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1]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 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数字经济界定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经济紧扣三个要素,即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数字经济分类》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将其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大类。
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研究报告描述了在IT技术扩散和渗透的推动下,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数字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BEA includes in its defini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ree major typ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数字经济分成三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软件和相关支撑设施三个子行业;二是电子商务;三是收费的数字服务,包括云服务、数字中介服务和其他收费数字服务三个子行业。其中,基础设施和收费的数字服务大体相当于ICT。即美国所提的数字经济指的是“ICT+电子商务”。
数字经济是指基于数字计算技术的经济。主流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的市场开展业务,因此数字经济也称为互联网经济、新经济或网络经济。
由于用户、企业、设备、数据和流程之间数十亿的日常在线连接,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边界逐渐消失。数字经济基于互联网、移动技术和物联网(IoT)带来的人员、组织和机器的互连性。
数字经济的基础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业务部门中的普及。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组织架构、消费者如何获得服务、信息和商品等传统观念,以及对政府如何出台监管措施提出挑战。
要定义数字经济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在发展的,一天一个样。
从文献上看,“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于1996年所著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中。不过,在这部专著中,泰普斯科特只是用“数字经济”来泛指互联网兴起后的各种新生产关系,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
尽管“数字经济”并非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作为一个“好词”,它很快在当时的学者当中流行了开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很多论文和报告中,都出现了“数字经济”一词。尽管在不同的文献中,“数字经济”的具体所指各不相同,但大致上讲,它们都涉及了互联网技术,以及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出现的电子商务(e-commerce)和电子业务(e-business)(注:“电子商务”指的是经由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而“电子业务”指的则是采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业务流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所指的基本就是“互联网经济”。
2000年之后,新技术猛进,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场。单纯的“互联网经济”已经难以涵盖“数字经济”的全部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文献开始把这些新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经济活动也吸收到“数字经济”的概念中来。例如,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数字经济则被定义成了“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这个定义中,数字经济已经囊括了一切数字技术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经济活动。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扩散、应用和引发一系列以大数据处理为主要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在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了新的生产关系,而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力,数据对生产力的提升,呈现出了指数级效应。
纵观数字经济定义的演变,从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发展驱动,到最新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驱动,数字经济的内涵正在不断扩充和发展,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重要信息:
释放数字经济潜能 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理论研究中心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努力将数字经济打造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山西要聚焦推进“数字山西”建设,还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同时,与中部其他兄弟省份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在把握“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厘清山西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明晰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探寻数字经济助推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是山西谋求转型发展新路的新思路。
一、山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8年,山西省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120.8万公里,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也实现了大幅扩容,增长率达到38.4%,居全国第11位。在宽带网络服务能力方面,移动光纤用户占比高达97.5%,渗透率位居全国第一,实现了移动宽带网络覆盖能力量质双升。与此同时,我省与网络设施相关的投资也呈现成倍增长态势。仅2020年上半年,全省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2倍,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13.9%。
二是数字产业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高点谋划下,华为、百度、中国电科、中国电子、阿里巴巴等一批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龙头企业纷纷落户山西,中国长城、曙光、龙芯等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逐步成长,本土百信、云时代等领军企业蓬勃发展,山西数字产业呈现出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逐步成网的扩大之势。目前,我省数字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以核心龙头企业为引领的数字产业链形态,即以龙芯、鲲鹏为研发核心的芯片厂商,以统信、中标麒麟为主的操作系统厂商,百信、中国长城为主的整机厂商,以国科晋云为主的超算厂商,以及以云时代为平台吸引的中软、太极、永中、金蝶天燕、东华软件等40余家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的数字产业生态链,形成了有梯队、有层次的数字产业发展集群。
三是数字产业融合速度不断加快。在智能制造产业方面,山西省自2015年以来陆续有中电二所、复晟铝业、大运 汽车 、太钢不锈、智奇铁路、科达自动等新兴智能制造企业成为全国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为早日实现传统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山西将数字化技术与能源产业进行了有机结合。在智能煤矿建设方面,山西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先进的算法与数字技术应用于煤矿的安全生产与运营管理方面,打造出了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煤矿。
四是新业态、新模式呈现良性发展态势。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让全国的经济建设一度停滞。但是数字经济在疫情中催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为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如在线医疗方面,2020年一季度,山西省互联网医疗平台实现成交金额为5.1亿元,同比增长148.9%;在线消费方面,全省的烟酒饮料商品交易平台成交额同比增长9.5%,本土超市的在线商品成交额突破3.8亿元,同比增长76.4%。除了在线医疗、在线消费等新业态,直播带货也成为山西新业态模式中的新增亮点。2020年1—6月,临汾市采用县长、县委书记直播带货的方式推介本地特色产品,网销商品成交额为3000余万元;运城市与拼多多达成合作意向,开展农产品线上联播活动,这种“品牌 农特产品 直播”商务流通的新模式,有效助推全省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
五是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近年来,山西省委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明确指出要全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对照“六最”标准,山西省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对标中央与先进地区的做法,全面放开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对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最新通行规则,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压缩企业办事审批事项与办事时间,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推动了我省营商环境的持续向好。截至2019年12月,山西完成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项目1202个,项目从申报到落地节约50%的时间。同时,山西在审批服务方面也进行了便利化改革,在对标完成国务院8.5个工作日的基础上,将企业办理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根据国务院第五次督查的反馈结果,在2018年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测评中,山西在7项重要指标中的6项均有了大幅进位。
二、当前山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差距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水平为29.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南强北弱、区域性聚集的区位特征。山西省数字经济被划分为发展阶段,在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为22位。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对比分析。2020年全国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平均值为31.3,中部六省的数字基础设施状况表现较为均衡。其中,河南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最高,达到40.5,在全国排名位于第一梯队;山西数字基础设施分值最低,为27.1。最高分值与最低分值的差距不大,表明中部六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内部差异较小,为信息产业、软件服务产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因此,山西应继续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将5G、数据产业中心等作为新型数字设施建设的重点进行谋篇布局,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对比分析。全国数字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分值为24.6,中部六省中,湖北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成熟度最高,山西最差。其中,山西省的产业规模标准差大于数字产业主体标准差,表明企业的质量与数量的差距相对较大。同时,山西省的产业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与其他五个省相比整体偏低,表明山西省在产业规模方面整体滞后。在产业主体培育方面,受到优势独角兽企业以及上市企业的数量影响,山西境内还未培育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数字企业,因此该项细分指标方面分值极低,也表明中部六省在产业化方面分化较为明显。
三是数字融合产业发展指数对比分析。从中部六省的得分情况来看,除了山西省目前得分低于平均分值以外,其他省份的数字融合指标得分均超过或与平均分值持平。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山西省稍显落后,其他五省水平较为均衡;在数字研发设计和企业数字化协同领域,山西省分值较低,河南与安徽省领跑中部地区,表明工业数字化的典范企业多数聚集于此,山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在农村数字化领域,中部省份的淘宝村建设快速,山西省的淘宝村也实现了零突破,农村电商潜力正在逐步发力。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指数对比分析。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中部六省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差异较小,尽管如此,山西省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依然是排名末位。在细分指标领域,山西省的政务网络服务水平表现较为优秀,这与国家持续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相关政策密不可分;在政务服务互动端指标方面,山西与其他省份存在一定差距,表明未来山西需要持续在政务服务互动终端的建设、管理以及业务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不容忽视的是,在政府数据治理方面,山西省的分值水平最低,表明我省的数据治理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治理的系统性措施与政策还未能及时跟进, 社会 影响十分有限。
三、山西省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提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随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数字产业的全面推进,客观上要求5G、工业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步伐。对此,山西应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谋篇布局,进一步完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5G等相关网络设施在城乡全面覆盖,持续推进骨干网络、网络结构环节的扩容与优化,提升省级出口带宽的承载能力和扩容力度,丰富省际光缆干线传输网络的层次,积极推进三网融合的深入发展,加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超前布局下一代新型互联网,加快向IPv6新版本的全面升级,提升数字业务的疏通能力和业务承载能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做好底层支撑。
二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进一步加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力度,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一方面可以采用联合攻关、并购重组或者产业合作等方式,加快对于半导体、核心软件以及高端芯片的攻克;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产学研体系制度的完善,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深水区 探索 ,努力打造形成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体系。在“能源革命”的引领下,山西应进一步聚焦能源互联网、智能数字矿区建设等领域,打造规模化的数字产业创新体系。此外,山西应进一步聚焦本土成长性好、潜力大、有发展基础和特色业务的隐形冠军、独角兽潜质的企业,建立优势企业的动态培育库,形成独角兽企业的有序培养梯队,提供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持。
三是提升数字产业融合水平,拓展数字业务发展规模。在工业数字化领域,山西应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将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进行深度转型,推动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钢厂等新型智能现场在全省工业制造业企业的全面覆盖,加快引进智能生产线,实现生产线的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积极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工业产业链资源的协同运作与合作共享。在能源产业转型方面,山西在总结阳煤集团新元矿的井下5G煤矿专网的投产使用经验基础上,要加快推广智能矿山、智能官网、智慧电网等智能现场的使用,提高矿区企业的智能化操控能力;在农业数字化领域,要全面推进与知名网络平台的合作,打通山西农产品在销售渠道方面的通路,推动山西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服务数字化领域,山西应继续加大对智慧 旅游 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建设与推广,鼓励不同行业的线下网点向综合智能服务网点转型,积极创新服务业态新模式,提升消费者的应用体验,拓展数字服务新境界。
四是着力优化数字营商环境,营造数字经济发展新氛围。首先,要在我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域深度调研,规范经营资质的相关许可事项,实施准入事项的负面清单制度,畅通政府政务办公平台,制定线下业务与线上业务分类办理的不同标准。其次,要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弹性监管方式,不同的业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营风险,监管部门要敏锐识别,精准判断。再次,要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运用先进数字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我省的政务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响应速度;同时进一步 探索 政府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监管与维护,在更大范围内为民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最后,政府应下力气引导全体 社会 成员认识数字经济、了解数字经济、重视数字经济,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 社会 氛围,推动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执笔人: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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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习语文不太好写,要写好了么?具体的想学和语文作文一样,只要细心的想,就肯定能写出来,你不要不相信我,你不信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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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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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心期刊级别的认定,主要由你单位如科研处等认定。全国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一般来说,由国家及各部委等部门办的刊物,应为国家级刊物。而由省及省直属各部门办的刊物为省级刊物。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是部级单位,各研究所只能是司局级单位,但它们各自办的刊物,全是国家级重点核心期刊。所以很难较真。还是问问科研处吧。
低碳农业经济论文
农业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而划分的,工业机器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下面我整理了低碳农业经济论文,欢迎大家参考!
1低碳农业的必要性
1.1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
首先,低碳农业是实现固碳的最好方式。气候变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由过度的工业化生产造成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过多造成的。固碳的目的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人类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无数实践表明,生物固碳是最好方式。发展低碳农业,通过选种、育种等科学技术,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增强储碳能力。其次,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耕地正以每年1.93万hm2的速度缩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而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低碳农业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2低碳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方向
现代农业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而划分的,工业机器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科学与农业的整合。现代农业对农业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农业科学现代化、节能减排技术、环保技术、清洁能源等,都在现代化农业的范围之内。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土地覆盖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进行安全、高效的农业生产是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方向。
2农业经济结构现存的问题
2.1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国家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如果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就无法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特别是一些贫穷地区的道路条件较差,农产品无法顺利运输出去[1]。目前,在云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投入,导致农田水利发展迟缓;种植物大多以自身需要为主,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农业机械价格高,在国家补助不足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2.2农业科学技术、服务落后
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合作的较少,种植的产品较单一,对作物品种选择随意性强,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种植经验。地方的龙头加工企业,主要致力于农产品的加工与市场流通,对初级农业重视不够,缺乏培育、服务理念。没有建立风险共担的先进管理机制,无法保持整体系统的良性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农业产业的纵深发展。
2.3农产品加工与营销服务落后
农民生产的方式传统,注重量的生产,轻视产品质量。在市面上看到的农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没有外部包装,更没有形成有价值的品牌,所以,附加值十分低。产品的保存周期较短,在市场波动出现问题时,很容易造成损失。在销售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营销体系,营销手段匮乏,渠道不够畅通,使农产品的效益大打折扣。
3农业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建议
3.1做好调整规划,增强低碳意识
相关部门应统一组织机构,以低碳为主题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对农业结构进行重新规划,优先发展具有战略地位的农业经济,同时,还要注重优势资源的利用。在农业基础建设方面,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基础设施的完整性,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模式,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对于贫困地区,应加大投入力度,尽快推进机械化进程,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以农业科技为依托,不断提升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农产品生产,实行标准化管理,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3.2积极推广农业低碳技术
建立低碳服务农业推广中心,帮助农民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废弃物等,形成可循环的生态农业。加强优质丰产、种苗优良、农产品加工等先进实用技术的集成与推广普及。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加强产学研结合,利用高校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积极推广秸秆还田、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等先进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减少温度气体排放。
3.3构建现代农业组织经营体系
首先,大力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提高覆盖面,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其次,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转变传统的家庭作业方式,以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发展集中型的规模经营生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是产品竞争力的体现。在农产区建立集群的加工企业,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形成巨大的竞争力。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形成品牌,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4结语
总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我国农业经济低碳化发展任重道远,是一项长远而持久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优化农业经济结构,使之可持续发展,创造美好的家园。
【摘 要】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两大主要危机,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是缓解这两大危机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我国目前面临的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为背景,提出必须从政府目标、企业责任到公民行为,全面塑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我们才能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迈进。 【关键词】碳排放;气候变化;政府;企业;公民;低碳经济 随着全球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张,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目前以及未来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两大主要危机,而这两个方面都与高碳排放有关。高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它严重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导致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严重损害,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国际社会都开始行动起来,从国际组织到各国政府都纷纷采取了节能减排措施。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在1996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节能率平均每年为5%,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2001年制定“十五”规划时,又提出节能和减少主要污染排放10%以上。“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承诺:到2010年确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0%的目标。而2011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69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计算),比2010年的1.034吨标准煤下降16%,比2005年的1.276吨标准煤下降32%;“十二五”期间,实现节约能源6.7亿吨标准煤。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47.6万吨、2086.4万吨,比2010年的2551.7万吨、2267.8万吨分别下降8%;全国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8.0万吨、2046.2万吨,比2010年的264.4万吨、2273.6万吨分别下降10%。显然,要实现以上目标,迫切需要政府、企业、公民的共同行动。 我国政府为了达到上述节能减排目标,在2007年公布了“节能减排三体系实施方案和办法”,节能减排正式以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分解给了各级政府。新节能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评价考核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更进一步强化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综合来看,政府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基本可以分为排放量控制、促进新型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资源价格。这种管住源头的方式在实践中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国排放量控制的方法是以单位GDP能耗来计算的。这种计算方法的含义在于:要么减少固有的GDP单位能耗;要么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让新增GDP的单位能耗小于固有的GDP能耗指标。这样的制度设计,原意在于让地方政府有动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有意愿推进节能减排的进程。但是,当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不能鱼与熊掌兼得的时候,就会出现牺牲经济发展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现象,或者虚增GDP总量来完成指标。今年7月以来,从山西到浙江,各地都对高耗能企业采取了严厉的限电措施,大部分企业每两三天就会被彻底停电一天,许多钢铁企业和化工企业则干脆停产。在限电最严厉的河北省,工厂断电已经不是新闻,有的县城连生活用电都会被周期性切断。这样突击性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方法是不能长久和持续的。这样简单迅速地降低碳排放总量,发展所谓低碳经济,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目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将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在某些地方,虚增GDP来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也成为一种选择,这样的“书面化”完成任务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但是对于节能减排的却没有一点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在于排放量控制的制度有着很难弥补的制度缺陷。第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不同地区节能减排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发达地区有能力和资金来改变产业结构,关闭高耗能企业。但是欠发达地区就很难用同样的方法。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又不可能一个地区制定一个政策。即使地区间的节能减排指标有所差异,也能难说这种差异是不是合理和可行的。因此在执行时,就不免出现“上有指标,下有对策”的现象。第二,排放量控制需要以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的标准,要获得准确无误的数据,监督成本太过庞大。现在的各种数据指标基本以地区自行上报作为考核的基础,在和地方政绩相联系的情况下,存在很大的数字作假的动机。 政府也努力通过促进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来促进节能减排。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必须改变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但是通过使用财政资金补贴来促进新技术发展的方法可能也有极大的误区。技术补贴的含义在经济学上可以简单的解释为该技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经济上的竞争性。客观的讲,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肯定地知道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技术会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对目前的既存某种技术进行补贴,就是对未来可能技术的排除。市场上具有竞争性的多样化选择,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多样性选择往往是后来才证明对未来有用的一些解决方案的种子方案。如果在1895年一个集中计划委员会选用补贴蒸汽机车来推进汽车业的发展(那时这种技术十分有前景),我们可能就看不到现在的汽车业了。政府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此选定某些技术进行补贴是危险的,这也许不会推进技术创新,反而会使得创新变得更为狭窄和缓慢。技术补贴带来的寻租问题也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寻租的定义为:借助于政治手段来获得无法在自由市场中通过单纯经济竞争而得到的物质好处和收入。某种技术的拥有者会通过游说(包括贿赂)立法者和监管者来干预市场运行或改变规则,以这样的干预减轻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并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市场结果。技术寻租会不断寻求某种技术的正当性,并试图进行广泛的应用,从而会形成一种系统的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