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发表评论文章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号秋帆，浙江绍兴人，是20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自幼聪慧好学，16岁就中了秀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中国知识界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他毅然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先后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从而奠定了坚实的理科功底。

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了《亚泉杂志》，所载文章大都是数理化的论文，是科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904年，应夏瑞芳、张元济的邀请，他进入商务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很快编写了《最新格致教科书》和《最新笔算教科书》这两种我国最早的理科课本。

他在商务编译所担任了28年的理化部主任，由他编写或主持编写的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有百余种。除了编写教科书，他还主编了三部著名的自然科学辞典，即《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和《小学自然科辞书》。这三部辞书在我国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11年至1919年底，杜亚泉还兼任了《东方杂志》主编，历时九年。他对杂志进行了重大革新，扩大开本、扩充版面、增加插图，介绍新知识、新学说及新的科学理论。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迹就是首先由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东方杂志》能成为旧中国享誉盛名的杂志，杜亚泉功不可没。

《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我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

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

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

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

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我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

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

这就是说，他认为我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

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

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

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本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

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学创作始於1985年，主要学习小说创作。1985年11月在《江南雨》发表小说《瓜棚小记》，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受到陆文夫等前辈作家的好评，青年诗人车前子为之作评。1987年进入创作小高峰，当年5月起在《扬州文艺》、《扬州文学》、《扬州日报》、《雨花》、《中国青年》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十篇。其中：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一定反响，不少读者在来信来访时赞叹，认为小说用极短的文字，表现极为重大的时代变迁等很是难得。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立三认为：“《故里人物三记》单纯、朴素，以传统的白描，不枝不蔓的叙述和随手点染地方风情取胜。格局虽小，但也可折射中国农村的沧桑之变。”又说：“祥大少（小说人物）的败落很值得我们高兴，他的历史由盛而衰，倒过来正好是农民的历史由衰而盛。”“仅凭对一个人‘三好’这些区区小事的描写，其长度又不足2500字，便活泼泼地勾画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进步，这成绩，值得祝贺。”著名作家陈建功在他的《读后信笔》中写道：“读了《故里人物三记》，很有点儿兴奋。新的表现手法固然可喜，传统的“招数”亦不可轻弃也。”1988年因《故里人物三记》在《中国青年》征文中获全国青年文学二等奖（江苏省唯一）而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大会。同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小说集《香河风情》，陈建功作序。《故里人物三记》被收入《香河风情》一书。1949年至1998年江苏短篇小说史亦对《故里人物三记》作专题记载。1990年以后，文学创作体裁由小说转向散文，在《钟山》、《雨花》、《安徽文学》、《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新民晚报》、《文学报》、《西部文学报》等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作品，引起当地文坛的关注，尤其是对地域文化的思考更是引起了读者较为广泛的兴趣。这个时期的作品，分别收入199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楚水风物》，著名作家汪曾琪老先生题写书名，青年文学评论家王干作序；1997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乡恋》，由时任《雨花》主编的周桐淦先生作序。其中本人的小说散文集《眷恋故土》面世后，得到著名文艺理论家吴泰昌先生的高度评价，先后有多位作家发表评论文章，给予肯定。2003年6月，由香港教育研究中心出版游记散文集《屐痕心影》。2003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苏中婚俗风情散记》。小说《香河人家》1988年在《兴化报》分16次连载，散文《楚水风物》系列2003年在《泰州日报》辟专栏刊发。散文《爱上远方》在2006年10月26日《文学报》刊发后，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2006年2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香河》，列入同年度江苏作家文丛，赵本夫先生作序。同年6月在兴化举办《香河》作品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30多人对作者的创作努力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小说以细腻抒情的散文笔法，生动地描述了苏北水乡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是一幅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风俗画卷。小说先后在《泰州晚报》、《泰州新闻网》等媒体连载，引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江苏作家》、《人民网》、《中国文学网》、《文新传媒网》、《东北网》等众多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的关注，同年6月泰州人民广播电台《汤泓访谈》栏目就《香河》对作家进行了两档专题访谈，6月29日《文学报》更以整版对作家及《香河》进行了推介。《香河》在2009年第三期《安徽文学·长篇小说》刊发。本人写《香河》的体会文章：“穿行于三四十年前的故乡”发表于2009年5月7日《文艺报》第三版。2009年12月21日起广播版《香河》以兴化方言的形式在泰州电台首播，开创了泰州电台录播本土作家作品之先河。2010年5月，《香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谭驼子》收入2007年11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国卷）》。2008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瓜棚漫笔》，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名散文家王宗仁先生为之作序，同年4月10日上海《文学报》在“名家推荐”栏目对该书作推介。并于2010年3月荣获“感动中华·全国大型征文活动优秀文学作品特等奖”。2008年10月24日至28日，中国散文年会在北京召开，年会由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安徽文学》杂志社、《长篇小说》杂志社联合主办，本人应邀参加。散文《和母亲一起跳舞》在“2008年散文年会”评选活动中荣获“2008年度散文一等奖”，并在《安徽文学》2008年第十一期刊发，并获同年度《安徽文学》奖。由著名作家、评论家江曾培主编，胡永其、凌鼎年特约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2008年11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认为是直接进入文学史的权威选本，由王蒙、王元化出任总主编，该大系收录新时期以来，即1976—2000年的文学作品。本人小说《谭驼子》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短篇小说《香河女》在2009年第四期《西湖》刊发，入选2009年第七期《中华文学选刊》。散文《家的感觉在洛城》发表于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洛城文苑》（2009年7月第二十一期），散文《水做的威尼斯》发表于2009年11月28日的《国际日报》。中篇小说《冤家》发表于2010年第三期《长城》，并于同年荣获《小说选刊》首届全国小说笔会二等奖。中篇小说《谎媒》发表于2010年第四期《钟山》。2009年5月22日至6月4日，本人应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之邀，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二届美中华文文学论坛”，并在论坛上宣读了题为“细腻而广博的情感世界——刍议琦君自传体散文创作”的论文（该文发表于2009年6月号《市场周刊》），参加了该协会的“文学沙龙”活动，访问了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城市。本人被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吸收为荣誉会员。此次文学交流活动引起了当地媒体普遍关注，《世界日报》、《国际日报》、《中国日报》、《星岛日报》等华文报纸，以及凤凰卫视、当地电台等均对活动作了报道。2010年10月19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泰州市文联主办的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江苏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江苏作协党组成员汪政等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作家和诗人朱小如、黄发有、张光芒、仲华、姜广平、何平、张宗刚、马永波、黄梵、江雪、张叔宁等20余人与会。与会者认为，《香河》以个人化的方式，全景式反映了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浓郁风土人情，生动再现了那样一片交织着温馨与惆怅的特殊区域文化，显示出良好质地和诗性品格，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与会专家学者从《香河》的语言、结构、故事情节等要素入手，充分肯定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文化意义和民俗价值。研讨会上，范小青指出，刘仁前是近年涌现出的“兴化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香河》以细腻抒情的笔法，描述苏中水乡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如同一幅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清明上河图，虽属业余创作，却显示出高手本色。张王飞论述了刘仁前作品鲜明的水乡特色和乡土气息，并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兴化文学现象”予以盛赞。汪政认为，没有语言就没有《香河》，方言对于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修辞，而是具有本体性的意义。《香河》大胆运用方言写作，表现了正在流逝的社会、村庄等等，呈现出鲜明的人性美和风俗美，而当下的种种所谓风俗，往往被艺术化和观念化了，已然离死亡不远。黄发有认为，《香河》画面感强，如一幅慢慢展开的风俗长卷。小说具有某种超越时代性，投放着作者独特的思考，但尚缺乏福克纳、马尔克斯那样更深层次的观照。张光芒指出，有别于沈从文《边城》的唯美和萧红《生死场》的悲惨，《香河》更接近于讲究民间逻辑和独特叙述方式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刘仁前的叙述平静自然，娓娓道来，不过还缺乏应有的批判性和期待性。姜广平指出，刘仁前是乡土世界的传承者与守望者，几十年来，“香河”已经成为刘仁前的重要标志，他是香河的书写者，更是香河的记忆者和收藏者。刘仁前非常耐心地书写着香河人的人性的挣扎与命运的躁动，呈现了最佳的文学品质。张宗刚指出，刘仁前的小说展示了蓬勃的、野生的、自在的生命力，发散着“思无邪”式的烂漫情致和原生态美感，彰显一种可喜的混沌性、自足性、圆融性。刘仁前的散文如《瓜棚漫笔》等，运用的仍是大众化语言，总体感觉较平；到了长篇《香河》，刘仁前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气和语感，放手使用“小众语言”，大胆以方言写作，反而显出阔大的气象和格局，给人“一出手就是巅峰”的惊艳，其跨度之大，超越性之强，仿佛陈忠实的《白鹿原》之于他本人在《白鹿原》以前的作品，显示了质的提升，这是长期积淀的结果。马永波认为，刘仁前的写作是一种“有根性的写作”，《香河》没有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动作和所谓核心人物，作者以客观化视角，将乡间诸般事物一一呈现，许多情节的转折与推动，是靠风俗描写来实现的，让读者从中领略到自然与田园的淳朴之美，以及一种万物皆流的淡淡伤感。黄梵认为从文学分类的角度，可以把《香河》划入南方的“农派小说”，该类小说致力于书写地方志、方言、乡风乡俗、地理与自然史等，不注重探究具有普适性的人性，只以美学和文献方式凸现地域个性。《香河》所描绘的那些不一定存在的美好情怀，成为作者致力于让家乡通向永恒的善意虚构。江雪重点分析了刘仁前小说《香河》的语言特色及其诗意呈现，指出《香河》通篇使用了原生态的兴化方言，它所承载的是其背后强大的地域文化。张叔宁则认真考察了刘仁前作品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传承关系，引起与会专家的共鸣。《文艺报》、《文学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泰州日报》、中国作家网、江苏作家网等众多媒体对此次研讨会作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