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重复利用的布条度过生理期。2020年8月的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印度卫生巾普及率达不到50%。通过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现在的普及率已经高于20%，但是也可以看出仍然有大部分的女性还是没有办法用上卫生巾。
印度有部电影叫《印度合伙人》，这部电影讲述了就是印度卫生巾的发展史，这是根据一部真实事情改编的。讲述一个男性拉克西米为了让自己的妻子用上安全的卫生巾而付出的努力。当时卫生巾在印度的价格非常的贵，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办法使用卫生巾，而是使用布条。同时在月经期间她们也只能够住在阳台，在阳台上搭了一个小床。拉克西米和妻子结婚之后，他想改变这种观念，让自己的妻子在月经期间不要住在房外。可是妻子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女性来月经在印度社会的观念中是非常耻辱的，非常肮脏的，女性来月经的时候有非常多事情不能够做，认为来月经的女性做饭会污染食物，碰触神像会玷污成像。拉克西米 想要改善这种现状，可是所有人都视他为耻辱，她们觉得一个男人怎么能够对女性的月经这么感兴趣，同时怎么能够为女性制作卫生巾。也因为拉克西米去参与了这些事情，他的家人让家里的所有女性全部搬到姐姐家去住，不能因为拉克西米 而毁了他们的人生。拉克西米 反被全村人视作变态和疯子， 可是拉克西米并没有放弃，即使背井离乡也要为自己的妻子做出一块真正的卫生巾。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卫生巾，但是在印度这却是一个很多女性都无法使用上的东西，也可以看出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
全部都在用一些传统的布条，她们根本就没有钱去买卫生巾，甚至在印度还有很多的无理规定，生理期的女性是不能够进入到神庙和厨房。
她们的生理期一般都是使用自己制作的卫生巾，将不用的布子叠在一起之后使用，然后再使用完成之后再次清洗储存，这样的方式让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严重的妇科疾病，对于印度的女性来说，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他们确实不用卫生巾，因为卫生巾太贵了，他们那边的经济太落后了，他们一般都是用布料。
每年有3000左右的中国女性死于怀孕生产；每天有8名中国女性死于怀孕生产；每3个小时，就有一位女性同胞的生命，因为人类繁衍而消失了…… 中国有13万左右的消防员，2000至2014，总共有170名消防员牺牲，这十五年的年均死亡率为8.72/10万；2015年的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将2000年至2015年消防员死亡率拉高到13.65/10万……看到这个数字了吗？ 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也就是说，女性生孩子，比当消防员还要危险。生一个孩子的风险，相当于当了2年消防员——大部分女性会生育，有几个男人当消防员？在这里我还没有提十级痛，没有提生育损伤。医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痛楚，降低人类的死亡率。占人类一半的女性，应该从生育痛楚中解脱出来。妊娠纹，从来就不是女性的勋章！有的女性可能会说，我还好啊，我生孩子特顺利，没多久就又变成了辣妈一枚。呃……恭喜这些女性。但是生育带来的损伤依然存在，且非常严重。前年，《Human Reproduction》（《人类生殖》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Parity associated with telomere length among US reproductive age women》，作者看名字应该是三位女性。美国全国营养及健康普查自1999至2002年间，调查了1954位女性（包括未生育及生育多胎的女性），通过比较生育胎次与血液中白细胞端粒的长度，发现生育会造成端粒的显著缩短（显著性高于吸烟及酗酒），相当于老了11年。先简单介绍一下端粒。每个人身上都有“生命尺”。每隔2.4年，这个尺就会短一截。最多50来次，“生命尺”短无可短之际，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个“生命尺”的名字叫端粒。男性“生命尺”变短的速度相对匀质；而女性则会因生命阶段的不同，出现突然加速——女性怀孕生育，“生命尺”会快速变短，相当于急速衰老了11岁。当然，大部分女性在生育后，其“生命尺”变短速度会慢下来，且女性的端粒缩短尺寸本来就比男性小，因此寿命依然比男性长。没错，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但是女性本来应该更长寿，本来不应该生个孩子就老10多岁。因此，人造子宫可以让女性更健康更长寿，且不耽误要孩子。
妇产科学是医学生的必读课程和主要课程，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妇产科医师。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妇产科医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妇产科疾病的防治
【摘要】妇产科疾病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随着医疗技术的不管更新，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引入到妇产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就几种常见的妇产科疾病的防治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妇产科疾病;防治
前言：我国妇科疾病的发病率相当高，各种严重的妇科病不仅伤害女性本人，还影响家庭和谐，关系到两代人的素质健康，关系到中华民族人口的质量;另一方面，身体的难言之隐，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生活质量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我们不仅要为广大妇女创造一个有效的治疗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她们的健康保健意识，进行深入广泛的健康知识教育。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对妇科疾病及时发现，及时治疗。
1产前抑郁的防治
据统计，妊娠期的妇女有20%左右都患有不同程度的产前抑郁症，由此可见，做好产前抑郁的防治工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患有产前抑郁的人群，不仅自身会产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不适，还会影响胎儿的健康成长。所以，为了使孕期妇女能够保持身心健康，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分析导致女性在妊娠期出现抑郁情况的原因，并结合临床实践摸索其病情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防治措施。同时，还要结合目前掌握的医疗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对可能发病的人群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 纠正病人对于分娩以及各种分娩方式的不正确认识，避免妊娠期妇女在一些不正确的无医学依据的猜测和臆想中产生悲观消极情绪。另外，对于一些怀有惧怕和紧张心理的妊娠期妇女，要进行相关的医疗知识的普及，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到在现代医学水平下的妊娠和分娩的安全可靠性。同时，对于一些对胎儿性别存在顾虑的孕妇和家属，要从科学的角度上进行耐心的劝导，使其能够正确对待生男生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用各种方法对妊娠期妇女进行产前抑郁症的防治时，要充分地考虑其身心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地开展心理干预活动，切忌给患者施压。
2 手术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的防治
剖腹产手术术后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切口脂肪易出现液化现象， 脂肪液化后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手术切口部位的敷料变黄，并且有液体渗出。手术切口的脂肪出现液化现象不仅会导致切口愈合缓慢，还会影响皮下组织的恢复。切口脂肪液化严重时，还会导致患者的切口部位皮肤下陷，并凝结出淡黄色脂滴。但是一般不会导致切口坏死，只会伴随肿痛和压痛的现象。在将切口渗出液取样进行检验后，发现其中的细菌呈现阴性。对于该类妇产科疾病的防治措施主要有：一旦发现患者存在对切口渗液现象，要首先检查手术切口是否存在感染，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感染源的入侵。然后对液化的切口部位进行挤压， 一般情况下频率为2次/d，在挤压的过程中要尽量地排尽已经液化的脂肪，并在操作后用碘伏纱布将伤口覆盖。对于切口液化较为严重的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红外线理疗进行辅助治疗，频率同样为2 次/d。如果治疗后，切口仍然持续产生黄色渗液，就应该及时的拆除该切口处的缝线， 并用浓度为9%的生理盐水对切口部位进行彻底冲洗，再加压包扎，同时辅以消炎类抗生素进行口服。如果患者的切口渗液量较大，则应每日对切口进行换药清洁。在采用了以上方法后，切口渗液仍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引流的方法将渗液彻底排出。
3 妇产科难治性大出血的防治
所谓难治性妇产科大出血，就是指在患者术后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下，采用常规的治疗和控制方法均无效的症状。一般情况下判断难治性大出血的标准是，患者在术后有>1500 mL 的出血量，或者阴部出血量>1000 mL。这种大量出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仅会危及患者的健康，还会诱发各种凝血功能障碍，严重的会导致患者死亡。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难治性大出血的预防和治疗，实践中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种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首先，动脉结扎止血法。就是通过结扎降低患者的动脉内压，减缓体内血流速度，以达到使血流速度小于血栓形成速度的目的，从而实现血栓止血。其次，血管造影并行TAE 治疗法。就是在患者出现难治性大出血时，及时地采用血管造影方式，了解患者的出血部位以及出血原因和出血范围，再通过TAE 治疗法进行止血。TAE治疗法的具体操作原理就是在了解患者出血位置和范围的前提下，对出血带进行股动脉插管，从而改善术后形成的粘连现象，达到止血的效果。TAE 治疗法的最主要的应用优势就是无疼痛感，并且可以根据患者出血的情况进行多次治疗。
4 妇科恶性肿瘤的防治
妇科恶性肿瘤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妇产科疾病，严重危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并且，近些年来的统计结果表明，该疾病的发病率存在上升趋势，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妇科恶性肿瘤的防治力度。采用常规的手术和化疗方法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很多治疗上的弊端，最明显的就是患者在经受了长期的化疗和放疗后，整体健康水平明显下降，生存质量严重降低。另外，常规治疗法还会损害患者的骨髓造血功能，危害肝功能。所以，常规治疗法虽然对于控制病情有着较好的效果，但不是妇科恶性肿瘤治疗的最佳方式。笔者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认为采用中医联合疗法，可以在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5 结语
全国妇科疾病防治工程旨在推动我国妇女健康事业的发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提高妇女健康水平的方针政策，降低妇科疾病发病率，让广大女性远离妇科疾病的困扰。通过健康讲座、有奖征文、免费普查、健康救助、学术交流、手术援助等一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为广大女性提供专业的医疗保障服务，倡导妇科疾病科学、规范诊疗，力求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妇女健康保健知识，从而为降低我国妇科疾病的发病率，促进家庭幸福，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湘源.心理干预对孕产妇女心理的影响[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0，5(10)：767-768.
[2] 黄瑾，顾美皎，方玲，等.难治性产后出血干预性治疗方法的研究[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4，20(6)：343-345.
[3] 杨秀玉.血管性介入技术在妇产科领域的应用[J].中华妇产科杂志，2002(1)：6-7.
妇产科临床教学体会
[摘要] 妇产科学是医学生的必读课程和主要课程，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妇产科医师，因此要学生掌握妇产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技能和高尚的医德医风，本文就如何提高妇产科临床教学效果谈几点体会：①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合理利用。②教学中要充分渗透课程中的德育、医学伦理及人文精神。③重视应用模型、挂图，实物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④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增大信息量和知识量。⑤避免医疗纠纷措施。⑥选择适当教学方法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妇产科临床带教中。
[关键词] 妇产科;临床教学;体会
妇产科学是医学生必读课程和主干课程[1]，其教育目的是在培养学生掌握妇产科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临床实习是培养合格医生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临床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初步接触患者，认识不同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熟练掌握基本临床技能，了解医院各种规章制度，初步培养良好医德医风，为毕业后工作打下基础。妇产科学是实习的重要部分，因针对人群的特殊性为临床教学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为提高临床教学质量，这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对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培养出适应医疗服务需要的具备扎实临床技能的合格医学人才。笔者就如何提高妇产科临床教学效果谈几点体会：
1 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合理利用
带教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临床工作经验，并经过岗前规范化培训，掌握现代医学教学方法，同时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临床带教示范合格。通过教师自身行为和正规示范，才能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带教教师中必须配备至少一名临床工作和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和高职称教师负责，即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又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年轻师资力量。
2 教学中要充分渗透课程中的德育、医学伦理及人文精神
妇产科是一门特殊的临床学科，充满生命理念，医学伦理、医学道德、健康价值具有医学人文教育意义的焦点，在教学中要整合人文资源[2]。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医生的要求已经远不止简单的医术精湛，虽然，医术永远是对一名医师最基本的要求，但如今一名优秀的医生还应该同时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甚至伦理学的知识。其实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有英国人提出了“医学伦理学”这一概念，一名合格的医生应该是接受过正规的医学伦理教育的。在为患者实施任何手术和治疗之前，都应确定该方案对患者是否是最佳的，并与患者进行必要的沟通，而不仅仅是单纯解决病痛就够了。子宫对一名女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名生育年龄的女性如果没有了子宫，没有了月经，她会潜意识地认为自己不再是个完整的女人，并产生自卑心理，对今后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都将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妇产科医生在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尽量保留患者的子宫，在确定无法保留子宫体的情况下，也应尽量保留患者的部分宫颈，这样不仅能明显提高患者术后的性生活质量，而且还能像正常女性那样有一点点月经，虽然经量会很少，但对患者的心理上将是莫大的安慰，充分体现了医学伦理及人文精神。
3 重视应用模型、挂图、实物，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妇产科的疾病，从解剖位置看有一定的隐蔽性，部分妇产科教学，内容复杂抽象，学生理解困难。教学方法中，采用模型演示、挂图展示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逼真的仿真模型可以让每个学生动手练习妇科检查，产前检查中骨盆外测量和四步触诊手法。骨盆模型和新生儿模型配合演示分娩机制，能使学生清楚地观察到分娩过程的各个环节，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4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增大学生信息量和知识量
因为患者维权意识增强，造成目前学生见习及动手操作实习机会减少，且部分妇产科示教内容复杂抽象、枯燥难懂，使学生学习理解困难，所以我们应充分引用现代教学手段，使之生动易掌握，增大学生学习的信息量和知识量，如配合相关录像、动画，使学生能清楚了解正常分娩接生、胎头吸引助产、钳产、剖宫产及妇科手术等全过程。在短时间内通过动画、图文并茂，使学生大量直观了解临床症状，便于对疾病的全面认识，尽快理解记忆和掌握所展示的教学内容，强化实践观念，且提高了临床操作的规范性。这样不仅增大了学生的信息量和知识量，而且更促进了教师人群中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从而提高了临床教学效果。
5 避免医疗纠纷措施
现今“医患关系”可以算是社会上议论最多、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医患矛盾已成为困扰政府部门、各大医院的心病，我们在临床带教中要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示教前应与患者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使其理解关于临床教学对培养合格医生的重要意义，取得患者信任，积极配合教学。另一方面，我们在示教中要求学生着装整洁，态度严肃，在老师指导下，有条理地询问病史，操作轻柔，谨言慎行，不擅自回答患者关于病情的询问，不做示教以外的诊疗操作[3]，避免诱发医疗纠纷。
6 选择适当教学方法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妇产科临床带教中
目前，由于对医学生的教学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经验教学模式，只注重对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培训，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在这种模式教育下，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缺乏学习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影响了教学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验和推论为基础的经验医学转变为以随机对照、系统化评价和荟萃分析提供的临床证据为基础的新的医学模式，即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MB)，它的出现使临床医学和临床实践的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为现化医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对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将循证医学引入临床医学中势在必行[4]。1992年，加拿大学者Sacker等正式提出“循证医学”(EMB)的概念，将EBM定义为：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医师个人专业知识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上述因素完美结合拟定患者的最佳治疗主案[5]。
在妇产科临床带教中，应培养学生应用循证医学理念，通过对患者的管理来实践循证医学，老师要引导学生形成“提出问题，寻找证据，系统评估”的临床逻辑思维能力，针对具体患者，鼓励学生应用所学的妇产科基础知识，提出临床问题，独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可以到图书馆、应用网络等进行资料查询获得最佳证据，同时将自己所获得的证据写成总结报告。老师组织学生讨论，让其各自发表自己认为最佳的治疗方案，带教老师进行点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正确处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也可使学生由过去的被动学习转变为学习的主动者、设计者，由传统的接受知识转变为自觉探索知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从而更好地提高妇产科临床教学效果。
总之，应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临床实践的积极性，采取启发式教学，倡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广泛开展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加强基本操作训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临床创新型、高素质的妇产科医学人才[6]。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
[2]路镇美.妇产科教学渗透人本教育初探[J].卫生职业教育,2003,21(8):142.
[3]詹钟平,黄郁文,陈汉如.读诊断学教学中医学生在临床思维的培养[J].中山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105.
[4]李峻,董碧容.循证医学对临床实践和医学教育的影响[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8,8(3):14.
[5]Sacker DL, Sharon 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 [M]. 3rd ed. New York: Churchill Livingstone,1999:l.
[6]孙可丰,佟丽丽.提高妇产科临床教学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几点思考[J].中国现代医生,2007,45(23):139-140.
这个嘛,有人说,现代女性不愿意生孩子体现了现代女性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社会属性,不想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家庭当中啦!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的吗?
其实也不是说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
可以对比发达国家的女性,其生育率确实比较低,因为女性更加重视事业和个人空间,所以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可是
这些都是女性的责任吗?
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复杂,
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女性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导致女性没有条件生孩子了!
呵呵!
看看我们的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在为现实生活努力奋斗,为了吃饭房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须条件在努力奋斗,如果要想能享受得更好一点点,那就要更加努力奋斗,不论男女!
在这个条件下,谁还有心思去生孩子吖!
所以现在生孩子变成了富人的专利!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
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越高学历的女性这方面的意识会越强。另外，现在社会本科都不算高学历了，正常情况毕业的时候都22岁了，再上个研究生博士，基本上都到了28岁以上了。工作几年稳定下来大部分错过生育的最佳年龄，这个也是客观现实。任何一种现象都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原因，一定是综合合力作用下对自身最优的选择。我们很多看到的都是事物的表象。
因为生孩子这件事和高学历女性自身的利益相冲突。事业与健康还有外貌，这重要的三件事，都会因为生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健康与外貌，对所有人的影响差别不大，暂不考虑。不能否认越高学历，收入越高，并且大部分是按时上班的工作性质，当然对其事业影响越大。假设在家庭内部，生孩子获得的是奖励，那置身于社会，生孩子受到的是惩罚。当奖励远低于惩罚时，那不生孩子是一个理性选择，越高学历越理性。还有一点，社会对于金钱的关注很高。男性不想结婚女性不想生孩子都有这方面的因素。焦虑和不安全感会使人们适当放弃长期投资，更关注短期收益。眼界越高的女性，见识越多，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收入难以保证生孩子不对生活水平造成影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孩子已经变成负资产，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不再流行。总结来说就是学历高，原生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职场打工人最不想生孩子，或者会推迟生孩子。
不错，印度期刊对稿件的处理效率很高，而且作者发表文章过程中可以询问编辑进度，编辑都是很热情的，而且给出的审稿意见都是正面的，对国内作者也比较友好，
我最近也遇到了。国内可能对这个公司还不熟悉，但国外基本都知道这公司是个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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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印度老哥的评价
根据美版知乎Quora网页链接的说法，这纯粹就是个。看似你出版不花钱，了也无所谓，但实际上他们有的是办法坑你。他们不做任何审稿，改稿要花钱（据说无论改多少都要交150欧元），可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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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1.4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48.13%。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3.1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48.13%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7040.27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7464.16元，两项相加接近1.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10年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3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10.83%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28.34%和60.83%。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86.3%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3.8%。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10年前上升2.93%。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17.17%，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
生育率一旦降低是很难回升的。
这段时间根据全国数据调查，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随后这个数据冲上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热搜，自己也对这个数据比较关注，很多人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担忧，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出生率一直是断崖式下降，尤其是突破1%的大关，可以说人口出生率变得越来越低，人口危机将会提前到来。
很多人都在积极地为人口出生率出谋划策，也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根据我的观察和发现，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出生率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可能会出现回升的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变得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国家，刚开始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才能满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因此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比较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所处在的历史阶段造成的。
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工业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力关系模式，原来的人力已经慢慢地被机器所取代，所以根本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维持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人们的出生率也就变得越来越低。
其次和中国的生育政策有极大关系。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计划，目的就是要减少出生人口，以降低国家和社会的压力，这项国策的发布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项国策是正确的，但是国策实行的时间太长，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独生子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追求高生育率，反而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因此很多年轻人不再喜欢多养育孩子，而是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从这一层面上也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走下坡路。
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重，导致很多普通年轻人在养育一个孩子之后根本无力承担养育第2个孩子的能力，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在结完婚之后只敢生育一胎没有胆量再去生育，第2胎，如果再去生育第2胎，只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低，金钱压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另外整个社会的房贷车贷以及年轻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这些问题也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年轻人一代的生育率，所以从目前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出生率问题将会成为长期困扰社会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理，才能慢慢把问题解决。
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当下，鼓励生育当然是和女孩形成生产力相违背的，同时基础物质条件不够丰裕男女也很难有生儿育女的成本、时间和精力，而物质贫困还要强生的只会让家庭愈发贫困，使得该地区婴幼儿夭折率升高、失学率升高，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这和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期战略又是相违背的。生育率的问题在于保持不能多生不能不生，二孩为先，那么怎么样促成这样的生育效果呢？奖励生二孩的，惩罚不生孩子的。参照春秋两汉时期的无节操促生制度，可以做到有效促生，但那是农耕社会，阶层分化简单，只要有土地就能形成生产力，但这种促生方式管杀不管埋，人口爆炸这些人没有受过工业化教育就会沦落为农业人口，这与国家农业方面上的收田集约化耕作战略又是矛盾的。促生的目的是什么？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保持充足的工业人口（维持现有生产力），保持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口，这个目的在工业智能化未实现前很重要（一旦工业智能化实现，不需要熟练工了，那就对劳动力没需求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同时奖惩相间来达成想要的效果，究竟该怎么做呢？①解决养育的成本，尤其是育儿成本、家庭教育成本、义务教育成本，从个税抵扣来让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接近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譬如双胞胎子女、二胎家庭子女在同一学校上学的课本费、学费、校服费只出一份额，做到“买一赠一”的促销效果，经济适用房优先供给二孩家庭；②增加不生育的生活成本，包括不限于25-35为量化周期，每年会有比例逐年增加的一笔育儿金，不生的话育儿金缴纳比例逐年增高，如果过了三十五还没生育那么这十年的育儿金会合并到集体育儿金里不予退还，35岁之后就放弃督促这部分人生育了任由他去。反之，25-35之间越早生育越有利，这笔育儿金会逐年返还，而且具备国债安全性和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是25-35逐年降低，享有收益直到35岁，譬如25-27生育，理财收益就是年化利率7%，譬如28-30生育就是5.5%，31-32生育就是4.5%，33-35生育就是3.5%，当然本金少了这个收益利率也没意义，所以这个是可以加入一个额外条款的——家庭年合法收入可以放入该育儿金中享受收益红利，这样的话为了赚钱25—27的青年生育率也会变高。因为这种育儿金是双方分别拥有的，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能让老牛吃嫩草为了享受年轻人的理财收益而不断和新人结婚，所以要添加补偿条款补上漏洞，家庭育儿金会合并以利率最高的一方为准，为了鼓励同龄和近龄人结婚，一旦有一方超过35，育儿金失效双方都不能享有此收益，这样就能避免有些人钻空子。年轻时候生可以薅国家羊毛，过了35再生就是损失，25-35越早生越划算，越早生国家给托底，这样家庭压力和三十岁以后有积蓄的人是一样的。通过这些手段来调控就能有效改善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完成。比如大力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形成全民竞相生育的好氛围（政治手段），国家对多胎家庭实行补贴，免税（经济手段），严禁堕胎（法律手段），对不生育或生育少的家庭予以处罚（行政手段）等等。多管齐下，生育率很快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