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论文2周到2个月能完成。1、本科论文需要2-3周完成。2、专科论文需要1周。3、硕士论文相对来讲要求就比较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1-2个月。
国足与北京国安的关系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国足里有北京国安队员，北京国安队员在国足训练比赛又使北京国安队员有新的提高。
把人家论文，太卑鄙了，足协都无语了
我们国安有马宁
引言：现在许多人都比较重视教育，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从事教育这个行业，当你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跌为这个行业而努力。所以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学历，提高自己的学识，才能为这个行业添砖加瓦。有的人说想发表关于教育类的论文，会有什么比较好的网站推荐一下，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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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许多发表论文的网站是非常好的，但选择自己适合的是比较重要的，而自己写的论文的质量也是有要求的。当你的论文写得比较好，学术性比较有权威的话，在哪个论文平台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发表率也比较高。所以当你想发表关于教育类的论文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论文形式和内容内容，多查一点资料，让自己的内容更有学术性，有参考性价值。这样的论文发表起来才比较有意义让更多人学习，有许多人会对你产生兴趣，从而去了解你的论文，了解你。
这些球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裁判的判决不可更改。裁判的判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以及这些球迷的要求并没有效力这三方面原因。1、裁判的判罚是无法更改的，因此这些球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根据相关规则裁判的判罚是最终判罚是无法更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球迷要求重赛就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规的。而且从历史情况来看也没有因为球迷的要求就重赛的先例。因此，这场比赛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是不可更改的，这些球迷要求重赛是不合理的。2、裁判的判罚并没有什么问题。因此，这些球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从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来看。虽然不能说百分百准确。但是并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错判和漏判。因此也就不具备因为裁判的问题而存在的理由。至于那个替补球员进入场地的情况。事实上双方球员都有过。如果真要处理双方都要受到同等处理。最终结果对比赛还是没有什么影响。3、这些球迷的要求并不具有效力。因此也不合理。根据相关规则，球迷并没有决定重赛一场比赛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说，这些球迷的要求是，既不合理又不合规的，事实上，这些球迷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要求，其根本原因就是自己支持的球队输球了，但是，如果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输球，就要求重赛的话就实在是说不出口了，因此这些球迷还是面对现实，认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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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一个是如果你发的是普刊，那么周期就会短一些，一个是如果你发表的是核心期刊，有可能一年多才能见刊发表，前提是录用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是自己投稿，会慢一些，如果你是找一些论文机构帮忙投稿发表，会快速一些。我之前找淘淘论文网发表的经济类论文，2个月就给你加急发表了，是普刊，如果是核心他们也没法加急。所以看你发表的什么刊物了。
看你上面的刊期，在职称评定中，是以刊期为准的。如果是5月份的刊期，即使是8月份收到的，也是按5月份算的。
肯定算的是9月份发表的。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8年专业发表经验，希望我可以帮到您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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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博弈论及其应用、实验经济学等。博弈论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但是它在军事、 政治、经济许多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运用，其中以在经济学内的运用最多也最为成功。博弈论整个改写了经济学理论。博弈论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加强了国际间的 交流合作机会。各国对博弈论的研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此外，博弈论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人类思维模式更高层次的发展。1957年泽尔腾获得了硕士学位后，被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海因茨·萨尔曼（Heinz Sauermann）教授聘为助手。萨尔曼教授是最早在德国倡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一开始泽尔腾被安排将决策理论应用于厂商理论研究，但不久，泽尔腾即迷上了经济学的实验。这项工作得到萨尔曼的支持。于是泽尔腾与几个同事一起开始从事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尽管萨尔曼没有受过多少数学训练，但他鼓励助手们对经济问题展开模型研究，他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有很好的直观感觉并对他的兵团手们的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指导。1959年，泽尔腾与萨尔曼合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一个有关寡头的实验》。在当时，实验经济学这门学科还不存在。泽尔腾大学期间学习心理学课程时做实验的经验给了他做这项研究以很大的便利。1961年，泽尔腾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不久，摩根斯坦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博弈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泽尔腾与哈萨尼首次相遇。会后摩根斯坦资助泽尔腾在普林期顿作了一段短期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泽尔腾与摩根斯坦研究集体的其他成员如奥曼（Aumann）、马斯库勒（Maschler）等进行了学术交流，这对于泽尔腾的博弈论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58年前后，泽尔腾了解到西蒙（H·A·Simon）关于有限理性的论文，并试图构造一个有限理性多目标决策理论。泽尔腾到匹茨堡大学作了两年访问研究，与西蒙及助手建立了交流。在1962年，他与萨尔曼发表了一篇论文《改写厂商理论的想法》。有限理性问题的研究占用了泽尔腾很多的时间，但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泽尔腾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像他与萨尔曼1962年文章中那样的纯理论研究价值有限，要构造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理论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而不是闭门造车。60年代早期，泽尔腾做了寡头博弈的实验。他发现对实验模型的博弈理论分析太困难了，只以得到比较简单的分析结果。泽尔腾在分析中发现了一个自然均衡（anaturalequilibrium），但同时发现这个博弈有许多其他的均衡。为了描述他的发现，泽尔腾定义了子博弈精炼（subgameperfectness）的概念，并于1965年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博弈论论文《一个具有需求惯性的寡头博弈模型》。泽尔腾当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文章后来会被广泛引用，并成为了子博弈精炼均衡（subgameperfeetNashequilibrinm）的正式定义，同时为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1964年，泽尔腾发表了论文《n人博弈的评价》。这是一篇重要的博弈理论论文，是泽尔腾博弈理论研究中的另一重大贡献。1965年，泽尔腾应邀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国际博弈论工作会议，由于当时博弈论还是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因此参加会议的只有17个人。但其中包括了当时所有重要的博弈理论研究专家。会上，专家们对哈萨尼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这次会议，泽尔腾开始了他和哈萨尼长达20多年的合作研究。以色列会议结束不久，泽尔腾成为由少数博弈理论专家组成的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委员会进行研究的一个小组的成员，小组成员中包括哈萨尼。尽管研究成果没有给委员会带来什么具体的成果，但理论却得到了发展，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奥曼等对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的分析研究。在德国，要做大学教师，博士学位学不是最后形式的要求，还得取得一定的资格，这要求写一篇资格论文，常常是关于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专题文章。泽尔腾1967年写了一篇多产品定价的专题论文，在1970年发表。1967——1968年度，泽尔腾到加州伯克利分校作访问教授。回来后，泽尔腾取得了从教资格，并在柏林自由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在自由大学期间，正值德国学生学潮高涨时期，教学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有时甚至于不能正常教学，而自由大学的学潮又最甚。这时，泽尔腾想建立一个大的数理经济学研究所，因此于1972年转到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of Bielefeld）工作。后来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只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但泽尔腾成功地说服了拨款委员会，允许研究机构都聘请博弈论专家，一共3个人。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泽尔腾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并继续他的实验研究，但主要是从事博弈理论及其在产业组织与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泽尔腾开始与哈萨尼合作进行博弈均衡选择的研究。这期间，他们互有来往，合作研究的成果在1988年发表。泽尔腾在到伯克利的经常性访问中，还与马萨克（Tom Marschak）合作，于197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多产品定价理论的书。在比勒菲尔德大学的12年中，泽尔腾与古斯（Werner Guth）有密切的合作。他们研究了泽尔腾与哈萨尼博弈均衡选择理论（theequilibriumselectiontheory）的应用（当时泽尔腾与哈密瓜萨尼的博弈均衡选择理论还远为定型）。同时，他们还在经济周期模型的框架中对工资谈判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期间，泽尔腾还指导过一些学生，其中有些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博弈论专家，如范·登（Eric Van Damme）。1975年，泽尔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扩展式博弈精炼均衡概念的重新考察》。在论文中，泽尔腾提出了著名的“颤抖手均衡”（tremblinghandequilibrium）的概念。比勒菲尔德大学鼓励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在与生物学家的交流中，泽尔腾意识到博弈论能应用于生产学的研究。在一些年轻的数学家的帮助下，泽尔腾熟悉了进化稳定（evolutionarystability）的概念作含义，对生物博弈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扩展式博弈形式下进化稳定进行了考察，写出一系列的论文。泽尔腾感到与不同领域的具有较少数学训练的科学家的合作是很有意义的。他与政治学家研究了国际冲突的博弈论模型，并发现政治学家能根据经验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不受数学模型的制约。泽尔腾还与植物学家研究了蜜蜂传花粉过程的理论模型。尽管泽尔腾非常喜欢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学术交流气氛，但他想建立一个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计算机实验室，而波恩大学愿意为此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于是泽尔腾于1984年来到波恩大学，一直工作至今。在1987年10月1日至1988年9月30日一年中，泽尔腾作为比勒菲尔德大学“行为科学中的博弈论”研究年的组织者，回到比勒菲尔德大学工作了一年。这一年中，他与经济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等一起研究讨论，并在1991年出版了四卷本的“博弈均衡模型“。在波恩大学、塞尔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验经济学研究，目标是建立一个充分考虑人们行为有限理性的决策理论和博弈理论。
难写。1、三方博弈需要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非常难写。2、同时它也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3月全国人大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关于国有经济与国企改革的方向，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从产业布局的角度，强调了要优化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布局。二是国企改革，这涉及到国企的治理结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关于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布局，克强总理讲了三句话：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就是说，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不是孤立的，是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相连的，调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关系，是着眼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即竞争才是 社会 主义市场体系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说，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关键在于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而要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就需要改变、改善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布局，处理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
关于国企改革，克强总理则是专门谈到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他也讲了三句话：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是中共中央深改委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的重大改革决议，其实这个决议也是从国资布局、国企治理结构和国企市场化经营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划与设计的。
我这里主要谈谈国资和国有经济的布局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有资本与国有经济布局的改变与优化也是改革。最近10几年里，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体制变迁是以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为载体的。当一种企业组织方式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随着新经济的出现而被覆盖消失后，原来的生产方式上的企业组织形式也会不复存在。尤其是当“新经济”发生时，新的企业形式和交易方式就相应产生了，并且由此引发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结构变化。旧的生产方式过不了技术升级这一关而被无情淘汰，建立在这种旧方式上的企业就必须破产、退出市场。过去的20年，世界见证了新的 科技 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由生产力变化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以数字经济、互联网技术、平台经济、 5G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迅速、全面地改变与改造资源配置的方式与配置结构。以美国为例，1995年，美国股市市值最高的前五名公司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EXXON（埃克森美孚公司）、Kadak（柯达公司）、与General Motors（通用电器公司）。这五个公司基本上还是属于高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的。而到了2015年，美国股市市值最高的前五名公司是：Apple（苹果）、Google （谷歌）、Microsoft（微软）、EXXON（埃克森美孚公司）、和Amazon（亚马逊）。即除了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以能源型公司占据统治地位之外，另四个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都是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新经济”企业。这说明，在20年间，美国的企业分布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高端制造业为主转变成为以数字技术、平台经济为龙头的产业结构了。在中国，2019年，数字经济已经占到GDP的36.2%。现在， 连国际贸易都在相当程度上数字化了。2019年，在全球贸易里，数字贸易（出口）已经占到12.9%。
在这种新技术革命面前，我们的国有经济布局是否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呢？
我们常说，国有经济应该布局于与国民经济基本命脉有关的基本产业上。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前沿技术已经深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全球数字贸易的规则的讨论与制定正聚焦于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环境、投资、竞争法规、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的时代，我们的国有经济是否在新经济的发展上作了能够起长远决定作用和影响力的布局呢？我们仅以工业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无疑是一个关乎到中国国民经济基本命脉与长远发展的基本产业。目前，无论是在设备层、网络层、平台层、软件层、还是在应用层、安全层，在这六个层面占据龙头地位的20-30个企业，如航天科工、中船工业、中国电信、三一重工、海尔、美的、富士康、华为、徐工信息、宝信软件、石化盈科、浙江中控、华龙迅达、浪潮、东方国信、用友、金蝶、索为、阿里、腾讯、百度、优也、寄云、天泽智云、昆仑数据、树根互联等企业里，我们只见到3-4家国有企业和国企控股企业。而且，成为美国围追堵截的眼中钉的企业，也是中国数字技术代表性企业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这至少说明在新经济的领域里，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布局可能还不如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整体表现可能还不如民营企业。这可能也是好事，说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小些，倒反而会促进非国有的经济力量和 社会 资本放手与外国资本竞争、合作。但是，我们的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基本后备和保障作用在哪里呢？
将资本投资从传统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到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为特征的智能经济上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让资产由“重”变“轻”。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的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来说，是有必要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到2018年，中国国有资本的29.8%是分布在工业即制造业上，15.2%是分布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上，14.9%是分布于交通运输业上。这就是说，占全部国有资本近60%的资本是投资在工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上。而投资在通讯与信息服务产业的国有资本只占全部国有资本的4.45%。但是，正是这个通讯和信息服务产业，是中国这几年来增加值增长率最高的产业，是新经济的领头产业。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国有资本的结构目前是比较严重地偏“重”的，我国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煤电油运化工和装备制造等领域。在资产偏“重”的前提下，又要求国企为国家承担许多 社会 责任，这样就势必会影响国有资产的总体回报率。目前我国国有净资产约有70万亿元，总体年回报率不足5%，还抵不上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水平。
我们赞成国有资本和国有经济的布局要适当向资产由“重”变“轻”的方向转变，并不是说要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从煤电运化这些资源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全部或者大部退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资源密集型的上游产业保持相对密集的占有和控制，这也是保持国有经济对于整体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的需要。问题是，即使是资源密集型的国有部门，也要实行“智能化”生产，要运用人工智能，要基于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改善工业过程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实现在国有资本不退出前提下的在产业、在位的国有资本“轻型化”。否则，即使是煤电油装备制造业这样具有传统优势的产业部门，也会被数字化生产方式所淘汰。这方面，中国机床工业就有深刻教训。中国机床业在2001中国进入WTO以后制造业喷井式发展时期，由于机床需求猛涨，借助于引入外国机床技术，曾有过“黄金十年”。但由于在引进的外国技术过期后，本国的研发上不去，我们在技术上又受制于国际新一代的先进技术的压制和封锁，被重新打入“中低端陷阱”，一批著名的中国国有机床企业也跟着被迫破产。
从中国机床工业的这个教训里，我们可以学到，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和优化，关键在于在技术上立足，要在研发上布局。从美国的经验看，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应该计入企业的投资支出的，投资分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无形资产投资，而无形资产投资就是企业的软实力投资，无形资产又分为企业组织资本和企业研发投资所累积起来的知识资产和专利资产。因此，资本布局，要重视在知识资本上的布局，而知识资本上的布局从动态上看最关键的是研发支出上的布局。从2000年至2015年，平均说来，美国的上市公司的企业研发支出/资产的比率已经超过了企业（固定）资产支出/资产的比率。以2015年为例，企业（固定）资产支出/资产的比率，平均只有4.2%；而企业研发支出/资产的比率，平均值是7.5%。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里，研发投资已经在20年以前就超过了固定资产的投资。过去20年里，当我们中国人正在为一座座工厂建成投产、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桥屹立贯通而自豪时，我们的对手美国人是在无形资本的布局上遥遥领先于我们。我们是在这两年被人家美国人卡脖子时才如梦初醒，我们还很落后。我们应该把研发视为投资，而且是比固定资本投资更为重要的投资，在优化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布局时更要优化我们的研发布局。
从优化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布局的角度看，为了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抢占技术制高点，不一定要由国家自己去办企业。当然，国家实验室体系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国家拥有包括卫星数据资源这样的数据资产，又有国家所有的大学和研究院所的数据技术人才资本，这都是我们的优势。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也是可以以国家资本为后备建立起一批 社会 公共基金，建设 社会 公共基金网络，这种 社会 公共基金不仅可以支持国有企业与国有事业单位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的基础研究，也应该一视同仁地支持非公单位和个人甚至在华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的研发项目，因为，研发一旦成功，其成果会具有巨大的公共品性质和效应，会极大地提升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
作者简介
平新乔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梓材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部副主任。2007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北京市教学名师（2015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及其应用，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财政与税收改革，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组织等领域，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已发表200余篇论文。
责编：禾雨
【内容提要】博弈论研究的是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基础上的策略理论。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本文从博弈论的含义入手分析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一些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运用博弈论加以分析和思考。文章认为应该借鉴博弈论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关键词】博弈论 社会经济生活 市场有人说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做出选择的学问。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对市场会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不同的市场情形会影响经济主体人的决策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会根据给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生产和供应到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以实现最大的利润。而寡头市场的情形要比完全竞争市场复杂的多。企业大量面对的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企业不知道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该如何做出抉择。市场的时效性又要求企业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在这样的决策中存在着三个合理的假设为前提。第一是理性的“经济人”。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依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出发点。第二是每一个行为主体做出的决策都不是在真空的世界中。现实的世界使得一个人的生存必须以他人的生存为前提。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一个行为主体的决策会对其他为主体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其他行为主体的决策也会直接影响着这个行为主体的决策结果。第三是寡头市场的情形。也即一个行业里面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甚至只有两三家企业，每一方的市场份额都很大。由于竞争对手很少，每一个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受对手的行为的影响都很大。那么这样的决策就带有了博弈的色彩。一、博弈论释义博弈论（game theory）所分析的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赛者或参与者选择能够共同影响每一个参加者的行动或策略的方式。博弈论的核心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举例说明：（一）、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进行隔离审讯。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每人将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不坦白，由于证据不充分，每人将只入狱一年；如果一个抵赖而另一个坦白并且愿意作证，那么抵赖者将入狱五年，而坦白者将得到宽大释放。这样两个囚徒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以便能得到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样的选择。甲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获释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甲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获释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甲犯也只需服刑三年而不用五年。同样乙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结果只能是两个囚犯都坐牢服刑三年。 用矩阵图形来分析两个囚徒选择的根据。乙坦白 抵赖3 5坦白3 0甲0 1抵赖5 1囚徒困境图示（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犯入狱的年限，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犯入狱的年限）对于甲来说不管乙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坦白总是比较有利的。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坦白也是比较有利的。在图中我们设想一下甲面临的选择。甲犯如果坦白，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好的。甲如果抵赖，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坏的。当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囚徒不选择图示中右下方区域呢？这个问题方到后面来说明。很显然甲的选择是一种占优策略。在两个（或全部）博弈者都采取占优策略时，我们称其结果为一种占优均衡。在图示中左上方的区域代表的结果就是占优均衡。因为进行博弈的两个囚徒都采用了占优策略，从而造成了这种均衡状态。从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每一个囚犯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同时还取决于对手的策略。（二）双寡头垄断者是否会采用垄断价格假设市场上的供给只有两个企业来提供，每一个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和需求结构，每个企业都将考虑是采用正常价格，还是抬高价格形成垄断，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用矩阵图形来分析两个企业进行决策的根据。乙高价格 正常价格A 200 B 150高价格100 -20甲C -30 D 10正常价格150 10对抗博弈的图示（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企业获利的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企业获利的数额 单位：万元）在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企业在A区域中有最大的联合区域，在他们采用高价策略时，共赚到300万元的利润。如果企业之间合谋并且设置垄断价格，A区域中的情况就会出现。在另一个极端是采用正常价格竞争策略的D区域,每个企业盈利10万元。在这一对抗博弈的例子中有两种策略：即一个企业采用正常价格，另一个则采取高价格策略。例如在C区域中乙采用高价格策略，而甲则削价。甲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并且赚取了最高利益，此时乙实际上亏损了。在B区域中甲以高价策略为赌注，而乙的正常价格则意味着甲的亏损。在这一例子中由于甲选择了正常价格的占优性策略，无论乙怎样做，甲都会获利较多。另一方面，乙没有占优性策略。这是因为如果甲采用正常价格策略，乙也要采用正常价格。如果甲实行高价，乙也要实行高价。乙现在处在“两难处境”之中。那么乙是否会采用高价策略，并希望甲也紧随其后？或者为了安全而采用正常价格而出售？可以肯定的说，乙还是应该以正常价格出售。这是因为乙会站在甲的立场上来考虑。无论乙采取何种策略，甲都会采用正常价格策略。这是甲的占优策略。因此乙会假定甲将采取其占优策略方式以找出自己的最佳策略。这种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被称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也被称为非合作性均衡,是指一个在其他博弈者的策略给定时，没有一方能够改善自己的获利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博弈者甲的策略已定时，另一个对手不可能做得更好，反之亦然。每一种策略都是针对其对手策略的最佳反应。在分析纳什均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方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合谋，他们只是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策略，而不会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群体的利益。在图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甲还是乙都无法从这种均衡（D区域）中得到更多的利润。如果甲转移到高价格策略，他的利润就会由10万元变为-20万元，而当乙从正常价格出售的纳什均衡状态抬高其价格时，他的利润就会由10万元变为-30万元。同样有人也会问为什么双方不选择A区域中有最大的联合区域？对于这个问题也放到后面加以说明。综合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引出了占优策略和纳什均衡的概念。不难看出在给定其他博弈者策略的前提下，当没有一方能够改善其策略时，才会出现纳什均衡。而占优策略则是指无论其他博弈者采取什么策略，该博弈者的策略总是最好的。对于纳什均衡，我们说企业是根据其竞争者的策略而相应采取的最佳策略；对于占优策略，我们说企业采取的什它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策略。因而可以说占优策略也是一种纳什均衡。现在来说明非合作博弈的原因。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为什么甲乙双方不能合作以取得双方最大的利益呢？例如在双寡头垄断模型中乙企业会决定试着降低产出，希望他的竞争者也会这样做，由此而提高市场价格。乙企业知道如果竞争者不降低产出它的利润会降为-30万元。但是，他还是试了一下。在实践中这个策略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分析一下双寡头垄断模型的矩阵表就会知道原因是甲的占优策略是遵循竞争产出规则的。无论乙采取竞争还是低产出以求垄断，甲仍然会按照MC=P的 原则确定产出。完全竞争市场中利润的刺激会导致企业走向有效的竞争均衡或者称之为非合作均衡。如果企业合谋或以协同的方式活动时，也即博弈双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最大化共同利润的策略时，就称之为合作性均衡。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共同利益在协同性均衡状态下达到最大化，但是社会总效用比竞争均衡状态下低。在现实中几个大企业联手或勾结起来形成行业的垄断以谋求最大利润而结成的联盟称之为卡特尔。卡特尔的组织很不稳定，每个企业都有强大的动机去欺协议而转向非合作均衡。除此以外卡特尔在许多情况下是非法行为。企业联手抬高价格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政府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激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大量存在而相互独立的企业非合作行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低产出和高价格的合谋或勾结将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经济损失。因此在现实中政府一般都会实行反垄断法来惩治那些合谋控制价格以企图瓜分市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经济主体。由于政府的力量也使得合谋或勾结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现实中合作性博弈的出现。一般地，合作性博弈都发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或部门中间。这里不多加以分析。二、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有的学者认为博弈论已经遍及经济学、社会科学、工商业活动以及日常的生活之中。这样理解也许有人会认为照这样说博弈论无所不包了，其实也不然。但是 博弈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博弈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价格战、污染环境、军备竞赛、考试或体育竞技导致过多的参与者和加剧收入不平等……。限于篇幅，作者仅举两例来说明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一）污染环境的博弈如果考虑到外部性的经济， 企业在不受到管制的环境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宁可污染环境，也不愿安装昂贵的治污处理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治理污染，以图改进环境，那么它就会增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消费者将逐渐转移到其他竞争者的手中。如果成本过高甚至还会出现破产或倒闭。在市场活动中的企业首先要想办法生存下来，然后还要在竞争中尽可能的淘汰对手，避免出局。这种思维策略会使得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通过减少污染而增加利润。用矩阵图形来加以说明。乙公司低污染 高污染A 200 B 120低污染100 -30甲公司C -30 D 100高污染120 100污染博弈的图示（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企业治污获利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企业治污获利数额 单位：万元）从图示中可以看到由于占优策略发挥的作用，甲乙双方都会采用D区域的方案。对于甲公司来说不管乙公司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总是比较有利的。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也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图示恰好与“囚徒困境”的图示相反。在图示中右下方的区域代表的结果才是占优均衡。因为进行博弈的两个公司都采用了占优策略，从而造成了这种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出非合作或纳什均衡是无效率的。在现实中当市场活动达到比较危险的无效率地步，政府就应该介入。通过设置有效的规章制度或排放收费，政府可以诱导企业向A区域移动。例如我国在治理淮河污染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的外在性，提出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排放收费原则正是博弈论在现实中的要求和运用。近期国务院环保部门为保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而提出的“碧海蓝天计划”也同样可以运用上述理论加以说明。（二）胜者为王的博弈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择业时会得到最好的职业而大多数其他名不见经传的院校毕业生只能求其次，或者很可能连对口的专业都找不到；一个超级明星每次出场费可高达几万元，而大多数演员只能拿到平均的工资。像这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试用矩阵图形来加以说明。冠军一般收益工作 高收益工作A 50 B 300一般收益工作50 50亚军C 50 D 300高收益工作200 0胜者为王的博弈图示（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亚军获得报酬的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冠军军获得报酬的数额 单位：万元）在胜者为王的图示中有才能的、有天赋的或者是机遇好的赢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参加胜者为王的比赛。高高在上的赢家在比赛中获胜左面的亚军有可能被引诱进入高收益工作的行列。就如同太多的需求者去渔船追逐同一条鱼，市场过于拥挤，最终得到的总收益很小。如果亚军停留在一般收入标准的行业中，总收入会上升。图示中右下角的D区域是胜者为王博弈的均衡状态。对于冠军来说，他总能够得到高收益工作所以不会选择一般收益工作。而对于亚军来说，冠军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他会认为有同样的机会获胜，也会千方百计的加入到高收益工作的行列中。但是冠军只有一个，于是一个非效率的均衡产生了收入的最大不平等。究其原因在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使得利润较高的职业吸引了过多的参与者，导致无效的消费和投资。在现实中，我国高考现象和民工现象与此理论颇为相似。就乙高考现象为例：在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期间，众多的考生为了自己将来利益获得的最大化纷纷报考重点大学，而成功者甚微。造成家庭和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近几年来国家采取政策为避免资源的重大浪费而采取了高校扩招的策略。纵然面对高校未来几年由于扩招而带来的压力，但是权衡利弊，国家从宏观上考虑做出的举措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三、结语博弈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在实践中也有着广泛的运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博弈论中的基本原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双头并举，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作用。
【摘 要】和权益结合法虽然将导致不同的报告盈利，但两者通常不存在现金流量的差异，购买法与权益法的选择不应有价值相关性。根据上述推论，则企业的管理层没有理由偏好权益结合法。 【关键词】企业合并；购买法；益结合法；公允价值 企业作为一个资本组织，必然谋求资本的最大增值。企业合并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活动，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动机以及源于竞争压力等因素，但就单个企业的合并行为而言，又会有不同的原因。购买法指将企业合并视为合并企业购买被合并企业净资产的方法。即合并企业以一定的价款购进被合并企业的存货、机器设备等资产，同时承诺所购企业的全部负债；益结合法又称联营法，是将企业合并视为合并双方经济资源联合的处理方法。 一、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特色 我国新的《企业合并》会计准则，对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无论是从国际上来比较，还是与我国以前实行的有关企业合并会计处理规范相比较，我国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最大特色是引入了共同控制和非共同控制的概念，允许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两种方法的并存。 （1）单一的购买法格局趋势是基于非共同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做出的判断。实际上，对于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国际通行的做法仍是采用权益结合法。我国把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准则中单独作了明确规定。（2）权益结合法的理论基础依然存在。权益结合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对已赚得利润的会计处理，即合并公司的已赚得盈余能否结转到合并后公司账上。纵观我国的合并实例，绝大部分是企业集团内的关联成员之间发生的企业合并，即“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只是企业形式发生了变化，实质上并没有变化，符合权益结合法的适用条件。（3）我国允许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的二元格局也主要是鉴于我国特殊的融资与监管环境。我国的融资环境和监管环境严重依赖于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的财务评价和监控体系，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融资成本以及上市资格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外报告的账面利润。在这种融资和监管环境下，我国在制定合并会计规范时，不得不考虑我国的现实环境。 二、国企业合并模式单独使用购买法的环境分析 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下之所以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并存，主要是由于完全购买法的应用环境还不具备，这就使得投资成本和被并企业的公允价值都无法获得，购买法的使用条件无法满足。 （1）流通股股价不能反映被并企业整体公允价值。不管上市公司之间的换股合并还是上市公司换股合并非上市公司，采用购买法的首要条件是具有交易标的（被并企业）的公允价值。但是，在现阶段我国换股合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在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换股合并中，虽然非上市公司的个人流通股权证曾存在场外交易价格，但场外交易的区域性和不规范性，以及非流通股权证的存在使得这种价格难以代表被并企业的全部公允价值。在换入资产不能可靠计量时人们常常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来表示换入资产的价值，也就是说可用主并上市公司的换出股份的市场价格代替被并非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2）资产评估价难以反映被并企业整体公允价值。尽管股价是衡量公司价值的一个非常有用、直接的指标，但它不应作为被并企业公允价值的唯一指示器，当市场价值难以取得或不能反映公司内在价值时，我们可以通过价值评估来确定。现有的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收益现值法、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和清算价格法。除收益现值法外，其他三种评估法只适用于单项资产的评估；收益现值法虽然可用于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并且在理论上也很科学，但由于资产的预期收益及其所承担的风险难以预测，导致收益现值法操作性较差。因此，公司整体价值的评估具有很高的难度，要求评估者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特别是对未来的预测、判断能力。因此，在现有情况下，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合并中被并企业的整体公允价值难以通过资产评估获得，因此限制了购买法的应用。（3）企业合并交易定价随意。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过程中对于合并交易价格的确定与理论价格通常存在较大的偏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按理说，合并双方是以己审计的净资产价值为基础，通过讨价还价确定的交易价格，双方博弈得出的交易价格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会和理论价格出现较大偏差呢？通过深入分析，发现以下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合并交易中各方利益失衡。上市公司进行资产买卖大多数是与国有大股东进行的，主要体现为国有大股东向上市公司转移利润和以低价出售优质资产。大多数情况，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认为，国有利益的暂时损害可从资产重组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的促进得到补偿，但由于国有资产利益与其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从根本上说，国有利益难以得到妥善保护，而且，国有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在较长时间后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国有股东往往没经过详细的分析和调查就得出过于乐观和轻率的结论，所以形成价格明显的不公平。二是企业合并交易定价缺少必要的监督控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普遍比较集中，股东会上关联方回避的现象只被报纸作为个别案例来报导，所以大股东既控制着董事会又控制股东大会，可以随意决定利润在母公司与上市公司间的流向，再加上大多数不公平的交易中，交易价格对股东有利，所以很少有交易价格被置疑而被股东大会否决。同时交易所只监督信息披露程序是否合规，并不管价格的高低。所以许多明显操纵利润的交易能被堂皇地记录在上市公司的历史中，又鼓励了更多的效仿者。再者，虽然在许多资产交易在利润操纵的问题，但不合理的定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速上市公司产业、产品结构的改进，而且证监会的管理以事后惩罚为主，所以，证监会在上市公司公告期间一般不对这些不公平的资产交易发表意见。因此我国监管机构对合并交易价格的忽视也是不公允的合并交易价格存在的原因之一。 三、企业合并模式的选择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企业业绩分析是指企业在维持现有能力不变的状态下，预测其在将来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所能取得的经营成果。显然，这种经营成果预测值一般是达不到企业的长远目标值的，这就对企业的经营者提出要求：必须改革企业的经营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否则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便难以实现，企业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险。使经营者增加危机感，主动地将注意力转向对企业战略方向的研究，这是对企业业绩分析的目的和意义。 （1）换股合并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失去对合并后公司的控制权，这是权益结合的特征之一，但在对控制权的理解上又存在争议。在解释权益结合时认为，权益结合使合并各方的股东继续保持对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存续公司的控制权，控制的比例根据其合并前所拥有权益的市场价值确定，这里的控制权并非多数控股权，而是投票权等普通股所享有诸多权力的合称。这意味着，换股合并后一方失去多数控股权或平等控制权不会影响该合并适用权益结合法，换言之，换股合并双方的相对规模不会影响合并会计方法的选择，并且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只有规模相当的公司的换股合并才是权益结合，而规模不等的公司就一定无法进行权益结合。（2）会计准则在定义中强调“平等”，主要指合并方对存续公司享有平等的控制权。参与合并的企业的股东签定一项本质上平等的协议，共同控制其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权。运用权益结合法，合并各方的规模应该相当，这是保证合并后享有平等控制权的前提；而且条件还不限于此，即便合并各方的规模相当，如果其中一方通过协议或其它方式获得对参与合并的其它企业的控制，例如控制企业管理当局的选举或收购表决权等，这样的合并仍然视为购买而非权益结合。 随着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完全发育，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合理使用，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并存的二元格局也会顺应国际潮流，逐步地过渡到单一的购买法格局。 参 考 文 献 [1]桂澜．论企业合并中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 技．2011（1） [2]吴玉心．合并会计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04（8） [3]黄德汉．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J]．现代财经．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