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持“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与我们的历史使命”青年学者学术座谈会，1995年11月29日受上海市语文学会委托（上海·复旦大学）。（2）参加“第二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委婉修辞与中国文化”大会学术报告，1995年7月25－28日，江苏徐州师范大学。（3）参加华东修辞学第九届年会暨汉语国际文化交流研讨会，作“汉语外来词音译特点及民族文化心理探讨”大会学术发言，主持“修辞学理论”组的学术讨论会，1996年10月，山东威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4）参加中国修辞学第九届年会，作“委婉修辞的语用学阐释”的小组发言，并担任大会发言学术评议人。1998年8月，天津南开大学。（5）代表上海市语文学会筹办主持“纪念胡裕树张斌先生从事教育科研5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1998年11月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6）代表上海市语文学会筹办主持“纪念《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学术报告会”，1998年11月26日，上海市社联。(7)参加台湾“第一届中国修辞学学术研讨会”， 时间1999年6月5日至6月9日。6月7日在台湾师范大学作《论夸张》的学术论文宣讲。主持人：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长赖明德教授(8)参加武汉大学举办的“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26-28日，作题为《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的大会学术演讲。主持人：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9)参加“汉语词汇学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五届全国研讨会”，时间2004年4月18至23日，地点：武汉大学。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主任齐冲一起主持小组学术会议。并作小组讨论总结的大会汇报发言。(10)参加中国修辞学会2003年学术研讨会，时间：2003年11月11-15日，12日在首场大会学术报告会上作题为《基于计算分析的法律语体修辞特征研究》的大会学术报告。地点：浙江师范大学。（11）参加中国修辞学会第12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2004年10月12－15日，地点：辽宁锦州渤海大学。主持第一场大会学术报告。(12)参加日本中国语第55回全国大会。时间：2005年10月29-30日，地点：筑波大学。（13）参加吉林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举办的“汉语词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及第六届全国研讨会”，主持大会学术报告，并发表论文《颜色词与比喻造词》。时间：2006年8月6至7日，地点：吉林大学。（14）参加“上海市纪念国务院《关于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50周年学术座谈会”，时间：2006年9月18日，地点：上海。（15）筹办“上海市语文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暨2006学术年会”，时间：2006年11月4日，地点：上海市社联大楼。（16）参加由台北市文化局与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跨越与前进——纪念林语堂逝世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学术报告《由汉语词汇的实证统计分析看林语堂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人思维特点所作的论断》，主持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所所长周质平教授。时间：2006年10月12至15日，地点：台湾东吴大学。（17）参加由江汉大学举办的“中国修辞学会第13届学术年会暨2006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八股文结尾的篇章结构修辞及其历史演进》的报告。时间：2006年11月22日，地点：武汉江汉大学。（18）参加“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2007论坛”，作学术报告《修辞学的科学认知观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时间：2007年5月14-17，地点：天津师范大学。（19）参加“‘汉语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大会学术报告，并作学术报告《汉语的特点与诗词曲赋的创作》，时间：2007年6月18-21日，地点：南开大学。（20）参加“第三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分组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断想》，时间：2007年10月14-16日，地点：四川大学。（21）参加“中国修辞学会2007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大会学术报告，并作学术报告《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困惑及其出路》，时间：2007年11月6-9日，地点：天津师范大学。（22）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时间：2007年12月8－9日，地点：香港岭南大学。举办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南开大学。（23）参加台湾“有凤初鸣——汉学多元化领域之探索学术研讨会”，担任特约讨论教授，时间：2009年5月26日，地点：台湾东吴大学。（24）参加台湾“2009年第四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两岸四地语言与生活”，发表论文《海峡两岸词汇“同义异序”现象的理据分析》，时间：2009年6月13－14日，地点：台湾师范大学。（25）参加“全球孔子文化网络资源建设与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并担任大会学术报告会主持人，时间：2009年9月25－26日，地点：山东大学。（26）参加“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发表大会主题报告《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时间：2010年4月10－11日，地点：北京师范大学。（27）参加“纪念中国修辞学会成立30周年学术论坛”，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4月24－25日，浙江金华。作大会主题报告《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28）参加“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26－30日，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王力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29）参加“中国语文现代化第一届国际会议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九届年会”，主持大会学术报告。武汉大学，2010年10月22－25日。（30）参加“第八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网络语言成活率的一点思考》，并主持大会学术报告。时间：2010年11月18日至22日，地点：苏州大学。（31）参加“.纪念陈望道诞辰120周年、中国修辞学会成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2010年12月4－5日。主持大会学术报告。（32）参加“蜕变与开新：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东吴大学，2011年429－30日。发表论文：《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33）参加“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天津外国语大学，2011年10月15日－16日，主持大会学术报告。（34）参加“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2012年10月12日至15日，主持小组讨论会，并作《从“熊猫”、“猫熊”看“同义异序词”的成词理据》学术报告。（35）参加“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10月27～28日。主持大会学术报告，并作《从海峡两岸对西方人名翻译的修辞行为看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两岸存续的现状》学术报告。（36）参加“汉语发展演进与修辞创造”全国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江西宜春学院，2013年12月7～8日。作《从修辞视角看网络词语成活率问题》学术报告。（37）参加2014年“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2014年9月20～21日。作《否定表达的修辞功能》大会学术报告，主持人：陈忠敏。（38）参加“新媒介背景下的汉语发展演进与修辞创造全国学术研讨会”，大连大学，2014年8月15～18日。作《传播媒介的发展变化对汉语修辞创造的促动——以“谐音双关”的修辞功能演进为例》学术报告。（39）参加“中国修辞学会2014年年会暨‘修辞创造与汉语发展演进’学术研讨会”，苏州大学，2014年12月12～14日。主持大会学术报告，演讲人为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北京大学邵永海教授。讲学演讲（1）1999年3月－2000年3月，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员教授，主讲《中国文学研究》等课程。（2）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专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等课程。（3）2005年12月11日，应邀在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举办的关西地区汉语教师协会上作<汉语的比喻类型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演讲，主持人：胡士云教授。（4）2005年12月22日，应邀在在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大学院作学术演讲，题目是<汉语语义的委婉表达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主持人：彭飞教授。（5）2006年1月13日，应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作题为<汉语外来词音译类型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演讲，主持人：古屋昭弘教授。（6）2008年10月26日，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张春泉教授。（7）2008年11月5日，应邀在广西大学作学术讲演（广西大学君武大讲坛讲座），题目是：《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与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主持人：张廷兴教授。（8）2008年11月5日（晚），应邀在广西大学作学术讲演（广西大学君武大讲坛讲座），题目是：《关于中国修辞学发展及其研究的未来走向之思考》，主持人：张廷兴教授。（9）2009年2月至2009年6月，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讲授硕士课程《中国笔记小说史》、《汉语词汇学》、《修辞学》等。（10）2009年2月至6月日，任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主讲硕士班课程《中国笔记小说史》、《汉语词汇学》、《修辞学》。（11）2009年4月7日，应邀在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作国学讲座，题为《汉语外来词音译类型及其音译语言心理》，主持人：林伯谦教授。（12）2009年4月29日，应邀在台湾东吴大学教学讲座，题为《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以修辞学教学为例》，主持人：林伯谦教授。（13）2009年10月9日，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作研究生学术讲座，题为《比喻与比喻造词》，主持人：段曹林教授。（14）2009年10月10日，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作研究生学术讲座，题为《讳饰与汉语委婉语》，主持人：段曹林教授。（15）2009年10月10日（晚），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作学术讲座，题为《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主持人：段曹林教授。（16）2009年10月11日（晚），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为大学生作学术讲座，题为《汉语外来词音译与汉语修辞》，主持人：张春泉教授。（17）2010年10月16日（晚），应邀在湖北师范学院为大学生作学术讲座，题为《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张春泉教授。（18）2011年5月21日，应邀在苏州大学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曹炜教授。（19）2011年6月7日，应邀在安徽大学作学术讲演，题目是：《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主持人：曹德和教授。（20）2013年4月10日，应邀在苏州大学作学术讲演，题目是：《立片言以警策：新闻标题的炼字锻句问题》，主持人：曹炜教授。（21）2013年11月15日，应邀在海南师大作学术讲演，题目是：《从修辞视角看网络词汇成活率问题》，主持人：龙涛教授。（22）2013年11月16日，应邀在海南琼州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从修辞视角看网络词汇成活率问题》，主持人：文珍副院长。（23）2013年11月18日，应邀在海南琼台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龙文希教授。（24）2013年12月9日，应邀在江西宜春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万四华院长。（25）2014年4月11日（上午），应邀在大连大学文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李索院长。（26）2014年4月11日（下午），应邀在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李宝贵院长。（27）2014年4月14日，应邀在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主持人：陈宏俊院长。（28）2014年9月27日，应邀在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作学术讲演，题目是：《从修辞学视角看网络词汇的成活庇问题》，主持人：杜道流教授。
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周易研究》、韩国《东洋古典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篇，其中4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转载。1、帛书《要》篇“损益说”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史（2008/2）2、帛书《要》篇“损益”章校释，周易研究（2008/2）3、子夏与《归藏》关系初探——兼及帛书《易经》卦序的来源，孔子研究（2007/04）；中国哲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7/10）4、子夏易学考，周易研究（2006/03）；中国哲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6/10）5、帛书易传《要》篇“五正”考释，周易研究（2007/02）；中国哲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7/07）6、易简·变易·不易——《易》之三义哲学刍议，理论学刊（2000/03）；中国哲学（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00/08）7、《易纬》“五德终始术”考辨，（韩国）东洋古典研究（第21辑，2004年12月）8、《易纬》八卦卦气思想初探，周易研究（2004/04）9、《易纬·稽览图》“一爻直一日”卦气术考，周易研究（2005/05）10、《大戴礼记·易本命》象数发微，周易研究（2003/01）11、早期阴阳家与“卦气”说考索，管子学刊（2004/04）12、“月体纳甲”说考，中州学刊（2003/04）13、论易学中“时”的哲学，理论学刊（2003/02）14、帛书《要》篇校释八则，（山东大学主办）2008海峡两岸易学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15、《孔子家语》等书中一段古资料的易学象数发微，（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大会论文集，台北：易学月刊社（2003年11月）16、荀、虞《易》坎离思想探微，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论文，大易集说，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6月）17、先秦两汉数术易初探，孔子文化研究（卷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7月）
论文可以发表，但不是一定结集出版的。你的论文如果被大会选中作为交流探讨论文，那么具备了公开刊物发表的水准，你还得自己投稿核心期刊去送审才可以被发表的。
别听他的 他虾扯蛋 看姐的
在两岸关系出现新的发展机遇的背景下，如何认真总结理论成就，积极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众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日前，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暨“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市委台办和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台港澳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近70位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围绕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者们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关键要把握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国民党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由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国民党本土化的趋势有增无减，以及国共两党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制定可行的对台政策，切实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当前亟须处理好以下六组关系：（1）要协调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感情、价值观、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2）要协调好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在内涵认识上的差异；（3）要协调好海峡两岸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要求之间的差异；（4）要协调好两党两岸全面交流、合作和逐步签署、实施各种协议之间的差异；（5）要协调处理好两岸各政党之间、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各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6）要协调好两岸双方在事务性商谈中出现的各种具体认识上的差异。 与会专家指出，两岸同胞应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凸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也表明了党的对台政策的连续性。这一论断要求统筹兼顾团结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同胞与瓦解“台独”势力的关系；统筹兼顾两岸社会精英交流与普通民众交流的关系；统筹兼顾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两岸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向前发展，做到行稳致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八个方面：（1）提出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共两党应该共同把握和用好这一机遇；（2）指出两岸关系发展有其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国共两党应该共同体认趋向，把握规律；（3）要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两岸双方必须积极建立和始终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4）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两岸和平发展是“和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5）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6）深化互得双赢的交流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7）协商谈判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要海协、海基两会合理规划、推进制度化协商，又要国共两党交流对话、发挥平台功能；（8）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维护台胞权益，加强交往，融合亲情，实现大团结，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和平发展”应当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完整结合。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当前两岸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发展机遇。自2008年5月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形势发生了重大积极的变化，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两岸关系在短短几个月内走过了从“融冰”到“雨过天晴”再到“春暖花开”的过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岸关系转危为安带给我们一些启示：（1）“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局势动荡不安的祸根，只有坚决遏制分裂，才能维护台海稳定，促进台海和平。尽管目前对台工作重点已由反“台独”转为“和平发展”，但反对“台独”的斗争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2）民心向背不仅最终决定台湾走势，而且影响两岸趋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台胞关切的问题，才能使“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转化为现实推动力；（3）台海局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共、国、民（进党）三党的不等边三角关系，中国共产党只有妥善处理这个关系，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党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30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基础。认真细致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维护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台湾主流民意朝着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方向转变，为两岸最终统一构建广泛的民众基础，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这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论文可以发表，但不是一定结集出版的。你的论文如果被大会选中作为交流探讨论文，那么具备了公开刊物发表的水准，你还得自己投稿核心期刊去送审才可以被发表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催生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回眸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规律，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科学发展观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转变，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思想大解放，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石。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发展、催生新生事物的强大力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基石。没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和1992年两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两次大跨越。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共识，都使我们党在冲破“左”的樊篱、摆脱“两个凡是”束缚和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创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实践中，坚决破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冲破发展不计成本、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思维定势，坚决消除“重物轻人”的思想理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展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不容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出现了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更呼唤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社会发展的进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撑。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不断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动力支撑的。30年前，我们党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群众对生活质量的渴求越来越高，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而且关注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重视经济指标，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指标;既要重视近期指标，也要兼顾远期指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始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民生，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更丰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同，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践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撑。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经验的最新总结，它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发展观，我党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方式，笔者认为，依法执政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它能够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要求，它可以使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依法执政 政治文明 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往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发展，我们的认识其实并不深刻。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集中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即“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些都是在充分总结我党五十几年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这一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既实事求是，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也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突破。科学发展观与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宏观科学指导，提高执政能力是我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我党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经历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最后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的过程。发展观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执政能力的提高，这就是“科学、民主和依法”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就是坚持按照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要求；民主执政，就是坚持执政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科学发展观的群众基础；依法执政，就是坚持把体现执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的法律作为基本依据，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简言之，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要体现到依法执政上来。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和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在发展中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具体说来，首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包括生存的需要，也包括享受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其次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自由。要不断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第三，要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包括就学、就业和创造等方面的权利。要树立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观念，创造人民平等发展，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和身体健康素质。概括说来，就是要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得以实现。还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十分重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既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一定要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合理保护环境、科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刻认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全面准确把握“三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发展观，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观，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三个文明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政治文明建设。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的主要作用表现为，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只有这三者协调发展了，才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弘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过程中，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引，忽视了政治文明建设。当党的发展观存在重大缺陷时，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但仅仅有科学的发展观，还未必能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所谓执政能力，是我们党在执政活动中，通过协调党与政府和社会其他团体和组织的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能力。一个党能否科学地协调党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能否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政治的执政方式。二、依法执政的意义依法执政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的执政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通过执政党遵守人民制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因为这些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人民的利益的直接表达。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保证把人民的利益稳定地表达出来。米歇尔斯曾经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尖刻地称为寡头统治铁律，“政党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手段。然而，一旦政党本身变成了目的，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那么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它将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2]]我党会不会也犯这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克服这个铁律的关键所在是她不能有脱离人民大众的、属于政党自己的利益，也即执政行为本身不能成为党的最终追求，组织的自我保存也不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党的终极目标，党最终要做到以人为本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那么，如何保证党永远服从人民的利益？革命领袖的结论是民意、人民利益要靠民主执政来体现。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未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在他看来，人民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主体，民主是克服权力政治的最好方式，要想保证人民的利益实现，必须采取民主的形式，我们的执政过程中必须要有充分的人民的意志反映。但最终他还是未能把有法制保障的民主贯彻到执政过程中，他欣赏广泛发展群众参与的“大民主”，忽视、轻视法制，倾向“人治”，这些认识，成为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法律不一定以民主为前提，但民主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十年动乱是它最好的注解――缺乏法律保障的民主必然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未来的改革必须转向制度建设，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把人民利益充分体现在执政过程中。要在执政过程中充分体现民意，必须要以群众的观点来看待政绩。这就要求倾听群众呼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但在实践过程中，又不存在抽象的群众观，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可能事事都要征求群众的意见，问问群众答应不答应，那样既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本也是巨大的。其实，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意志已经转化成了法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遵守了法律，就等于遵守人民意志，体现了人民利益。因此，依法执政就是以人为本、民主执政的具体实现方式。其次，它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在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精神两手都要抓、都要硬”两个阶段之后，要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着重强调政治文明对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我们现阶段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就必须注重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和积极的因素。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各种规则和惯例的总结和提炼，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文明。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发生。[[4]]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精神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十六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我国，要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明成果，善于从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政治文明程度，并把政治文明建设与其他人类文明形式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既然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法治文明，建设法治国家就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任务。建设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通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6]]在人治社会，民众守法而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民众守法，政府更应当首先守法，政府是否严格依法行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在西方，却鲜有国家直接用法律来规范政党的执政行为，因为他们对政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多党政治制度下，宪法不需要直接规定执政党的职权和程序，而是规定各个政党平等竞选执政的权利，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政绩不佳、违法乱政，自然被反对党所取代。在我国，党的干部编制，属于国家编制；执政党的活动经费，包含在国家财政预算之内；执政党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建议权和对国家领导干部的任免建议权。党处于国家政治活动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也是国情所决定的。党的这种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在我国建设法治国，首先规制党的权力，实现依法执政，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并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管理活动。[[7]]也有人名之曰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即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8]]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权是依法治国的关键。[[9]]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要求宪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
1.两会议案对政府行政进行机构改革成为热点关注议论话题。笔者认为，当前推进政府转型，需要明确以下几大理念。 理念之一: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政府转型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政府职能范围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了调解社会经济供求关系职能。随着19—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市场失灵”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步扩大了宏观调控、调解收入分配、维护公平竞争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职能。19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滞胀问题凸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成为新的焦点，结果引发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并突破了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至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重点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并趋于稳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结构上，转移性支出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为主体部分。 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而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发挥彼此不能或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2.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三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一点七倍。公路通车里程由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万公里增加到二○○二年的一百七十六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四千七百七十一公里增加到二点五二万公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铁路营运里程由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九公里增加到七万一千五百公里；五年建成新线五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复线四千六百零三公里，电气化线路五千七百零四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五十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一点四四亿吨。交通建设空前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 ----摘自朱镕基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IC卡刷卡机，令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长安街是首都北京的象征，更是北京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有心人不难发现，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统信息化工程近年来动作不断。现今，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乘坐1路公交车的乘客不用为等车而焦急了，因为你可以在新安装的电子站牌上实时看到1路车的运行位置。2002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块电子车牌出现在1路公交车日坛路车站。通过电子站牌，乘客能够随时了解1路公交车的运行位置，真正做到了让等车人“心中有数”。新出现的电子站牌是北京公交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信息传递和互通，北京所有的1路公交车全都装上了GPS系统，指挥中心将接收到的车辆数据进行整理编辑，再由中央电视塔的调频广播发射机发射到电子站牌上。目前，这种先进的公交信息服务系统还处于试验运行阶段，所提供车辆位置信息仅供参考，但不久后将正式投入使用，范围也将扩大。除了新亮相的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公交车上的IC卡刷卡机和停车场里的电子显示牌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科技的发展正在为城市交通提速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这些还只是分散的资源，城市交通数字化之路建设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曾几何时，春运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的独特景观，如今，迅速增长的公路、铁路、民航运力让数以亿计的人们走得出去回得来，路网带我们走遍天涯海角5年来，大大小小的机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机场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让我们来看看机场的候机楼吧。几年前我国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建筑面积较小，给旅客乘机带来了很多不便，而现在候机楼不仅仅面积增加，而且技术含量也在明显提高。机场候机楼设计概念逐步多样化，前列式、指廊式及其它综合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等机场的航站楼均采用大跨度钢屋架结构、预应力混凝土及高强度混凝土，外形各具特色，楼内柱间距大大增加，空间宽阔，流程通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机场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电子离港系统的广泛应用，结束了几十年来手工办理值机手续的历史，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服务差错率，提高了服务质量。在登机口通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登机牌并自动记录旅客人数，优化了旅客登机程序。离港系统具有计算机自动分配飞机载量平衡的功能，确保载量数据的可靠性，对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子离港系统为多柜台联办值机、无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和多种旅客服务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成，离港系统具有的延伸服务潜力日益显现，已成为机场经营管理的可靠数据来源。民航交通的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乘飞机出行。今年春节前，在北京上学的小赵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她可以坐飞机回家过年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就到了。像小赵这样春节回家过年选择乘坐飞机的人群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曾几何时，春运，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结合形成的独特景观，带给许多人的是痛苦的回忆。如今，迅速增长的运力带给数以亿计的人们一个容易实现的渴望———回家过年，外出旅游。在这跨世纪的5年，我国铁路建设不断展开新动作，其风采和魅力日益显露。联接东北与华东的陆海通道，纵贯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洛湛通道，西安至南京的东西部新通道及投资仅亚于三峡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铁路每年完成客运量10亿人次左右，是1949年的10倍，“买票难”、“乘车难”的帽子被甩掉了。2000年12月18日，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全长1262公里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这是一条历时13载、用393亿元打造出的黄金路线。它不仅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六省市连成一线，在华北与华东之间形成了一条便捷、快速的公路运输大通道，还与京沈高速公路、沈阳至长春至吉林高速公路、沪杭甬高速公路相接，使京津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和长江三角洲融为一体，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有力的经济“助推器”。5年来，高速公路建设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东部地区省会与地市级城市间建立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经基本完成。现如今，一条条高速路由中心城市辐射出去，密密织就了大城市圈，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据悉，截至2001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9453公里（不包括港澳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山东省高速公路里程达2077公里、河北1565公里，广东1500公里。2002年11月高速公路突破2万公里。到2005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新增20万公里。到2010年，总长约3.5万公里、纵贯东西和横穿国境南北的“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系统将全面建成。铁路在四次大提速之后，将于今年和2005年再进行两次大提速，并建成“三个中心”、“三个提速圈”。“三个中心”即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建成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网，总里程达14000~16000公里；“三个提速圈”即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半径在500公里左右的城市间实现“朝发夕归”，半径在1200~1500公里实现“夕发朝至”，半径在2000~2500公里的实现“一日到达”。高速公路联网，铁路大提速，交通科技让我们体验时代的“快感”2000年9月15日，正值“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中的京沈高速公路通车。之前，从北京到沈阳乘最快的一班火车要9个小时，汽车走102国道需18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开通后只要6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成为华北与东北之间最便捷的大通道。曾经是海空部队飞行员的赵先生，现在每次来往于沈阳与北京之间，都选择乘坐“虎跃”高速直达大巴。他说：“我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就好像我依然驾驭着战斗机在蓝天上飞。”“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从铁路的任何一个节点，1500公里内都可以夕发朝至，一日何止千里！过去，“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现在岭南的荔枝离开枝头不到6小时，已摆上西安的超市货架，进入寻常百姓家。曾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乘500吨轮渡可溯江入川，沿高速公路可直达锦城，蜀道已成康庄大道。当沈大、济青、沪宁、成渝、京石、京津塘等地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之时，铁路建设早已按耐不住它时代的步伐。1995年10月，铁路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铁道部党组果断决策，提出了科技发展的十个现代化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大宗货物运输重载化，旅客运输快速化，安全技术装备现代化，牵引动力电气、内燃化，车辆大型专业化，运营管理现代化和主要运输过程控制自动、半自动化，铁道结构重型化，养路、装卸、检修机械化，铁路设计施工现代化，铁路宏观决策科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技术体系。我国铁路提速拉开了帷幕。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在京沪、京广、京哈线实施。这次提速，全路运行时速达120－160公里的特快旅客列车有8对；夕发朝至列车78列。货物列车最高时速达80公里；京沪、京广线开行重载列车64对，首次推出了月开行达515趟的“五定”（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定运价）货运班列。1998年10月1日，第二次大提速使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提速区段得到延展。2000年10月21日，以西部为重点的第三次大提速，使陇海、兰新、京九、浙赣等干线的运输能力全面提高。2001年10月21日开始正式实施铁路的第四次提速。在提速攻关的日子里，是我们的铁路工作者对全路的线路、桥梁、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安全装备等行车设备设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提速试验先在沪宁线、京秦线、沈山线、沈大线等线路上进行，数百名科技人员参加测试，取得10亿多个关键技术数据，为确保我国铁路全面提速的成功取得了科学依据。我国相继成功地开发出的“东风11”、“韶山8”和“东风4D”型快速客运机车，“新曙光”内燃动车组、准高速双层内燃动车组、“蓝箭”交流传动电动车组、“春城号”动车组、“中原之星”电力动车组，“先锋号”和“奥星”机车，新型产品研制之多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名副其实的“中华牌”机车车辆，在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和整体技术水平上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采用，新设备的不断研制成功，使我国铁路装备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了我国高速火车的动力源。科技进步使得铁路安全技术设备水平大幅度提高，为铁路提速保驾护航。通用式机车信号、列车自动停车装置和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监控记录装置，车站计算机联索设备，客车红外线轴温检测装置，钢轨探伤仪，轨道动态检查仪，道口报警装置等安全设置，已在全路普遍推广使用，初步形成了列车运行监控和列车超速防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高速公路，给我们的交通送来了时代节奏。铁路提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路客票收入每年递增10％以上，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扭亏为盈。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制造水平的提升为我国铁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科技进步，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2001年6月29日在我国交通建设史上又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望眼雪域高原，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在那天正式开工建设。而如今，全长1142公里，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与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路段海拔最高达5072米的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已初具规模。其中，冻土地区建设铁路的技术性难题已基本解决。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冻土地区修建铁路，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没有充分的科研成果是根本办不到的。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创造着我国乃至世界铁道建设史上的奇迹？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振升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着强大的技术后盾，是他们在海拔4780米的风火山常年冻土地区开展路基、桥涵、房屋试验与多年不间断的观测、研究，取得了1300多万个试验数据后，阐明解决冻土问题的核心是控制融沉和冻胀变形；提出冷却地基冻土，减少传入冻土的热量，保持冻土热稳定性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施工中解决冻土引起的线路病害找到了有效措施。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长期规划处林仲洪处长说，在今后的几年里，为了满足国家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我们将在抓好青藏铁路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西部路网基本框架，完善“八纵八横”的铁路路网通道，加强跨越东西部主干线的建设；在城市密集区发展城际多线铁路，在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运输，在全国主要城市与港口构建15个专门的集装箱节点站，满足国家对能源输送与高附加值物资增长的需求。到2020年铁路总营业里程将达9万公里。1997年1月，“韶山8”型大功率客运电力机车牵引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准高速客车，在北京环行线上开始启动。铁道部各级领导坐在试验车上，认真地注视着计算机屏幕上的各种数据变化和列车快速行驶时的平稳性能。当列车速度冲到212.6公里／小时，并稳稳地行驶2公里后，铁道部傅志寰部长高兴地说：“我国列车已进入高速行列，这是我国铁路史上一个里程碑”。1998年6月，“韶山8”型电力机车牵引的快速列车在郑武线跑出了240公里／小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速”，新华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5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我国的交通状况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现今，每打开一本交通地图，铁路、公路、飞机航线所勾画的祖国交通网不免令人“眼花缭乱”。铁路“八纵八横”的框架给中国经济布下了一张好棋盘，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见规模。数字化交通正在打造着“城市交通新理念”。据统计，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万公里，反映铁路运输效率的重要指标———运输密度达到每公里3000万吨，居世界第一。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0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9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民航机队的规模发展到1000多架，运输周转量达到了140亿吨公里，已经形成世界最大的民航市场。水运、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增长到2653万标准箱，其中上海港达到634万标准箱，稳稳地坐上了世界第5把交椅。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和客货运输总量规模迅速扩展及质量水平大幅提高，我国交通整体结构明显改善，5年来，我们已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交通是篇大文章，寥寥几千字又怎能囊括5年来我国交通事业的变化与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我们交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而这些正是科技服务于交通为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科技作用于交通的意义更在于使得迅猛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拉动了我国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积极增长，逐步把我国经济推上了快车道。科技典范摊开中国铁路运营图，西藏自治区日前还是一片空白。如今，国家在“十五”计划中把建设青藏铁路列到新世纪重大工程中，在全国铁路横向大动脉———陇海线的西端又延长了1118公里。提起第一次上山，青藏铁路第五标段科技攻关组组长、青年路基专家王永义说：“当时已近年底，山上气候和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在决定上不上山时，采取什么技术时，众说不一。青藏铁路全长1118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地段约600公里，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段960多公里，青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昆仑山隧道地处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其隧道施工究竟采用哪种合理的支护方法，始终是专家的科研课题。有人主张采用湿喷混凝土技术，可在国内多年冻土隧道从未有过实践，没有成熟的经验，一些专家持怀疑态度，所以设计要求采用模筑混凝土技术，但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在昆仑山隧道冻土含冰量高，围岩破碎，冻土开挖暴露时间过长会造成冰层融化和坍塌。王永义带领攻关小组迎难而上，他们与有关科研单位一道，选择了湿喷混凝土技术率先在全线开展攻关。通过大量室内及现场试验，终于在高寒低温及冻土条件下实现了湿喷混凝土速凝、早强、耐久，将其作为隧道临时支护及时封闭围岩裂隙，有效阻止了冰融速度，证实湿喷混凝土支护的可行性，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2010年3月年地方两会已经接近尾声。在过去的几天里，代表委员们围绕社会热点纷纷建言献策。从老生常谈的反腐、教育话题，到新鲜出炉的蜗居、蚁族等流行语，都在议案提案中占据重要角色，这些“热词”折射了民众的 民生诉求。 反腐 反腐，历来是全国以及地方两会上的重要议题，今年的地方两会也不例外。在中新网进行的一项关于地方两会热点调查中，“肃清贪官污吏”仍然最受网友关注 建民间 反腐别动队 网络上，呼吁出台“财产申报”制度、重视“网络反腐”的声音此起彼伏。重庆市政协委员和颖为此在本次“两会”上建议，从民间征集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打造一支民间“反腐别动队”。 和颖表示，时机成熟后，可由纪委、监察部门牵头，面向全社会聘请有正义感、有责任心和有监督干部勇气的“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这批人需要身份保密，由纪委安排专人单线联系，经过培训后，对官员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如果发现官员行贿受贿、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赌博、大操大办等违规违法行为，可直接向“上线”进行举报。 要用制度 反腐败 广东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卢光霖又发挥“敢讲”本色，强调要用制度反腐败。据羊城晚报报道，卢光霖表示，制定制度的时候，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不要给自己留有空间，最终也就是保护了自己。“我干了几十年企业，我对自律的理解是，如果企业规章制度要押在自律上，只有一种人能做到，那就是天使。这是一种奢望，所以要靠制度和法律。你不要期望每一个人自律。要有一个很强的监督执行的队伍，必须和利益没有任何关系。”卢光霖说。在江西两会上，“网络 反腐”成为热词，政协委员许小欢、罗时民联名提交《关注网络 反腐完善相关法规》提案，呼吁将网络反腐工作最大化、最优化。许小欢在提案中建议，纪检监察、信息、司法等部门应配合立法机构加快网络监督立法，将网络监督纳入法治轨道，完善网络监督的法规制度。民生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种热点话题，如人口政策、教育、收入等，都是代表委员们关注重点 六成民众收入“被拉高” 南京代市长季建业在南京市政协联组讨论时直言，60%的老百姓的收入并未到达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是“被拉高”的。 季建业说，南京市民的收入里工资收入占65%，全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部队、科研院所等精英阶层的收入普遍高，所以将收入平均数拉高了。说句实在话，工薪阶层的收入还达不到平均数。四川代表建议中小学讲“性” 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亦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四川省人大代表兰梁提交一份建议，建议在中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正面引导中小学生的性观念。他说，“与其让学生们一味地通过手机、网络去了解一些不健康的性观念，还不如在学校正式开设性教育课，开诚布公地讲给他们听。”
关于研究生毕业是否实行与发表学术论文挂钩的制度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各校对此反应不一。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宣布终结该制度，认为这项制度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与此同时，上海大学则进一步强化了该制度，称这是体现学校的特色，是学校未来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无意评价谁对谁错，仅仅站在教师 的立场谈点自己的看法。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两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研究生毕业发表学术论文到底有没有必要？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如何来体现？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很难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大多讨论的情况看，他们认为“逼”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既增加了研究生学习的负担，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同时还养活了一大批越办越差的所谓学术期刊。后两点我是赞同的，说要求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增加了其学习负担我认为并非实情。事实上，现在的研究生由于数量的扩张，加上对未来的职业没有明确的定位，大都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用一个“混”字也能囊括好大一部分人，这是事实。要求他们在校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根本没有增加什么学习负担，只不过是他们心不在焉不愿为之的托词罢了。君不见，如今有不少研究生才刚刚一年级便在校外大量接课，有的一周高达十几节课，只要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做些研究，完成几篇学术论文的“任务”又有何难？又到底增加了什么负担？再看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研究生教育？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比本科高一级别的教育吧？如果不再要求研究生做研究，发表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又拿什么来作为评价的标准？也许有人说，只要看学生毕业时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就行了，这样说没有错，但请问这些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又有多少研究生学位论文具有原创性和突出的创新点？我常说，研究生教育一定不能办成“本科后”，除非它是名符其实的过渡学位，而我们现在恰恰不是。既然这样，研究生就必须体现研究特色，通过研究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这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必备条件。 作为一名培养研究生的导师，我尤其感到无所适从的是，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学术论文这个制度，今后的研究生还怎么带？还有没有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那么研究生就仅仅学习十来门课程而已，何况有的课程在本科时已学过，有炒剩饭的嫌疑。导师布置的任务学生完全可以不管，因为学校不要求我去做研究，也不要求我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现在不少学校的研究生课程均是采取专题讲授的形式，课程结束时写一篇所谓的论文完事，真正能学到多少东西，掌握了什么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测量。如此一来，学生和老师成了互无约束的个体，成了事实上的两张皮，如此这般如何能培养出合意的学生？ 最后我想提一点个人的想法。一是研究生毕业要发表学术论文是一个目前有效的制度，不能随意舍弃，如果要彻底废除，必须有较完善的新制度出台。二是研究生教育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课程研究生，读完规定的课程且考核合格即可毕业；其二是学术型研究生，不光要学习规定的课程，同时必须发表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完成较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方可毕业。这两种规格的研究生在文凭上有所区别，以扩大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选择范围。这样一来，对不同层次的研究生有不同的要求，教师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教与学才能做到规范有序。
有好有坏吧，毕竟论文制度也是促进研究生努力干活。关于研究生毕业是否实行与发表学术论文挂钩的制度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各校对此反应不一。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宣布终结该制度，认为这项制度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与此同时，上海大学则进一步强化了该制度，称这是体现学校的特色，是学校未来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无意评价谁对谁错，仅仅站在教师的立场谈点自己的看法。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两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研究生毕业发表学术论文到底有没有必要？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如何来体现？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很难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大多讨论的情况看，他们认为“逼”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既增加了研究生学习的负担，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同时还养活了一大批越办越差的所谓学术期刊。后两点我是赞同的，说要求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增加了其学习负担我认为并非实情。事实上，现在的研究生由于数量的扩张，加上对未来的职业没有明确的定位，大都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用一个“混”字也能囊括好大一部分人，这是事实。要求他们在校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根本没有增加什么学习负担，只不过是他们心不在焉不愿为之的托词罢了。君不见，如今有不少研究生才刚刚一年级便在校外大量接课，有的一周高达十几节课，只要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做些研究，完成几篇学术论文的“任务”又有何难？又到底增加了什么负担？再看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研究生教育？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比本科高一级别的教育吧？如果不再要求研究生做研究，发表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又拿什么来作为评价的标准？也许有人说，只要看学生毕业时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就行了，这样说没有错，但请问这些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又有多少研究生学位论文具有原创性和突出的创新点？我常说，研究生教育一定不能办成“本科后”，除非它是名符其实的过渡学位，而我们现在恰恰不是。既然这样，研究生就必须体现研究特色，通过研究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这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必备条件。作为一名培养研究生的导师，我尤其感到无所适从的是，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学术论文这个制度，今后的研究生还怎么带？还有没有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那么研究生就仅仅学习十来门课程而已，何况有的课程在本科时已学过，有炒剩饭的嫌疑。导师布置的任务学生完全可以不管，因为学校不要求我去做研究，也不要求我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现在不少学校的研究生课程均是采取专题讲授的形式，课程结束时写一篇所谓的论文完事，真正能学到多少东西，掌握了什么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测量。如此一来，学生和老师成了互无约束的个体，成了事实上的两张皮，如此这般如何能培养出合意的学生？
专门法律法规没有，但是如果涉嫌抄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构成侵权。研究生毕业是否实行与发表学术论文挂钩的制度一直存有较大争议，各校对此反应不一。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宣布终结该制度，认为这项制度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与此同时，上海大学则进一步强化了该制度，称这是体现学校的特色，是学校未来发展必须付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两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研究生毕业发表学术论文到底有没有必要和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如何来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很难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大多讨论的情况看，他们认为逼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既增加了研究生的负担，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同时还养活了一大批越办越差的所谓学术期刊。后两点我是赞同的，说要求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增加了其学习负担我认为并非实情。事实上，现在的研究生由于数量的扩张，加上对未来的职业没有明确的定位，大都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用一个“混”字也能囊括好大一部分人，这是事实。要求他们在校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根本没有增加什么学习负担，只不过是他们心不在焉不愿为之的托词罢了。君不见，如今有不少研究生才刚刚一年级便在校外大量接课，有的一周高达十几节课，只要挤出一点坐下来做些研究，完成几篇学术论文的“任务”又有何难？又到底增加了什么负担？再看第二个问题，又有多少研究生学位论文具有原创性和突出的创新点？我常说，研究生教育一定不能办成“本科后”，除非它是名符其实的过渡学位，而我们现在恰恰不是。既然这样，研究生就必须体现研究特色，通过研究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这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必备条件。
2015年研究生考试临近，又一批考研大军即将上阵，伴随着新生源的加入，正在研究生学习中奋斗的同学们有为毕业做准备了，研究生论文一般都需要发表在期刊上才有对毕业有帮助，很多研究生对论文非常迷茫不知道写点什么，也不知道在哪里发表。 其实研究生不必迷茫，一般论文要写跟自己专业相关的会得心应手，所以不用太害怕发表不了，根据导师的要求在写论文，一般研究生论文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就可以了，但是也有导师会要求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先跟导师沟通论文发表发表会更加的便捷一些，其实只要是正规期刊对研究生毕业都有帮助，所谓的正规期刊就是能够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询到的期刊，带有国家期刊号和国际期刊号的，同时论文会被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站收录。 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别人的文章，但是不能全部抄袭，有自己的见解有一定的质量的论文才有信心成功投稿。九品论文发表网在这里预祝每一位研究生论文成功发表，如有任何关于研究生论文方面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咨询在线客服
分类: 地区 >> 四川 >> 成都市 问题描述: 我想做一篇关于地名的论文,选定的地名是成都,请大家帮忙提供些资料,主要包括地名形成的历史过程,原因,内涵等等 解析: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将成都的建城历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距今三四千年前，即相当于夏代纪年的早期阶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西周时期，一些游牧部落开始从成都平原周边高阜丘陵逐渐向平原水洼地区迁移。周末，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来。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的“干栏”式房屋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证明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成都。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移秦民万家实之”，传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冶铁技术，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蜀守，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描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辖十二县。汉承秦制，成都仍为蜀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时，以巴蜀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成都成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地位从未改变过。汉武帝时改筑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与之相对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加上锦官城，三城连接成大城，称为“新城”。西汉时期，成都丝织业盛况空前，设置锦官，其办公处所日后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开我国地方公办学校之先河。此后出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和学者，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严遵的《老子指归》奠定了道教的理论基础，落下闳天文学成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汉后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万户，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到王莽时，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为导江郡。公孙述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公元25-36年），辖十五县。三国鼎立时，刘备统一巴蜀，建都于成都，刘备即位于武担山之南。在以今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个位置轮廓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三国时成都为益州郡制，辖七县。 西晋（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成都仍属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难的秦、雍流民首领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辖六县。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大成”政权，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间，隋蜀王杨秀沿着旧城，扩大西南面，重筑成都城，周围四十里。这次筑城取土中，成摩诃池（今人民南路展览馆一带。后为五代前后蜀的宫苑）。隋时成都为益州蜀郡治，辖十三县。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后置成都为州、郡、府。其间为管理方便，成都人口稠密的东部曾被划为蜀县。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阳县，成都也改称“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即天下城市，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公元879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为加强防卫，又筑“罗城”。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砖石建造。城内有大街坊一百二十个。 其后，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割据于成都，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后被北宋所灭。其间公元927年，后蜀孟知祥在罗城之外，“发民丁十二万修成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树，一到秋天，四十里花开如锦，绚丽动人，称之为芙蓉城，即今成都简称“蓉城”的来由。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后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失败后，成都府被降为益州。 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业、印刷业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北宋富商以纸印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钱币，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不断发展，宋代成都产生了自由的集市。唐宋时期也是成都文学艺术发展的顶峰。李白、杜甫、陆游，以及高适、岑参、白居易、元稹、薛涛、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音乐、歌舞、戏剧、绘画已非常繁盛，有“蜀戏冠天下”之称。成都大慈寺的壁画被称颂为“天下第一”。 元朝初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省，治所先在重庆，不久移到成都。从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治所。当时四川共辖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划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设四川布政司，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三县。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朱元璋曾先后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成都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成都大部城墙。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蜀王府的宫殿一度成为张献忠的皇宫。随后清军攻入四川，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成都激战。清顺治三年（1646年），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一座繁华似锦的名都会五六年间竟断绝人烟，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 公元1654年，清顺治将四川布政使司改为四川省，四川省名在历史上正式出现。 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 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北京 *** 通令废除成都府设治所，改称西川道，领成都、华阳等31县，1921年，成都、华阳两县合并为市，成立市政筹备处，处以下设总处、文牍、法治、会计、调查、庶务六科。1922年，市政筹备处改名为市政公所。1928年，设市政公所为市 *** ，国民 *** 置成都市为省辖市和四川省省会。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始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撤销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市一直为四川省省会。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成为全国14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如下：
一、期刊类[J]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1】安心，熊芯，李月娥。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6)：75-80。
【举例2】[2]许竞。我国学历教育分化的证书制度溯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22-29。
二、专著类[M]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三、报纸类[N]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1】[1]葛剑雄，陈鹏。地名、历史和文化[N]。光明日报，2015-09-24(011)。
四、论文集[C]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五、学位论文[D]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郝桂莲。反思的文学：苏珊·桑塔格小说艺术研究[D]。四川大学，2014。
六、研究报告[R]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七、其他[N]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参考文献的格式标注方法：1.学仿喊祥术期刊文献［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2.学术著作［序号］作者．书名[M]．版次(首次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 起-止页码3.有ISBN号的论文集［序号］作者备搏．题名[A].主编．论文集名备搏[C]．罩基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4.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5.专利渗肆文献［仿喊祥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6.技术标准[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7.报纸文章[序号］作者．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8.报告［序号］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9.电子文献［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文献网址或出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渗肆日期(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