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水手之歌近五年发表论文

对于流行音乐的欣赏来说这永远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因为不管是流行音乐的跟随者也好还是对流行音乐有歧视的人群也好。

现在中国的流行音乐，无论是词还是曲，都可以说是在慢慢的退化和僵化，尤其是歌词最为突出。现在的流行音乐，歌词都是空洞无聊到了极点，加上又是谱得一手烂曲，简直就是强奸人的耳朵嘛！跟以往的一些经典流行曲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差了无数个档次。以前的比如《英雄泪》

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中国作曲家。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入岭南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1940年去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 其中《黄河大合唱》是最杰出的大合唱影响最为广泛。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简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冼星海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特别是《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大激发和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士气和斗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音乐至今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对振奋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非常喜爱冼星海的音乐,平时也注意阅读他的生平事迹资料,研读他的音乐理论和创作。今年是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正好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我特别撰写了这篇介绍冼星海的文章,希望通过它,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冼星海,认识冼星海,进而喜爱他的音乐,学习他的精神。我想,这也是我对冼星海最好的纪念。 一、从渔村走进音乐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父亲冼喜泰曾做过水手,后以捕鱼为生。冼星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黄苏英寄居在外祖父家。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从10岁开始,他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1918年,他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六年。他酷爱音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担任过指挥,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5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同时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兼任图书管理工作。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后来,他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当年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靠朋友的帮助和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法国,实现了到巴黎学习音乐的愿望。 二、艰辛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 对在巴黎求学时的贫困生活情况,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三、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开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维持生计,其间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运动会歌》,这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正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1936年,他参加了孙师毅和吕骥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组织。他要让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用他的音乐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我们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战歌》、《救国进行曲》和《运动会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由于这些歌曲的销售量创造了该公司的纪录,他还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然而不久,《战歌》的唱片和母版被当局没收销毁,他便辞职离开百代公司,仅靠给电影写些歌曲为生,义务给领导救亡歌曲运动的干部教作曲和指挥,到进步歌咏组织教唱。不久,新华影片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 后来,他又从新华影片公司辞职,但仍在上海进步文化界、音乐界里,从事配曲、教唱等工作。冼星海对教育和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办了“山海工学团”,便定期去该团做辅导,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评价自己在上海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救亡文艺宣传工作,最后来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汉。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起几十个歌咏队,举办了许多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这个时期,他工作和创作的热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达武汉前,为了深入生活,他来到汉冶萍煤铁厂,在矿厂里住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他还下到煤矿井的底层,与矿工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况。他感触至深,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冼星海更坚定了走救亡音乐道路的信念。这时,他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 冼星海虽然比聂耳年长七岁,但他十分敬佩聂耳,充分肯定聂耳等人所开创的革命音乐道路的重要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称聂耳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聂耳开创的救亡音乐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救亡文宣工作的种种制约,使他的音乐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越来越困难,他萌发了离开武汉的念头。这时他经常见到“抗大”、“陕公”的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使他深受感染。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正当他注意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给他来了两次电报,这样,他就决定去延安。 五、走进抗战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最初,他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没过几天,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他刚走出房门,炸弹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赶忙卧倒,炸弹便在他面前炸响。他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亲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残暴。 冼星海受聘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于1939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一次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听得很入神,毫无倦意,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天亮。由于他热情诚恳,找他请教和修改作业的学生众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去拜访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李焕之、李凌等都曾受教于他。冼星海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 最近,为详细了解冼星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当我会晤或派助手拜访一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志时,他们都对冼星海的为人称道不已,有人说到动情处竟至潸然泪下。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为人的亲和力。 当时延安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条件很差,仅有的一架钢琴,后来被日本飞机给炸了,少数几把小提琴还是个人带来的,其他就是一些民族乐器。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风貌、斗争意志,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却激发起冼星海高涨的创作热情。在这里,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赴苏执行任务竟成了与祖国的永别 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1940年5月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在苏联期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因在中蒙边境受阻,被迫折返乌兰巴托,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授音乐。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苏联的中亚地区,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奈等地停留。在那里,他同苏联的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协助建立库斯坦奈的音乐馆。 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不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伴奏总谱,还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并写下了《神圣之战交响乐》等四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还完成了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冼星海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无法根据实际演奏效果修改定稿,这些已成了永远的遗憾。然而,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当年11月14日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七、救亡音乐的丰碑,时代精神的强音 冼星海是一位罕见的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音乐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可由于战乱,大多已散失,现存只有200余首。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具体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性、描绘性与鼓励性融于一体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等;有反映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创作的优秀电影歌曲,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等。 冼星海善于运用独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多样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进行音乐创作。这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冼星海在器乐创作中把重大的题材、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标题性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套曲创作。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又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创作的成功典范。 八、《黄河大合唱》的震撼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的代表作。他很早就有一个宏愿:用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创作冲动的必然结果。 1938年10月,诗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当他见到黄河的惊涛骇浪,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弦。在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诗人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不久,光未然因行军时不慎摔伤,回延安住院治疗。冼星海与他在上海时就认识,得知消息后前去看望。见面后光未然谈起创作朗诵诗的构想,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他把它写成歌词。稍后,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诗句,经人协助笔录,终于完成了《黄河吟》,这也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1939年春的一天,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的一个宽大的窑洞里举行晚会,光未然和冼星海都应邀参加。光未然带病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诗。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于3月26日开始了大合唱的创作,到3月31日,《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仅用了六天时间!这虽然还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为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冼星海不愧为是作曲大师! 在钦佩冼星海的才华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的艰辛劳动。实际上,在拿到歌词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仅为收集创作素材作了细致的调查,而且为写作大型作品进行了先期的“练笔”——完成了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创作和排练演出。他还多次要求人们讲述渡黄河的情景和感受,对很多细节都再三追问。他还去学唱船工号子,后来用到了《黄河船夫曲》中。在创作期间,他经受了疾病的困扰和夜以继日的辛劳。为了尽善尽美,他支撑着病痛之身反复推敲,每写出一章,就请人试唱,再做修改,仅《黄河颂》就改了三次。 《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后,在冼星海的帮助和辅导下,经过十余天的排练,于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紧接着,从4月25日起,冼星海又连续十次亲自指挥“鲁艺”的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员从开始的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感动地连声说“好”。以后,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主要节目。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也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在美国、加拿大、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广泛演唱,成为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对《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进行修订,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次修订,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音乐,重新编配了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总谱。由于冼星海当时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还有不尽完善之处。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了苏联舞台,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用俄语演唱。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雄壮而激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生活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心声,震撼着神州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敌,夺取抗战的胜利。《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在于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融声乐、器乐、文学于一体。就合唱而言,给人以音乐与文学“协奏”的感受;歌词与音乐意境高远,形式灵活多样,富于歌唱性和音乐性;贴近劳苦大众,雅俗共赏,富于普及性;注意用情节、戏剧性渲染刻画人物;从艺术借鉴上看,它还带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全曲由八首歌曲组成,既各成章节,又浑然一体。《黄河大合唱》是一部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传世名作,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黄河大合唱》产生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比拟。 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不久前,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告诉我,2005年2月23日至4月1日,他们到欧美七个国家的22个城市巡回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仍然是震撼西方乐坛的作品。他在描述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这部作品的情景时说:“《黄河》时而翻卷澎湃,时而深沉低回,时而轻舒徐缓。在20分钟的演奏过程中,我与全体演员始终噙着眼泪,年轻钢琴家郎朗的真诚泪水也与亲切的琴声一起,感动着台下的听众。美国听众和中国艺术家的情绪完全沟通融汇,人人热泪盈眶……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个享誉全球的文化殿堂,最让我感慨和难忘的,不是乐团对古典名作的独到诠释所引来的全场欢呼,而是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带来的巨大震撼。加演一曲整整20分钟的大作,是音乐会中的罕见之举!”我想,爱乐乐团这样安排,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九、音乐理论的贡献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从他的这些见解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冼星海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音乐创作技巧形式多样。他曾说过:“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我还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收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现在作曲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最后那一种。”他运用在国外学习到的作曲理论和技法,进行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特色和风格。他力图用新音乐把中西音乐的精华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强调与真、善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美,在艺术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把中国音乐提高到“国际乐坛地位”,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屹立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不仅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人们都呼唤和期待着中国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冼星海提出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是否正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方向呢? 最后,我还有一个愿望。冼星海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这使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散佚失传,他的很多生平事迹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清楚。我们纪念冼星海,还需要深化对冼星海的研究,发掘和收集他的音乐作品,使他尽可能完整地伫立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宝库中。 参考资料：

刘绪贻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一)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二）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三）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