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简直是最对口的了~利申：HKU 2018master在读
HKU的研究生值不值得读？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时长】
HKU FULL-TIME的研究生多为一年制，少数专业1.5年，2年，相比起国内的研究生，大大缩减了时长，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职场中，为硕士背景的我们争取到了更多的试错机会与尝试机会。
其次是【授课内容】
很多人都喜欢问，香港的硕士水不水？甚至对一年制的硕士保有偏见，我只能说。。。“国家承认”这几个字，臣妾已经说倦了，正如楼上同学所贴出的排名表，可以看出港大的世界排名远超国内的几乎全部学校，更胜于清华与北大，这样的院校背景，说它开设“水”专业的话本身就是对国内教育的侮辱。其次，我们的课程量实况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下。。平时大大小小的pre和课堂作业，保证你图书馆是泡不够的，到了期末那更是几乎长在图书馆，想象中的夜夜笙歌根本！不！可！能！每一个HKUer，都是带着满满的知识离开的，而且因为老师具有很多社会经验，我们的课程不会专注于生产学术垃圾，反而会很贴心地对之后的深造与工作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期末盛况）
最后就是答主想了解的【申请条件】
香港大学的申请难度高不高？说实话，作为目前hk排名top1的大学，难度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商业学科和优势学科，土木建筑等等，更是十分激烈，有的专业一年只招收10个不到的大陆学生，所以一定是需要在本科期间就付出努力的。
对于英语能力的要求，各个专业并不相同，建议题主去我校官网上针对想去的专业了解英语的要求，我校对于雅思和托福能力是全部承认的，一般来说，建议IELTS总分不要低于6.5，小分不要低于6。我去年协助申请的学弟，最低成绩也需要考到这个门槛，这其中的血和泪，可能需要在别的问题作答哈哈哈~
对于申请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私聊学姐or继续追问，我协助学弟学妹申请也有一年的时间，对课程体系比较了解，问我就没错啦~
最后只能送上老学姐最真挚的鼓励啦~相信自己，HKU在未来向你招手~
法务外交论文是正规期刊。法务外交论文是有国内统一刊号(CN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ISSN刊号)的，所以是正规期刊。
作为香港大学在读master一枚，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哦～
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1） 学校方面：
港大的声誉在内地来说还蛮不错的，读完会去的话在内地来说也算是名校回来，工作自然不会找得差。这边的master项目比较贴近我们的真实生活，也就说不会太过于学术，老师动不动就是请了现在在香港本地大公司的director，教授的东西贴近于同学们未来的工作内容；当然也有不少是学术界的大佬一直在这里教书研究的。在答主修读的这么多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门金融计算，老师是投行大佬在港大兼职教书，课堂上主要讲怎么计算一些金融的rates，以及衍生品等等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实用，在有一次答主去工作面试的时候还派上了用场。特别喜欢港大这点，一些课程会请外边的业界大佬来兼职做part time的讲师。
（2） 时间方面：
很多港大的研究生项目都是1年，当然也有少数2年的，相比起内地2-3年的研究生，这里的1年就可以获得一个degree在时间方面真的很划算。就像答主现在准备出来工作，比起其他同届的在内地读3年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可以比他们提前2年工作；
（3） 成绩和英语方面：
成绩的话，其实最好85分以上比较好，但不同的专业申请难度不太一样。热门的商科的话，可能需要90+，不过也因人而异。语言要求的话，我建议楼主多勤快看看官网，因为不同的项目要求会很不一样，而且有可能年年不一样。（这一点千万不要轻信中介，要自己勤快动手查学校官网）。港大商科像金融经济那些，答主在当初申请的时候需要雅思7（6），而且还最好要gmat；工科雅思6以上就可以了，具体还是要去官网看。写作的话，其实很多专业达标就好了，但是热门专业当然是分数越高越好。不过语言方面大多数同学都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所以不必太担心，用心准备结果不会差。
最后祝楼主去到自己想去的学校，老学姐要先去复习期末考了，答案望采纳，谢谢～
一、法务产生的必要性
法务会计是会计学和法学相结合的一间新型的边缘性学科。只是被部分国家所接受。它强调秩序的规范，不但要建立、健全各种保障体系，而且更主要的是关注己经颁布实施的各种法律制度的规范状况和执行力度，并对这种执行结果进行归类量化，认真确认；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加以检验，判断定性，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理，以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良性竞争；监督权利人在获得合法财产权益和既定利益的同时，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各种义务。产生法务会计有其必然性。
（一）单纯会计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使得现代会计控制力度不足。
虽然，现代会计和实务的不断和完善大大提高了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现代工具的不断创新，当代的经济现象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同时也使得有关部l门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日趋复杂。为了应付这一社会特征的需要，近几年，世界各国不仅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监管的力度，同时也颁布了成倍于前几年的会计规范，力求便会计语言尽可能正确反映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便使会计报表使用者不仅能通过会计语言对经济现象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可以通过会计这一信息系统来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然而，不管各国政府作了多大的努力，面对经济过程的复杂化与多元化，使得具有控制与反映作用的会计日渐乏力。比如，某国有破产清算时，共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为若干万元。而这项资产转让所得的处理则涉及到《企业破产法》、《民法通则》、《税法》、《合同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本身所解决的。因此，现代会计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法制化的要求，不但要求会计能随时解决计量和核算等常规，还应能有效地解决破产企业财产清算、保险理赔、海损事故损失分割、税收理算、侵占公司财产等特殊问题。
（二）会计量化标准的不严格和证明力度的乏力。
法律对经济行为规范执行情况，必须通过会计信息和会计证据来具体量化和证明。任何一类法律对经济行为和财产权利的规定是否得到了贯彻执行，不能由该法律自己来证明。比如《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成立各类公司的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要证明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达到国家的法定标准，只有靠会计信息和会计的证据。由于会计基本原则和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管理实践中会计工作与法律执行的偏差。如在流转税和所得税时，会计核算与税法规定之间产生的差异的调整，已是广大会计工作者普遍接受的事实。但是随着经济业务多元化的发展，新型经济业务的不断产生，隐形经济业务的不断增加，会计理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多，单凭会计知识或法律知识都不能完整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A公司与B公司之间原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关系，A公司聘用的经理利用职权将A公司的货币资金投人B公司作为B公司的注册资本，经中介组织出具验资报告后又将读部分资金转回A公司。这件事情的纠纷给A公司是否造成损失？A公司经理人是否就此事非法获利？恐怕简单地从会计或法律的角度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如果利用会计证明与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深层分析，答案就一目了然。
（三）现代审计功能的弱化。
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加重了企业破产的因素，这些破产因素包括舞弊和企业自身经营决策的失误。当然，也包括了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变。作为审计报告的使用者，他们总是期望注册会计师能在企业破产之前，将可能发生风险的信息，提前告知报表的使用者，但注册会计师却认为，他们一般只能对前期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合法性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表示意见。他们只对不遵循公认审计准则而产生的审计失败而承担责任，难于完全满足公众的要求，因此社会公众的期望与注册会计师职责的差距日益拉大。为了缩小这一差距，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有一种更为独特的调查方式，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予以解释。
（四）法律实践的要求。
自从有了财产物资的分割和经济利益的确认，便产生了法务会计的实践运用。只是当时由于受到立法体系完整性和财产利益关系的相对单一性的限制，法务会计并末被人们所认识，只有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海上航运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之后，海损事故损失理算和保险理赔接受的产生，才将会计与法律相结合的业务推到了会计实务的主要地位。其后，各国依靠税收确保国家财产收入的重心日益确定，个人利用职权侵占公共财产等非法行为急剧增多，最终便税收理算会计、司法会计等法务会计实践越来越被会计界和法学界所接受并倍受重视。现在，通过法律来调节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特征。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各种企业单位，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证券法》等的出台和实施，经济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票据继承和欺诈行为对非货币化经济业务核算带来的各种问题，更促使大部分会计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认识到，必须有既精通会计又熟知相关法律规定的专门人才，才能确定与胜任那些日益增多的特殊的经济业务。
二、法务会计对传统会计的影响
可见，法务会计是全面吸收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法学理论特别是证据学的基本理论，也吸收审计学中部分审计的技术方法和统计学中的某些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方法而形成的一间新型学科。法务会计与诸如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等不同，它不是某个“单一会计”，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会计，它是某一领域的业务，它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审计部广，其主要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国法制体制的完善程度和各种法规对经济或财产问题规定的详细程度，从目前我国法律实践来看，包括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税收理算会计、社会福利保障会计、物价利得会计等。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工和完善，本质上也是法制经济的完善，对会计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一）对财务信息的确认、解释更为准确有效。
法务的产生和运用，充实了会计。根据的特殊规定，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在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检验、、认定，并为法庭提供证据。它远远超出了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且对财务的确认与解释更为准确、清晰。当某一团体对某一事项产生抱怨、质辩、谣言、疑问时，法务会计能很快地确认出财务事项的要害所在，并根据经验与所掌握法学和会计学的理论，作出相关的认定，向冲突的双方解释。这种冲突的双方包括一般民众与管理阶层。例如，当涉及到某一国外司法诉讼时，法务会计人员会用通俗的语言对相关的财务问题予以解释。这种解释也正是法务会计的职责。当财务问题得到确认之后，法务会计就须对该问题进行调查，以取得相关的证据来说明上述与质疑、谣言相关的财务事项。当然，在调查取证时，不仅要证实这些事项的存在，还要精通复杂的公认会计准则，报表披露规则，内部控制原理及与公司管理有关的人的行为要素。
（二）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务会计作为一间新型的复合型边缘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为了适应这种新世纪的要求，高等要培养大批的符合需要的法务会计人员。法务会计学科对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1、精通会计，熟悉相关法律。
法务会计是运用会计专业知识来解决法律问题，所以，首先要求从业者具有扎实的会计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会计实践工作经验，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地位、不同时期的会计实践的变化情况应了如指掌，否则将会无从下手。其次是对经济行为或财产权益规定机关的部门或行业性法律较为熟悉，否则会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使从业者所提供的报告与要求解决的问题之间，缺乏紧密相关性。法务会计所应熟悉的常规法律知识极为广泛，因此一位法务会计的从业者，首先应是一位法学者。
2、高尚的职业道德。
保密、自律是从业者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法务会计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都会涉及到不同单位或者相关的商业秘密或执法秘密，所以从业者对委托人负责，只能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报告给委托人，在法律规定的保密期内，不能私自将涉及的相关，有意或无意泄露给与委托人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更不得未经允许私自保留与报告相关的证明材料。
3、独立敬业的精神。
这也是从业者综合素质的体现，独立与保密是密切相关的，为了保密的需要，从业者不能与他人商讨、磋商正在委托解决的具体问题，也不能与解决同问题的其他执业者商讨同一问题，以免从业者之间相互因资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人格感染力的而影响他人证明结果的客观性和独立公允性。
（三）为解决复杂、特殊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在法制建设过程中，曾碰到了许多与会计相关的法律问题，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无法完美地解决。比如，上海浦东的一位投资者向法院提出诉讼，就红光实业公司的虚假财务报表，要求认定责任。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不能确定投资者的经济损失，故法院不得不以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将此案驳回。再比如在琼民源的舞弊案中，尽管对相关的责任人已作出了刑事以及行政处罚，但在民事诉讼中如何来确定有关人员的过失责任，也缺乏相关的依据。法务会计的出现，正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使问题圆满地解决，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四）强化了会计的控制职能。
传统的会计运用会计专门核算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根据确认的标准控制经济活动的合法与合理性，通过所提供的信息揭示在执行计划或预算时的偏差。会计控制的依据是会计核算方法、会计规范和会计信息。而法务会计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它主要处理财务事实与企业问题的关系，并运用于法律上的鉴定。法务会计经常涉及舞弊调查，并为管理部门、律师或者私人调查服务。它经常帮助管理部门强化公司的内部控制，以减少管理部门的舞弊发生。
一、法务产生的必要性
法务会计是会计学和法学相结合的一间新型的边缘性学科。只是被部分国家所接受。它强调秩序的规范，不但要建立、健全各种保障体系，而且更主要的是关注己经颁布实施的各种法律制度的规范状况和执行力度，并对这种执行结果进行归类量化，认真确认；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加以检验，判断定性，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理，以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良性竞争；监督权利人在获得合法财产权益和既定利益的同时，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各种义务。产生法务会计有其必然性。
（一）单纯会计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使得现代会计控制力度不足。
虽然，现代会计和实务的不断和完善大大提高了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现代工具的不断创新，当代的经济现象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同时也使得有关部l门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日趋复杂。为了应付这一社会特征的需要，近几年，世界各国不仅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监管的力度，同时也颁布了成倍于前几年的会计规范，力求便会计语言尽可能正确反映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便使会计报表使用者不仅能通过会计语言对经济现象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可以通过会计这一信息系统来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然而，不管各国政府作了多大的努力，面对经济过程的复杂化与多元化，使得具有控制与反映作用的会计日渐乏力。比如，某国有破产清算时，共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为若干万元。而这项资产转让所得的处理则涉及到《企业破产法》、《民法通则》、《税法》、《合同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本身所解决的。因此，现代会计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法制化的要求，不但要求会计能随时解决计量和核算等常规，还应能有效地解决破产企业财产清算、保险理赔、海损事故损失分割、税收理算、侵占公司财产等特殊问题。
（二）会计量化标准的不严格和证明力度的乏力。
法律对经济行为规范执行情况，必须通过会计信息和会计证据来具体量化和证明。任何一类法律对经济行为和财产权利的规定是否得到了贯彻执行，不能由该法律自己来证明。比如《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成立各类公司的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要证明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达到国家的法定标准，只有靠会计信息和会计的证据。由于会计基本原则和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管理实践中会计工作与法律执行的偏差。如在流转税和所得税时，会计核算与税法规定之间产生的差异的调整，已是广大会计工作者普遍接受的事实。但是随着经济业务多元化的发展，新型经济业务的不断产生，隐形经济业务的不断增加，会计理论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多，单凭会计知识或法律知识都不能完整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A公司与B公司之间原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关系，A公司聘用的经理利用职权将A公司的货币资金投人B公司作为B公司的注册资本，经中介组织出具验资报告后又将读部分资金转回A公司。这件事情的纠纷给A公司是否造成损失？A公司经理人是否就此事非法获利？恐怕简单地从会计或法律的角度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如果利用会计证明与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深层分析，答案就一目了然。
（三）现代审计功能的弱化。
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加重了企业破产的因素，这些破产因素包括舞弊和企业自身经营决策的失误。当然，也包括了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变。作为审计报告的使用者，他们总是期望注册会计师能在企业破产之前，将可能发生风险的信息，提前告知报表的使用者，但注册会计师却认为，他们一般只能对前期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合法性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表示意见。他们只对不遵循公认审计准则而产生的审计失败而承担责任，难于完全满足公众的要求，因此社会公众的期望与注册会计师职责的差距日益拉大。为了缩小这一差距，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有一种更为独特的调查方式，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予以解释。
（四）法律实践的要求。
自从有了财产物资的分割和经济利益的确认，便产生了法务会计的实践运用。只是当时由于受到立法体系完整性和财产利益关系的相对单一性的限制，法务会计并末被人们所认识，只有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海上航运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之后，海损事故损失理算和保险理赔接受的产生，才将会计与法律相结合的业务推到了会计实务的主要地位。其后，各国依靠税收确保国家财产收入的重心日益确定，个人利用职权侵占公共财产等非法行为急剧增多，最终便税收理算会计、司法会计等法务会计实践越来越被会计界和法学界所接受并倍受重视。现在，通过法律来调节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特征。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各种企业单位，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证券法》等的出台和实施，经济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票据继承和欺诈行为对非货币化经济业务核算带来的各种问题，更促使大部分会计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认识到，必须有既精通会计又熟知相关法律规定的专门人才，才能确定与胜任那些日益增多的特殊的经济业务。
二、法务会计对传统会计的影响
可见，法务会计是全面吸收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法学理论特别是证据学的基本理论，也吸收审计学中部分审计的技术方法和统计学中的某些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方法而形成的一间新型学科。法务会计与诸如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等不同，它不是某个“单一会计”，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会计，它是某一领域的业务，它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审计部广，其主要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国法制体制的完善程度和各种法规对经济或财产问题规定的详细程度，从目前我国法律实践来看，包括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税收理算会计、社会福利保障会计、物价利得会计等。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工和完善，本质上也是法制经济的完善，对会计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一）对财务信息的确认、解释更为准确有效。
法务的产生和运用，充实了会计。根据的特殊规定，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在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检验、、认定，并为法庭提供证据。它远远超出了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且对财务的确认与解释更为准确、清晰。当某一团体对某一事项产生抱怨、质辩、谣言、疑问时，法务会计能很快地确认出财务事项的要害所在，并根据经验与所掌握法学和会计学的理论，作出相关的认定，向冲突的双方解释。这种冲突的双方包括一般民众与管理阶层。例如，当涉及到某一国外司法诉讼时，法务会计人员会用通俗的语言对相关的财务问题予以解释。这种解释也正是法务会计的职责。当财务问题得到确认之后，法务会计就须对该问题进行调查，以取得相关的证据来说明上述与质疑、谣言相关的财务事项。当然，在调查取证时，不仅要证实这些事项的存在，还要精通复杂的公认会计准则，报表披露规则，内部控制原理及与公司管理有关的人的行为要素。
（二）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务会计作为一间新型的复合型边缘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为了适应这种新世纪的要求，高等要培养大批的符合需要的法务会计人员。法务会计学科对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1、精通会计，熟悉相关法律。
法务会计是运用会计专业知识来解决法律问题，所以，首先要求从业者具有扎实的会计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会计实践工作经验，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地位、不同时期的会计实践的变化情况应了如指掌，否则将会无从下手。其次是对经济行为或财产权益规定机关的部门或行业性法律较为熟悉，否则会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使从业者所提供的报告与要求解决的问题之间，缺乏紧密相关性。法务会计所应熟悉的常规法律知识极为广泛，因此一位法务会计的从业者，首先应是一位法学者。
2、高尚的职业道德。
保密、自律是从业者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法务会计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都会涉及到不同单位或者相关的商业秘密或执法秘密，所以从业者对委托人负责，只能对某一问题的认识报告给委托人，在法律规定的保密期内，不能私自将涉及的相关，有意或无意泄露给与委托人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更不得未经允许私自保留与报告相关的证明材料。
3、独立敬业的精神。
这也是从业者综合素质的体现，独立与保密是密切相关的，为了保密的需要，从业者不能与他人商讨、磋商正在委托解决的具体问题，也不能与解决同问题的其他执业者商讨同一问题，以免从业者之间相互因资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人格感染力的而影响他人证明结果的客观性和独立公允性。
（三）为解决复杂、特殊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在法制建设过程中，曾碰到了许多与会计相关的法律问题，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无法完美地解决。比如，上海浦东的一位投资者向法院提出诉讼，就红光实业公司的虚假财务报表，要求认定责任。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不能确定投资者的经济损失，故法院不得不以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将此案驳回。再比如在琼民源的舞弊案中，尽管对相关的责任人已作出了刑事以及行政处罚，但在民事诉讼中如何来确定有关人员的过失责任，也缺乏相关的依据。法务会计的出现，正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使问题圆满地解决，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四）强化了会计的控制职能。
传统的会计运用会计专门核算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根据确认的标准控制经济活动的合法与合理性，通过所提供的信息揭示在执行计划或预算时的偏差。会计控制的依据是会计核算方法、会计规范和会计信息。而法务会计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运用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它主要处理财务事实与企业问题的关系，并运用于法律上的鉴定。法务会计经常涉及舞弊调查，并为管理部门、律师或者私人调查服务。它经常帮助管理部门强化公司的内部控制，以减少管理部门的舞弊发生。
你看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用。。。。。。。。。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行政听证程序是我国立法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一、公开原则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二、取能分离原则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三、事先告知原则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四、案卷排他性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④Margaret Allars, l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14)(16)刘勉义、蒋勇：《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15)参见《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12条。
论文发表情况：1．《国际法务会计的发展及其人才培养对我国的借鉴》/《科学时代》/2007年第1期/独撰2. 《新准则下资产减值处理综述》/《财会月刊》/2007年第12期/独撰3. 《企业环境信息报告设计与创新》/《财会通讯》/2010年第2期/第二作者承担教学改革项目情况：1．《财经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十一五”国家课题/2008.1－2009.12/参与/第六承担科研项目情况：1．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之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课题/2007.1－2007.12/主持 2.《江苏省制造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金陵科技学院校级课题/2008.1－2008.12/参与/第四 3. 《基于公司治理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创新研究》/金陵科技学院校级课题/2009.1－2009.12/参与/第四 4.《江苏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融资扶持体系的构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09SJD630031）/2009.9－2011.9/参与/第五 5.《基于低碳经济范式的江苏新型制造业发展研究》/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2010SJD630046）/2010.9-2012.9/主持 著作出版情况：1．《财务会计新编（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参编2. 《财务会计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参编3.《财务会计新编（上）》（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参编4.《高级财务会计》/科学出版社/2009年/副主编 5.《中级财务会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主编 获奖情况：1. 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二等奖/金陵科技学院/2006年 2. 教学成果奖/《会计专业应用型教材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教材）》/一等奖/金陵科技学院/2007年/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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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工作是大学学习生活的最后一项课目，也是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当我们即将离开象牙塔的时候，就要时刻做好面对社会面对自己工作岗位的准备。我之所以选择去律师事务所实习，是因为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接受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和非诉讼业务时，涉及的法律面较宽，实践性强，而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并亲身经历一些法律实务、学习一些办案经验，不仅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还可以增加一些新知识。抱着这一心态我来到了律师事务所。 在律师事务所里，我还得到了领导和律师们的许多帮助。在学校期间，我学习的都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和法律具体规定，对于法律实务，对我而言十分的陌生。*律师的帮助对于我的实习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她。到所里的前一段时间，我几乎什么都不会，是她一点一滴地很耐心地教我。在她的帮助下我学到很多东西。整个一个月的实习中，我一直跟着？律师，到现在我俩已经成了好朋友，当然我也协助其他律师做取证和开庭准备工作等等。 通过实习，对法律专业知识和律师执业经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律师实务方面。以前在学校主要是在理论上进行法律学习，实际运用法律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很少。而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工作就不一样了，直接到法律工作的最前沿，每天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解答法律咨询，审查修改合同，起草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参加法庭审理等，从中学习很多律师执业工作的经验和技巧。以前学习过法律文书写作，知道起诉状的格式写法，但真正应用到具体案例，就要好好琢磨一番，怎样把诉讼请求写得准确精练，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怎样把事实理由写清晰，使法官一目了然，这都不是简单套用格式就能得来的。 在实习过程中我发现原来翻阅案例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案例是各式各样的，有刑事类，有民事类，有社会经济类等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对以前学过的知识重新梳理，温故而知新。一般的案卷对于怎么判，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判罚是一目了然的，可也有一些学艺不深，无法全都看明白，那么办公室里的，厚厚的一堆书籍便派上了用场，把个别已经淡忘了的法学术语以及法学名词更加清晰地记录一遍，把案卷里的案例根据自己的了解写下来，并用自己的理解对整个案例进行解说和分析，得到了一个锻炼学习办理案件的机会，又得到了前辈们处理案件的基本经验，还能把以前只是纸上谈兵的知识温习一遍，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同时发现，做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有利的一面，做任何事情要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慢慢学习一切，感悟一切，不要把自己比做海绵会撑饱，我们应该比做植物，慢慢吸收养分，进行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也在慢慢成长。面对生活，我们总要抱着谦虚的态度逐步去尝试，取其长而补其短，那么我们的知识会和我们的生命一样不断茁壮成长，自身修养也就会不断提高，个人价值也就与日俱增了。 “律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主任的严格要求给我很大的影响和震撼，让我清楚的认识到，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个“格”，有原则，有些事不能作。要先做人，再做事。律所除了在为人方面给我树立了严格的标准和原则，为以后我为人处事的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更让我看到他们作为法律人的严谨和专业，一丝不苟，真诚敬业，以及坦荡宽容的人格魅力。在实习期间我获益匪浅，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优秀的律师必须是优秀的人，优秀的人必有优秀的人品优秀的律师不仅业务精湛、案源广阔、社会知名度高，而且在客户心中的形象应是“品质高尚的人”。人终其一生都应是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而品质的修养则是自我完善最为基础的一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52-56. [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