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发表论文

1.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n and Now”，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indy Schip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Volume 2002,Number 1. LENGTH: 24908 words. 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3年9月13日的统计，该文是该网“亚洲法”论文中点击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2.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Internet: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rust”，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November,2002,35 Vand.J.Transnat'l L.1545. Co-authored with Prof. Timothy L. 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该文曾在美国商法学会2001年年会上荣获最佳国际商法论文奖拉尔夫·邦奇奖。3. “The Perspectives for Tax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 July 1997”，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x Law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held in Leiden,the Netherlands in July 1996 and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1997.4. “Increasing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Law,Development &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Asia，2003.5.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CESCR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eld in Oslo,Norway,in November 1997.6.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 China”，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Oslo,1997.7.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Managers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Law Forum,held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98.8. “Legal reforms in China”，Governance,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India and Russia,Jean-Jacques Dethier (e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p. 373 – 405. ZEF-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No. 13,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Bonn,September 1999. See,It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on China,India and Russia”，3-4 May 1999,hos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Bonn University.9. “Overview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Law,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sia (II),held in Bangkok,Thailand,19-20 November,2001.10. 《推行厂务公开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理论前沿》， 2009年第5期；11. 《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12. 《3·15应成为企业对消费者的感恩节——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13. 《一项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诚信工程》，《人民法院报》，2009年2月3日，第4版；14. 《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以上市公司监管立法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15. 《弘扬股东民主理念，激活股东大会制度》，《董事会》，2008年第10期；16. 《制定国有资产法的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17. 《论股权平等原则》，《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18. 《改革开放30年来公司立法的回顾与前瞻》，《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19.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造法治工商新品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20. 《论抽逃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21. 《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经营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22.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法学家》，2007年第6期；23. 《中国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务》（日本），2007年第9期；24. 《优化事务所内部治理，实现做大做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7年第6期；25.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26.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理论前沿》（中央党校），2007年第22期；27.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中国的解释与运用》，《中国法律》（香港），2007年第8期；28. 《一本不平的平话——评<行业协会商会平话> 》，《中国商贸》，2007年第6期；29. 《优化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资本市场》，2007年第11期；30. 《法学研究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31. 《价格同盟：行业协会的社会责任亟待强化》，《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16日；32. 《法律应该向弱者适度倾斜》，《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5期；33. 《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解释难点探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3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35. 《新公司法解读》，《北大商业评论》，2006年第7期；36. 《新公司法实施中的争点》，《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第九版整版刊登；37.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理念的更新——兼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完善》，《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38. 《评<；公司集团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39. 《从公共服务视角看行政机关的六种服务》，《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4期；40.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仲裁实践的影响》，《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41. 《妥善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外资股东的难点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7期。该文被黄菊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一等奖；42. 《证券法律的制度创新》，《中国金融》，2005年第22期；43. 《诚信株连的启示》，《新财经》，2005年第11期；44. 《股改的法律依据何在》，《新财经》，2005年第9期；45.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营造》，《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46.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第63期。该文被钱其琛副总理批阅，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部级）优秀信息奖。47. 《关于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专供信息（国办）》，2004年第21期。该文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48. 《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6期；49.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50.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后载入《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51.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执法协调》，《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该文在2004年7月荣获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市期刊协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被收入《中国商法学精萃 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52. 《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维权立法问题》，《当代经济》，2004年第4期；53. 《论股东累积投票权》，《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54. 《完善国内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法学思考》，《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55. 《论新公司法的现代化》，《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冬季号；56. 《中国公司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57. 《一人公司制度难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6期；58. 《创新裁判思维，维护金融债权》，《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6年第1期；59.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办），2005年第3期；60. 《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月旦财经法学》（中国台湾地区），2006年第3期；61. 《公司法的修改与解释：以司法权的适度干预为中心》，《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该文获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珠海杯”征文二等奖；62. 《论政府与人民的法律角色定位》，《法学评论》，1996年第1期；后载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63. 《浅议法人财产权》，《经济研究参考》，1996/ZJ；64. 《论股东的表决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6期；65. 《论不公正的新股发行与股东权的保护》，《河北法学》，1995年第6期；66. 《公司法修改应着力创新》，《法学》（华东政法学院），2004第7期；67. 《中国应尽快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6年第20期；68. 《完善证券法，鼓励投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内参》，2005年第28期；69.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27日第3版；70. 《创新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群言》，2005年第11期；71. 《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商法官的裁判思维》，《山东审判》，2005年第3期；72. 《建立社会公众股股东单独表决制度的有关问题》，《中国金融》，2004年第23期；73. 《公司社会责任与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74. 《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的担保能力》，《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75.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人和企业产权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3年第164号；76. 《倾力打造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提交2003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专题研讨会，收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中国工人出版社，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2月第1版；77.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群言》，2003年第7期；78. 《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证券法律评论》2003年卷；79. 《规制政府采购人变相指定供应商的法律思考》，《中国政府采购》，2003年第6期；80.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81. 《论完善证券法律责任的协调实施机制》，《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2003年第4期；82. 《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几个相关法律问题》，《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3期；83. 《整顿和规范市经济秩序的法律思考》，《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7期；84.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质量万里行》，2003年第3期；85. 《电子商务主体及准入监管研究》，1.5万字，载入《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7月版；86.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87. 《政府采购法重视对供应商权益的保护》，《中国政府采购》，2002年第6期；88.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转让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民商审判》，2003年第1卷；89. 《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2月1日；90. 《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中国证券报》2002年3月29日第12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6期转载；91. 《市场化成熟度标杆——中国投资基金立法若干争议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92. 《民主管理公司——欧盟职工参加公司机关制度的立法过程》，《国际贸易》，2001年第7期；93. 《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民商法论丛》第14卷，2000年；95.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四个法律问题》，《法学》（沪），1996年第3期；96.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97.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98. 《商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99.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必须走向法治化》，《特区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2期；并在《改革内参》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全文刊登；后载入《面向21世纪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20周年回顾与前瞻.》，王洛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刘海年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00.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企业改革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1. 《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势在必行》，《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第12期；102. 《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刘海年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3.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法律分析与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报告》，第1卷，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104. 《公司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05. 《加强公司法解释学研究，积极审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商事审判研究》，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06. 《依法推进费改税》，《经济与法》，1999年第3期；107. 《职工参与公司机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商事法论集》第3卷.，王保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108. 《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文萃》（1993～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9. 《股东权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法学》，1995年第8期；110. 《关于加强乡镇企业法律机制的研究》，《法学杂志》，1992年第1期；111. 《这样的“联手”有违法律》，《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0期；112. 《中国应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民主与法制》卷首，1999年第14期；113. 《国际惯例≠真理》，《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114. 《股民状告证券商侵权案件的法律启示》，《国际商报》， 1999年7月26日第7版；并被法律之星网站1999年8月11日法制论坛转载；115. 《挑战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近年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研究》，《国际贸易》，2002年第7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10期；116. 《资本与知本最佳组合：建立有限合伙制度解析》，《国际贸易》，2002年第2期；117.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118. 《股东权模式的内涵与功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4年第2期；119. 《有关中国公司立法的若干建议》，《中国证券评估杂志》，1993年第6期；120.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121. 《股东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法学》（上海），1995年第8期；122. 《国有企业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探讨》，《法制日报》，1996年4月25日理论版，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6年第4期；123. 《入世后中国经济立法的完善》，《经济时刊》，2000年第1期；124. 《政府采购立法若干原则研究》，《中国政府采购》，2001年第4期；125. 《论商事打假行为》，《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于2001年3月荣获国家工商局、中国工商管理学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12315”面向21世纪消费者权益保护征文一等奖；126. 《塑造科学消费的良好法治与伦理环境——谈商家、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在推动科学消费方面的作用》，《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11期；127. 《建议尽快纠正对〈联合国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民事权利”的不准确译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7月30日，第63期。1998年2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128. 《中国签署〈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1997年10月12日，第83期；129. 《“两权”分离理论失败，立法应取权利本位》，《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1月8日；130. 《股份制与合作制不能“捏”在一起》，《内参情况》，中国青年报社编，1994年6月8日；131.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个法律层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8年第22期；132. 《人权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A·艾德著），译文，2万字，《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4期；133. 《加强农村社会稳定的若干法律对策》，《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134. 《走向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135. 《中国公司法确认股东累积投票权的理论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136. 《消费者疑假买假胜诉，经营者知假卖假败诉》，《内蒙古质量技术监督》，1996年第6期；137. 《论股东权保护的渊源》，《法学杂志》，1996年第2期；138. 《中国公司法的特点》，《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139. 《转换国有大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93年第4期；140. 《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和行使》，《政法论坛》，1991年第1期；141. 《论中国经济法的目标模式》，《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1988年第5期；142. 《论企业兼并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经济与法》，1988年第10期；143. 《建议尽快制定私人企业法》，《经济与法律》，1987年第8期；144. 《有效维权重在加大违法成本》（专访），《人民日报》，2005年3月17日第5版；145. 《理顺工商关系，保护消费者权益》（专访），《人民日报》，2003年11月3日；146. 《完善信用立法，夯实诚信根基》，《人民日报》，2003年6月17日；147. 《正当竞争应鼓励》（专访），《人民日报》，2002年7月15日；148. 《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公开化与公正化》，《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3期。

加强民主与法制教育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制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位置。首先从稳定局势看，需要深入普法，进行法制教育。当前，我们全国各地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社会治安也是基本稳定的，这是主流，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只要国外反动势力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不死，就必然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当前的改革开放，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还处于摸索阶段，目前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市场疲软，国营企业中“三角债”严重，职工收入不平衡等新问题，也是容易引起不稳定的因素。要保持全社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必须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那么，进行法制教育，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只有大力加强法制教育，把法律交给人民，使之成为广大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力武器。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必须与民主教育结合起来。 其内容包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治，民主意识，法律基本知识，革命纪律的教育等等。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教育，首先应帮助全体公民增强当家作主的政治责任感，正确运用民主权利。教育人们懂得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纪律和法制，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搞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立了以宪法为中心的各个法规，成绩显著，但各有关部门的法规，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比，还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和实施，如计划法、财政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和帮助人们懂得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明确是非界限，在全社会逐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人们懂得坚决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非民主现象作斗争是必须履行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总之，通过民主与法制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全民学法、知法、懂法、执法、遵纪守法的新局面。

法渊源之光：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 发布日期：2005-10-24 9:46:00 信息来源：王晓怡古希腊雅典民主制被称为城邦民主、直接民主，这是一种城邦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权利的行使和直接管理城邦事务的民主制。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有“民主是多数人统治说法”，可认为是对这种政治制度的理论总结。顾准也说过：“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者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此一角度表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是与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相对应的一种理想民主，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此民主制度下所折射的法律渊源之光，公民观念在此亦更为明显。一、城邦民主的历史背景虽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但只有在希腊城邦出现并持久地存在达数世纪之久，因此城邦制度本身的状态与直接民主的存在密切联系。顾准对此分析说：“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那么城邦本身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为直接民主的产生继续提供了怎样的条件呢？１、空间上，城邦通常国土狭小，便于公民的各类活动，即所谓“小国”；２、时间上，由于国土狭小，人口因此相对比较集中，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日出而做、日落而归”的自然生活状态也有利于政务处理；３、人口数量上，公民一般不是很多，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的人口最多才４万，是真正意义上的“寡民”；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城邦政务不可能非常复杂，这也易于公民大会的讨论表决；５、这种讨论表决需要公民有足够的闲暇，而闲暇的获得是建立在城邦奴隶的劳动基础上，就此而言是奴隶制为城邦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些条件下，直接民主才能够在城邦制度下运转起来。当然随着城邦制度的覆灭，直接民主制也因为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二、城邦民主的特征——公民观念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从此角度说，可将城邦民主的道德内涵，概括为“公民本位”，即“公民观念”。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希腊文“公民（Ｐｏｌｉｔｅｓ）”一词就由“城邦（Ｐｏｌｉｓ）”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城邦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的概括，“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公民组成”。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这与君主制下的臣民有本质区别，臣民虽属于国家，但因国家的统治者是君主，所以臣民（或所谓的公民）归根结底是服从君主，处于被动地位；而城邦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不存在君臣关系。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而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享有政治权利。亚里士多德提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就笔者理解，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戴维·赫尔德认为，雅典民主最明显的制度特征：公民大会享有主权，享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大会每年召开超过４０次，法定最少人数６，０００人。“公民观念”为当时雅典产生较为原始的具有法理意义上的“公民权”有莫大之影响。这种“公民权”包括参与立法、司法的权利和直接介入城邦事务的权利。这也是古典民主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的原因。与现代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有严格界分不同，雅典人最渴望最理想的生活是“城邦生活”，以政治参与和政治辩论的方式得到最高形式的价值实现。“政府的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那就是直接参与。”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权的最高信条。三、城邦民主的政治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出，古典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轮流统治与被统治”；二是“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这样，自由与平等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轮流执政”是以一种平等的基本观念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将这种平等称为“人数的平等”（与“基于能力的平等”相对照）。“人数的平等”意味着不论个人能力、道德或财富高低，全民共同参与统治。“这样，古雅典人认为平等不但是自由的现实基础，还是自由的道德源泉。”雅典民主也包含对其他价值，如正义、法治以及正当程序的认同。“雅典人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他在仅仅屈从于他人专断意志的‘约束’与由法律这一应受尊重的规则所确认的‘约束’之间作出了严格的界分，因为后者是一种自我强制”�“如果法律是在公共生活的正当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话，它就应合法地要求遵从。”他们政治理想是公民平等、自由及遵守法律、正义。四、城邦民主的局限性直接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城邦中成长壮大，但他盛极一时之后便是永久的衰落，虽然在近代直接民主也曾活跃于思想界并实践于世界政治舞台，但最终仍走向没落。不难发现，城邦民主是具有其历史制约性的。古典希腊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迁，在欧洲超出城邦范围的政治实体逐渐形成，城邦民主、城邦政治的概念已无法解决新实体中的政治权力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民主扭曲了人们对自己的真实利益的理解，并阻碍他们去实现这些利益。柏拉图认为城邦民主所造成的公共生活对合理的人性发展、理解力或政治秩序都有致命的危险。亚里士多德也不是用完全肯定的语气谈论民主制。他在《政治学》中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是三种正宗统治形式，而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民主政体）则是前三种正宗统治形式的“变态政体”。民主政体被他称为最坏政体中的最好的一种。由此城邦民主的局限性可见一斑，主要体现在：１、城邦民主必须具备特殊的生存条件。这种特殊生存条件，即上面提到的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历史特性。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此也有高度概括：组织的区域性或社会成员数量的有限性；成员之间社会地位没有很大的差异；行政功能比较简单和相对稳定；对人员进行最低限度的培训等。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看，直接民主制的这些特殊存在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２、城邦民主容易出现暴政或专制。美国宪法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在评论直接民主的缺陷时，认为“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它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其实，这也道出了缺乏宪政框架支持的民主永恒存在的问题之一。古希腊雅典没有对人的非理性、虚荣和激情等欲望作出制度或宪法性约束。因此公民大会经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情感的不受约束也时常造成许多相关问题出现，这成为产生专制以及多数的暴政的根源所在。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元前４０６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死刑一案。在那时，雅典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然而，胜利是以许多雅典士兵伤亡为代价的。统帅远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一些不怀好意者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最终那六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至没有机会陈述辩词而被宣判死刑。３、极端政治平等的问题。直接民主体现的都是一种公民间的极端平等，这固然有其可取之处，然弊端亦更明显。这样的绝对平等只可能以原始生活状态自给自足为基础，公民之间没有身份地位、财富、甚至于智力上的歧视才可实现。然历史发展之趋势已明确表明，私有财产制度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就可预见的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并为法律所保护，即使是在中国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最终将其写入宪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希腊已进入奴隶制阶段，由此可分析私有制也已出现，那么要实现政治上的绝对平等是有难度的，或者说势必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后来的历史也恰巧证明了这一点。柏拉图也曾对“公民人人享有平等政治参与权”的观点而沮丧，认为“大多数公民既缺乏经验，又不具有必要的知识以作出正确的公共决策。如果我们让民众直接制定所有公共政策，他们一方面是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易于被奉承者和所误导”。另外，他还认为，“（民主政体内）的政治领袖屈服于人民的要求，而且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抉择，以及使人难堪的事实，政治领袖一定会尽力避免。民主使智慧边缘化。”自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以后，它总是在受到一些人的歌颂和赞扬的同时又会受到另一些人的批评和指责。尽管现代法制管理与政治哲学对直接民主可借鉴之处甚少，但是不论怎样，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民主的真正起步，对后来的代议制民主产生之影响不可忽视。（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法学院）潘维：古希腊与民主制度 （太长，自己搜索下吧）这些都是发表过的论文。古希腊民主制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有很多角度可写，你可以找些西方法制史的著作，还有古希腊城邦的历史文章借鉴，相信你会从中发现许多民主与法制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