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个老师要是精明一点的话，你在这里做的一切形同自杀。他事先把50篇相关网文看了看，再推友收点信息你就完全暴露了。网络不安全。
1.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n and Now”，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indy Schip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Volume 2002,Number 1. LENGTH: 24908 words. 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3年9月13日的统计，该文是该网“亚洲法”论文中点击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2.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Internet: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rust”，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November,2002,35 Vand.J.Transnat'l L.1545. Co-authored with Prof. Timothy L. 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该文曾在美国商法学会2001年年会上荣获最佳国际商法论文奖拉尔夫·邦奇奖。3. “The Perspectives for Tax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 July 1997”，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x Law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held in Leiden,the Netherlands in July 1996 and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1997.4. “Increasing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Law,Development &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Asia，2003.5.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CESCR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eld in Oslo,Norway,in November 1997.6.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 China”，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Oslo,1997.7.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Managers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Law Forum,held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98.8. “Legal reforms in China”，Governance,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India and Russia,Jean-Jacques Dethier (e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p. 373 – 405. ZEF-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No. 13,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Bonn,September 1999. See,It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on China,India and Russia”，3-4 May 1999,hos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Bonn University.9. “Overview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Law,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sia (II),held in Bangkok,Thailand,19-20 November,2001.10. 《推行厂务公开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理论前沿》， 2009年第5期；11. 《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12. 《3·15应成为企业对消费者的感恩节——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13. 《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3日，第4版；14. 《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以上市公司监管立法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15. 《弘扬股东民主理念，激活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2008年第10期；16. 《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17. 《论股权平等原则》，《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18.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司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19.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法治工商新品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20. 《论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21. 《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经营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22.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07年第6期；23. 《中国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务》（日本），2007年第9期；24. 《优化事务所内部治理，实现做大做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第6期；25.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26.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理论前沿》（中央党校），2007年第22期；27.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中国的解释与运用》，《中国法律》（香港），2007年第8期；28. 《一本不平的平话——评<行业协会商会平话> 》，《中国商贸》，2007年第6期；29. 《优化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资本市场》，2007年第11期；30. 《法学研究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31. 《价格同盟：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亟待强化》，《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6日；32.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33.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3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35. 《新公司法解读》，《北大商业评论》，2006年第7期；36. 《新公司法实施中的争点》，《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第九版整版刊登；37.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理念的更新——兼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完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38. 《评<；公司集团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39. 《从公共服务视角看行政机关的六种服务》，《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4期；40.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仲裁实践的影响》，《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41. 《妥善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外资股东的难点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7期。该文被黄菊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一等奖；42. 《证券法律的制度创新》，《中国金融》，2005年第22期；43. 《诚信株连的启示》，《新财经》，2005年第11期；44. 《股改的法律依据何在》，《新财经》，2005年第9期；45.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营造》，《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46.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第63期。该文被钱其琛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部级）优秀信息奖。47. 《关于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专供信息（国办）》，2004年第21期。该文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48. 《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6期；49.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50.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后载入《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51.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协调》，《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该文在2004年7月荣获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市期刊协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被收入《中国商法学精萃 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2. 《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维权立法问题》，《当代经济》，2004年第4期；53. 《论股东累积投票权》，《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54. 《完善国内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法学思考》，《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55. 《论新公司法的现代化》，《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号；56. 《中国公司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57. 《一人公司制度难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58. 《创新裁判思维，维护金融债权》，《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6年第1期；59.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5年第3期；60.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月旦财经法学》（中国台湾地区），2006年第3期；61. 《公司法的修改与解释：以司法权的适度干预为中心》，《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该文获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珠海杯”征文二等奖；62. 《论政府与人民的法律角色定位》，《法学评论》，1996年第1期；后载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63. 《浅议法人财产权》，《经济研究参考》，1996/ZJ；64. 《论股东的表决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65. 《论不公正的新股发行与股东权的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6期；66. 《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法学》（华东政法学院），2004第7期；67. 《中国应尽快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6年第20期；68. 《完善证券法，鼓励投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8期；69.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27日第3版；70. 《创新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群言》，2005年第11期；71. 《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商法官的裁判思维》，《山东审判》，2005年第3期；72. 《建立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制度的有关问题》，《中国金融》，2004年第23期；73.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74. 《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的担保能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75.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人和企业产权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3年第164号；76. 《倾力打造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提交2003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题研讨会，收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中国工人出版社，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2月第1版；77.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群言》，2003年第7期；78. 《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79. 《规制政府采购人变相指定供应商的法律思考》，《中国政府采购》，2003年第6期；80.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81. 《论完善证券法律责任的协调实施机制》，《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2003年第4期；82. 《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几个相关法律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3期；83. 《整顿和规范市经济秩序的法律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7期；84.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质量万里行》，2003年第3期；85. 《电子商务主体及准入监管研究》，1.5万字，载入《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7月版；86.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87.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88.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民商审判》，2003年第1卷；89. 《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2月1日；90. 《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中国证券报》2002年3月29日第12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6期转载；91. 《市场化成熟度标杆——中国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92. 《民主管理公司——欧盟职工参加公司机关制度的立法过程》，《国际贸易》，2001年第7期；93. 《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民商法论丛》第14卷，2000年；95.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四个法律问题》，《法学》（沪），1996年第3期；96.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97.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98. 《商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99.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必须走向法治化》，《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期；并在《改革内参》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全文刊登；后载入《面向21世纪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20周年回顾与前瞻.》，王洛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刘海年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00.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企业改革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1. 《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势在必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第12期；102. 《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3.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分析与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报告》，第1卷，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104. 《公司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05. 《加强公司法解释学研究，积极审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商事审判研究》，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06. 《依法推进费改税》，《经济与法》，1999年第3期；107. 《职工参与公司机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商事法论集》第3卷.，王保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108. 《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文萃》（1993～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9. 《股东权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法学》，1995年第8期；110. 《关于加强乡镇企业法律机制的研究》，《法学杂志》，1992年第1期；111. 《这样的“联手”有违法律》，《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0期；112. 《中国应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4期；113. 《国际惯例≠真理》，《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114. 《股民状告证券商侵权案件的法律启示》，《国际商报》， 1999年7月26日第7版；并被法律之星网站1999年8月11日法制论坛转载；115. 《挑战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近年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研究》，《国际贸易》，2002年第7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10期；116. 《资本与知本最佳组合：建立有限合伙制度解析》，《国际贸易》，2002年第2期；117.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118. 《股东权模式的内涵与功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4年第2期；119. 《有关中国公司立法的若干建议》，《中国证券评估杂志》，1993年第6期；120.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121. 《股东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法学》（上海），1995年第8期；122. 《国有企业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探讨》，《法制日报》，1996年4月25日理论版，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6年第4期；123. 《入世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完善》，《经济时刊》，2000年第1期；124. 《政府采购立法若干原则研究》，《中国政府采购》，2001年第4期；125. 《论商事打假行为》，《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于2001年3月荣获国家工商局、中国工商管理学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12315”面向21世纪消费者权益保护征文一等奖；126. 《塑造科学消费的良好法治与伦理环境——谈商家、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在推动科学消费方面的作用》，《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11期；127.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7月30日，第63期。1998年2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128. 《中国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10月12日，第83期；129. 《“两权”分离理论失败，立法应取权利本位》，《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1月8日；130. 《股份制与合作制不能“捏”在一起》，《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6月8日；131.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个法律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8年第22期；132. 《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A·艾德著），译文，2万字，《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4期；133. 《加强农村社会稳定的若干法律对策》，《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134. 《走向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135. 《中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136. 《消费者疑假买假胜诉，经营者知假卖假败诉》，《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1996年第6期；137. 《论股东权保护的渊源》，《法学杂志》，1996年第2期；138.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139.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93年第4期；140. 《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和行使》，《政法论坛》，1991年第1期；141. 《论中国经济法的目标模式》，《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88年第5期；142. 《论企业兼并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经济与法》，1988年第10期；143. 《建议尽快制定私人企业法》，《经济与法律》，1987年第8期；144. 《有效维权重在加大违法成本》（专访），《人民日报》，2005年3月17日第5版；145. 《理顺工商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专访），《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日；146. 《完善信用立法，夯实诚信根基》，《人民日报》，2003年6月17日；147. 《正当竞争应鼓励》（专访），《人民日报》，2002年7月15日；148.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公开化与公正化》，《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3期。
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制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位置。首先从稳定局势看，需要深入普法，进行法制教育。当前，我们全国各地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社会治安也是基本稳定的，这是主流，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只要国外反动势力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不死，就必然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当前的改革开放，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还处于摸索阶段，目前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市场疲软，国营企业中“三角债”严重，职工收入不平衡等新问题，也是容易引起不稳定的因素。要保持全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必须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那么，进行法制教育，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只有大力加强法制教育，把法律交给人民，使之成为广大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力武器。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必须与民主教育结合起来。 其内容包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治，民主意识，法律基本知识，革命纪律的教育等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教育，首先应帮助全体公民增强当家作主的政治责任感，正确运用民主权利。教育人们懂得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纪律和法制，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搞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立了以宪法为中心的各个法规，成绩显著，但各有关部门的法规，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比，还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和实施，如计划法、财政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和帮助人们懂得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明确是非界限，在全社会逐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人们懂得坚决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非民主现象作斗争是必须履行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总之，通过民主与法制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全民学法、知法、懂法、执法、遵纪守法的新局面。
法渊源之光：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 发布日期：2005-10-24 9:46:00 信息来源：王晓怡古希腊雅典民主制被称为城邦民主、直接民主，这是一种城邦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权利的行使和直接管理城邦事务的民主制。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有“民主是多数人统治说法”，可认为是对这种政治制度的理论总结。顾准也说过：“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者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此一角度表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是与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相对应的一种理想民主，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此民主制度下所折射的法律渊源之光，公民观念在此亦更为明显。一、城邦民主的历史背景虽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但只有在希腊城邦出现并持久地存在达数世纪之久，因此城邦制度本身的状态与直接民主的存在密切联系。顾准对此分析说：“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那么城邦本身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为直接民主的产生继续提供了怎样的条件呢？１、空间上，城邦通常国土狭小，便于公民的各类活动，即所谓“小国”；２、时间上，由于国土狭小，人口因此相对比较集中，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日出而做、日落而归”的自然生活状态也有利于政务处理；３、人口数量上，公民一般不是很多，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的人口最多才４万，是真正意义上的“寡民”；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城邦政务不可能非常复杂，这也易于公民大会的讨论表决；５、这种讨论表决需要公民有足够的闲暇，而闲暇的获得是建立在城邦奴隶的劳动基础上，就此而言是奴隶制为城邦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些条件下，直接民主才能够在城邦制度下运转起来。当然随着城邦制度的覆灭，直接民主制也因为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二、城邦民主的特征——公民观念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从此角度说，可将城邦民主的道德内涵，概括为“公民本位”，即“公民观念”。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希腊文“公民（Ｐｏｌｉｔｅｓ）”一词就由“城邦（Ｐｏｌｉｓ）”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城邦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的概括，“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公民组成”。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这与君主制下的臣民有本质区别，臣民虽属于国家，但因国家的统治者是君主，所以臣民（或所谓的公民）归根结底是服从君主，处于被动地位；而城邦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不存在君臣关系。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而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享有政治权利。亚里士多德提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就笔者理解，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戴维·赫尔德认为，雅典民主最明显的制度特征：公民大会享有主权，享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大会每年召开超过４０次，法定最少人数６，０００人。“公民观念”为当时雅典产生较为原始的具有法理意义上的“公民权”有莫大之影响。这种“公民权”包括参与立法、司法的权利和直接介入城邦事务的权利。这也是古典民主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的原因。与现代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有严格界分不同，雅典人最渴望最理想的生活是“城邦生活”，以政治参与和政治辩论的方式得到最高形式的价值实现。“政府的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那就是直接参与。”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权的最高信条。三、城邦民主的政治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出，古典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轮流统治与被统治”；二是“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这样，自由与平等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轮流执政”是以一种平等的基本观念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平等称为“人数的平等”（与“基于能力的平等”相对照）。“人数的平等”意味着不论个人能力、道德或财富高低，全民共同参与统治。“这样，古雅典人认为平等不但是自由的现实基础，还是自由的道德源泉。”雅典民主也包含对其他价值，如正义、法治以及正当程序的认同。“雅典人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他在仅仅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约束’与由法律这一应受尊重的规则所确认的‘约束’之间作出了严格的界分，因为后者是一种自我强制”�“如果法律是在公共生活的正当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话，它就应合法地要求遵从。”他们政治理想是公民平等、自由及遵守法律、正义。四、城邦民主的局限性直接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中成长壮大，但他盛极一时之后便是永久的衰落，虽然在近代直接民主也曾活跃于思想界并实践于世界政治舞台，但最终仍走向没落。不难发现，城邦民主是具有其历史制约性的。古典希腊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迁，在欧洲超出城邦范围的政治实体逐渐形成，城邦民主、城邦政治的概念已无法解决新实体中的政治权力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民主扭曲了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利益的理解，并阻碍他们去实现这些利益。柏拉图认为城邦民主所造成的公共生活对合理的人性发展、理解力或政治秩序都有致命的危险。亚里士多德也不是用完全肯定的语气谈论民主制。他在《政治学》中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是三种正宗统治形式，而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民主政体）则是前三种正宗统治形式的“变态政体”。民主政体被他称为最坏政体中的最好的一种。由此城邦民主的局限性可见一斑，主要体现在：１、城邦民主必须具备特殊的生存条件。这种特殊生存条件，即上面提到的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历史特性。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此也有高度概括：组织的区域性或社会成员数量的有限性；成员之间社会地位没有很大的差异；行政功能比较简单和相对稳定；对人员进行最低限度的培训等。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看，直接民主制的这些特殊存在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２、城邦民主容易出现暴政或专制。美国宪法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在评论直接民主的缺陷时，认为“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它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其实，这也道出了缺乏宪政框架支持的民主永恒存在的问题之一。古希腊雅典没有对人的非理性、虚荣和激情等欲望作出制度或宪法性约束。因此公民大会经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情感的不受约束也时常造成许多相关问题出现，这成为产生专制以及多数的暴政的根源所在。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元前４０６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死刑一案。在那时，雅典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然而，胜利是以许多雅典士兵伤亡为代价的。统帅远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一些不怀好意者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最终那六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至没有机会陈述辩词而被宣判死刑。３、极端政治平等的问题。直接民主体现的都是一种公民间的极端平等，这固然有其可取之处，然弊端亦更明显。这样的绝对平等只可能以原始生活状态自给自足为基础，公民之间没有身份地位、财富、甚至于智力上的歧视才可实现。然历史发展之趋势已明确表明，私有财产制度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就可预见的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并为法律所保护，即使是在中国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最终将其写入宪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希腊已进入奴隶制阶段，由此可分析私有制也已出现，那么要实现政治上的绝对平等是有难度的，或者说势必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后来的历史也恰巧证明了这一点。柏拉图也曾对“公民人人享有平等政治参与权”的观点而沮丧，认为“大多数公民既缺乏经验，又不具有必要的知识以作出正确的公共决策。如果我们让民众直接制定所有公共政策，他们一方面是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易于被奉承者和所误导”。另外，他还认为，“（民主政体内）的政治领袖屈服于人民的要求，而且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抉择，以及使人难堪的事实，政治领袖一定会尽力避免。民主使智慧边缘化。”自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以后，它总是在受到一些人的歌颂和赞扬的同时又会受到另一些人的批评和指责。尽管现代法制管理与政治哲学对直接民主可借鉴之处甚少，但是不论怎样，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民主的真正起步，对后来的代议制民主产生之影响不可忽视。（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法学院）潘维：古希腊与民主制度 （太长，自己搜索下吧）这些都是发表过的论文。古希腊民主制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有很多角度可写，你可以找些西方法制史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城邦的历史文章借鉴，相信你会从中发现许多民主与法制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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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道德与法律议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漫画中一位老人刚上公交车就叫一个年轻人给他让座，并振振有词地说：“年轻人有让座的道德义务，你应该主动让。”而年轻人却说“法律赋予了我有坐的权利，你不能强迫我让”。孰是孰非呢？我认为，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同行，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彼此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道德不能绑架法律。公交让座是一种美德，但美德不代表义务。也就是说，个人没有义务一定要给其他人让座，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要求公民必须让座。每个乘客买票上车，就优先拥有使用座位的权利。况且，现实中也很难界定谁更需要这个座位。比如，有些时候某些人看上去年轻且身强力壮，但是偶尔也会赶上身体不适的情况，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座位。所以，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让不让座是自愿行为，不能进行道德绑架。这位老人一切从自我出发，用道德的标准来训诫、要求年轻人把座位让给自己，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绑架。
众所周知，让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给予老年人最真切的关怀，是修养使然，是善良的本性使然，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反之，无视法律、规则，不形成制度正义，类似之前重庆公交车坠江悲剧便难断绝：当时一名冲动的乘客和不冷静的司机发生激烈争执，直接导致13名乘客失去生命。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重吗？
社会的良性运转，离不开法律和道德。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道德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可以说，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我要说，道德与法律，从来不分男女老少。文明和谐的社会，需大家携手创造。
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这句话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
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法律。法律与道德是不断的变化
与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考古学家威尔逊在周游世界的考察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在非洲一个原始部落中，部落里的'人们发现经常有东西失窃，于是部落里的组长召集全族人开会：“为了使我们能继续保持安宁与和谐的生活，我以全族族长身份下令，偷窃者一旦被捉住按部落规矩将受到鞭打20下的惩罚。”
但是盗窃者依然我行我素，豪不听劝，族长依旧召令人们开会警告，但偷窃者还是继续行窃，族长忍无可忍召开第三次大会说：“偷窃者一旦被捉到将鞭打40下。”
有一日，有人报告说偷窃者已经捉到。消息传开，人们各个都来到了广场，看看谁是偷窃者。当大家看见偷窃者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偷窃者竟然是族长年迈的妈妈。但是族长却履行诺言代替自己的母亲鞭打了40下。
而这件事告诉我们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
族长既履行了法律也完成了一个人的道德所在，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母亲的孝道。所以说法律与道德是不能分开的。
若一个国家具有法律，而没有道德那么统治这个国家的国主一定是一个暴君，例如秦国的秦始皇由于他的专制统治，使百姓们民不聊生，痛苦不堪。若如果只有道德，那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所以法律与道德是不能分开的，而且他们应该相互合作。那么这个国家才能繁华昌盛经久不衰。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公民我们应该遵纪守法、发扬社会的道德、传递正能量。
道德在我们的心中，法律在我们的身边。遵法守法、道德做人我能行。
道德是由道与德两个并列的词组成。 道是道路、行径、方式。 德是行为的表现。 道与德组合到一起，意义上就发生了变化，就有了道德的新义。 道字变成动词。 德是由道决定的。有道产生的德，演化成了道德。 现在人们把道德的意思着重地表现在德字上。 意思就是，不论你以什么道，只要能产生好的德果，人们都是乐意的。 在学术方面，道就是道，德就是德，是不容混淆的。 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把道德做为一个德字的意思去应用。 在很多事情上，人们只究其结果不问过程。对方不论采取什么道，表现出来的德是直观的。 所以，大多情况下，道德就是德的意思。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三、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现实中的矛盾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二）让历史告诉未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注释：〔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3〕许慎，说文解字〔M〕；〔4〕同〔3〕；〔5〕左传。隐公十一年〔M〕；〔6〕礼记。曲记〔M〕；〔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8〕荀子。修身〔M〕；〔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九朝律考。汉律考〔M〕；〔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蒯德模。吴中判牍〔Z〕；〔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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