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最多的地质学家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陈梦熊

( 国土资源部)

一

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道路上，

丁文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经过艰苦耕耘，播下了地质科学的种子，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园地。

二

民国元年 ( 1912 年) ，在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内，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机构———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

1913 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质研究所，

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

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兼任地质科的科长，

从此肩负开拓中国地质事业的重担。

三

为了在全国开展地质调查，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

首要任务，是要培训一批地质人才;

把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

暂时办成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讲习班。

四

三年紧张的教学活动，

引进了国外地质科学的新教材、新理论。

不仅狠抓基本课程，还要狠抓野外实习;

为了苦练基本功，西山成了练功基地，

亲自带领年轻一代，登山涉水，跑遍大江南北。

五

1916 年，18 名风华正茂的青年，

共同庆祝正式完成学业;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由本国培养成才的地质学家，

根据外国专家的评语，这批年轻学生的水平，

并不低于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证明，他们有的成为著名教授，

有的成为各个不同学科的专家权威，

为开拓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16 年，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三位地质界元老的积极倡导下，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设在政府机构内的地质调查所全面开始工作，

丁文江光荣地被聘任为第一任所长。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地质队伍，

真正地成为自己大地的主人，扭转了长期以来

只有外国地质学家独占天下的可悲局面。

七

丁文江是一位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地质学家;

他十分重视野外调查，一再强调

地质科学必须密切结合野外观察。

1911 年，当他刚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大地上，

他没有急忙赶回苦苦思念的家乡，

去看望年迈体衰的爸爸妈妈，

而是匆忙走向他所向往的云贵高原，

在崇山峻岭中，开始他的地质生涯。

八

1913 年，当他刚刚上任不久，

就把筹建地质培训班的工作安排妥当。

他又急急忙忙前往山西，

开展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

他在 《农商公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被认为是中国地质学家，

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学术性篇章。

九

1914 年，他再度远征西南边陲，

单枪匹马，在荒山野岭进行探险式的野外考察。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

他从西南到东南，从华北至东北，

马不停蹄，跑遍了神州大地。

特别是 1930 年前后，他组织了地调所的主要力量，

开展了一次西南地区地质大考察。

丁文江生前硕果累累，仅经后人整理

编辑出版的地质调查报告，全书就达 746 页。

他对煤田地质和地质构造造诣颇深，

对地层学犹多建树，曾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丰宁系分层》等重要论文，其中对下石炭统的划分，至今仍被引用。

十

丁文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

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和矿业开发家。

他曾在龙烟铁矿、北票煤矿、中兴煤矿等矿业公司，

以及石景山钢铁公司等，担任总经理、董事长，

对促进中国采矿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 1917 年发表的 《中国矿产资源》，

是中国最早发表的一篇介绍矿产资源的英文论文。

由他编著的 《五十年中国之矿业》、《中国官办矿业史略》，

以及 《中国矿产纪要》( 与翁文灏合著，1921) 等著作，

都是有关中国矿业发展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十一

丁文江博学多才，才华横溢。

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科学活动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二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并兼任 《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15 年。他还一度担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他曾列席巴黎和会，

并去苏联参观访问，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表示赞赏。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土地被侵占，

他和胡适等创办 《独立评论》，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他积极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是一位真正爱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十二

1936 年元月 5 日，丁文江先生在湖南长沙

不幸因煤气中毒，医治无效去世。英才早逝，

全国地学界、学术界同仁，无不深感惋惜和悲痛!

丁文江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为推进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不愧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

丁文江先生热爱祖国，毕生追求真理，

为人光明磊落。他治学严谨，刻苦钻研，

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国地质事业的史册。

我们永远怀念他!

自已再精简下！！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