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黄高旭发表论文

象小名（乳名）一样！

国学“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可以是现代国学。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不适用于国学范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认理不认人。）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不是的。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更正确吗？显然不是的。

字一般是和名字有联系的,一般是成年以后起,标志已成年,一般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才有,平民一般没有相近的就像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甫就是美的意思)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相反的就像韩愈,字退之(愈和退是反义)还有有联系的苏轼,字子瞻(轼,就是车前扶手的横木，全车最高处,曹刿论战中就有登轼而望之,而瞻就是望的意思,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号一般是自己起的,表达自己的志向或情趣,也有别人起的,就像水浒传里108将的外号以上是个人见解下面是引用（一）什么是名、字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_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四）别号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1．号的来历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2．“号”是怎样形成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_号“雪松道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丙，深刻的寓意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丁，特定名词的运用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_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_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_（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_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以上讲的是“别号”。（五）富爵、地望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如称“地望”：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六）少见的数字姓名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1．姓是数字的，如：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2．名是数字的，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镇崔九：崔兴宗李十一：李构直张十二：张贾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李二十：李绅白二十二：白居易3．姓、名都是数字，如：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在中国古代，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一为姓是数字的，如：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二为名是数字的，如上文中提到的秦少游秦七，黄庭坚黄八，李白李十二等；三为姓、名都是数字的，如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等。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已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是热衷于数字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名字即数字，有时候会很有意思。倘若碰上一些均取数字姓名的人，说起来如同绕口令。比如：如齐千五同齐万四打齐万念五、魏四六告高四八杨百三偷牛事、杨五六欠钱十九钱六十九贯。仅仅是听这一堆名字估计就晕了，再要判断什么是非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古时，是些什么人在以数字作名字呢？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乡下百姓占多数，还有的人虽已有较雅之名，但因为祖辈一直有数字姓氏沿用，随习俗也便有了数字之名。百姓用数字取名，简单易行，不必求助于他人。虽无多的意义，但简单好记，而且还可以明了其排行，一举两得。如兄弟两人之间，一看便可知王七要比王六小，王七是弟王六为兄。女子也不例外，也会用到数字姓氏。例如唐宋时，女子一般不取名，而是论排行，叫作“某某娘”。于是，在杜甫的《观以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的“孙大娘”，韩愈在《祭周氏二十娘子文》里有“周氏二十娘子”，唐小说中有黄四娘、荆十三娘等。但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有文化内涵的女知识分子，当时却是有名有姓的，如蜀中薛涛、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等等。数字取名的习俗一直保持到晚清，现今仍有极少数人在用，比如“周一飞”等。

“国学”，它的内涵与外延，质的规定性，学界至今尚无统一意见。但普遍认为: 国学，就是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它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独具特点且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理念和认识方法。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国粹派邓实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古代男子成人，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与本名涵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后因称字为表字。基本信息词目：表字词义：旧时人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的意义的名字。引证解释古代男子成人，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与本名涵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后因称字为表字。《旧五代史·周书·王峻传》：“ 太祖 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宣和遗事》前集：“是时 温州 有方士 林灵素 ，初名 灵噩 ，表字 岁昌 。” 清 孔尚任 《桃花扇·听稗》：“小生姓 侯 ，名 方域 ，表字 朝宗 ， 中州 归德 人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这个人姓 尤 表字 云岫 ，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起源起源于商朝，盛行于周朝，后来形成了一种制度。直到近代仍然被许多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人使用，如胡适字适之，孙文字载之，毛泽东字润之。现代则已经很少人使用了，但中国人口现有十三亿，同名同姓发生率过高，文化界现有意恢复表字制度，有些喜爱历史学的人拥有表字，比如李浩然字子檀，周启星字承启，张策字竹朿。表字，又称字，是古代的中国人在姓名之外，父母或师长为自己取的与本名意义相关的别名。现代一般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旧时人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的意义的名字。根据记载，古时男子20岁时取字，女子许嫁时取字。如孔丘字仲尼，司马迁字子长，李白字太白。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的尊重，同辈人直呼其名显得不恭，于是需要为自己取一个字，用来在社会上与别人交往时使用，以示相互尊重。因此，古人在成年以后，名字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来称呼的。北齐的颜之推认为，人名是区别彼此，字则是体现一个人的德行的。大部分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都是有关联的。古之称法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叔梁纥（hé），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1887～1958），名弃庆，江苏吴江人。他和陈去病同县，思想经历也相近。最初也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认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革命思想就此确定。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游上海，便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表现了更多的热情。作为年轻的诗人，柳亚子对当时的名色腐朽诗派，是有冲击的力量和勇气的。他在《论诗六绝句》中写道：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这时当时的气焰高张的主要拟古诗派，无异下了总攻击令。他又有《论诗三截句》，推尊夏完淳、顾炎武和龚自珍，特别颂扬了龚自珍：300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他和南社的许多诗人一样，对龚自珍诗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嗜好的。柳亚子在这个时期的诗，追怀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怀抱和理想，表现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意志，略和陈、高的诗相近。但在风格上却显然和他们不同。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俦 （《天梅遗集．诗中八贤歌》），他写了许多七言的律诗和绝句，既不像陈去病 的那样拘谨板滞，也不像高旭的那样恣肆放纵，而是清新朴实，流转自如，这是 龚自珍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语言，无论雅言或常语，在他的笔下就像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这在他的诗，特 别是七言律绝，表现得尤为明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也不像南社的许多诗人那 样容易消沉颓丧，他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铙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终 怜一着输。对诗袁声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扬的，作《孤愤》：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 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诗人愤怒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盗国，也狠狠地鞭挞了刘师培等封建余孽的卑劣。 他是南社诗人中一个少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的爱国诗人。 在南社作家中，苏曼殊（1884～1918）别具一格，倾倒一时。他原 名玄瑛，字子谷，广东香山县人。母日本人，生于日本，1889年随父回广东原籍。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他幼年即孤苦零仃。在革命潮流的激荡下，1903年，他在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时，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回国， 任苏州吴中公学教授和上海《国民日日报》翻译，后去香港，旋至惠州古寺中削 发为僧。从此流浪各地，一面留心现实，与革命党人交游，一面又追逐庸俗腐朽 的享乐生活。辛亥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更甚，竟以颓废终。苏曼珠在短短的流浪的一生中，学习了中文、日文、英文和梵文，兼工诗画， 能写散文、小说，翻译过拜伦诗和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确实表现了多方 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1903年他开始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文和翻译 小说。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苏报案发生之后，爱国运动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的时候，苏曼殊在他的作品里，也表现了爱国青年的锐气和雄心。他的诗风格别 致，自有一种动人力量。如最初发表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七绝二首：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和当时一般慷慨激昂的爱国诗歌是有区别的。 后来他所作的诗的绝大多数仍是七言绝句，如1908年的《过蒲田》：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1909年的《淀江道中口占》：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赢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歌吟生活的和谐喜悦，诗中有画，饶有意趣。但更多的却是流露着个人感伤 的微吟轻叹。辛亥革命后，益发颓唐自伤，孤吟欲绝。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自嗟（《何处》）；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泪流（《东居杂诗》）：他的身世感慨，终至泛滥无端，不可收拾。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辛亥革 命失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雪ア上 人工短吟，二十八字含馀音（《天梅遗集．诗中八贤歌》），实际他的诗的 馀音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消极情绪。苏曼殊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仅二章，未完）、《绛 纱记》、《碎簪记》等六篇，都以爱情为题材。《断鸿霍雁记》分二十七章，写 作者的飘零身世和爱情故事，《绛纱记》写昙鸾与五姑、梦珠与秋云两对青年男 女的爱情悲剧。他的小说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而文词清丽自然，情节 曲折生动。对辛亥革命后盛行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一定的影响。南社的著名作家还有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马君武（1882～194 0）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他写了一些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 的诗，如《自由》、《从军行》等，但作品不多，影响较小。周实（1885～ 1911），字实丹，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武昌起义后，他和同邑 阮式集中城中学生和各界人民数千人开会，宣布光复。由于缺乏革命经验和警惕， 他们旋被反动派阴谋杀害。周实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南社的杰出诗人。他认 为诗歌贵因时立言；严厉指斥守宗派，谋格律，重声调，日役役于揣摩盗窃之 中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他的诗奔放雄劲，感慨无端，有一种冲破封建 网罗和革命救国的激情。他的《拟决绝词》，充分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准备 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又如《民产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爱赋四章》之一：昆仑顶上大声呼，并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鱼龙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 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更表现了对革命的乐观态度。他的诗语言自然明丽，形式题材亦变化多样。 惟反映现实政治、社会，仍不够深广。宁调元（1885～1913），字仙霞， 号太一，湖南醴陵人。他很早便参加革命活动，曾被系长沙狱三年；辛亥革命后， 因反对袁世凯纂夺革命政权，在武汉又被捕入狱，不久遇害。他的诗大部分在狱 中作，尤多慷慨悲愤之辞。芘录其《武昌狱中书感》一首：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鬃已添霜。死 如嫉恶当为历，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可见其长期为革命奔走，始终不向黑暗封建势力低头，甘心献身革命的顽强 战斗精神。 中国革命先驱、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他始终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列指导并实践先进的革命文化。他敢于继承中国几千年文化中之精华，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管理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同时，他深知和善于采用文化和利用文化为他领导和进行的革命制造舆论。广泛与当时具有民主思想的文化人交往，团结先进的文化人为革命事业奋斗。其中他与南社人物的交往，具有非常的典型性。“南社”是由中国同盟会活跃人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于1907年开始筹划发起于1909年在江苏苏州周庄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鼓吹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从1907年发起到1949年最后一次雅集，历时四十余年。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南社汇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许多知名诗人、作家和学者以笔为枪；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在辛亥革命前后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巨大社会影响。涌现出许多为辛亥革命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和站在辛亥革命斗争前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有相当一部分南社人物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志同道合者和助手。也正是由于南社在当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自觉地举起反清大旗。借诗词酬唱会友，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大造革命舆论，揭露帝国主义野心，抨击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因而吸引了一批批爱国文人加入南社。从初创时的17人（多属同盟会员），后来发展到一千余人，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卓有成效的文化大军。因此，当时在革命党内有南社是同盟会宣传部之誉。但是，从孙中山的文集、书信、旨令中很难找到孙中山以同盟会政党名义与南社组织之间的交往。孙先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大量启用南社社员。据查南社社员中有百余人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要职的南社社员也有10余人之多。这一方面说明南社社员在身体力行办社宗旨，竭力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也说明孙中山对南社同志的高度信任。本文以孙中山先生与南社一些知名人物的交往做一些述叙和讨论。 （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侠之风。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勇队（在日、中国同盟会（在燕湖）等革命团体，组织过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远到岭南，进行革命活动，图南此去舒长翮，逐北何年奏凯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现了昂扬豪迈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尤嗜文章，于诗歌叙记迄碑铭论著咸有述作，诗作的最多。他的诗大抵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游侠剑客，借以抒发革命怀抱，感慨生平。写革命壮游，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尤足表现其高歌慷慨、雄心勃勃的革命气派。芘录后一首：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鉴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烈日中忽遇阵雨），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他的诗一般去华反朴，屏绝雕钅才，拘守旧风格较严，苍健有力，而鲜明生动不足。陈去病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与组织者。1874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镇。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柏儒，别字病倩，圣虹亭长。15岁起随名儒诸杏庐学古文诗词，22岁成秀才。曾与金松岑等在乡办雪耻学会，拥护维新变法。1902年加入进步教育团体上海中国教育会。1903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1904年在沪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与高旭、柳亚子在苏州发起成立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创办《大汉报》，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随孙中山赴广州“护法”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孙中山督师北伐时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孙中山逝世后陈去病专心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工作，曾任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陈去病工诗善文，在辛亥前后多借历史题材作反清宣传工作。多见于清末民初报章杂志上。1932年10月4日染急性痢疾逝于同里宅第，墓葬于苏州虎丘冷音阁下。陈去病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间十分注意国家的建设。从1906年起，他先后陪同孙中山考察了杭州湾、乍浦港，对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形成，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孙中山曾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1925年孙中山北上，陈去病始终追随左右。孙中山留下遗言“欲葬紫金山”陈去病为此亲自奔走操劳，为中山陵的建设费了许多心血。以上史实可看出，孙中山与陈去病不仅是革命同志关系，也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范鸿仙名光启，别署孤鸿，哀鸿，浅黄，解人等，安徽合肥人氏，清末明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名报人，铁血军司令、烈士，后赠陆军上将，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舆论旗手。鸿仙先生于1910年8月16日南社在上海张园第三次雅集时入社。在《南社丛刻中》有其遗作《记宋先生遗事》等有关宋教仁革命史料。范鸿仙始终将南社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一方阵地。范鸿仙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起与李锋等在沪创办《安徽白话报》。1909年5月至1913年10月帮助于右任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并任主笔政。他参与创办三报中，在《民立报》时间最长。他发表署名哀鸿、孤鸿的论文、短评，以犀利的笔锋、博雅的文采、宏论崇议、抨击清庭，鼓吹革命，宣传民主，深得人民大众爱戴，而中外反动派则为之侧目惊心。孙中山先生常说：“范君一枝笔胜十万师。”可见孙中山当时深知革命舆论之重要，对范鸿仙何等器重。但是范君又深知革命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就可以成功的。他在口诛笔伐的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党人政治、军事、组织的筹划工作，奔走呼号，竭尽全力。1908年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战役，武昌起义，光复上海、南京他都曾参与筹划，并付之行动中。在《范鸿仙先生行状》中有“盖广州之役、武昌之师，先生参谋筹划之功多焉”的描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但清庭起用袁世凯以作垂死挣扎。孙中山先生宣布北伐，范鸿仙向孙中山请命组建铁血军参加北伐获准。范返回安徽，亲赴江淮，召募5000健儿，组成铁血军，自任总司令。是年2月2日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宣言书》表示与满清和袁贼不共戴天，对孙中山北伐主张予以积极支持和帮助。2月3日便出师卢州，分兵南京，进攻颖上、毫州。5日又发布《铁血军檄满将校曲文》，号召清军投奔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动摇，南北议和，范竭力反对。又因党内分裂，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政权为袁世凯窃取，范鸿仙重返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袁世凯为笼络范鸿仙，曾以高官和金钱美女为诱饵均被范严词拒绝。但此时，范对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政事部干事却欣然接受，其爱憎分明显昭。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卖国的“善后大借款”暴露，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孙中山及多数革命党人都主张武力讨伐。范鸿仙利用《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重要喉舌首先伐难，口诛笔伐袁贼滔天罪行。当二次革命发动后，7月21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时，孙中山急令各地响应。范鸿仙立即赴芜湖，号召铁血军旧部李振鹏宣布独立，官兵踊跃从命，立即以李振鹏名义宣布讨袁。他并亲去正阳关与柏文蔚，凌毅（蕉庵），凌昭（铁庵）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正阳关军事会议。筹划白朗起义，敦促安庆胡万泰反正并招募三旅新军，攻打大通，袭取颖州等以北定准上诸郡，形成了一支军事力量攻打张勋之部。但由于各省步调不一，革命党内部涣散及准备不足，缺乏群众积极参与支持，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及一大批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范鸿仙也在被捕名单之中。他化装、改名逃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决意另组中华革命党，范与陈其美积极赞助，率先加入并积极发展党员，他对孙中山先生真是患难与共，忠实追随。1914年2月初范鸿仙、陈其美受命孙中山回沪，设中华革命党机关于上海嵩山路，筹划组建中华革命军发动军事讨袁，策反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部。由于叛徒告密，袁世凯以6万大洋悬赏范的人头。1914年9月20日深夜，范鸿仙正在机关起草军书，被郑汝成所派刺客将他刺倒又补开二枪，击中要害当即牺牲。孙中山得知范鸿仙遇刺悲痛不已，继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接连失去两位亲密战友。曾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写到：“前月范鸿仙君在沪被刺，范君系安徽旧同志，办事甚久，此次担任上海事，已运动北军过半。袁贼一方知其势不可遏，乃悬红暗杀之，花红六万元，其死与宋教仁相类。”国府明令：“先烈范鸿仙，性行忠纯，才略优迈。辛亥光复时，纠合义师，力克金陵，厥功甚伟。讨袁之役，转战皖沪间，屡濒危歹，百折不回，乃大志未偿，被狙殒命，追怀遗烈，轸悼弥深，亟应特予表彰，以阐潜德。范鸿仙着追赠陆军上将，用示国家崇报忠烈之至意，此令。”此后，孙中山在日本还亲自接待了范鸿仙夫人并劝慰其好好抚养子女，将来革命成功一定会照顾其家属生活。1936年2月由林森、于佑任勘探视察选定墓地，为范鸿仙举行国葬于中山陵园东侧马群附近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