得大陆的摇滚是这个星球上最NB的存在没有之一，我们认为只要攒钱买把吉他然后混入他们乐队的话就能体验到比凯撒拿破仑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征服天下时更High的感受，我们把摇滚当作自己的图腾，把这些人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们鄙视一切不听摇滚的异类。我在把老师气的浑身发抖然后骂我是个废物的时候，自我感觉无比良好的对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个图腾之中，我将永远如此NB的过下去，因为我的上帝会统治整个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不爱上他们。 十几年后，他们说，何勇疯了，张楚废了，窦唯老了。中国摇滚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潮期，特别是和他们光彩万丈的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所谓摇滚人不过是弄些个还算过得去的动静，想尽办法把自己弄得特立独行，然后发几张唱片，数数票子，姑娘。当花儿乐队都把自己标榜成摇滚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摇滚二字如此的厌恶。这是周杰伦蔡依林们的时代，这是美丽脸蛋和完美身材的时代，这是凭一首口水歌混同一首歌就能混到你死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琢磨着人民的币，大城市的房子，能让美女两眼放光的车子，至于理想，坚持，信念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于现在的娱乐圈。 十几年前，我把张楚放给某女听，她听后说，有点怪怪的不过挺好。我又把何勇放给她听，她说，这人是个疯子嘛？十几年后，我把何勇拿出来给某90后听，她坚持了不到1分钟后跟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东西啊？然后带上她的Ipod继续周杰伦蔡依林。看着她摇头晃脑的样子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是一堆人围在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跟前像圣徒朝拜一样在听这个的啊。不过，那种录音机再也看不见了，记忆中的魔岩三杰，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直以为我还青春年少，但当我一改往日的冷静开始跟小孩子们争吵周杰伦根本不是摇滚，唱摇滚的也不是一定要留长发摔吉他砸汽车烧房子的时候，看着他们眼中的茫然，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可以昂着头继续装无谓然后冲上去和他们狠狠干一架的年代了。 曾经我想做个亡命徒，做个像他们一样的疯子，时间让我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俗人而已。那几个胖子和我一样，早就剪短了头发，把专门磨破洞的牛仔裤扔进垃圾箱，人模狗样的穿着衬衫夹着公文包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等死。 只有一件事，我们拒绝否认我们曾经的信仰，因为麻木的心灵最深处还有着一小块无比柔软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小孩子们问“为什么王菲会和窦唯结婚啊他一点都不帅”的时候露出无奈的笑容，为什么在穿水手衫的时候忍不住想系条红领巾，以及在看到苍老的张楚多年后再次站在台上唱“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的时候，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几个满身伤痕而又媚俗的SB，很多年前，是一群无比骄傲的要改变世界的小亡命徒啊 老实说，窦唯、张楚、何勇的年代不属于我，那时我还太小（还在上小学的），对于摇滚乐这种东西是没法理解的。 所以对于他们的音乐，我属于后来网络发达之后开始补课的，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们，这种补课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窦唯、张楚、何勇，他们那时的音乐绝对可以说是经典，既是最中国的，也是最摇滚的。有人郁闷的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中国摇滚继续辉煌下去，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新的经典的乐手。不奇怪，我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说。 看看那时的窦唯、张楚、何勇们吧，他们呐喊，他们诅咒，他们反讽，他们……（摇滚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现在你给我在和谐社会中来个这个试试。所以现在人们用无厘头和恶搞来颠覆权威，在游戏中麻醉自己。甚至一个超女海选都被民主派们高喊为民主的尝试（民主难道是指针对娱乐的吗？民主难道不是个政治词汇吗？）我想我们社会确实是越来越堕落和无聊了。 又：看到何勇在《钟鼓楼》表演时介绍到：“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并深深鞠了一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过年无法回家，只能默默的祝你身体健康！
撰文 / 王达叶
编辑 / 冒诗阳
作为这场线上演唱会的独家冠名商，极狐品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品牌露出机会。有知情人士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北京蓝谷极狐 汽车 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极狐）之所以碰上爆款，是因为极狐一直是腾讯的广告大客户，而视频号是腾讯重点推介的项目。
事实上，极狐品牌背后的极狐正在大范围提升营销力度。2021年极狐品牌营销费用4亿元，但同年，该品牌只卖了4993辆车，完成既定销量目标的41%。如果粗略平摊到极狐卖出的每辆车上，单车营销成本超过8万元。
要继续支撑这样的“土豪式”营销，极狐的母公司北汽蓝谷压力不小。根据财报，2019年至2021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35.89亿元、52.72亿元、86.97亿元，波动明显；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92亿元、-64.82亿元和-52.44亿元。
对于2021年巨额亏损的原因，北汽蓝谷官方给出的解释为“由于公司销量未达预期以及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的营销所致”。各项费用中，北汽蓝谷广告宣传及运营等销售费用高达17亿元。
难怪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崔健让极狐火了一把，但这把火能烧多久还很难说。
4600万人围观崔健，极狐接得住吗？
“几天前看到崔健线上音乐会的广告，赶紧预定了闹钟提醒。”看完演出后，一位70后观众心潮澎湃地对《 财经 天下》周刊说：“一听老崔的声音，听到嘹亮的小号，听到急促的吉他，听到敲在心上的鼓点，听到横空出世的铙钹，看到老崔五角星的帽子，感觉时光倒流。”
根据百准数据的统计，演唱会峰值出现在9点20分，平均观看人数增速达到180842/分钟，同时观看人数增量峰值达到37万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崔健演唱会当晚的数据已经超越品牌方预期。按照第三方服务公司测算，此次演唱会成本为七百万上下。
“4000多万人看过，有1%的人能记住极狐，这个效果就非常牛了。”熟悉极狐品牌的人评价，这是极狐营销团队 历史 上首次成功案例。
事实上，“在市场上要有声音”，是极狐品牌高层给营销公司2022年下的命令。但一场崔健的线上音乐会，真正的带动效果还有待观察。
“试驾名额还很充足。”4月18日，极狐品牌位于三里屯的一家旗舰店面的销售人员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该店内并未准备配合崔健演唱会的宣传物料，经过一个周末，因崔健线上演唱会而来电话咨询的消费者也并不多。
在一位熟悉 汽车 营销的人士看来，极狐在保障转化率上还可以更下功夫，目前的销售线索转化方式十分传统。点击广告，会将用户跳转至极狐的看车试驾的报名页面，与传统的引流广告无异。虽然品牌方在页面下方给出了演唱会定制福利，包括48小时试驾、腾讯视频会员卡等，但这些基本只是“标配”。
“崔健这次演唱会当然成功，但崔健与极狐的关联度实际上是不够的。”一位 汽车 行业分析师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极狐是谁。极狐想要靠崔健演唱会赞助商实现品牌声量突破的话，需要有接下来的组合拳。”
图源/视觉中国
营销提速，极狐难产
碰到崔健之前，知名度不高的极狐上一次碰到能如此“吸睛”的机会，还是通过华为。
去年4月，极狐阿尔法S全新HI版在上海车展上正式亮相，但除了极狐自己的站台外，这款车还被摆在了华为的展台上。
车展前，华为发布了一稿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路测视频，引发轰动。视频中，上述车型搭载了3颗激光雷达，完成各种路况下的自动驾驶。同年9月26日，北汽新能源宣布与华为签署全面业务深化合作协议，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消息一出，北汽蓝谷连日涨停，收盘价13.48元每股，总市值两日内上涨超64亿元，达到578亿元。
靠着“与华为合作”的热度，时任北汽极狐总裁的于立国说，要在年底前完成1.2万辆极狐的交付目标。然而，极狐同样并没有接住华为的热度。
这款与华为合作车型的交付时间一推再推，极狐原计划2021年年底正式交付，后推迟到今年3月，但截至现在，该量产车型依然“难产”。最终2021极狐累计销量仅有4993辆，与1.2万辆年销量目标相差甚远。
“这个产品开发过程是紧锣密鼓的，我们做了很多测试，现在我们在路上跑的车在做泛化测试，邀请不同人群试车。”4月6日，北汽蓝谷董事长刘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这款“智能化足够领先”的车型，提前一年预热并不算久，但什么时候准备成熟，目前还不得而知，“越往后越觉得我们要再测一遍以应对更多的突发问题。”
对于上市公司北汽蓝谷，极狐品牌是其面向C端市场和高端化战略的背水一战。
在新能源 汽车 市场，北汽蓝谷曾极高的起点，2019年之前，旗下北汽新能源最高年销量超过15万辆，在电动车市场上曾是7年销冠。但所有光环都在2020年消失，北汽新能源一落千丈，到2021年全年北汽蓝谷的销量只剩2.6万辆。
北汽新能源衰落的背后，品牌长期靠价格10万元区间的低端车打市场，当电动车的消费群体由出行公司变为普通消费者后，北汽新能源的口碑和品牌力急剧衰落。
在北汽新能源还领先的几年中，并非对高端市场没有反应。2016年北汽新能源在三里屯正式发布了“ARCFOX”品牌，中文名极狐， 并为此在北京潮流地三里屯设立了一处大型体验中心，新车主打高端，直面特斯拉竞争。彼时，也正是国内炙手可热的新造车品牌蔚来、理想、小鹏起步的年份。
但一款外观吸睛的概念车展了又展，ARCFOX一直没有量产面世。直到2019年底，北汽新能源召开“生而破界”发布会，宣布ARCFOX极狐的重生。
2020年10月，筹备四年的北汽新能源高端品牌ARCFOX极狐终于推出旗下首款车型极狐阿尔法T，补贴后起售价24.19万元的ARCFOX极狐阿尔法T搭载了华为MH5000 5G芯片。
半年后，北汽新能源又推出“首款搭载华为高阶自动驾驶系统”的阿尔法S，定位为30万元级别的新能源轿车，在价位上和中高端品类的特斯拉Model 3相差不大。
由于品牌声量小，成立时间短，极狐单车定价基本都在25万元以上。此时市场上有实力的竞争者已经很多，再加上母公司北汽新能源的口碑并不好，注定了这些品牌的高端之路不会走得太顺畅。
极狐两款车自上市以来销量极其惨淡，2020年10月上市至今，单月最高卖出500余辆，累计总销量仅为4000辆。而去年极狐刚推出的第二款车型阿尔法S也并未打开局面，上市至今总销量仅有3590辆。
图源/视觉中国
两年亏百亿，北汽蓝谷大手笔营销还能维持多久？
极狐很慢，北汽蓝谷却很难再等。
2022年3月25日，北汽蓝谷晚间发布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86.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95%，但归母净利润-52.44亿元，2020年归母净利润-64.82亿元，北汽蓝谷两年亏损额已经达到了117.26亿元。
对于2021年巨额亏损的原因，北汽蓝谷称，为了实现产品向高端化转型，全力推进ARCFOX极狐品牌提升和渠道建设，公司加大品牌传播力度，广告宣传及运营等销售费用增加，对公司业绩影响金额高达17亿元，具体到极狐的营销费用为4亿元。
前段时间，北汽新能源百万贪腐案被炒得沸沸扬扬。据悉，时任北汽新能源营销公司总监助理许峰在“EU、EX”等多个项目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嫌金额超百万，因受贿罪、行贿罪被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此外，时任公司营销传播部部长曹斌也被另案处理，曾担任北汽新能源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极狐事业部总经理的陆皓也曾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
“高端电动车不仅注重产品，还需要从品牌内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精神上的共鸣。这是有待去深入挖掘的。这些也使得极狐的营销颇具挑战，让营销触达客户才是真正的开始。”上述行业人士向《 财经 天下》周刊表示。
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北汽在努力尝试做出改变。目前北汽集团已经对新能源业务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公司内改变组织结构，力推极狐。此外，北汽蓝谷正在打造一个豪华的班底，曾任北汽研究员院长的代康伟出任北汽新能源总经理，素有“救火队长”之称的刘宇担任北汽蓝谷董事长。
在2022年北汽新年致辞中，代康伟称2022年要力争实现总体销量10万辆的目标，这几乎是前一年的四倍。
然而，华为在 汽车 行业的合作开始遍地开花，最早与华为联合造车的北汽极狐，头顶的华为光环正在慢慢消解。当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考虑购买新能源车，各大车企争夺潜在市场窗口期的竞争也在加剧，直接竞争对手就来自华为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长安阿维塔。
“我相信对于真正想买车的人，华为绝对是比崔健更具有购买影响力的。但华为和长安合作的车型阿维塔已经要落地了，今年就量产，并且是明确了的Huawei Inside的第一款车。”一位 汽车 业内人士告诉《 财经 天下》周刊：“虽然极狐HI版也是这样打造和宣传的，但到现在都没有量产出来，拿不出来华为HI版车，极狐基本算是玩脱了。”
上述行业分析师认为，现阶段对于极狐而言，无论是借力华为，还是依托自身渠道网络，尽快将阿尔法S华为HI版车型投放终端渠道，才是关键所在。
1、袁隆平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
并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4] ，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
2、杨守仁中国超级稻之父。
杨毓麟，字笃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少年时代聪慧异常，好学深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战败，杨毓麟痛诋满清政府贪生误国，深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902年4月，杨毓麟东渡日本，入学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3、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 ，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新寮村，交通大学1949届校友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
4、黄宗羲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其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籍贯江西省德安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发明协会会士 。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4年获得沃尔夫农业奖，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获得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扩展资料：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并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 ，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2018年9月8日，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袁隆平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袁隆平“共和国勋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隆平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副教授有：一、李方元教授李方元，男，1955年生于重庆，文学博士,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1995－1999）和华中师范大学（2003－2008）两所音乐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办硕士、博士授权点评审通讯评议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专家；现为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音乐专业教育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音乐史、音乐文献学、音乐教育。二、蒲亨强教授男,汉族,1952年生于重庆,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学系主任,文学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通讯评审专家。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新加坡道教学院荣誉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研究，曾赴美国密西根大学音乐院、香港、新加坡等地道教学院访问讲学,发表专著8部,合著3部,合译著1部,论文百余篇。三、戴雄教授戴雄，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本科学历，1985年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学习，1987年回到学校。现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声乐教学与表演方向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第四届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艺家评论协会副主席，从事声乐教学和音乐教育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和参编音乐教材十部，完成省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与高师音乐专业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组核心成员。四、朱春铃教授朱春铃：1961年生于重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表演系学科带头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校艺术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手风琴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教育委员会手风琴电子琴学术委员。五、罗卉教授罗卉:女.重庆人，汉族，共产党员。1957年6月生。现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77级本科生,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获学士学位。1986年攻读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声乐教学与表演”专业研究生，1989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6月被聘为副教授。曾担任全国“金钟奖”声乐比赛重庆赛区评委，以及重庆市电视声乐大赛评委，重庆市声乐考级评委，全国英才选拔赛评委。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员。，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党委委员。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近三十年来，担任音乐学院研究生及本科生的声乐课程教学。一直兢兢业业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音乐教育人才。并在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连续举办了五届“教学音乐会”。受到了师生们与专家们的一致好评。曾发表论文、译文、编写教材等，在艺术实践方面成绩显著，曾举办“独唱音乐会”。多次参加全国、市、各类大型文艺演出，获全国、省、市专业声乐比赛奖。参加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五十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等大型演出中担任独唱，领唱。并由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播出。六、郑茂平教授郑茂平：男，心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人。1995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声乐表演与教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毕业于西南大学心理学专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第七批国家级特色专业——“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负责人。中国音乐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美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心理学会会员，重庆市音乐学特色专业负责人，西南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育部认知与人格研究”重点实验室特邀研究员，重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多次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师，2005年晋升副教授，2006年遴选为“音乐审美心理”、“声乐表演与教学”方向硕士生导师，，2011年晋升为教授。主要从事音乐心理学、声乐、音乐美学、声乐语音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已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心理科学进展》等各种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5部，专著4部。七、李柯教授李柯，1974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前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自幼随其舅及范绍台、杨宝智教授学习音乐，于1985年以专业第一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后免试直升该院附中及大学。2014年回到阔别了三十年的家乡,被聘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担任小提琴教学工作及该院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八、曾臻副教授曾臻：女，现年50岁。副教授。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后首批考入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1982年1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分配至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原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至今。现主要讲授：艺术概论，琵琶，古典吉他三门课程。此外，还发表有散文、杂文、歌词等，并有绘画作品《晌午》入选重庆市妇女儿童书画展览。九、张碚副教授张碚，男，福建福州人。1959年3月1日出生。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全国社会音乐教育高级考官，曾任学院副院长。2002年7月当选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78年9月考入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师从小提琴教育家胡惟民教授。在校期间曾多次赴京、沪等地求学，得到小提琴教育家熊天声、李克强等人的指导。1982年毕业后，在重庆市歌舞团乐队工作。1983年底调入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担任小提琴教师。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半脱产学习英语一年。1987年9月到1990年7月在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担任音乐学院曲式学、音乐作品分析课的教学工作至今。1998年9月到1999年3月参加西南师范大学骨干教师英语课程强化班的学习，2002年9月到2003年1月在四川大学出国人员培训部强化俄语学习，并于同年3月20日由国家出国留学基金委遴选为首批艺术类留俄访问学者，派往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学习十二个月。师从博士研究生导师，米哈依.约瑟伐维奇教授。先后在四川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格拉祖诺夫小提琴协奏曲结构研究》、《论普罗科菲耶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结构特征》等数篇。十、王红副教授王红，男，汉族，安徽合肥人，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大提琴学会理事。1982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大提琴专业，现任教于重庆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系。西南大学交响乐团乐队长。2006年第二届全国爱琴杯大提琴比赛评委。主要教学及研究方向及教学经历：大提琴表演专业教学，同时担任音乐理论和室内乐合奏课教学任务。十一、吴艳副教授吴艳：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1963年生，文学学士。声乐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1984年毕业。198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助教进修班学习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1989年结业。2004年9月被教育部选送去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进修学习，2006年6月学习结业回国。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教授了各种层次的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材。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各种声乐大赛中获奖。2002—2004学年度被评为优秀教师。1998年参加全国第八届大红鹰杯青年歌手大奖赛荣获美声唱法优秀歌手奖。参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声乐教学曲库第（5）分册演唱提示撰写。发表论文6篇。十二、刘子殷副教授刘子殷，女，1962年生，副教授，音乐学声乐教育与表演艺术方向硕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曾任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重庆分会会员，重庆声乐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重庆分会会员。十三、陈蕾副教授陈蕾：女，副教授,1964年9月出生，1985年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考级委员会评委，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理事，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1981.9－1985.7，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学习；1985.9－1986.7：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教学；1986.9－1987.7，天津音乐学院学习；1987.9－1988.7，沈阳音乐学院学习；1988.9－1989.7，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教学；1989.9--1990.7，重庆北碚朝阳职业高中支教；1999.9－2000.7，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班学习；1990.9－至今，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教学。1996年—2000年担任96级本科年级主任工作；2002年—2006年担任2002级成教年级主任工作。2008年荣获德中同行欧米勒国际钢琴公开赛总决赛优秀钢琴育人奖；2008年荣获东方青少年艺术明星推选活动重庆选拔赛优秀园丁奖；2009年荣获东方之星艺术盛典优秀园丁奖；2010年荣获第五届香港中华文化艺术节国际音乐艺术大赛优秀导师奖。1999年11月指导96级学生邹新参加99“珠江钢琴”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比赛，邹新荣获本科组“五项全能”二等奖。指导09级学生刘诗诗获“德中同行”钢琴大赛重庆赛区演奏组银奖、综合素养组特金奖，“博兰斯勒”杯全国钢琴大赛青年组金奖，“国际音乐艺术大赛”（香港）公开组金奖、成人组银奖、肖邦练习曲组银奖等。十四、刘之副教授刘之：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81年7月毕业于贵州艺术学校音乐科，1984年9月考入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分配到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教。1994年9月调至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1999年12月调入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教至今。在以上三所大学任教期间，担任作曲技术理论系列课程以及钢琴配奏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95年5月获湖南师范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艺术比赛一等奖，2001年8月获文化部第二届“蒲公英奖”创作铜奖，2008年作品《乌蒙古歌》获重庆市首届民乐大赛原创作品二等奖。2002年评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代头人后备人选。十五、冯丹副教授冯丹（女，1963-）1984年7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1985年7月至1987年7月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现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钢琴教研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考级委员会评委。主要从事钢琴教学工作，担任本科、硕士研究生的钢琴课及《钢琴艺术史》专业理论课教学。曾荣获西南师范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编写了《巴赫初级钢琴曲集（教学版）》、《巴赫二部创意曲集（教学版）》2部教材，翻译出版专著《钢琴艺术三百年》，发表论文6篇，出版发行钢琴教学CD《拜厄钢琴基本教程——钢琴与乐队》。十六、汪高原副教授汪高原，男，汉族196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副教授，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考级委员会考官。1982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学、中师教师。1986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90年留校任教。曾在西南师范大学教学比赛中获奖。十七、赵飞副教授赵飞：1957年6月生，女，汉族，祖籍山东昌乐。文学硕士，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1987年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1995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78年—1988年就职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9年至今，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执教。先后任西南大学文学院、音乐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音乐文学、艺术学、汉语艺术语音学及高校应用写作等教学与研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常年主讲汉语语音、歌词创作概论、中国歌诗鉴赏、应用写作等课程。曾获西南大学“优秀课堂教学奖”、“优秀教师奖”等奖项。十八、刘方洪副教授刘方洪：硕士研究生，副教授，重庆市学校艺术教育声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音乐表演理论与实践研究（声乐）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普通话测试员，曾任音乐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除教授本专业《声乐》课程外，同时还担任“课堂教学技术与艺术”、“教师口语发声审美训练”、“普通话语音”全校本科通选课。2008年7月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4年9月荣获“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十九、段勇副教授段勇，男，副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61年4月生，四川省叙永县人。1984年9月考入原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先后就读于原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和政治系，1988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至今一直在本校音乐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政治辅导员、专任教师工作；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西安音乐学院进修，师从王光耀教授学习视唱练耳教学法。二十、黄君副教授黄君，女，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音乐学硕士、心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心理学会会员。本科阶段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后被保送为本系中国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师从刘镇钰教授。博士阶段师从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张庆林教授，专业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自1999年到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任教以来，主要担任中外音乐史课程及音乐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曾获2000-2002年度优秀教师称号，获2004年少数民族教育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发表论文多篇，《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的后现代文化特质》一文荣获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二十一、周雪丰教授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博士，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客座研究员（由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谢菲尔德大学人力资源部任命），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经遴选获英国项目CMPCP奖励、应邀赴剑桥大学讲音乐表演研究）。二十二、熊入静副教授熊入静，1974年出生于重庆市。现为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主要担任本科生的专业钢琴课教学。二十三、汪涛副教授汪涛，女，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共党员。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领域为音乐美学、声乐演唱。中央音乐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德国DAAD学者。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项目等国家级、部级、局级及国际合作项目近十项，在《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等权威核心刊物独立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出版译著一部（合译），曾独立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Sandwich奖等。二十四、胡晓东副教授胡晓东，男，汉族，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中国音乐学院本科（2004）、中国音乐学院硕士（2007），中央音乐学院博士（2013）。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音乐学系副主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会员、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员、国际音理会（I.M.C.）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二十五、郝晓睿副教授郝晓睿，男，1981年8月24日出生于重庆。现任重庆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副教授。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师从王进军。之后2000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2003-2007年在德国国立曼海姆音乐学院获得独奏表演和乐队首席2个硕士研究生学位，2007-2011年在全世界音乐学院排名第8的德国国立汉堡音乐学院获得独奏家博士学位。二十六、陈若旭副教授陈若旭，女，汉族，1986年出生于重庆。旅美钢琴表演音乐艺术博士，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特聘副教授。
传播心理学作为一个跨专业学科，正是将传播和心理的联系单独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心理学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
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摇滚之所以能在青年一代中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摇滚乐中所要表达和追求的东西符合当时时代的心理脉搏外，还于与青少年特殊心理特征有关。青少年的这些特征都为摇滚乐的传播留下了心理空间。
关键词 摇滚乐 传播 青少年心理
摇滚乐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开始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50年代的摇滚乐还是把眼光停驻在小汽车、姑娘、爱情、逃学之类反映青春骚动的主题之上，那么60年代则使摇滚开始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一宣泄青春期过剩精力的 方法 ，而已经成为一种年轻人思考和表达的途径。①当这种以“思考和表达”著称的音乐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后，不仅出现了象崔健、郑均等这样摇滚乐手，还出现了“黑豹”、“超载”等摇滚乐队。连主流人士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学家高尔泰就曾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 文化 形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摇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来吸引那些为它痴狂的青少年呢?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它在青年一代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宏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时代的心理脉搏
1986年5月9日、10日夜,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登上舞台，吼出了那首标志着中国摇滚诞生的《一无所有》。从此，摇滚乐开始在中国落地、发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民刚从“”浩劫的政治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经历着一个文化复兴与 反思 的过程。这时引入的摇滚乐也和其他新兴的文艺类型一样成为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唤醒人们生活热情的有力助手。而摇滚乐的反叛精神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青年一代反思历史、批判腐朽传统的心理需要。②可谓是当时中国的气候为摇滚的进入和传播提供了土壤，而摇滚自身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符合了当时中国一代青年人的心理脉搏。
二、微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征
1.青春期偶像崇拜心理的必然选择
偶像崇拜也许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渡性行为，它是青少年在自我否定期追求自我肯定和理想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助于青少年投射自我及自我价值以及重新建构自我。③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所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其本质在于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人们相信偶像的真实性。④弗洛伊德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象偶像这类较远的人。⑤而摇滚所表达的那种激情和伟大、叛逆和反抗正好表达了青少年的心声，青年人也在那些摇滚斗士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所追随的自由和叛逆。摇滚满足了青年的心理需求，摇滚歌手成了青年心理表达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追逐和模仿的榜样，成为了他们的心理偶像，摇滚乐也就自然而然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
2.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追求自由、渴望真实的内心表达
青少年在走入一个由成人构成并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以后，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显得另类，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管教和制约。这时的青少年就会在内心产生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及其女儿的观点：青春期(12―20岁)的发展，个体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从父母那里摆脱自己……男女青年共同的一点是要和父母逐渐疏离，并尝试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⑥而“对多数人来说，摇滚乐出现在阶级、时代、文化斗争的一个特殊交点上，这个事实已然使它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成为一种受压迫者求解放的工具。”⑦从这点上说，青年难怪在表现出愤怒、反抗父母和社会时，选择一种宣泄型的摇滚乐。另一方面，作为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少年，由于长期生活在父母和同龄人的“拟态环境”中，对社会复杂程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他们长期养成的眼见为实的习惯，在步入社会那一刻受到挑战，对周围事物的真假辨别能力较弱，当遇到挫折时感觉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虚幻和难以相信。因此，有一种渴望简单、真实的生活环境愿望。这些都在摇滚中找到了表达。正如摇滚了二十多年的崔建所说：“摇滚这种音乐形式很宽容，各种情绪都能表达，它需要的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创作”。二者心有灵犀，自然也就为摇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找到了默契。
3.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寻找刺激、宣泄积郁的心理需求
多数青少年长期生活在一种父母的“保护伞”之下，他们的生活很少受到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刺激。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少量感觉输入的单调环境，会使人感到厌烦和痛苦，甚至导致人的活动的严重失调。国外心理学界就曾对人的这种需要――追求刺激的需要进行过实验。他们给大学生以相当可观的报酬，要他们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逗留。具体说，就是要求他们持续躺在帆布床上，除进餐和上厕所外，不做任何事，房间的灯是开着的，但他们被戴着半透明的护目镜，不能看到东西，室内还有装置，防止他们去触摸物体，或听到任何有规律的声音。起初，被试者尝试大睡特睡，但是这种无刺激的环境最终使他们难以忍受，仅两三天后，他们就决意逃脱这个单调的实验环境。⑧虽然这个实验有些极端，但还是反映了人，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精力旺盛、渴望新鲜和刺激。而单调的学校、家庭环境往往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要，认为只要给他们吃穿，满足他们的学习环境就是对他们好了。所以，青年们就会去自己寻找刺激，这时候，以刺耳、尖叫和身体扭曲为特点的摇滚表演方式自然就成为他们得到刺激和宣泄的最好方式。另外，来自学校的学习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待有时也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神经无限紧张，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梦想之间有太多的差距，引起心里上的不平衡。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美好的心理平衡要靠工作、家庭、娱乐三者的和谐统一。但青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还没有进入社会工作，在家庭中也属于“听命”状态。所以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活动之中。而在娱乐活动中，由于摇滚是一种审美观效应最强的审美方式，加上摇滚又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容易诱发郁积心头、含混莫名的感情冲动，因此便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们的最为理想的宣泄方式。⑨
4.摇滚乐为行走着的青年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多数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摆脱家庭牢笼，独创一片天地的理想。他们反抗来自父母的说教，叛逆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多数青少年的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心理冲动，他们毕竟还缺乏社会 经验 ，缺乏生活技巧以及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有就注定了当他们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多数会遭遇失败。当他们的叛逆行为遭到来自成人社会的排斥后，他们的反抗会显得无力。在这时，他们多数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出走、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而摇滚中的“行走者”无疑成了他们的出走路上的知音和陪伴者。比如崔健的《苦行僧》，窦唯的《艳阳天》等，他们有的是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走，有的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实，当青少年在外面遭遇挫折，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家，是想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父母的爱。因此，摇滚作为对孤独、迷茫的流浪青年的回应，“回家”也就成了一个逃避的目的地。在歌中，他们尽情抒发着对家、对故乡的想念。张楚高喊着：“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啦”。这时，摇滚乐中所表达出的由叛逆到出走，由出走到挫折，再由挫折到回家，最后为处于青春期行走并试图逃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心灵上的归宿，于是多数青少年也就带着摇滚流浪、流浪，他们在撒播摇滚的种子的同时最终也在摇滚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5.摇滚乐唱出了青少年对爱情和性的心理渴望
青春期少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性意识的蒙胧。从生理角度上讲，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生理上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开始产生爱与被爱的期待，对两性之间也开始好奇起来。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们羞于直接表达和诉说。而摇滚乐，如郑均的《赤裸裸》在这方面却表现大胆而直白，满足了青少年的表达欲和好奇欲。其实，摇滚乐就其整体精神来说，一开始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但这种浪漫和激情并非一般流行歌曲中表现的那么呢喃和缠绵，而是更为简洁明快和赤裸裸，像火一样的热情号叫和呐喊，正是这些富有青春期式的激情表达方式吸引了富有激情的青少年的参与。这种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为摇滚在青少年当中的传播提供基础。
6.摇滚乐呐喊出了青少年渴望参与社会的心理意识
作为逐渐完成的社会人，青少年除了反叛、逃避以为，其实更多的是想早日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1990年崔健为北京亚运会捐款100万的巡回义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青年的轰动和狂热。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共同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⑩当这种青年时期的观念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内涵。就象有的学者所说的“摇滚文化中最核心的叛逆精神在此则成为摇滚青年们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他们用摇滚的音乐形式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深刻的揭露与大胆的批判。”当青年们无法通过实际的参与来表达对社会改变时，他们便找到了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摇滚。
摇滚乐是一种青年人的音乐，它节奏简单、表现力强，特别是他那强烈的节奏，与青少年精力充沛、好动的特性相吻合;摇滚乐无拘无束的表演形式，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相适应;摇滚乐歌唱的题材，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紧密相关。由此看出，摇滚本身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特点，而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送来的信息要进行选择有它的生理原因，那就是，受传者对传送来的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机制。”所以，摇滚乐自身的演奏方式和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好符合了青年人的在这一时期的心理选择机制，自然也就为青年人所接受，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了。
注释
1 刘小山：《认识摇滚(下篇)》，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3年第3期。
2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4 姚计海、申继亮、张彩云：《中学生偶像崇拜与学业自我概念、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1期，第22页。
5 转引自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1999年第7期，第1页。
6 李丹主编：《 儿童 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7 转引自：陆扬、王毅 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0页。
8 参见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下册)，文化 教育 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9 潘知常：《邂逅摇滚：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10 姚文放：《从摇滚乐的文化特质看青年文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1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林之达著：《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浅谈传播心理学与网络舆论的形成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 热点 事件的得失进行了考评。其中，江苏常州环保局“批评有奖”是此次的“正面”典型，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却因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被红色示警。(4月13日《新京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也出现了高速的融合,产生了有别于传统舆论的一种新的舆论形式，即网络舆论。民众所反映出的舆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而在现实中也能较为真实、直接、及时的反映民意,所以网络舆论在这方面是很具代表性的。而人民网此次把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作为对地方党政机关能力的考评标准之一，充分地说明了网络对当今社会的监督力量已不容小觑。因网民揭露而引发的各种反腐以及执法者犯法的案件得到解决在社会上已时有耳闻，而各种网络人物的蹿红以及网络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延伸，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网络舆论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随时都要做好迎接网络舆论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各种改变。这种改变，从政府讲，有关部门可根据发帖人提供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将不法之人绳之以法，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个人亦然，好之能帮助受害人伸冤雪耻或借助网络舆论一炮而红，反之也会使其身败名裂，私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在此文中并不对这种网络现象本身的问题进行探讨，笔者着重于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做一个梳理。
一、受众发布信息时的媒介选择
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首先要做的是对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有一项关于受传者对8种媒体选择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受众对国际互联网的选择居于第四位”，“在我国大陆，选择互联网的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才26万人，可是到2001年12月底已达3370万人，4年增加129倍多。”
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拉斯韦尔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望哨”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媒介的环境监视功能，而媒介的预警功能是环境监视功能的一种。尤其是一些负面的舆论，如果能够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果断处置，就会稳定公众心理，平息社会谣言，控制由不良信息引起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迅速、真实、准确地告知或报告信息，应该是当代媒体的首要任务。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信息的重要 渠道 ，只有保证了这个渠道的通畅，才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够在危机发生时，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恐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媒体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也逐渐凸显。
网络特有的“交互”功能也是受众选择媒体进行信息发布时它所具有的一大优势。传统的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在传播信息时的方式都是单向的，不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满足不了受众想要迅速得到信息回馈的需求。但是受众在参与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就具有很高的主动选择性，受众可以根据其兴趣喜好获取信息或者发布信息，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展现，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媒体要想掌握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要以最广泛、最权威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让公众在真正了解实情、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消除恐慌，增强信心。在这方面，网络媒体无疑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化。在网络中，信息量大且丰富，形态多样、传播迅速及时，受众的操作完成也简单易行，在信息内容选择的自主性、准确性上都有很明显的优势。同时，受众的选择也不必受广播电视和报刊媒体在时间上的限制，受众只需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信息，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所以，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握和影响传媒传递的信息，改变受众的传受地位。所以，首先在受众对媒体的选择上，互联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它对网络舆论所能够形成的力量给予了一个极具发展力的平台。
二、接收信息时的“自己人心理”
在日常生活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有一种“自己人心理”，即受传者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总希望在传播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共同点或相似点越多，就越容易选择、接受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信息的发布中，当属UGC用户的内容最能引起受众的关注，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的缩写。UGC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互联网领域，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而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即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变成下载和上传并重。例如：YouTube等网站就是UGC传播的成功案例，而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等等则是UGC传播的主要应用形式。
在网络上，受众可以更多地接收到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的报道，还能够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独立评判和思考。最重要的是受众还可以及时向媒介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发表自己对新闻的观点和看法。另外，网络媒体的传播不仅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还是受众之间的沟通，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传播中，发布信息的大多都是一些普通民众，他们发帖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表达出的事件关注点，包括言论措辞等大都能和普通受众产生共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上的发帖行为就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再加以事件本身，或是百姓急需解决的能博得网民大量同情心的事件，或是贫富极端中的富端的“为富不仁”抑或高官的以权谋私，这都是大多数的百姓所深恶痛绝却不敢也没有渠道可以供其发泄和交流的，而网络低门槛和匿名的特点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三、接收信息时的心理选择
受传者在面对众多媒体进行选择接收时，他们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包括：“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而另一种传播媒体则不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传播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那么，受传者会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随着网民越来越习惯和喜爱自己创作内容，并与他人分享，在互联网上，UGC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UGC最为活跃的BBS和博客领域，国内已经有很大的用户群体，并且仍在迅速增长。
在当今的信息传播中，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 网络，受众所获得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内容不再来自于传统媒体，而是直接来自于用户、论坛、博客、社区、视频分享和微博等等。尤其是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再加之微博的飞速 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制作图片、视频，将自己的心情和所见所闻用手机记录下来，并且随时随地就可以将这些内容发布到微博上，或者传递给他人，再形成各种转发和评论，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甚至在 社会舆论上形成广泛的影响，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如今，上微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大渠道。
所以，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对身边的新鲜事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正是符合上述受传者的 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介的选择情况的，是受传者更倾向于选择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正是能满足受传者这种心里需求的信息发布平台，
受众在选择传播方式时，会选择更容易也更便捷的能发布其意见的媒介，而网络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发展空间的平台。首先，它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其一是其门槛很低，操作并不困难，只要稍有网络常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其发布并接收信息。它的第二大优势就是有个快捷的入口，比如优酷首页会有一个搜索框，可以让用户很便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找到自己的同类 爱好 者，这是网民愿意使用它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其三是它的草根性和匿名性，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传播与接收信息同时进行，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内容、发布内容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个被动的信息受众。
以上是本文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从其传播心 理学角度所做的分析。但是，在分析网络舆论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弊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成内容，相应的也就会有很多错误、片面甚至虚假的内容。所以，这就需要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要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或者相关部门可以相应建立一些审核机制。但如果真的建立了条条种种的审核机制，那么网络舆论传播还会像今日这样继续繁盛吗?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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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巍，一个佛系的歌手 为了音乐，他高考前离家出走，跟着乐队走南闯北，从湖北到河南，漂泊无定。为了音乐，当初他放弃军医大学免试入学的名额，然而退伍组建乐队，仅仅九个月，乐队便以解散告终。许巍当初退伍时，对自己的未来壮志豪情，他激情四射的告诉领导：“我要成为像崔健一样的人，我不知道行不行，但我想试试！”那时的许巍尚不知何谓现实与理想的隔阂，却有着渗入骨血的叛逆、桀骜。他把音乐当成自己的一丝执念，发誓要像崔健一样，嘶吼着嗓子对生活呐喊。那一年，命运的脉络与他紧紧相连。 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一九九零年来到西安巡演。也就是在那一年，许巍选择了退伍。带着他那个“崔健”梦，走进歌厅，成为了驻唱歌手。可是，开始总是困难的，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之间的差距，打击的他抬不起头来。直到后来有一天，一首来自于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才让没有方向许巍再次醒悟，自己退伍是要成为崔健那样的人。也就在那不久，他组建起了一支叫做“飞乐队”的乐队，寓意为：不飞则已，一飞便冲天。一九九三年，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乐队 只能被迫在一所破房屋内排练。 当时也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群年轻人硬是创造出了 《回到梦里》、《西边太阳》、《夸父》，那样三首潮流的音乐作品。 那年冬季，在西安外语学院一个容纳千人的剧场里，飞乐队进行第一次公演，许巍连唱了五首，那年他们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乐队，许多人冒雨前来，当然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也正是这场巡演的成功，让许巍仿佛看到了希望。可谁承想，生活却异常艰难，“飞乐队”很快面临解散，它仅仅维持了九个月。 那一刻，许巍的梦破灭了，他再一次陷入了彷徨、迷茫和绝望之中，他写下《两天》，送给已解散的飞乐队。我只有两天，我从来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一九九四年，伴随着一声枪响，涅槃乐队的灵魂人物，柯本倒下，在子弹进入柯本身体的那一刻，不仅带走了他的生命，也切断了许巍心中对摇滚乐的传承。许巍带着自己支离破碎的梦想和空空行囊，来到北京。签约了红星生产社，承载着许巍梦想的《两天》和《青鸟》发行，没想到，却意外的造成了空前绝后的反响。 冰冷、灰暗的音乐风格，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人们都说，没想到，竟然有个哥们这么牛逼。 为田震写歌，名为《执着》。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著…… 多么动人的歌词啊！是的，许巍正如歌词中所写的，为了音乐他是执着的。 很快，许巍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口碑爆棚，窦唯和高晓松在录音棚里听完许巍唱歌，当时就赞不绝口。 不过，第一张专辑叫做不叫卖的现象，让许巍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他依然只是个北漂人，住在最偏的位置，经常到朋友家蹭饭，继续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北漂四年，现实的残酷，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 一九九八年，一场纪念柯本的音乐会在北京举行，许巍选择了《永隔一江水》，他歇斯底里的唱着：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也正是在那一年，许巍第一次被成为了“崔健”。那一年，他的《两天》，和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入选了当代诗歌文选。 许巍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偏离了他预想的生活轨迹。 许巍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充满金属的打击乐，成为了他摇滚时期的巅峰之作。也在书写着许巍抑郁时的躁动，以及他期待自己的涅槃重生。不过，销量不尽人意，最后以惨淡收场。 一直想飞，却再也飞不动了。想要涅槃却被生生掐断了喉咙，当时的许巍，就像折翼的儿鸟，匆匆逃离了北京。 三十岁，而立之年，多么沉重的词啊，这一年，本应该是事业家庭都小有所成的许巍。却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一事无成，是灰溜溜的回的西安。 刚回到西安的那段时间里，许巍由于恐惧不敢再碰吉他，他每天拿着张报纸，坐在马路边看车人来人往，他说，自己的抑郁远超乎了自己的想象，他每天都会有一万个要自杀的念头。 人生最大的绝望，无外乎于心死，心死无异于沉沦黑暗，囚禁于牢笼。那时候的许巍，仿佛已看到了自己的尽头，什么热血、什么呐喊、什么愤怒、在他的心里早已经消磨殆尽，他只残留下了一个生活的躯壳。 万幸，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死亡。也正是在这许巍即将沉溺，被生活吞没的时候，他为了自己找到了一剂良药：信佛。 一次偶然的出行，让许巍和佛结下了不解之缘。参悟佛法、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再加上妻子和朋友的日夜关怀，许巍终于是迎来了自己的重生。《时光·漫步》，一经发行，市场上的漫天赞誉，让再次出现的许巍应接不暇。大街小巷，天南海北，到处都在放着同一首歌曲，那就是《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许巍做到了，他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和记住了，他许巍这个名字，这一次，他终于做到了。 不过，生活的起起伏伏，以及佛经的熏陶，早已让许巍对功成名利，看的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心中只有对于因为的追求，所以，初偿名利的许巍，内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波澜。他只是觉得，从此自己对音乐有了方向。前不久，许巍的新歌《我的爱》上线，《我的爱》一如既往的温暖、治愈，他仿佛在告诫我们所有奔忙于工作的人们，我们该与这个世界说晚安。 许巍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是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路，那不是复制别人的路，或许，他前半生是想成为崔健，可是，他却用了后半生，在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做我们自己。也许有人会问，经历这么多年，许巍会后悔当初那个成为崔健的决定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该走的的，不管平坦还是坎坷，也只有走完那段该走的旅程，我们才能遇见更好的我们。 朋友们，你们说呢？
崔健首场。2022年6月1日4月15日晚9点,崔健首场视频号线上演唱会“继续撒点野”正式开唱。演出开始前,就已有超过50万人预约。开场要完美，不完美接着下去录制也很困难。最后的是压轴，也很重要。
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曾表示："因为5G时代到了，音乐的传播模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未来音乐传播发展方向的变化，音乐平台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短视频时代，有许多歌手开始将短视频作为重要的宣发阵地。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人们消费和接触音乐的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音乐平台拿什么与之抗衡？多场景里的全新尝试是网易云音乐选择的方式，在线音乐演出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982年，迈克尔·杰克逊推出专辑《Thriller》，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Music Video诞生。此前音乐只是单纯的听觉欣赏，但MV横空出世，音乐从传统听觉感受演变成了听觉+视觉的双重体验。音乐与影像结合的MV，成为了今天音乐产业必不可少的表达和宣传方式。
在线音乐演出就是今天的"Music Video"，每个时代都必然出现跟技术相结合的新表达，互联网时代对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更是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基于技术，又蔓延到人们对所谓"娱乐"的全部认知。
依托互联网呈现出全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跟MV一样，线上演出扩展了音乐的想象力空间，开始深刻影响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随着AI、VR技术的成熟，5G技术的商用，线上音乐演出的边界还将远远超过今天的想象。鉴于数字音乐已经全面压制实体音乐，将线上演出纳入演出产业链，音乐产业更有可能迎来新的高潮。
"Beyond LIVE"线上付费演唱会SUPER JUNIOR专场
中国在线音乐演出的下一站在哪里？尽管这是一个现在还无法一锤定音的问题，但在线音乐演出的列车，无疑在往技术创新、体验升级、线上下互补、商业化的方向前进。网易云音乐扮演的则是一个动力十足的车头，其音乐直播产品"LOOK直播"，K歌社区"音街"等，也将成为补齐线上演出布局的支撑。
TFBOYS"日光旅行"线上演唱会将是一个节点，通过本次试水，网易云音乐证明了在线上音乐演出领域的超前视野，并再一次展现了头部音乐平台的行业价值。中国线上音乐演出元年，网易云音乐开了一个好头，将过去半年的经历转化成经验，线上音乐演出正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崔健现身云殿堂，蛰居民众聚连廊。 一无所有歌天下，摇滚长征走四方。 红布蒙天遮雪地，迷香入梦醉花房。 行僧问道南和北，七宝莲灯何处藏。 （新韵） 注：崔健是中国摇滚乐宗师级人物，4月15日举办了线上音乐会，有4000多万人观看。文中“一无所有”、“红布”、“长征”、“雪地”、“迷香”、“花房”、”行僧“都是出自他的歌词。谨以此诗向他致敬。
实际上，线上演唱会的方式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麦当娜便是第一个举办线上演唱会的歌手。2014年，汪峰也举办了线上直播演唱会，获得了超200万的票房。而真正让“线上”成为了“演唱会”的重要方式，则是在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内线下音乐演出票房和举行场次数量突然减少。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一整年，总场次不到1000场，票房仅8亿元左右。2021年，累计延期和取消的线下音乐演出超过2万场，直接损失将近20亿。被搁置的线下演唱会，催化了对线上演唱会的关注。不少用户纷纷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上演唱会的直播数据被不断刷新。不过，如果“线上演唱会”仅是“线下演唱会”的替代，局限于线下演唱会的粉丝，还不至于爆火。据2022年4月安永《未来消费者指数》显示，受疫情限制出行的影响，消费者更希望活在当下，更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包括度假、电子游戏、流媒体等，演唱会也在此列。同时，疫情加速了大众对线上互动场景、极致的娱乐体验更高层次的追求，进一步提升了对线上演唱会的渴望。线上演唱会的形式之所以能爆火，其更真实的原因是：一方面看线上演唱会的门槛很低，大部分线上演唱会是免费的，只要点点手指头，就能在屏幕上观看一场盛大的演出。同时，由于大家只能在家，娱乐活动有限，所以靠演唱会来排解下无聊，另一方面，线上演唱会带来强社交价值，比如，在朋友圈转发演唱会链接，和现实好友一同追忆青春等。如此一来，原本不是“线下演唱会”的受众也成为了“线上演唱会”的粉丝，而线上没有了“场地”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观众数量的上限。从数据上看，5月20和5月21日两天线上播出的分别为周杰伦的魔天伦演唱会和地表最强演唱会，平均下来一场演唱会的观看人数近5000万。以地表最强演唱会为例，在亚洲、澳大利亚、美洲和欧洲举行了共计120场，以平均每场4万观众计算，120场累计观众大概在500万，可能还不到这次线上演唱会观众数量的十分之一。同样地，2022年4月15日晚八点，主题为“继续撒点野”的崔健演唱会，现场观众只有一个人，而通过线上观看却超过4500万人次，点赞突破1.1亿。拥有如此庞大观众数量的线上演唱会在变现上有哪些更多可能？其盈利模式主要分两种，付费与非付费。第一种为付费演唱会，与线下演唱会类似，主要靠门票获取收入。2019年，“陈情令国风音乐演唱会”上线，腾讯视频线上直播总人数达到326.7万，每个观众都付出了30至50元不等的费用，使这场演唱会直播收益近亿元；2020年8月22日，网易云上线的TFBOYS“日光旅行”七周年演唱会，该场次售票数破百万，其中最低票价30元，最高860元，同时在线人数峰值为78.6万人次，即便以最低票价计算，主办方仍有超3000万元的票务收入。除了付费观看，另一种形式，虽然不收取用户的“门票”，但凭借巨大的流量可以吸引广告和品牌冠名的赞助。例如，周杰伦演唱会的独家冠名商是百事可乐，广告位、点赞等一系列传播方式，让百事可乐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品牌曝光。业内人士表示，一般商业植入会把出场费覆盖掉。也就是说，平台办线上演唱会，基本是稳赚不赔，而且还能因此吸引更多的流量。目前来看，这种变现模式，反而比付费演唱会拥有更大的爆火概率。另外，现今还摸索出新的商业变现模式，通过在讨论区上方，不断刷出购买信息等卖周边，包括手办、腰包、渔夫帽等，但需要更加注意变现与用户体验之间的平衡。不过，演唱会不一定要“直播”。对于平台而言，通过重复利用线下演唱会版权，在线上“重映”，还能达到二次、多次收益。在商业化方面，腾讯甚至还开辟了“在线粉丝空间”，供粉丝交流互动。同时，还设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虚拟礼物互动功能，礼物形式以免费为主。此外，乐迷们也可以通过“乐币”来打赏，QQ音乐设置的乐币充值门槛为最低6元。除此以外，线上演唱会对于平台还有其他积极意义。其一，影响股价走势。例如周杰伦线上演唱会的热度也一度影响了腾讯音乐美股的走势，腾讯音乐当日开盘一度涨超6％，收盘涨0.25％。其二，还有效地提升了相关在线音乐的播放量。据相关数据显示，刘若英TME live线上演唱会之后，其歌曲整体播放量在同平台上较此前上涨了48.7％；五月天线上演唱会的第二天，歌曲整体播放量提升了167％，其中歌曲《突然好想你》的播放量更是增长了275％。至于对线上演唱会的未来应该如何看，虽然在结束隔离以后，一部分人必然回归线下演唱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线上演唱会依旧抱有极大的兴趣。线上演唱会的形式无法替代线下演唱会的浸入式现场体验，但会是线下演唱会的有效延展和补充。早在2020年，腾讯就推出TMElive，旨在通过线下筹办+线上直播以及纯线上呈现两种形式，打造音乐娱乐演出线上线下全景生态。而未来恢复常态后，演唱会很有可能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进而实现消费者的分级分层，以提升整个变现效率。
实际上，线上演唱会的方式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麦当娜便是第一个举办线上演唱会的歌手。2014年，汪峰也举办了线上直播演唱会，获得了超200万的票房。而真正让“线上”成为了“演唱会”的重要方式，则是在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内线下音乐演出票房和举行场次数量突然减少。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一整年，总场次不到1000场，票房仅8亿元左右。2021年，累计延期和取消的线下音乐演出超过2万场，直接损失将近20亿。被搁置的线下演唱会，催化了对线上演唱会的关注。不少用户纷纷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上演唱会的直播数据被不断刷新。不过，如果“线上演唱会”仅是“线下演唱会”的替代，局限于线下演唱会的粉丝，还不至于爆火。据2022年4月安永《未来消费者指数》显示，受疫情限制出行的影响，消费者更希望活在当下，更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包括度假、电子游戏、流媒体等，演唱会也在此列。同时，疫情加速了大众对线上互动场景、极致的娱乐体验更高层次的追求，进一步提升了对线上演唱会的渴望。线上演唱会的形式之所以能爆火，其更真实的原因是：一方面看线上演唱会的门槛很低，大部分线上演唱会是免费的，只要点点手指头，就能在屏幕上观看一场盛大的演出。同时，由于大家只能在家，娱乐活动有限，所以靠演唱会来排解下无聊，另一方面，线上演唱会带来强社交价值，比如，在朋友圈转发演唱会链接，和现实好友一同追忆青春等。如此一来，原本不是“线下演唱会”的受众也成为了“线上演唱会”的粉丝，而线上没有了“场地”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观众数量的上限。从数据上看，5月20和5月21日两天线上播出的分别为周杰伦的魔天伦演唱会和地表最强演唱会，平均下来一场演唱会的观看人数近5000万。以地表最强演唱会为例，在亚洲、澳大利亚、美洲和欧洲举行了共计120场，以平均每场4万观众计算，120场累计观众大概在500万，可能还不到这次线上演唱会观众数量的十分之一。同样地，2022年4月15日晚八点，主题为“继续撒点野”的崔健演唱会，现场观众只有一个人，而通过线上观看却超过4500万人次，点赞突破1.1亿。拥有如此庞大观众数量的线上演唱会在变现上有哪些更多可能？其盈利模式主要分两种，付费与非付费。第一种为付费演唱会，与线下演唱会类似，主要靠门票获取收入。2019年，“陈情令国风音乐演唱会”上线，腾讯视频线上直播总人数达到326.7万，每个观众都付出了30至50元不等的费用，使这场演唱会直播收益近亿元；2020年8月22日，网易云上线的TFBOYS“日光旅行”七周年演唱会，该场次售票数破百万，其中最低票价30元，最高860元，同时在线人数峰值为78.6万人次，即便以最低票价计算，主办方仍有超3000万元的票务收入。除了付费观看，另一种形式，虽然不收取用户的“门票”，但凭借巨大的流量可以吸引广告和品牌冠名的赞助。例如，周杰伦演唱会的独家冠名商是百事可乐，广告位、点赞等一系列传播方式，让百事可乐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品牌曝光。业内人士表示，一般商业植入会把出场费覆盖掉。也就是说，平台办线上演唱会，基本是稳赚不赔，而且还能因此吸引更多的流量。目前来看，这种变现模式，反而比付费演唱会拥有更大的爆火概率。另外，现今还摸索出新的商业变现模式，通过在讨论区上方，不断刷出购买信息等卖周边，包括手办、腰包、渔夫帽等，但需要更加注意变现与用户体验之间的平衡。不过，演唱会不一定要“直播”。对于平台而言，通过重复利用线下演唱会版权，在线上“重映”，还能达到二次、多次收益。在商业化方面，腾讯甚至还开辟了“在线粉丝空间”，供粉丝交流互动。同时，还设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虚拟礼物互动功能，礼物形式以免费为主。此外，乐迷们也可以通过“乐币”来打赏，QQ音乐设置的乐币充值门槛为最低6元。除此以外，线上演唱会对于平台还有其他积极意义。其一，影响股价走势。例如周杰伦线上演唱会的热度也一度影响了腾讯音乐美股的走势，腾讯音乐当日开盘一度涨超6％，收盘涨0.25％。其二，还有效地提升了相关在线音乐的播放量。据相关数据显示，刘若英TME live线上演唱会之后，其歌曲整体播放量在同平台上较此前上涨了48.7％；五月天线上演唱会的第二天，歌曲整体播放量提升了167％，其中歌曲《突然好想你》的播放量更是增长了275％。至于对线上演唱会的未来应该如何看，虽然在结束隔离以后，一部分人必然回归线下演唱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线上演唱会依旧抱有极大的兴趣。线上演唱会的形式无法替代线下演唱会的浸入式现场体验，但会是线下演唱会的有效延展和补充。早在2020年，腾讯就推出TMElive，旨在通过线下筹办+线上直播以及纯线上呈现两种形式，打造音乐娱乐演出线上线下全景生态。而未来恢复常态后，演唱会很有可能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进而实现消费者的分级分层，以提升整个变现效率。
线上演唱会主要避免了多人聚集的可能性，而且也贴近了现代互联网的发展，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手机上看到歌手们的精彩演唱。
当这三年来，人们脑海里涌现出来的是那些防护、跟病毒抗争的画面，多少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还是会有些许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一首歌曲让我们听起来能够回忆起时光的船只，相信大家听着听着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说白了歌曲带给人们的是心灵安慰，是精神寄托。
线上演唱会不用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观众可以免费进来观看，而且罗大佑、孙燕姿、周杰伦都是出的一手情怀牌，对于很多80、90后是对青春的回忆，再一点就是歌手本身的影响力，如果被大家熟知而且喜爱，那么线上演唱会必定会圆满结束，以目前的结果来看三位歌手的演唱还是比较满意的，从开场以数据就能看出来：
罗大佑在演唱还未开始暖场的环节中，以7分钟的花絮让人数直达百万，而且人气指数还不断的上升。
孙燕姿的演唱会形式以唱聊为主题，正式进入倒计时的十分钟内人数瞬间到达128万。
周杰伦更是不得了，预约人数在12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
这或许就是离明星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远的一次，歌手仅用一间房、一片草坪、一个乐队、一套设备就能开始的线上演唱会，让我们瞬间感觉到经济的“新风口”，就像很多企业在寻找新的方向一样，要迎合市场的变化，更需要不断的创新思维，我们很多人都需要走出疫情伤痛，艰难复工，或许跟我一样大家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普通人。
通过三场演唱会能够看得出是想鼓励普通的我们在艰苦奋斗路上艰辛，疫情总会有始有终。就像演唱会上没有绚丽舞台、没有夺目灯光、没有大合唱，只有最质朴、最诚挚的歌声，依然好听，而且还找到了青春的影子，这大概就是线上演唱会流行起来的原因吧。
在此之前，可能很少有人了解在1985年的Live Aid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为了救援在非洲国家因为战乱、饥荒陷入死亡边缘的每一个人，Live Aid集结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摇滚明星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艾尔顿·约翰、麦当娜、皇后乐队等，举办了世界上最盛大的一次慈善公益演出，这场主题就是“相信未来”，用自己音乐人的身份去震撼人心，让人们坚强和勇敢的面对。
疫情下的音乐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很多抗议音乐确能达到破亿的播放量，这大概就是现在人们需要的情感，全民处在困境的情况下，如果抓住了内心情感，肯定就会收到喜爱。
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曾表示："因为5G时代到了，音乐的传播模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未来音乐传播发展方向的变化，音乐平台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短视频时代，有许多歌手开始将短视频作为重要的宣发阵地。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人们消费和接触音乐的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音乐平台拿什么与之抗衡？多场景里的全新尝试是网易云音乐选择的方式，在线音乐演出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982年，迈克尔·杰克逊推出专辑《Thriller》，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Music Video诞生。此前音乐只是单纯的听觉欣赏，但MV横空出世，音乐从传统听觉感受演变成了听觉+视觉的双重体验。音乐与影像结合的MV，成为了今天音乐产业必不可少的表达和宣传方式。
在线音乐演出就是今天的"Music Video"，每个时代都必然出现跟技术相结合的新表达，互联网时代对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更是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基于技术，又蔓延到人们对所谓"娱乐"的全部认知。
依托互联网呈现出全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跟MV一样，线上演出扩展了音乐的想象力空间，开始深刻影响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随着AI、VR技术的成熟，5G技术的商用，线上音乐演出的边界还将远远超过今天的想象。鉴于数字音乐已经全面压制实体音乐，将线上演出纳入演出产业链，音乐产业更有可能迎来新的高潮。
"Beyond LIVE"线上付费演唱会SUPER JUNIOR专场
中国在线音乐演出的下一站在哪里？尽管这是一个现在还无法一锤定音的问题，但在线音乐演出的列车，无疑在往技术创新、体验升级、线上下互补、商业化的方向前进。网易云音乐扮演的则是一个动力十足的车头，其音乐直播产品"LOOK直播"，K歌社区"音街"等，也将成为补齐线上演出布局的支撑。
TFBOYS"日光旅行"线上演唱会将是一个节点，通过本次试水，网易云音乐证明了在线上音乐演出领域的超前视野，并再一次展现了头部音乐平台的行业价值。中国线上音乐演出元年，网易云音乐开了一个好头，将过去半年的经历转化成经验，线上音乐演出正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主要是疫情，什么5G，6G；因为疫情不能聚集，除了必要的开门的场馆，其它的娱乐性的场馆特别是大型聚会的场馆肯定是不能开的，而演唱会动则数千上万人，万一有一个传播者，那就歇菜了！
音乐艺术交流会。音乐知识介绍会可以叫音乐艺术交流会，本身音乐知识就是一种艺术的体现，介绍会可以转变为交流会，也是表达了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的作用。音乐知识介绍会主要是讲音乐里面的一些乐理，视唱，乐曲的基础等综合性知识，想要通过不同人的观点和理念，互相彼此有一个多元化的学习。
1、发展建设委员会：为拓展协会的活动领域，壮大协会的实力出谋划策，寻找战略伙伴。2、创作委员会：组织音乐家深入生活，繁荣音乐创作。3、理论委员会：组织、开展音乐理论方面的研讨活动。4、音乐权益保障委员会：联系世界各音乐权益保障组织，为维护音乐家权益提供支持。5、表演艺术委员会：组织各种学术性的交流演出，广泛联系表演艺术家，推出新人。6、民族音乐委员会：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和发展。7、音乐教育委员会：联系专业和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开展音乐教育方面的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8、社会音乐委员会：组织开展非专业的社会音乐活动，提高国民的音乐文化素质。9、对外联络委员会：联系世界各国的音乐团体和音乐家，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和音乐交流。10、青年音乐家分会：组织中国青年音乐家开展国际、国内的多项音乐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